更正教输入中国的预备时期
当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更正教人未尝不注重到这东方的大国，所以也有过种种的计划。相传17世纪乔其·福斯（George Fox）曾经这样叹气地说：“唉！能不能唤起几位热心的教徒，把真理宣布到中国去？”这句话是不是实在的？我们现在却无从断定；不过在他的日记中，的确记着：
在1661年有三位教友，名叫施丹白（John Stubbs）、考司曲路（Richard Costroppe）、福尔（Henry F．Fell），他们很勇敢的开始到中国传教，经过了不少的困难。
结果怎样？却没有知道。
莱伯尼志（Leibnitz）对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非常感兴趣，因此，在17世纪提倡更正教徒也照样做去，希望由各宗派联络起来，能在中国产生一个没有派别的教会；虽然得着各方面的赞同，但可惜没有实现。1798年有一个非国教牧师马锡兰（Mosley）在英国请求把《圣经》译为中文，并叫人注意在博物院中已有译成之中文《新约》一部分。1801年“伦敦传道会”就讨论到派送传教士到中国的问题，但是没有方法进行，决定先筹备一笔款子，以便将来可以应用。同时，“大英圣书公会”主张印刷博物院里的《圣经》稿子，以便分散到各地方。
当时更正教中注意到中国工作的，有三个人，一个是“伦敦传道会”中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个是在锡兰浦（Serampore）的克理（Carey），领导着许多热心同志，在印度各部分建设传教团体，并且把《圣经》译成东方的各种文字。还有一个叫马士曼（Marshman），他热心研究中国文字，请了一个阿美尼亚（Armenian）人名叫拉萨（Lassar）的帮忙。拉萨是生在澳门的，所以懂得中文和中国话。1805年马氏到了加尔各答（Calcutta），遇着一位懂得中文的牧师名白奇南（Claudius Buchanan），就跟他学习中文。同时，有一个到过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和一个从北平来的中国人帮助他，开始翻译《圣经》。后来拉萨同了二个中国人回到锡兰浦，在马氏的指导之下，于1811年完成了翻译的工作。最有关系的，当然要算是马礼逊。当1805年“伦敦传道会”计划派送传教士到中国，最初打算派遣一位老年的教士名叫范达根（J．T．Vanderkemp），因为他多年在南非洲传道，所以他不愿离开非洲。后来又想派一位名叫勃朗（Brown）的去，结果也没有成功。于是马礼逊就当了选。这时候中国正是大门关闭得很紧。因为天主教会为着礼仪问题，起了内部的纷争；想不到这纷争，竟变成了教皇与中国皇帝的问题，便惹得康熙动怒，取缔中国的传教。到了雍正，更厉害了，发出了禁止全国天主教的上谕。所以从1700年至1842年之间，天主教在中国便没有活动的机会。这又回到元朝以后利玛窦以前的情形，有一百多年的中断。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与1858年《天津条约》里规定“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之后，不但天主教得以卷土重来，继续他们已往的工作，即更正教亦得公开地进入中国。此后基督教在中国，便有天主教与更正教（亦称耶稣教）两派并立，继续进展了。天主教传教中国的根据地是澳门，所以更正教初来中国的时候，便受着很大的阻碍。我们读到马礼逊传道的经历时，看见当时所受的困难，不单中国官厅的严禁，人民的反对，更有天主教嫉妒的压迫。终于以马礼逊的艰苦奋斗，建立了更正教传教中国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到更正教输入的起头，不能不对于这位开路先锋的马氏，表示相当敬意，把他的工作在这里介绍一下，以表一若前面对利玛窦一样的钦佩。
劳勃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谁都不能否认他是更正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以前虽然印度浸礼会有过一位教士名叫马士曼（J．Marshman）的，曾经研习华文，得着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把《圣经》译成华文的事实，到底在中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所以还要让马礼逊居首位。不过那时候中国的传教门户还没有开放，虽然传教士的足迹已经踏进广州，因为不能公开，还只好算是预备时期。
当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传道外国的志愿。“伦敦传道会”命他选择非洲或中国时，他决定了中国为其目的地，便开始学习起中国文字来。他访到一位广东人名叫杨善达的做他的教习。同时，从伦敦博物院里找到一本不完全的中文《新约》，天天照样地小心誊写。这本残缺的《新约》，并没有翻译者的人名，或者就是马锡兰所说的那一本，但却成了后来马氏翻译《圣经》的根据。他虽然这样热心地预备着，可是中国海禁甚严，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也不许传教士乘坐，因为这时从英国到中国的交通枢纽，只操在“东印度公司”手里，他们不赞成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原因，恐怕影响到他们的商业。没有办法，他只好绕道先到美国，再从美国乘船过太平洋到中国来。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到达广州，秘密地寄居在一个美商货栈里，殷勤读书，学习中文，在生活居住上，都仿效中国人，饮食衣服都中国化。后来却觉得影响到身体的康健，便一方面改变以前的方法，脱去中装，恢复旧观，一方面打算易地调养，暂赴澳门居住。他在澳门认识一位莫小姐，发生爱情，遂于1809年结了婚。“东印度公司”也在这时候聘他为中文翻译，做了公司的职员，便可以免去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担心，而且得到了公司的薪水，也可以免得依赖传道会的津贴，同时，更可以借此考求中文。“伦敦传道会”也赞成他的办法。从此，他便一面办公，一面翻译《圣经》，往来于澳门广州间，可以不受天主教的反对。但是天主教仍旧禁止教友与马礼逊往来。除了在广州寓所里举行家庭礼拜外，每礼拜日在澳门举行正式礼拜。他这样独个儿工作到1813年，才由伦敦派来一个叫米怜（Milne）的同工，自是非常欢迎，却不料遭受官厅及公司的反对，米氏便不能在澳门广州安身，只好到南洋群岛去找寻立足之处。后来到了马剌甲为根据地，在那里从事于刻板印书的工作。1814年使马氏最快乐的一件事，便是收得一个信徒，是七年工作中惟一的果子，就是那位帮助马氏印刷工作的蔡高，于九月九日中国的重阳节那一天，在澳门一处幽静的海湾中，施行了洗礼。他做了中国更正教第一个信徒，虽然没有多大事迹可考，但却是一个忠实信徒，不幸在1819年便死了。关于他的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患肺病死的，一说他是被天主教徒诬陷，死于香山县监狱中的。后来他的兄弟—兄名亚兴，弟名亚三—二人，都信了福音。
马氏努力于翻译《圣经》与撰著布道文字，雇工刻板印刷。这时已经成功的，有《使徒行传》、《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说》、《耶稣教法》，以及《旧约·创世记》等书，并且进行编辑《华英字典》。这事不但引起中国官府的注意，捕捉印刷刻板的人，也为“东印度公司”英国总部所不满，要辞退他的职务。曾经写信给他这样说：
本部听说先生印刷中文《圣经》和《劝世文》，引起中国反对。皇帝下有谕旨，禁止这书，并要重治相帮的人。我们想这样作去，与贸易总受影响。现下议决，公司辞退先生职务。
因为那时候，印教书是有干禁律的，清廷曾颁布过禁止的谕旨，里面有话说：
自此之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
可见信教及印刷教书等事，都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上述的蔡高兄弟等以及1816年在马剌甲入教的梁发，都是帮助他做印刷工作的人。说到梁发，是广东高明人，本来是学习雕板的，在一个离洋行街（亦称十三行）不远的印刷所里做工，因此，得与马氏发生了接触；曾经向马氏请求过洗礼，马氏没有答应他。后来他跟米怜到马剌甲去，便变成一个热心慕道的人。他替米怜雕刻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板本，大受了感动。在米怜牧师1816年11月3号礼拜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的话：
今日十二时我以三一神之名，为梁公发举行洗礼。此礼是私下在传道所的一室中举行的。他是广东省人，年纪三十三岁，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之外，并无其他亲属。他受过普通教育，能读普通书籍。1815年，他伴我由广州来到马剌甲，他告诉我，他曾被雇雕刻我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是否看了这本书而受感动的，那我可不敢断言。
这一位在中国更正教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的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后来做过一番伟大的开创工作，已经有一位麦沾恩（George H．McNeur）牧师替他做过一册专书，叙述他的生平，我们在那一本书里看见他为耶稣的道理热心工作。他与米怜在马剌甲共事三年，在继续帮助翻译印刷之外，于1818年帮助创办一所“英华书院”，教育中国儿童，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学校—后来这所学校从马剌甲迁到了香港，到现在还存在—他更热心地撰著布道小书，一本叫《救世录撮要略解》，末了附着几段经文、三首圣诗和十诫，篇幅虽只三十七页，却是第一本中国人自著的中文布道书。他把这书稿带到广州给马礼逊看，印成了二百本，分送亲友，却不料因此掀起了大狱。中国官厅把他下在监里，销毁了版本，并且牵连到马氏所印的书，连蔡高之弟蔡亚三也一并捕去。梁发被打了三十大板，血流至足，经马氏挽有力商人设法营救，才得罚金释放，回到马剌甲，仍旧帮着米怜做翻译《圣经》的工作。《旧约》中从《申命记》到《约伯记》那几篇，是米怜译出的，梁发在雕板印刷之外，或者也参与翻译方面的事。这时候他听到在先一年所娶的妻子黎氏，在家乡—高明—快要生产了，便不能不打算回家，一面也希望他的妻子信道。果然，不久都偿了他的愿望。马氏在报告的信里说：
米先生施洗所收的教友梁发领着他的妻子也信主领洗，过了十天，又领他的儿子进德来领洗信主了。
他把妻儿都献给上帝之后，仍回马剌甲，不料那患难相共的朋友米怜于1822年6月2日因患肺病而死，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他在东方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工夫，他那不朽的工作，像上述所译成的《旧约》一部分，与创办了“英华书院”外，并且出版一份月报，叫做《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可以说是第一种中文报纸。他又著成一本华文小书，名叫《两友相论》，是1818年出版的。米怜虽死，梁发却继承他的精神，像以利沙之于以利亚一样，回国来传教了。
这时马礼逊已经工作了十六年，完成两大著作，一即完成新旧约《圣经》的翻译；一即编成一部《华英字典》，这本书所用的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全书凡六册，注释详细，风俗人物，无一不备，印刷费需要一千二百金镑。这是一件高兴的事，不过在高兴之中有一件不高兴的事发生，就是在三年前所娶的妻子故世了，他的子女已经送回国去，只剩他孤独地在客旅中，所以他想预备回国一次，作短期的勾留。但使他踌躇的，便是在广州澳门间没有人替代他传教的工作。恰巧梁发回来，却使他非常高兴，就封立他为宣教士—更正教在中国第一个牧师—他自己就在1824年回到英国。在梁氏一方面，他既已接受了这重大的责任，格外地热心传道，同时注释一部《希伯来书》，又做成《真传救世文》的短论。在马氏一方面，回到了已经离开十六年的祖国，到处受人欢迎，并报告中国教会情形，引起多少人的热情。他又在这时候续娶了，于1826年带着新夫人及前妻的子女重回澳门。中国官府与天主教都注意他的行动，使他不敢公开讲道，只能用工在文字方面。马、梁二人常常在一起，马氏曾说到梁氏的宗教生活，有“如何勤读《圣经》，如何长于祈祷，虽然天性暴躁易怒，然却在人前公认是基督徒。他注解《罗马人书》，于我们外国传教士极为有用”等语。
1828年梁氏在故乡感动了一个少年名叫古天青，为他举行洗礼。就和他在本乡办了一个私塾，这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第一所更正教的教育机关。马氏向“伦敦传道会”报告，有关于梁氏的话说：
梁先生在主办学塾和向其乡人传道之外，还著大批布道小丛书，此类小丛书共有十二种。其中一种是为儿童而作的基督徒问答书，其他都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发的反对基督教的问题而作的。
因为马氏对于这些小书，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把这些小书的原稿送到马剌甲“英华书院”去校对付印。可见他们同样在著作方面努力。在1829年，有一个英国画家名叫程耐里（Chinnery）的，替马氏画了一幅画像，上面画着三个人，马礼逊手执一卷洋皮书，坐在左角有二个助手，一个老年的俯着头在执笔写字，一个站在中央注视老者所写的少年。有人认为这老年执笔的就是梁发，少年叫梁滔，但是据湛约翰博士的考据，“那老者并不是梁发，其名叫陈老宜，少年叫李十公，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曾在葡萄牙留学”。证明这画图的以误传误。我们研究马、梁二人的历史，看不出他们合作翻译《圣经》的事，只知道梁氏曾注释过几卷《圣经》与撰著过若干布道小书而已，所以湛博士的话是有理由的。
1830年，在这个小小教会里又增添了一个教友，名叫屈昂。他本来是梁氏的印刷徒弟，后来做了梁氏的传道助手，帮助分散圣书和劝世文。那一年正是美国派遣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与雅裨理（Ablee）二人到了广州，马氏非常欢迎，邀他们到家中，乃与梁发相见。他们甚至说“梁发很像耶稣”。在相别的时候，举行一个简单的礼拜，梁氏领导祈祷，马氏把他的祷文译为英语，并且对这二位美国朋友说：“梁发的祷文，与一般形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不同，乃适合于当前的环境，使听者觉得是出于真心的。”他们从此得着一个很深的印象。
虽然这时候取缔传教与信教的法令非常严厉，但是那位梁发一点也不畏缩，常常在一般拜偶像的人群中，斥责他们迷信，并且逢人便讲耶稣真道，在广州旅馆中曾经劝化了旅馆主人林某，与做泥水匠的李新，都做了基督徒。又陆续收了几个教友，在1831年他领了他的父亲梁冲和他二个儿子，祖孙三人同日受洗。1832年在他给“伦敦传道会”的报告中这样说：
在此数年中，已有数人信从救主，加入教会。此地差不多有十人，一心一志，继续事主。
可见这时在广州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团体，这一个初期的教会，常常在马礼逊家中聚集礼拜。因为人数的增加，给予梁发不少的勇气，更努力于小书的撰著与印刷，在每逢乡试的时候，分散给赴考的生员。（从前科举时代，每三年在城举行考试，名曰乡试，赴考的都是些各府县的秀才。每逢乡试，有许多人乘机分送讲因果的所谓善书。梁氏学着这方法，乘机分散布道书）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1833年到广州，与梁氏相见，曾经说到过他的分书情形：
他现在尽力从事于著书，而且已经派送过数千本了。不久以前，在广州举行府试，有二万五千个童生从各县到广州来，梁发雇苦力数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贡院前面去，他在那里尽力把生命之道传播与这些知识阶级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个仪容可敬的老人，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1834年，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就是那位更正教的中国晓星马礼逊，忽然在8月1日晚间休息在救主怀中了。他那二十七年的苦心经营，希望进入中国内地的宏愿，没有实现，还只局促于广州澳门之间，虽然曾经在1816年做了英国专使的翻译，跟着到过北京，究没有像利玛窦那样立定脚跟，在他可以说是赍志以终呀！然而他那种勇敢的精神，实在可以感召后来者的热忱。总税务司赫德曾经这样说：
马礼逊在屡次失败和绝望中努力奋斗，卒获胜利。英雄不是只能在战场上遇见，我们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马礼逊就是我们在平民阶级中所找到的英雄。
梁发在那时感到同伴的去世，觉得生命的短促，应当趁着白日加倍努力，所以继续他那分书传道的工作。恰巧这一年又轮到了乡试，又约了他的同伴周亚生、梁亚新、吴亚清，连日分送出《圣经日课》二千多份。数天之后，忽然发生意外，知府把分书的人捉去了好几个，并且捕去他的几个亲戚，结果，靠着裨治文、马儒翰（马礼逊之子）托人向知府说情，缴纳八百元赎金，被捕的人乃得释放，不过还是要严缉梁发。幸亏裨治文把他和他的儿子进德藏到伶仃岛一只船上。他虽然经着这一次风浪，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从他分送小书的工作上，发生过很大的效力。就是那个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在赴考的时候，从他所发的小书得了感动。他们既然逃避在伶仃岛，后来便从伶仃岛到新加坡、马剌甲等处，继续传道。还有那个屈昂，也因为官厅说他是私通洋人，要通缉他，逃到马剌甲，和他们同工。这班教友遭着非常的压迫，“伦敦传道会”就派了麦都思博士来慰问，于1835年7月到了广州，遇着一个从梁发受洗的秀才名叫刘蔗泉，他是一个文学很有根柢的人，梁发尝把所作小书请他润色；因此，他受着感动，于不幸事件发生的上一年领了洗。他们一见之下，便成好友，不过因为风声仍紧，只好躺在家里。梁发之子进德回到广州，也躲在裨治文家中，那时他的中英文学识已经很有程度，裨治文对于他抱着很大的希望。鉴于那时的情形，恐于他有所不利，不得不把他送到新加坡去。后来因为麦都思分送小书的缘故，又引起了中国官厅的注意，朝廷派了专员到广州查究外人分书的事，发觉裨治文也是个极有关系人。但他是外国人，因此牵连到许多中国商人，风声愈来愈紧。裨治文再把进德送到马剌甲。屈昂的儿子被捕监禁，经过好多时才释放。
这时这班教友，大都集中在马剌甲，努力地印书和传道。有个创制活版华文铅字的戴尔（Dyer），就是创立内地会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牧师的岳父，热心传道，与梁发共事。所以1837年，可以说是马剌甲的黄金时代，这一年竟有三十人受洗进教。梁氏又襄助美国公理会杜里时（Tracy）翻译一本小书，名叫《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同时，他自己做了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鸦片。1839年，梁氏回到广州，那时在广州没有英国教士，只有几个美国教士，在这不安定的局势下，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同时，因为鸦片问题，中国和英国陷入于战争状态。马儒翰正在做英国驻广州领事，梁进德在林则徐手下任英文翻译，以及公理会“博济医院”院长伯驾医生，都为消灭这行将爆发的战事而努力，然而却没有效果，战事终于在下一年发生了。梁氏正在对时局极其悲观的时候，得着了两桩欣慰的消息，就是（一）马礼逊的长婿合信（Hobson）医生，奉了“伦敦传道会”的差遣到中国来，只因为时局的关系，停在澳门工作，后来才到香港。梁氏父子都与他合作到底。（二）是米怜的儿子美魏茶（人都叫他小米怜）牧师也到了澳门。这都是使梁发特别高兴的事。这位小米怜，就是当时米夫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在船上所生的孪生子之一，可惜他的母亲很早就死了。米怜在马剌甲去世的时候，这对小孤儿无依无靠，只得回到英国去，现在长大了，重新到中国来，很希望同这位父执相会。所以他托伯驾医生带一信给梁氏，梁氏在回信中说到当时他们回国的情形，使那位小米怜感动得要流泪。到1841年，梁氏才到澳门去探访他们—合信医生，小米怜牧师—同时，还有一位从伦敦派来传教士叫雒魏林（Lockhart）医生，也到了澳门，旧友新交，其乐无穷。趁机会讲解经义，他们都惊奇他圣经知识的丰富。
中英战事的结果，中国开了广州等沿海五处商埠，并且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这条约不单对中国的国运有极重大的关系，即在传教史上也是有极重大的关系。从此，传教得着条约的保护，前此种种不自由的障碍，都一扫而空，所以天主教、更正教各教会都得空前的活动起来。“伦敦传道会”决定把他们在东方传教的中心机关及“英华书院”，从马剌甲迁到了香港，那时“英华书院”的校长，就是理雅各（Legge），他带来了一个青年名叫何福堂，是一个中英文均优的英华学生，能熟读《新旧约》原文希伯来文—一面与校长从事译著，一面热心传道，帮助梁发在广州、香港等地做传道工作，到1846年受封为牧师。后来他与湛约翰（Chalmers）牧师同往佛山创设伦敦会礼拜堂，不意遭民众暴动，捣毁教堂，从窗口逃出，回到香港，不久就在广州去世，年纪只有五十四岁。他的儿子叫何启，是香港有名的绅士。他的女儿就是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博士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嫁给著名的医生王宽，在广州沙基办理“惠慈医院”的。
在初期的传教士中，这位第一任中国牧师梁发，他享寿最长，六十九岁才去世。在他晚年的时候，眼见得教会一天天地发达起来，英美传教士继续的来到中国。一方面也看见那些当时同工的人，一个个地凋谢，那个老友的儿子马儒翰，只有二十九岁便去世了，真有点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以他虽然年老力衰，仍旧努力传道著作。他在伯驾的医院中传道好几年，感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合信医生曾经这样称赞他：
我对于老友梁发是非常的满意，他忠心尽力，用最聪明的方法宣传福音。他的演讲，人都注意听他，听后都十分感动。
在他六十四岁那年，还感化了一个有为的青年，后来在教会里也做了一番事业。这位青年姓周名学，号叫励堂，先前读过许多布道小书，认识一位分送书籍的传道人罗廷喜，由他介绍到梁氏地方，就领了洗。他帮助梁氏讲道并做文字工作，直到梁氏去世。后来进了循道会，服务有四十五年之久，造就许多传教人才，这是梁氏一生中最后所得的佳果。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报告他父亲去世的情形说：他在1854年跟美国公使到南京去，回来见他的父亲身体不像从前康健，劝他不要劳作了，可是他的父亲说：“我信道已经有四十年了，外国弟兄尚且不远万里而来传福音给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怎忍放弃不为呢？到最后的一分钟，也要传福音于人。”所以临死的上两天，还在医院中与家中讲道，这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后人纪念的。所以在1920年，他的坟墓葬到岭南大学之中。
“伦敦传道会”在中国南方积极工作之外，同时也注意到蒙古方面的工作，1817年就有传教团体从北方到达比勒兹（Buriats），得着俄国皇帝的特许，借道西伯利亚而来，把《圣经》也译成了蒙古文，并且也得着几个信徒。后来因为俄国政府的禁止，于1841年传教事宜就此终止。
英国在中国传道的团体，除了“伦敦传道会”以外，尚有其他，如“大英圣书公会”也曾相当的努力，派员帮助马礼逊译经工作；又由荷兰派来的乾尼克（Janicke）教士，往来于澳门、新加坡与中国海岸之间，学习中国语言，继马礼逊而为澳门官方的中文书记。
英国以外，注意于中国传教事业者，莫如美国。1822至1823年间，他们开始实行散发《圣经》给中国人的工作。1830年从美国派来两位教士，即雅裨理与裨治文。雅氏是代表美国的“船员友谊会”来做中国水手的牧师，裨氏则来帮助马礼逊做开创工作的。他们都得美国商人柯利芬（D．W．C．Olyphant）的帮助，能够免费坐船安全到达中国。为中国传教事业宣传，激起美国公理会人的注意，并且使美英妇女团体来帮助传教工作。裨氏在广州学习语言，不久办了一个学校，从文字工作方面进行，同时，又印成一报，叫《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这有名的刊物，不单记载传教士的新闻与中国的法律制度等等，并且介绍中国的文化给西方人知道。到1832年又来了一位史第芬（Edwin Stevens）教士继续雅裨理工作。1833年卫三畏来管理印刷的事务，他是一个学者，做了好几年工作。1834年伯驾（Peter Parker）医生来到中国，也是从美国公理会派来的，可以说是更正教第一个到中国的医生，不过并不是西方医药输入的起头。因为以前耶稣会教士已经介绍过金鸡纳霜到中国，其次在“东印度公司”中的外科医生，亦曾为中国人看病。有一个医生名叫毕尔生（Pearson），曾经教过中国人种牛痘。还有一个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一爿药房。马礼逊也做过点医药的工作。不过伯驾是专门办理医药事业而来的，他不单在医药方面有专门技能，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受过相当训练。既到中国，先在新加坡学习中国话一年，就在广州设立个眼科医院。这些都是美国公理会帮助马礼逊在中国的开创工作。说到公理会，最初在广东是叫它“纲纪慎会”，是译音的，是从所谓“纲纪慎主义”（Congregationalism）译出的，意思就是“人民平等聚议”，所以后来便改称“公理”。同时也称为美部会，因为在美国公理会中有一个国外布道部，所谓美部者，“美国布道部”的简称。他们来中国的最初动机，是在1828年的时候，有旅美的广东华商二人，请求派遣教士以助马礼逊而起。但是到了1867年，他们却放弃了在广州传教的工作，迁到了北京去。因为他们鉴于在广州三十七年工作之间，收效太微，只成立了两处礼拜堂，和医院女校各一所，而且受洗进教的人只有三个。所以他们把广东传教工作让给了长老会。
说到浸礼会，在1833年就有一位教士名叫琼司（John Taylor Jones），从缅甸到曼谷，替四个中国人施洗。过了两年，又有一位邓惠廉（William Dean）也到了曼谷，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1836年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带着家眷到了澳门，这可说是浸礼会第一个到中国的牧师，他曾经到过广州视察，因为官厅的禁止，不能停留，只好退回澳门。次年又有一位罗孝全（I．J．Roberts）牧师，自费来华，也住在澳门，无法进入广州。直到1842年才由澳门迁到香港，在皇后大道建造起礼拜堂与住宅，再由香港推展到中国的内地。
其他还有礼贤会。在1830年有一位德国教士叫郭实猎，是由荷兰教会差遣到中国传道的。他先游历京、津，后到了闽、粤，同样感到不能在中国立足，退居澳门。迨中英战事起，香港政府聘请他做翻译官，乘机在公余之暇宣教圣道。后来继续派来柯士德、叶纳清二教士。柯氏在江门病卒，叶氏在虎门镇口布道施医。第一个信教而后来协助传道的，名叫王元深，即今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的祖父。同时，有称为巴陵会的，也是郭实猎所手创，1872年礼贤、巴陵二会合并，在广州油栏门开堂宣教。后来才推广到广东各地。
美国圣公会在1835年曾派了骆、韩二位教士到中国来，因为不能入境，就驻在爪哇对华侨传道。直到1844年有文惠廉主教东来，方才成立了上海圣公会的基础，渐及于江苏全省，更进而推到皖、赣、鄂、湘等处。
1837年美国长老会听到马礼逊在中国传教的情形，就派了两位教士到中国来，这两位教士，一位姓宓，一位姓何。因为中国那时还是禁止传教，只得在新加坡设堂布道，并且翻译《圣经》。不到几年，宓氏去世，何氏回国。到1842年有娄礼华教士来到澳门，又继续派来了几位教士，遂渐分工到宁波，到厦门，到上海；在广州澳门之间的有哈巴与高利两教士，后来高利也到了宁波。
这些材料，都是几年前从他们本公会的领袖处探访得来的，但却有些模糊影响，连传教士的名氏也举不出来，我们更无从知道他的详细了。不过在这个时期里，短短的三十多年工作，却已奠定了更正教在中国的基础。受洗的人数虽不到百人，然而他们所发生的影响却是很大。例如梁发，从他一人的热心，收得了多少的果子。《圣经》也已经译成了，又发行许多的小书。这些小书中最显著的效果，从太平天国洪秀全身上表现出来。同时，中国的文学书籍，也有些译成了英文，使外人知道中国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学校、医院、报纸，亦都开始办理，西洋文化得由此介绍进来。只是因为中国严禁传教，这些工作的活动，大都在南洋群岛如马剌甲、新加坡等处，那些教士，亦都徘徊于中国门口。广州十三行街虽容许外国商人自由居住，澳门为中国政府所指定的外人居留地，然而十三行街只限于商人，澳门又为天主教所垄断，所以更正教教士之来，不但得不到帮助，反而遭受他们的种种压迫。马礼逊也只好借着“东印度公司”的招牌，得居留广州，秘密工作，可见当时传教的困难了。直到《南京条约》规定在商埠传教不受限制以后，方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