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基督教的传布
当13世纪的时候，在东方崛起了一个民族，凭着他们举世闻名的武功，东征西讨，建立成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这便是中国的元朝。元朝开始于1206年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他带领了蒙古军队，从中国的西北部出发，平定了西辽及花剌子模，灭西夏，雄震亚洲。他的儿子窝阔台，就是元太宗，继承遗志，联宋灭金，并吞了中国北部及高丽，复侵入欧洲，进军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此后历定宗、宪宗而至世祖忽必烈，他在1260年即位，至1278年灭宋而一统中国，定都燕京，又东征日本，南征缅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其领土之广，包括东欧及亚洲大部，实为前此所未有。
蒙古帝国既凭借其武力，统治了中国，他的国际贸易，不但推行到中亚细亚，更及到了欧洲，海道陆路的交通，远至欧洲的意大利等国，听到“中国”这个名字，亦相率东来。蒙古的长官，对于外来的商人和教士，具着极优容的态度，处处予他们各方面的便利。在宗教方面，允许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蒙古人所崇奉的宗教，本来是多神的，所以朝廷在那时候，对于各种宗教是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天主教也好，景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什么都欢迎，什么都附和。凡属教徒，都可以不纳租赋，不完捐税，并免除其他任何国民的义务。借着这漫无限制的机会，于是潜伏在蒙古与内地的景教，既可以卷土重来，即流行于罗马的天主教，亦得乘时东渐，这两派基督教，使沉寂已历四百年之久的基督教，从新复活起来。现在且分说之。
一 元代的景教
聂斯脱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后，不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中亚细亚及蒙古境内没有绝迹，甚至连中国疆域以内的景教团体还有存在，已见上述。最近宓亨利中国基督教四大危急时期的演说中，在叙述景教之后，又说：
基督教在中国本部，未及推广，其在中亚，则继续传布，在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时，东方基督教日渐来华，重整旗鼓。
相传成吉思汗为他儿子娶了开尔脱（Kerart）部的公主为妻，这公主是个景教徒，所以在他的营内也有个景教寺。开尔脱的景教徒，都占有相当的权势，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在黄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随忽必烈入主中国复兴起来，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这个名称，在元朝的历史中，却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缘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谓蒙古人呼基督徒为Arcoun，唐朝传景教之大德阿罗本，或即“”也里可温的古音。多桑译著《旭烈兀传》：
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剌伯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
但也里可温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聂斯脱里派的景教呢，还是佛兰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经这样说：
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
洪钧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温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难怪的，因为那时候所称的也里可温，正像现在人称基督教一样普通，变为任何派别不同的总名称。其实在镇江等地的也里可温，还是景教一派。从《至顺镇江志》考证，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温教徒叫马薛里吉思，他做了镇江的副达鲁花赤，在1278至1282年间，在城内外兴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热心宗教的情形，可以从《梁相记》中见之：
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闻其所谓教者，……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侣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极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开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于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在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见《大兴国寺记》）
我们在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镇江也里可温的创始，与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当时的也里可温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马氏兴建七寺的时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国之始，仅仅镇江一地，已有那样伟大的建设，其他亦可想而知。关于镇江一隅的事实，后来在马哥孛罗的游记中，亦曾提到：
镇江府有景教礼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马薛里吉思者为其地长官。寺即其所建。
这明明说镇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园序《杨文杰东城记余》说道：
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同。（见《春在堂杂文》）
当时景教在中国的复兴，不下于唐朝，几乎弥漫到各地，固不独在镇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镇江、杭州，乃因镇江大兴国寺碑文独得保存在《至顺镇江志》中的缘故。假若我们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据《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的一条记载：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等，开读了圣旨的上头，奉圣旨教俺与御史台集贤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么道，圣旨有来，御史台集贤院崇福司来省里一处商量来，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里可温教崇福司管时分，我听得道来，这勾当是大勾当，不会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
宣政院是管释教的，集贤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温的。当时杨暗普做江南释教总统，崇福司就根据他的奏章提出这番意见，以为也里可温所犯的勾当既这样多，就是有一百个官员，也管不了许多，可见也里可温人数之多了。再从《至顺镇江志》户口调查：寓户3 845之中，有也里可温23户；10 555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温106人；2 948单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温109人。从镇江一区而论，平均167户中，有一户是也里可温；63人中，有一个也里可温人。无怪这个崇福司官要着急了。若再从《元史》职官、列传去看，有许多职官写着也里可温字样的。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温散居着。有也里可温驻居的地方，当然有礼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顺帝纪》，说到别吉太后之丧，有下列的话：
后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云云。
甘州有十字寺，马哥孛罗也提及过：
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二所。
别吉太后是个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记》也有“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的话。这不独可以知道别吉太后是基督徒，更足以证明也里可温教的普遍全国了。在《元史》中所称为也里可温人者，有不少是达官，是孝子，是良医，是学者，是义士；而且他们的名氏，又多与古基督徒相同。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马祖常（见《元史》卷一四三本传），是聂斯脱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历代的达官，他曾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见《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们是元代大族，并且都是信也里可温的。黄溍曾著《马氏世谱》、余阙《合肥修城记》记马氏政绩，都有也里可温字样。
后来更有从地下掘出许多景教的遗迹，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块有十字的石碑，都是这时的遗物。泉州是中国中古时代的通商海口，等于后来的厦门，是唐朝以来一切阿剌伯人及其他外国商人教士们进出的地方，到现在还有许多关于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遗迹。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几个有十字的墓石，大约也是十二、十三世纪的遗物。1919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发现了两块刻花的石碑，碑头上都有十字，与泉州出土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处，有几个义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着十三、十四世纪的年代。凡此皆足证明元代景教的发达了。
二 元代的天主教
当蒙古侵入中国的时候，也正是欧洲发生大变动的时候。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伟大的新时代产生了，文化的改进，商业的繁荣，影响及于东方，于是商人们欢喜到中国来，引起了罗马教徒传教东方的热忱，便在西亚细亚设立了传教的分所。当时有二个新兴的宗派：一名方济各派（Franciscus），一名多明尼派（Dominicus）。圣方济各是死在1226年的，他曾经传道给埃及的回教徒，并且到过圣地。多明尼很想联合全世界传教工作，使罗马各教派都隶属于正宗天主教。当蒙古军队快速度发展的时候，欧洲人很受到他的威胁，教皇依诺增德四世（Innocent IV）派遣专使，赴蒙古探访，这个专使，就是方济各派的修士，名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他是意大利人，是方济各的弟子，在1245年由里昂（Lyons）出发，次年7月才到蒙古都城喀拉库伦（Karakorum），朝见新君定宗贵由，呈递教皇文书，二月间得了定宗回书回欧，于1247年到了法国，报告教皇。
1248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长官阿尔及吉台（Aljigidai）所差来两个景教徒的报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亲，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尼派的法国人，名叫龙如美（Andre dē Longjumean），带了另外两个多明尼派修士，于1249年从塞浦路斯（Cyprus）动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于上一年去世了，仅取得皇后兀立海迷失（Ogul-Gaimish）的回书。此后教廷与蒙古间的使节往还，固非一次，而从这些使者的报告中，得知有许多聂派的景教徒改信了天主教，并且知道天主教在东方一天发达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马哥孛罗的父亲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学家和宗教师一百人来中国，结果，因着战争的阻碍，那将来中国的多明尼派教士，中途折回，只剩马哥孛罗父子二人回到中国。马哥孛罗在中国住了多年，帮助了忽必烈许多事体，他也曾游历过中国许多地方，著成世界闻名的一部游记（已经译成中文），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
在这个时期里，与天主教在中国工作上关系最大的人，莫如那个约翰·蒙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了。他是方济各派的意籍教士，在1294年奉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京都北平，得着新皇帝元成宗铁木耳的欢迎，他就开始在中国做传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劝化了一个景教徒高唐王阔里吉思信教，这位高唐王为了纪念教士的缘故，替他自己的儿子题名叫约翰。他在景教徒的反对情形之下，创建三座教堂于北平—从1298至1318年间—当1305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个外教人家的男孩—7岁至11岁—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礼节，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唱经班和歌咏队，用蒙古文译出许多经文和歌词，一部分学习成功的，便在礼拜时帮助崇拜的仪式，每逢礼拜，甚至在皇帝宫里也听到他们的歌唱声音。那个高唐王，也在教堂里担任些职务。高唐王阔里吉思更领导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后，他的兄弟把这些人民带回到绥远东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约翰常常去看他们，因此对于那地方的语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约》与《诗篇》翻译成这种文字，他的工作范围便日愈扩大了。
约翰虽只是有58岁的人，但他的形状却已经很老了。因为有十二年之久，没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来，只有他独个儿主持这样的繁剧，到1303年方有一位德国教士阿诺尔德（ArnoldofCologne）来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约两年工夫。
他在1306年所建造的第二座教堂，离开皇宫很近，皇宫里的人，早晚都能听见歌唱。这个教堂的地基，是一个名叫彼得的送他的，建造的经费，是向各慈善家捐来的。礼堂可容二百人，另外有办公室，规模虽不甚大也可见得他独力经营的不易了。他鉴于事业一天天的扩大，自己觉得孤立无援，曾经写信给同会的弟兄，又托一位在亚洲多年传道的教士叫多伦底诺（Tolentino）带信给教皇，结果，约翰被委为北平总主教，管理东方全境教会，并且又派来七个副主教，从1307年启程，其中有三位，都在印度死了，又有一位做了得利斯带（Trieste）主教，只有三位于1313年到了中国，一名安德肋贝鲁日亚（Andrea da Perugia），一名日辣多阿布意尼（Gerado Albuini），一名贝来格理诺加斯歹劳（Peregrino da Castello）。那个日辣多做了新教区泉州的第一任主教，在泉州建造起一座教堂。其余的二位，留在北平帮助总主教办事。除了在泉州新教区以外，并且分派修士们到浙江的杭州、江苏的扬州去开教。
1322年，有一位意籍方济各派教士名和德里（Friar Odorac ofPordenone）到了中国，在泉州登陆，后来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津、济宁，沿着黄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该地教会情形，在北平耽搁大约有三年之久—1325至1328—劝化了许多人信奉天主教。1328年才由西北经陕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亚美尼亚，回到意大利，原期请求教皇派遣五十个教士，同来中国传教，不意在到达意大利的次年—1331年—即逝世了。
1318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贝来格理诺继任，五年后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继任。在他的任内，又建造起一座教堂与一座较大的修道院，建筑刚完成，他也在1326年病故，便没有人继续他的职位。1328年北平总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国做了三十年工作，在中国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业，他那种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实在给予当时的影响不少，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伟人，可是从他死了以后，得不到一个相当继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没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派了大使和十五个教会代表，去请求教皇派遣继任的人。信里面写着这样恳切的话：
自约翰死后，中国教会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领袖，需要派一个继续的人。
结果，教皇派来了一个名叫马利诺利（John ofMarignolli）于1342年来到中国北平，他穿着很庄严的祭服，在盛大的仪式中朝觐中国皇帝元顺帝，并且把教皇所赠送的战马和礼物书信献上，颇得皇帝的欢喜。但他鉴于中国那时的政潮险恶，逆料元朝的命运不久，大乱即将发生，于1345年决计回欧，虽经元帝恳切挽留，亦置之不顾。他取道马剌甲、锡兰、耶路撒冷等地，于1352年到达亚味浓（Avignon）向教皇陈说有继续派遣教士至中国的必要。虽然后来曾经先后派过三个人：—一名多默（Tomasso）1362年，一名伯拉多（Prato）1370年，一名加布阿（Capua）
1426年，都没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国便无形地停顿了。
三 元朝基督教的灭亡
元朝借武力所造成的国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国人把他们驱回蒙古去。同时，在中亚细亚等地也被回教所占领，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着阻碍。不但元朝的国运从此告终，即将近百年惨淡经营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击。
原来罗马教皇很想把中国天主教的工作继续地保存下去，他在1370年以后派了许多主教，像考斯米萨来亚（Cosme Sarai）没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 of Prato）带着许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兰西斯波多（Francis of Pedio）带了十二个同伴，也失了踪。还有十个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后一个，在1475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监禁了七年，释出后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头衔的，大都是有名而无实，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到中国任职。所以天主教在这时候，便无法继续。关于这一代天主教在中国的成绩，也难加以考证。根据一部分不很确实的报告，说归化天主教的有三万人，不过这些人不都是汉族人，以阿兰人及蒙古人居多。可见得当时民众，对于天主教，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穆尔氏（A．C．Moule）在《1550年前的中国耶稣信友》一书中这样说：
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信徒的故事，并不是天主教的教会在中国开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义上或是在实际上，是信奉耶稣的外国人，在中国久居，或是暂居的记载。
他又根据古经上题着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没有中国字，断定德主教约翰所施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亚细亚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汉人。那些方济各派的教士，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可以做我们考证的却是很少，只有现在保存在意大利弗劳伦斯老楞佐图书馆中的一本拉丁文《圣经》，这本《圣经》，是由于耶稣会修士柏应理（Couplet）在江苏常州地方一个外教人家里得着的，据说这是他家的祖先从元朝传下来的。最近德礼贤氏寻获一只14世纪的天主教圣爵。
在景教方面，我们从元朝文告中，见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温同佛道的争端。《至元辨伪录》所记：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七所引）
“弥失诃”指景教，“达失蛮”指回教，这一番话，出于佛教徒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见得当时各教互争地位的情形。我们又从《元典章》里见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说：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理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箓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讫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箓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箓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见《元典章》卷三十三）
这道教呈控里的重要理由，一为也里可温将法箓先生诱化，所谓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认为是侵夺管领之权。一为祝圣祈祷时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将法箓先生殴打。这可以想见当时也里可温的兴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挤。实际上当时景教徒的行为，的确也有许多可以非议的地方，在来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国基督教史》里这样说：
景教徒是不是可以称为基督徒的，是很难说。有一个名威廉罗伯莱克（William of Rubruck）的，在中国边境遇到几个景教徒，他们念起经来，果然同欧洲的僧侣一样，但是他们大都是醉汉，多妻的，盘剥重利的人。
这未始不可以说是景教内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来的排挤。再看镇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没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温实遭受一次很大的打击。原来这寺本来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晋朝建武时建立的，初名泽心，后来梁天监在这寺内举行水陆道场，宋大中祥符时改名龙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马薛里吉思做镇江副达鲁花赤，始改建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复被收为金山寺院，归佛教所有。这是根据赵孟的按语的；赵孟曾为该寺撰碑，其碑文有云：
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寺院，命臣赵孟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云云。（见《至顺镇江志》卷十）
同时，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话。镇江景教受此打击以后，其势力日就衰微，而渐至灭亡。所以总景教灭亡之原因，除了受着异教的压迫以外，还有自身内部的问题，在《四大危急时期》中说：
中国景教徒为数颇众，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国人，威廉伯罗鲁克来华，即在中亚传道，与中亚景教接触，评其缺乏知识。……设此两派耶教，均以基督为法，互相敬爱，则耶教在华在亚之发展，必无限量也。总主教约翰初居北京宁夏时，景教徒极力反对，是以两方互仇，不能协力同心。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两派互相倾轧，使佛道二教坐收渔人之利，是不足为怪的。
末了，我们要问为什么元朝基督教会和唐朝景教一样的失败？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会这样小？实在的原因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觉得困难，是无可否认的。元朝是挟带了蒙古民族习惯来统治中国，处处与汉人显得异样，也许汉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对于蒙古民族有些歧视，所以蒙古皇帝与长官所热烈提倡的基督教，汉人对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与元朝的两时期中，基督教的活动都在君王与贵族之间，与普通的平民阶级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君王的势力一倒，基督教也随着消灭。等到汉族人起来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把他们驱逐出长城以外，盛极一时的基督教也就没有站足之处了。本来与基督教站在对立地位的儒释道三教，仿佛得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也在这种变动之中发展其排挤的一部分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