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时代
革命成功以后，大家的精神才力都注重到政治方面，对于思想文化无人注意。接着袁世凯的反动压迫时代又到了，全国国民慑伏在专制淫威之下，丝毫不能动转，真是黑暗的时代。但是沉郁极了，云雾不能不开，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种子就埋伏在这个时代了。
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陈独秀吗？不是，胡适吗？不是。那么究竟是谁呢？我的答案是章士钊。当民国四五年的时代，中国思想界的闭塞沉郁真是无以复加。梁启超办了一个《庸言报》，不久便停版，后来改办了《大中华》，更没有什么精采。此外只有江苏省教育会一派人在《教育杂志》等刊物上所鼓吹的实利主义稍有点生气，但是只偏于教育一部分，且彼时亦尚未成熟。此外便再无在思想界发生影响的刊物了。到章士钊在日本办的《甲寅杂志》出版以后，思想界才另有开了一条新路。
《甲寅》也是谈政治的刊物，但是他的谈政治和当时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这就是《甲寅》对于当时的贡献。
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极黑暗的时代，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已主张抛弃政治，专从社会改造入手，章士钊在《甲寅》上驳他的议论，仍主张应注意政治。后来的文化运动是跟着梁启超的主张走的，章士钊的主张似乎失败，但梁启超虽然主张从社会入手，他却并没有给后来的文化运动指出新路，章士钊虽然也并不知道新文化运动是甚么，但他无意间却替后来的运动预备下几个基础。他所预备的第一是理想的鼓吹，第二是逻辑式的文章，第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第四是正确的翻译，第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这五点———除了第二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尚未能充分注意外———其余都是由《甲寅》引伸其绪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后才发挥光大的，故我们认《甲寅》为新文化运动的鼻祖，并不算过甚之辞。
《甲寅》出版以后不久，中国的时局就变了，袁世凯被护国军气死，中华民国重新光复，气象为之一新。但是政治上的腐败还是依旧的，社会上的销沉也还是依旧的，言论界的无声无臭也还是依旧的。《甲寅》这时因为章士钊参加政治运动的原故已停版了。章士钊的朋友陈独秀归国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青年》。最初出版也不过是做些勉励青年的普通文章，并没有什么特色，不过因为《新青年》做文章的人有一多半都是《甲寅》上做过文章的人，《甲寅》式的通信又早已引起青年自由讨论的兴趣，因此《新青年》出版未久就得了人的注意。那时候正是国会里为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闹得厥声沸天的时候，陈独秀抓住了这个题目，在《新青年》上大肆攻击，根本反对孔、孟的学说，认为是专制的护符。孔学在维新以后本已失了旧日独尊的地位，不过像陈独秀这样明目张胆彻底加以攻击的，却是二千年来所仅见。他的主张虽然引起一时的反对，和他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也很多，但毕竟因为他的态度勇敢之故，在当时思想界上印下一个极深的印象。
单是反对孔教，《新青年》在思想史上还占不了像后来那样高的位置，因为孔教的权威早已丧失，诚心尊重孔学的人已经很少，孔教会派那种荒谬复古的举动，稍有常识者都不肯赞同的，因此陈独秀的反对孔教，只算是打死老虎，没有什么多大的新奇，到胡适的改革文学的主张发表以后，才算另外有了一种更大的新贡献。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民国六年一月，最初只是和平的讨论，但自陈独秀、钱玄同等参加了这个讨论以后，态度遂由和平而趋于急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才明白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主张白话的写实文学。以后的文学运动跟着这条路走，发展得很快。
这时候思想改革的新机一动，就不是仅仅改良文学和反对孔教两件运动所能限制的了。因为反对孔教，故在消极的方面有彻底反对旧日礼教的运动；因为主张白话文学，故在积极的方面有接近平民的种种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机会遂渐渐成熟了。
到了民国七年以后，《新青年》的主张已经发生种种反响，青年界大多数同情于这些运动，北京大学学生组织一个新潮社，出版杂志名叫《新潮》，英文译名叫做The Renaissance，就是文艺复兴的意思，可见那时参加运动的人已竟对于自身的地位有了一种觉悟，已竟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总合运动了。《新青年》七卷一号，发表一篇宣言，明白表示他们主张是拥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就是民治主义，赛先生是赛因斯Science，就是科学，这样将文化运动的方向和内容都规定得更清楚了。不过可惜《新青年》以后并没有切实向这个主张去发挥，新文化运动以后也没有切实往这个方向去走。
《新青年》所引起的反响是什么呢？《新青年》的主张与当时社会公认的信条正相反对，其引起守旧派的不满是当然的，不过我们却不可过信以为当时守旧派对于新思潮是如何明目张胆的来反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新青年》的影响仍然是在大多数青年之中，守旧派看到这个杂志的不过是极少数，看了有力量能够加以反对的更是少数中之极少数，因为大多数的守旧派都是无意识的守旧，他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他们说出一个反对的理由是非常之困难的。因此反对者虽多，而出来说话者只有一个林纾，所说的话又非常浅薄无聊，就可见守旧派伎俩之薄弱了，但是我们再反过来一看，自《新青年》出版以至今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十年，然而社会上依旧过的是旧礼教的社会，政治上也依旧是传统的孔教式政治，可见新思想的力量也并不十分雄厚了。
平心而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不过仅仅有一股新生蓬勃之气可爱罢了，讲到内容上是非常幼稚浅薄的，他们的论断态度大半毗于武断，反不如《甲寅》时代的处处严守论理，内中陈独秀、钱玄同二人的文字最犯武断的毛病，《新青年》之不能尽满人意在此。但是我们若从另外方面一想，若不是陈、钱诸人用宗教家的态度来武断地宣传新思想，则新思想能否一出就震惊世俗，引起绝大的反响尚未可知，可见物各有长短，贵用得其当罢了。
《新青年》时代，新文化运动只在酝酿，尚未成熟，故我们只能谓之为黎明时代。直到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起后，春雷一声，才将新文化运动从摇篮中扶养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