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许我用照相作比方，则哲学到了康德，如对准了镜头的一般，照已经拍好了。黑格耳却是显像液、定像液，从而有了清晰的轮廓。
在二千五百余年的西洋哲学史中，属于希腊哲学的是三百多年，属于中古哲学的是将近一千八百年，都已叙述过了。现在要说的乃是将近五百年的近代。
中古和近代以公元一四五三年为划分。一四五三年是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的一年，许多希腊学者逃往意大利了。因此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史上第一件大事，但是这个运动并不是一刹那的事，用中国成语说，却实在是“源远而流长”的。其始，并非以一四五三年而始；其终，或者到现在还没终。就大处看，一四五三年（中国明代宗景泰四年，距王阳明之生只有十九年），却终不失为有意义的一年，这是因为浪潮虽然起自远处，可是终有翻银滚雪、浪花最飞溅的一瞬，过此却只是余波汹涌而已。假若以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看作那起自远处的浪潮，则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明运动、新人文主义便都是那此起彼伏的汹涌余波。这余波一直到了十九世纪而未静止。现在还在潺湲若闻之中。
假若不拘泥字面，文艺复兴实即代表了近代欧洲精神的整部。她虽以恢复古典文化的真面目为事，但实在不限于恢复了古典文化的真面目，却更创造了一个光华灿烂富有活力的新世界。
对于古典文化的真面目之恢复，这事要远溯于十字军的东征——十字军是欧洲基督教文明与其东（小亚细亚）、西（西班牙）、南（北非洲）三面包围的回教文明之争。在一二〇四年，是第四次十字军战争的时候，君士坦丁堡曾为十字军所占领，于是西方的学者已得窥希腊的宝藏。诗人但丁、小说家布卡丘 [129] （Boccaccio），尤以提倡希腊文学为事，在一四三八年，拜占庭（Byzantine）教廷派学者到佛劳伦斯 [130] （Florence）去，其使命本是调和两教会之冲突的，但结果却成为将东方古典文化向教皇的治下宣扬的重要使节。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后，由于许多学者之逃往意大利，意大利乃成了近代文艺复兴的大本营，于是荷马和味吉尔 [131] （Virgil）的宗教乃代替了基督教了。
由于希腊原文的研究，人们知道真正的亚里斯多德并不与教会中所利用的相符。教会的威信因此大为减色，例如有一个大胆的学者叫庞坡纳修斯 [132] （Pietro Pomponazzi）的，是一四六二到一五二五年间的人，就提出灵魂不朽之说是否为亚氏学说之推论的问题，他的答案却是一个“否”字。他又说假若为行善的报酬之故而有不朽之说时，则不朽之说更不可靠，因为那样的“善”先不可靠，行善而有善以外之目的，便是伪善了。灵魂不朽之说既破，一切宗教便都动摇了。此后关于古典文化的真面目之发掘，可说一直在努力着，在一七六四年而有温克耳曼（Winckelmann）之《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这是发掘古典雕刻的真面目的；在一七六七年而有莱辛（Lessing）之《汉堡戏剧论丛》（Hamburgische Dramaturgie），这是发掘古典艺术理论的真面目的；到了十九世纪前半，我们有拉布鲁思特 [133] （H. Labrouste）和奔鲁思（F. C. Penrose）的著作，古典建筑的真面目，才予以大白。近代的尼采，亦仍在作希腊古典哲学真面目的解释和阐发。可知欧洲的文艺复兴，确以发掘古典文化的真面目为始，但这工作到现在还在继续，所以说“源远而流长”！
发掘古典文化的真面目之结果，人类重有了自觉。神本主义变为人本主义（Humanism）了！出世变为现世了！教权束缚变为个人自由了！对自然不是敬畏而是想控制了！生活由偏枯而重新要求调和、要求完全、要求多方面了！当这种思潮澎湃于宗教方面时，遂有了宗教改革（Reformation）。宗教改革运动的巨吼是发自和中国王阳明同时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文艺复兴的开端是由意大利作中心的，现在却轮到了富有神秘主义色彩，注重情感意志的德国。路德以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作了五十九条檄文，攻击当时的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事。这便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路德的运动，是争信仰的自由，他要求人可以直接与神交往，不必经过僧侣的操纵，人为的赎罪券，当然是不合理之尤。路德以此事在一五二一年入狱，但他在狱中将《新约》译为德文。这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从此《圣经》普及化了，教会所操纵居奇的局面便不能维持了。那以教会为本位的信仰，遂改为以《圣经》为本位，这就是人类为争信仰上之自由及解放的成功。路德并于一五二五年实行娶妻。这表现了由出世而改为了入世的近代精神！初时的“人文主义”，或者在情感方面的解放上还没有得到发挥者，现在乃由“宗教改革”而得到补偿了。这种理性自觉的精神，到十七、十八世纪，又表现而为“启明运动”。
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一般研究古典文化的学者却又进了一步。因为以前所知道的只是希腊末期的文化状况，所吸取也只是形式的，实未窥得希腊文化的真精神，所以现在乃做了更深刻的一种探求，于是才获得希腊古典文化最内在、最永久的部分，这就是人性之调和、自然与理性合而为一、精神与肉体无所轩轾、善在美之中、每个人应当是各方面的完人等。这种审美的、主观的、自由的、浪漫的新理想，就是所谓“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海尔德 [134] （Herder）、宏保耳特 [135] （Wilhelm von Humboldt）、席勒 [136] （Schiller），都是这一运动的代表。只有到这时，欧洲人才算真正接触了古典文化的神髓；也只有到这时，欧洲人才真正取得了古典文化中最有益的成分，那么健康、那么和谐、那么完美、那么充实，不唯值得一个时代的人去向往，恐怕值得人类永远去追求！
从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明运动，到新人文主义，都是由一个巨流所奔放下来的。源头是希腊文化的发掘，结果是人类理性的觉醒。但同时，对近代欧洲文明推波助澜的，却又有三件大事：
一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之进步。例如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望远镜等之使用皆是。征服自然原是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就有的一种观念，他们以为只要有某种秘方、法术，就可以控制自然。这很近乎中国道教的一部分理想。只可惜他们的手段，却都不是真正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所以结果只能有魔术 [137] （theurgy）而不能成为科学。合宜的手段是什么？就是合宜的工具。所以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望远镜的出现，实在是几件大事！你看，有了指南针，而后有哥伦布在一四九二年之发现美洲，有麦哲伦（Magellan）在一五一九到一五二一年之绕行世界一周；有了火药，而后国家的防御力量加强，统驭的地面加大，殖民地的占取更加容易了，所以科德司 [138] （Cortes）征服墨西哥不过用了五百五十名壮丁，那就是因为有八尊小炮 [139] ；有了印刷术，而后知识可以普及，教育可以自教廷里解放而出，谁也不能垄断了；有了望远镜，而后宇宙的密藏也得试探，所以哥白尼敢在一五四三年（中国明嘉靖二十二年）提出太阳中心的革命假设，由凯卜勒 [140] （Kepler）在一六〇九年而加以证实。这都是撼天震地的大事业。世界扩大了，财富扩充了，知识普及了，宇宙改观了，这真是征服自然的大成功，这成功当然要归功于征服自然的工具之进步。单有雄心是枉然的，单有工具而不使用也是枉然的，必须二者配合，才能有成绩。中国人所当急起直追的亦即在养成这“运用工具”的观念和习惯！
二是数学思想之变革。数的观念和古代完全不同了，古代人对于数的观念是一种可计量的、一定的大小；近代人对数的观念乃是当作一种“函数”，亦即一种变动不居的作用 [141] 。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完全是近代人的产物。死板板的思想方式，是代以十分空灵、十分想象，想象而至于极其虚幻的了！这是一个大变动，假若征服自然的工具之进步，是改造了人类在归纳方面之求知的领域时，则这种数学的思想之变革，实在可说范铸了人类在演绎方面之思维的世界，归纳和演绎两方面的进步合起来，便如虎添翼，这造成了近代欧洲人科学的张本、哲学的张本，甚而艺术 [142] 之崇高、人生之繁复，无不为所笼罩！
三是国家权威的观念之形成。这要溯源于意大利的一个大政治家兼爱国者马基亚外利 [143] （Nicolo Machiavelli），他的整个系统是建诸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上，亦即明言政治和道德的分离上 [144] 。国家有无上的权威。他是十五世纪的人，但他的观念却一直支配到现代 [145] 。这可以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霸道哲学”之最初、并最佳的代表。偶然一想，似乎这种说法太过火，但是仔细一想，却正是实情，欧洲人要征服世界、要征服宇宙、要征服自然；同时学说讲征服，艺术讲征服，爱情讲征服；处处有一种搏斗的气势。这不是霸道是什么？一人的征服力量究竟有限，乃以同一语言（这也是近代国家形态之异于中古者）之民族国家为斗争单元。为便利斗争（无论征服或抵抗征服）计，国家权威遂有置于绝对的地步之必要。中国人对这一点却很隔阂，也很忽略。吃亏后还多半茫然，原因乃是由于中国文化是真正太和平了！我们该绝对珍惜这种文化，但是同时却须明白别样文化以及取舍、御守之策。
以恢复希腊人的生活作为主潮，加上征服自然的工具之进步，数学观念的变革，和国家权威的观念之形成，遂构成了近代人精神生活的内容。近代的哲学，就是在这种精神生活下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