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许多诗人，有些本来就是投身于革命的战士。在抗日根据地的初创阶段，他们之中不少人就写过街头诗、诗传单和其他诗歌作品，宣传群众，鼓励抗战。延安文艺整风以后，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诗歌更成为革命战士的战斗武器。在这期间，解放区涌现了大批新的诗人，产生了大批诗作。这些作品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诗歌创作相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的变化。在内容上，大体都是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文艺整风前那种单纯写身边琐事，回忆童年或叙述远方的伤感故事的作品基本上没有了，抒情诗也不再是抒发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健康的感受了。诗人们置身在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中，向群众学习和为群众歌唱的新的历史要求，使她们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上，也更带有民族化、群众化的特点。“学生腔”、“洋八股”大为减少。诗歌创作与现实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愤怒出诗人”。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点燃着诗人的心。歌颂革命战争，首先成为解放区诗歌的重要内容。朱自清在一九四一年曾对国统区的诗歌创作作过总的评价，认为那里的作品“直接描写前线描写战争的却似乎很少。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注：《抗战与诗》)。在解放区的诗歌创作中，这种情况改变了，因为这里的许多诗人就是革命战争的战斗员，他们的诗作也正是革命战争的产物。在这些作品中，形象地写出了革命战争的艰苦性，热情歌颂了敌后军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苦斗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歌颂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抒发了革命战争胜利给人们带来的喜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而且都带着诗人们各自的亲身感受，因而真切动人。
晋察冀根据地是当年艰苦斗争的前哨阵地，许多诗人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许多反映革命战争的诗篇都和这里的斗争分不开。长期在这里坚持斗争的田间、孙犁、邵子南等在这里创办过《诗建设》、《诗战线》等多种油印刊物，推动了边区革命诗歌的创作活动，培养了不少年轻的诗人。他们自己还写了许多诗作丰富了这个创作活动。孙犁的《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大小麦粒》(注：见孙犁的诗集《白洋淀之曲》)，邵子南的《英雄谣》、《模范支部书记》、《大石湖》(注：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等作品，都是歌颂根据地人民英勇对敌的篇章。田间在用“简短而坚实的句子”(注：闻一多：《时代的鼓手》)为革命战争写作许多“鼓点”式的短篇作品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创作更趋于深沉。
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并用满腔热情来歌唱革命战争的，首先要推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诗人陈辉(1920—1944)。田间为他整理出版的诗集《十月的歌》，只是他的遗作中的一部分。他的创作经历不长，但成长进步很快。《平原小唱》、《平原手记》两组作品，是他的风格形成时期的作品，以轻快的调子，生动地描绘了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抒发了游击队员们豪迈乐观的纯朴感情。《新的伊甸园记》一组作品，是革命斗争生活的颂歌：
那是谁说，
“北方是悲哀的”呢？
不！
我的晋察冀呵，
你的简陋的田园，
你的质朴的农村，
你的燃烧着战火的土地，
它比，
天上的伊甸园
还要美丽！
——《献诗——为伊甸园而歌》
在作品中，诗人诚挚地表达了为祖国献身的决心，描绘了聂荣臻同志的英雄形象，赞扬了年轻姑娘保护革命干部的英勇行为，描绘了子弟兵英勇出击的夜战场面，还反映了人民群众为支援革命战争开展的生产运动，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真挚感情。这组作品正是通过上述场景的描绘，热情歌颂了根据地人民为祖国的新生而开展的英勇斗争。除了短篇抒情诗以外，诗人还创作了叙事诗。《红高粱》是为纪念战友的牺牲而写的长篇作品，用一幅幅色彩鲜明的战争图画，广泛的反映了游击队员的斗争生活，但这作品缺乏连续性的集中的故事情节，因而显得枝蔓松散，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魏巍开始文学创作时便是革命战争的歌手。诗集《黎明风景》收载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大部分诗作。一方面，他采用民歌形式写了《好夫妻歌》、《三合村》、《好兄弟歌》等生动的短篇叙事诗，愤怒地揭露了日伪残害人民的罪行，歌颂了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另一方面，他还采用自己所熟悉的自由体的形式，写了许多长短不一的抒情叙事作品，饱含革命激情，是艰苦斗争中迸发出来的快乐的歌唱。《高粱长起来吧》别致地写出了游击队员旺盛的斗志和急切的求战心情。《叩门》把夜袭胜利归来的情景写得亲切感人：
妈呀，开门
咱们的人回来了
启明星就要升起
打谷场上
落满了霜
……
妈，瞧瞧我们得的枪吧
你瞧这挺歪把子
蓝灿灿的
……
《蝈蝈，你喊起他们吧》用乐观主义笔调把艰苦斗争生活诗化了。连夜战斗之后，战士们只用刺刀割了一枝红酸枣吃下便睡了，太阳已经升起来，早饭也已煮好，但他们仍然香甜地熟睡着。谁来叫醒他们呢？诗人只好请蝈蝈把他们喊起来。《寄张家口》、《两年》是两个长篇抒情作品。前者写于抗战胜利后，通过艰苦斗争的回顾，欢呼张家口这朵“塞上之花”回顾了人民的怀抱，说明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后者写于北平解放后，回顾了我军服从战略需要从张家口撤退的经过，歌颂了人民战士为收复这座城市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激情饱满，气势奔放，是胜利的歌唱，也是作者抒情诗作中另一个类型的作品。写于一九四二年的《黎明风暴》，是一首深沉悲壮的长篇叙事诗，反映了我边区军民在半饥饿状态下浴血奋战的情况。当时，晋察冀根据地遭到空前严重的旱灾，又遭到日寇和国民党的夹击，困难异常严重。党号召人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全诗共分四章，以指导员和老红军连长在黑夜里到警戒线上巡哨为线索，画出了艰苦斗争生活场景，歌颂了老布尔什维克连长坚定勇敢的革命精神，歌颂了我子弟兵坚持敌后的悲壮斗争。作者在诗集的《后记》里说，“这篇带有悲歌性质的长诗，却是我在艰苦年代的真实的生命之子。”这作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是不明显的，某些场景和细节的描绘却很生动。比如，敌后军民面临的困难反映得很突出，战士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表现得很感人。因此，形成了深沉悲壮的格调。总起来说，魏巍的叙事诗以采用民歌形式写的作品较为成功，抒情诗则是短篇作品为好，感情深厚，文笔活泼，语言洗炼，是他的诗作的基本特点。
革命根据地军民所坚持的革命战争，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所开展的人民战争。为了赢得这个战争的胜利，人民群众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展了各种巧妙的斗争，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诗歌创作对这种斗争生活作了较为广泛的反映。曼睛的诗作，以朴实自然的笔调，把当年斗争生活场景作了许多生动的描绘。《粜粮食的》记叙了一场巧妙的斗争。平原区和山区的人民配合起来，通过集市贸易的方式，把粮食从敌人面前转动到山区根据地去。斗争是巧妙的，气氛是紧张的。但作品以寓惊险于平易的手法表现出来，热情地赞扬人民群众的斗争智慧。《捕捉》、《巧袭》是纯朴自然的小叙事诗，描绘了游击队员机智勇敢的形象，赞扬了他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磨豆腐的老太太》、《纺棉花》、《打野场》(注：曼晴的作品均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等，则是采用群众语言反映敌后人民生活场景的小诗，生活气息浓厚，节奏明快，韵律和谐，是优美的抒情小唱。方冰把他在晋察冀边区创作的大部分诗歌编成总集取名叫《战斗的乡村》，他在《后记》里说，“我的这些诗描写的就是农村的革命战争。”其中短篇作品写得集中生动，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很有特色。《仇恨》、《拿火的人》、《山！山！》、《歌唱二小放牛郎》、《晋察冀的农民》、《我亲眼看见的》、《炸死那些野兽们》、《担架》、《血滴》、《歌声》、《写在断墙上》、《过平阳镇》等，都是用朴素流畅的语言，写出一个个小的场景，愤怒地抨击了日寇法西斯的暴行，歌颂了晋察冀人民坚强不屈的性格。长篇叙事诗《柴堡》虽不及短篇作品集中明快，散文化的倾向较重，但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光”政策作了真实的记载，对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作了生动的反映，对共产党人郝正光的大公无私、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作了热情的歌颂。因此，作品的艺术上虽然有不足之处，读来仍然是感人的。章长石的《栽柳集》中的《抗战纪事》一组作品，是反映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生动篇章。《快些》、《粪车》把边区人民在敌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开展的紧张的抢收抢种的劳动写得生动活泼，散发出强烈的斗争生活气息，饱含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白洋淀》是爱国主义的抒情佳作，以风俗画的笔调描绘出白洋淀富饶美丽的风光，写出了当地人民英勇斗争的场面。江山壮美，人物英雄，读来油然增爱国之情。《铃的传说》以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色调描绘了一场巧妙的伏击战。一队恐惧“八路”的侵略军。经过认真探听之后，走进了一个平静如常的小村，他们的兽性要发作了。刹那间，全村四处响起了急促的铃声，铃声之后是枪声、杀声，这支日军惨败后退走了，小村庄又回复了平静。形式活泼新颖，语言风趣幽默。作者的这些诗作，大多篇幅不长，取材精当，描写集中，想象丰富，写景抒情等艺术手段运用得恰到好处，因此使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丹辉善于用色彩鲜丽的图画来反映边区人民的斗争生活。《红羊角》(注：丹辉的作品均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记叙了狼牙山一位牧羊人保护群众的英雄事迹，歌颂了这位象狼牙山一样的坚强的爱国战士。《村选》一诗把边区人民的民主选举情况描绘得生动活泼，“白色的毡帽，蓝色的棉袍，雪白的头巾，鲜红的小袄，飞上打谷场，涌起一片彩色的浪潮。”这场面多么热闹！色彩多么明丽！人们选举的态度是明朗的：“谁抗日最坚决，选他当村长！”在一片锣鼓声中，满意的村长选出来了。是谁呢？他“满脸通红低下头去”，还年轻得有些害羞，然而，“他是贫农的儿子，好几次冲上火线救护过伤号。”抗日民主政权正是由这种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在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结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事迹。诗歌创作对此也作了多方面的反映。林采的《副排长郭保德的葬歌》(注：林采、商展思的作品均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记叙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也是一首壮烈感人的哀歌。子弟兵排长郭保德在滦县井离庄战斗中牺牲了，该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亲自为烈士洗掉血迹，把自己儿子的新衣服给烈士换上，并用自己的松木棺给烈士入殓。她哀哀地唱着：“我老眼昏花，看不清你的脸，我只是摸着，洗着你遍身的血迹”，“我把你埋在我家的坟地里，我的子孙要永远记着你。”这哀歌发自人民的肺腑，声震金石，永远记载着边区军民的骨肉深情。商展思用活泼的文笔写了许多小叙事诗，多方面地反映了子弟兵的斗争生活，同时也记叙了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故事。《私语》(注：林采、商展思的作品均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记载了一位负伤的子弟兵侦察员受到群众保护的感人事迹。开始时，这伤员被老乡背到家里去，因有敌人扫荡，又把他转移到山洞里。这伤员隐隐地听到这一家三口人(夫妇和孩子)说的话，都在关怀爱护他。丈夫为了掩护他牺牲了，妇人为了给他送水摔伤了，最后由孩子来照护他。通篇用“对话”或“独白”的方式写出来，真切动人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实心实意爱护子弟兵的感人精神。反映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榆树皮》、《王桂花》等。作者描写子弟兵英勇斗争的作品也很有特色。《莫笑咱》通过一位知识分子的自白，写出了这位刚“跨出校门”的战士虚心学习的态度，赞扬了他一定要学会革命战争的决心。《青石山》用歌谣的形式，记叙了共产党员电话班长张同轩在风雪弥漫的清晨与奔袭的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歌颂了他为了掩护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的英勇献身精神。《游击队里的小鬼》把小战士生龙活虎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抬炮》、《漂亮的伏击战》描绘了边区军民收缴战利品的热烈场面，抒发了军民欢呼革命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
在激烈紧张的战争环境里，诗人们还采用歌谣的形式，创作了许多短小精悍的街头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团结人民，坚持斗争。林山、徐明、陈陇、流笳和邢野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者。林山的诗集《新的土地》收录了他在这时期创作的不多的诗作。其中第二辑“街头诗一束”共十一首，全是短小生动的歌谣作品。《蝗虫和皇军》、《鬼子诡计多》、《鸡伴黄鼠狠》、《若要不死》等作品，对日寇的“三光”政策和狡诈阴谋以及虚弱动摇的思想作了尖锐的揭露，比喻巧妙，对比鲜明，是这些小诗的基本特点。如：
蝗虫来到，
庄稼吃光
皇军来到
样样都光——
抢光！
烧光！
杀光！
——《蝗虫和皇军》
此外，这集中还收录了他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形式写成的几首政治抒情诗，也独具特色。《新的土地》是通过赞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来赞美祖国的新生。《N4A》(按：这是新四军臂章的番号)热情地歌颂了新四军创造革命根据地的业绩。这些作品富有激情，语言也明快有力。徐明是创作街头诗积极分子之一，《鱼水集》收载了他自抗战以来的二十年的诗作。田间在集前的《小引》中称赞他“是善于写短歌的”。集中所收的《街头诗两首》、《青纱帐》、《汾河两岸的歌谣》、《县城小景》、《战士们》都是颇为生动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很善于构图设色，不多几笔，就画出了引人注目的画面和对象和突出特征。如《我登上了革命的大船》写他初到延安的心情，是生动精巧的：
远远看见红霞中的塔影，
好象海洋里出现的桅杆，
啊，这就是延安，
我登上了革命的大船。
陈陇的短篇诗作富有儿童歌谣的特点，文笔活泼，纯朴天真，清新可爱。《青纱帐》生动地画出了华北平原“青纱帐起绿油油”的景象，同时又含蓄地点出了这是“鬼子叫苦”、“我们大显身手”的好季节。《我有一枝花》、《金星星》、《老柳树》、《小木刀》(注：陈陇、流笳的作品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等，则是模拟儿童心理特点写成的童谣，赞扬了边区孩子们参加生产、学习文化、站岗放哨等活动。流笳的歌谣作品通俗流畅，不落阳套，每有新意。如《高粱熟了》、《抢收》、《子弟兵三赞》、《武工队》(注：陈陇、流笳的作品见魏巍编《晋察冀诗抄》)等，反映了敌后军民劳武结合的斗争生活，歌颂了军民之间鱼水相依的深厚感情，例如：
天明我迟迟推开房门，
房檐下睡着几个年轻人，
雪花把身上盖满，
枪还搂在怀里抱得紧紧。
嫌我的茅屋矮小，
怕惊动我睡不稳，
擦一把眼泪我轻轻叫，
不叫同志叫亲人。
毛主席的好战士呵，
铁打的身子孩子的心！
——《子弟兵三赞》
写得颇为真切感人。邢野是坚持用歌谣形式写作街头诗的作者，有诗集《鼓声》。《山歌》一诗最有民歌风味，其他的作品则太率直，少含蓄，不免流于标语口号。这和他在生活中缺少深入细微的观察又不注意诗歌的文彩有关。
内蒙古自治区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党中央关怀下正式成立后，蒙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参加了革命工作，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他的诗风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时新创作的诗歌《沙原，我的故乡》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关键时刻，满怀深情地歌唱光明与解放，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在具体描绘了“黄金闪烁的沙原”，“我父母的故乡”的许多可爱景物和光荣历史之后，诗人回到严酷的现实：
风暴吹动着柳枝，
震荡着我愤怒的心脏，
绝不让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
掠夺我们肥美的牛羊。
啊，沙原，我的母亲，
我们的故乡！
朝着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吧，
让自由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诗人以战士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号手，参加了战斗。此外，他还写了《纪念人民英雄陶高的功绩》等诗歌，歌颂解放战争中出现的人民英雄。
在随军作战中并非有意识地写诗，而是用诗歌形式写下自己被许多事情激动的感受，因而产生了一些好诗的，则为柯岗和白刃。柯岗的《小诗集》收录了他在战地写作的短篇作品。《采椒》精彩地画出了边区人民自由欢乐的劳动场景：
她们笑了，
她们笑红了花椒。
我在漳河岸上走，
她们在花椒树下笑。
她们一声笑，
剪落一串红玛瑙。
《巴斯布隆的姑娘》用传奇式的色调画出了英勇机智反抗侵略的边疆蒙族姑娘的动人形象。《不知名的作者》、《骆驼队》、《不能忘的班长》出色地描绘了子弟兵英勇杀敌的动人事迹。《大风雨中的果园》、《夏夜》、《茶棚》、《一个女人》歌颂了边区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顽强性格。《燕赵秋野》、《夏日清晨》、《行进在大风沙里》、《夜行》、《夜渡》、《追在风雨中》等，以明快的笔调描绘了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赞扬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支援，歌颂了部队战士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作者的另一个诗集《长着翅膀的朱银岛》，收载了四首长篇叙事诗，不及他的《小诗集》中的作品精彩生动。白刃的诗集《前进的回声》收录了他自抗战以来的大部分诗作，文笔老练，结构谨严，很耐人寻味。《好庄长》赞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铁脚团长》歌颂了老红军不断革命的精神。《孩子的心》、《弟弟的眼泪》、《郑秀兰》、《小指头的故事》用清秀的文笔写出了边区孩子们热爱祖国、热爱子弟兵的纯朴心灵。一九四五年初写的《今年是好年》，是一首令人击掌的抒情佳作，作品通过景物的描绘，把抗战胜利的前景描绘得可望可及，抒发了革命乐观主义豪情，表现了诗人灵敏的感触和正确的预见。
陈山的《渡江战》是一组叙事短诗，反映了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直捣蒋帮巢穴的许多惊险场面和斗争故事。《四月二十一》描绘了我军强攻扬中岛要塞的经过和突击上岸的壮观场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绘影绘形。《没有字的标语》用含蓄的调子，写出了江南人民欢迎解放大军的喜悦心情，描绘出江南三月一片翠绿的明媚春光。《茅山下》生动地写出了原新四军驻地人民怀念陈毅同志的热烈感情。《王参谋发洋财》记叙了国民党军一个团向我军只身迷路的一位参谋投诚的喜剧性场面。《喜相逢》记写了失散多年的战友意外重逢的动人情景。这些作品象色彩鲜明的画幅，描绘出我百万雄师不可阻挡的威壮声势，描绘了蒋家王朝树倒猢狲散的崩溃局面，描绘出获得解放的汪南是一个人欢马跃的新世界。
解放区的诗歌除了直接反映革命战争的内容以外，还对农民群众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作了热情的歌颂。这就是曾经广为流传的许多长篇叙事诗所反映的内容。其实，解放区产生的许多长篇叙事诗，不只是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上述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就有许多叙事作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篇章。长期以来，这个方面的作品是多少被人们急视了的。
以翻身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大都出现在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初期，作者甚多，作品甚夥，重要作者之一是田间。
田间探索新的创作风格，便是开始了叙事诗的创作。他的《抗战诗抄》所收的大部分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以后的短篇作品。其中一些小型的叙事作品，如《下盘》，《参议会随笔》五首中的《阅兵》，《名将录》五首中的《偶题》、《山中》等作品，用凝炼的诗句记叙一个小故事，描绘一个场面和形象，颇为精彩动人。反映了诗人的努力。一九四五年所写的《戎冠秀》，是歌颂“子弟兵母亲”戎冠秀英雄事迹的长诗。作品选取了戎冠秀苦难经历和英雄事迹中的三十三个生活片段，反映了这位压在旧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接受革命教育后成长为英雄人物的过程。这个作品曾在晋察冀地区广泛流传，但作者太拘泥于反映真人真事，使作品缺乏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显得松散。一九四六年写的《赶车传》，有了较大的进展。这是一部颇有传奇色彩的叙事诗。作品描写的石不烂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抗性格的贫苦农民。他开抬自发地反抗旧社会，结果失败了。他飘泊到晋察冀边区的河北，看见共产党领导使“天底下出了活路”。他懂得了受若人要翻身，要走三条路：换脑筋，结团体，要领导。他回到家乡和老朋友金不换(共产党员)结合起来，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穷苦人果然获得翻身。他和金不换都认识到个人的自发反抗是行不通的，“快刀你使过，慢刀我使过，都是不对头，两手血白流。”人民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获得解放，这便是作品揭示的主题。作品立意甚意，故事颇生动，结构也完整，人物的刻划和场景的描绘，采用了一些民歌表现手法，不乏动人之处。这是作者向群众学习，探索新的创作风格所取得的成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值得称赞的。但这作品也存在明显的缺点。脱离主要情节的铺陈叙述过多，冲淡了主题，也削弱了人物的刻划和气氛的烘托，语言形式上通篇采用五字上下的句式写成，颇多窒碍，影响了自由畅达的描写，致使有些诗句生涩干硬，这就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野女儿》等长篇叙事诗，是一组风格近似的作品，反映了贫苦农民受地主阶级压迫的痛苦生活，歌颂了他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翻身斗争。其中《王九诉苦》一诗发表时就受到热烈称赞。作品用形象有力的语言写出一本被剥削者的血泪账。“进了村子不用问，大小石头都姓孙。”“孙老财算盘劈扒打，算光了一家又一家。”这些形象的诗句把地主阶级人物的身份、行状连同吃人的本质暴露得十分真实具体，使人读来顿起憎恶愤怒之感。王九受孙老财压迫剥削的痛苦生活，也描写得逼真细致：“我双手捧起那没梁的斗，眼泪滚滚顺斗流。量了一石又一石，那一粒谷子不是血和汗。”“我王九心象钝刀儿割，饭到嘴边把碗夺。”“长工三顿稀汤汤，树叶馍馍掺上糠。划根洋火点着了，长工的生活苦难熬。”在翻身斗争中，王九的控诉也写得坚定有力：“王九的心里象开了锅，几十年苦水流成河。你逼死我父命一条，你逼着我葱葱上了吊！”“孙老财你杀人要偿命，孙老财你欠下的血债要清算！”通篇都是用这样形象的语言写下来，既通俗又顺口，能直接念出来感动听众，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斗争情况，是反映土地改革运动中翻身群众的优秀作品。作者在《天晴了·序》中说，他的这些作品“是在与农民一起吃糠饼子的生活里写出来的”。这说明作者在深入斗争生活和学习群众语言上，是下过实在工夫的，这也是促使他的作品形成纯朴风格的主要原因。这些作品确象民间的剪纸一样，不铺陈，不枝蔓，没有背景，只用粗大的笔触画出主要人物的突出特征。采用这种艺术手段来表现苦难者的血泪控诉和愤怒的反抗，是有力的，有很强的现实感，但作品也存在着缺点，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划显得不力，几篇之间在情节上也颇有雷同之处。稍后写出的《欢喜》、《接喜报》等作品，有了新的转变，诗人突破了自己的老套，以欢快的调子，写出了一片光明景象，写出了解放区人民一片欣喜欢乐心情，令人激赏：
雨停了！
天晴了！
杨柳枝儿发青了！
翻身的日子过红了！
李二姐扛锄回家去，
满肚子装着一个“欢喜”！
——《欢喜》
李冰的《赵巧儿》较为丰满地塑造了赵巧儿这个从土地改革运动中觉醒成长起来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的反抗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作品不但描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表现得合情合理。作品运用了心理描写、插叙等手段，概括了较为广阔的生活内容，写到了土地改革运动从头到尾的许多重大活动，如诉苦、锄奸除霸、分田地、参军等，头绪甚多，但安排得当，因此并不显得凌乱。作品对虎儿形象的刻划也是鲜明生动的。作者另一个诗集《花开季节》第一辑里，还收载了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短篇作品。其中如《大娘》、《一条大路》、《红灯笼》等，是歌颂翻身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生动篇章。《红灯笼》一诗尤为精彩，用轻灵的笔调描绘了农民群众组成担架队积极支前的热烈场景，赞场了一个夺得先进红旗的妇女担架组的先进事迹。作者写作技巧较为圆熟，又善于构思，长歌短咏，描写集中，语言也流畅自然。
贺敬之从一九四二年到四九年的诗作，先后收在《笑》、《朝阳花开》两个诗集里。这些作品大都采用民歌形式写成，其中一部分是优美的歌词，是“能唱的诗”。其他则为长短不一的叙事抒情作品。《笑》是模拟一位老贫农张老好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翻了身的长篇歌唱。在大雪飘飘的年下，一个快乐的翻身年到来了。张老好感到“梦不见的春天来到了”！他觉得家里的房子、锅灶和一家大小都在笑，“天翻了个了，地打了滚了，千百万穷汉子站起来了！”他要和穷哥儿们结成“铁打的长城心一条”，“挑起大红旗呵，吹起震天号！踢开活地狱呵，踏上光明道！”通篇用活泼的笔调，贴切生动地抒发了翻身农民兴奋喜悦之情。《搂草鸡毛》是反映解放区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的叙事作品。诗人用极尽夸张的笔调，描绘出“千万英雄上战场”的盛大场景，热情歌颂了解放区人民的英雄气概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在当时反映同类题材的许多诗作中，是别开生面的一个佳作。《黑峪口夜渡》是反映刘志丹同志率部过黄河东征的叙事诗，这诗虽未完成，这里只是原计划中的一个片段，但对刘志丹的英雄形象描绘得很传神：
刘志丹呵，刘志丹，
你不见，老刘就在船头上站，
札札胡，瘦瘦脸，
抿住嘴角不言传，
头上“五星”闪闪亮，
浪头在他脚下翻，
他的眼睛火样明，
直瞅定河东那一边。
其他如《行军散歌》一组作品，是诗人从延安到华北行军途中写的短诗，描绘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巨大变化，热情歌颂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篇幅虽短，但倾吐出来的一片深情异常真挚感人。贺敬之的这些作品，较之他在文艺整风前写的收在《乡村的夜》诗集里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既有生动明朗的现实图画，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激情，开式多样，风格纯朴，充分显示了诗人向群众学习的成绩。
严辰自延安文艺整风以后，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题材都是从现实斗争中摄取的，诗歌有形式和语言的运用，都明显地呈现出向民歌学习的特点。这可从他的《唱给延河》、《生命的春天》、《晨星集》等诗集里所收的作品的对比中看出来。《神兵连》、《江波大队》生动地描绘了抗日游击队在人民群众支持拥护下成长壮大的情景。一九四七年写的《新婚》，真切地抒发了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新婚夫妇在洞房里展开了苦难生活的回忆，今昔对比，苦尽甜来，“天上的玉女配金童，受尽苦难的尼姑配长工”，这个空前巨大的变化，正是革命胜利带来的，获得解放和幸福的人民自然由衷地拥护革命。作品构思精巧，信天游的形式也运用得圆熟自如，这是诗人创作发展中的一个可喜的收获。郭小川这个时期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品，后来收在《投入火热的斗争》诗集中。其中《老雇工》是一篇颇为生动的叙事作品。作者不但用幽默风趣的笔调写出了他捉弄迷惑敌人的机智勇敢，还特别写出了这位老雇工思想成长过程。他在旧社会受了一辈子苦，自从八路军来他才见到了阳光，挺起了胸膛。抗战的烈火把他炼成了一块纯钢。他是在革命战争中觉醒成长起来的农民形象。公木的叙事诗作也表现了这样相同的主题。《岢岚谣》(注：见公木的诗集《黄花集》)热情歌颂了老贫农娄德明和日寇、汉奸同归于尽的壮裂事迹。《风箱谣》(注：见公木的诗集《哈喽，胡子》)赞扬了象慈母一样的爱护子弟兵的老妈妈的感人精神。这两个诗篇都是采用民歌形式写的，颇为生动感人。长诗《鸟枪的故事》(注：见公木的诗集《哈喽，胡子》)以一支鸟枪为线索，反映了一家农民三代人的不同经历，歌颂了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觉醒成长起来，一代更比一代强。作者创作意图明确，作品主题也很有意义。但枝节描述过多，语言也欠洗炼畅达，反不及《岢岚谣》、《风箱谣》明快生动。
在叙事诗创作成为普遍的风气的情况下，也还有一些诗人精心地写作自己所爱好的短小抒情诗。他们的代表有刘御、鲁藜、戈壁舟和蔡其矫。刘御的《延安短歌》是他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个总集。他的这些“为我们自己的兄弟”所作的歌唱，大都采用歌谣的形式写成，反映了边区较为广阔的生活面，语言流畅通俗，很便于记忆和背诵。《边区工人歌》、《义务工》用轻快的调子歌唱了边区工人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面貌。《马老汉》、《喜雨》、《秋收小调》、《种桃吃桃》等，反映了边区农村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兴旺景象。《何小宝》、《“就说爸爸种棉花”》、《李有儿》等，是很富有儿童情趣的童谣，天真活泼、纯朴可爱。《水的回头》是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一首含义甚深的寓言诗。大海的水躺在大地妈妈的怀里，它听信了太阳的谎话，“乘清风，坐彩霞”，飞上了高高的天空，结果大失所望，“想看什么没什么，想要啥来没有啥”。它决心回到大地亲妈妈的怀里来。作品通过水的回头，批评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赞扬了深入实际的革命精神，这是歌颂整风运动的一个好作品。鲁藜的诗集《星的歌》大多是短小清丽的诗章，用富于哲理意味的诗句，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追求，对灵魂的洗涤，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种种感触。他还用这种格调，歌唱着斗争生活，怀念亲人和战友。他自比作“一颗小小的星”，热爱革命集体；他渴望工作和斗争，认为只有它“才能触除我灵魂的渴”；他尖锐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苦闷，“是：‘我不能命令现实’。”他赞美革命的人生：“能够忘我，是人生最大的欢乐。”这些歌唱反映了作者敏税的感触，也表现了投身于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这是值得称赞的，风格也新颖独特。但从当时整个革命发展形势的要求来看，有些作品未免失之小巧，声音也似乎太微弱。戈壁舟的诗集《别延安》大多是朴实无华的抒情短作。在质朴的抒情歌唱中，坦露自己的灵魂，热情拥抱现实生活。篇章虽小，每有新意。《火把在赛跑》是用象征手法描绘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生动作品，也最能说明他的风格。这火把“不是照路的火把”，也“不是游行的火把”，而是“报告胜利的火把”。无数的火把照亮了八千里黄河，又朝着长江在赛跑前进。百万雄师胜利进军的壮伟场面，作品只用“火把在赛跑”去形象地概括它，正表明了作者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蔡其矫的抒情短作，浸透了爱国主义深情，《回声集》、《回声续集》先后收录了他的这些作品。《乡土》、《哀葬》抒发了正直的中国人爱祖国爱家乡的真挚感情，对法西斯强盗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子弟兵战歌》以明快的节奏和优美的韵律表达了子弟兵战士高昂的激情，这诗曾经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写于抗战艰苦年代的《风雪之夜》，形象地画出了革命征途中的危难，同时也坚定地预言了胜利的前景。“风在怒号，雪在狂飘”，祖国在风雪中困苦地呼吸，诗人迎着风雪猛烈地呼喊：
寒冷到了最后，黑夜到了尽头，
中国呀！你在胜利的面前站起来！
这是响亮的歌唱，也是坚定的预言。它给当时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苦斗和反抗的广大战士带来了鼓舞和力量。
在《讲话》发表前后比较活跃的知名诗人还有萧三。他早年在苏联写了《血书》、《瓦西庆乐》、《礼物》等诗，歌颂中国革命，歌颂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谴责法西斯侵略。这些诗歌感情强烈、语言通俗。一九三九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并编辑刊物《新诗歌》。在《诗人，起来——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中，他宣称“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并明确主张新诗“要向民歌学习，向古典诗歌学习”(注：《萧三诗选·自序》)。这时写的《“十月”二十五周年献词》、《我又来到南泥湾》、《延安狂欢夜》、《送毛主席飞重庆》等诗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些主张。
综上所述，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诗歌创作普遍地注意了向民歌学习，向群众语言学习，这就使我国新诗创作在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大批叙事诗从这个创作活动中涌现出来，这是较之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当时国统区诗歌创作很不相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除了诗人们深入了斗争生活，火热的斗争生活又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营养之外，民歌形式的采用，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倾向，不能绝对化。晋察冀边区许多青年诗人创作的生动的叙事诗，就不是用民歌形式写成的。这说明解放区诗人对诗歌形式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的。这个特点从许多诗人的创作中反映出来，他们既要民歌或民谣的形式来创作，也采用自由体的形式来创作。成效也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在叙事诗普遍发展的情况下，抒情诗也仍然在发展。除了几位抒情诗人的作品以外，写作叙事诗的许多诗人，也唱出了激越高亢或清丽明快的歌。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解放区的诗歌创作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应该说，这样一个局面，保证了创作自由的广大空间，对于新诗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解放区的诗人们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创作，也不论写叙事诗或抒情诗，都在学习群众语言和提高诗歌语言艺术上，下过实在工夫，洗去了许多“洋八股”、“学生腔”等毛病，因而呈现出新鲜活泼、生气勃勃的特点，这一个经验是值得总结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