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群众诗歌创作，是解放区群众性文艺活动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较之解放区群众的戏剧创作，数量要更为丰富，形式也更为多样。这些作品都是工农群众在翻身解放斗争中和子弟兵在激烈的战斗中创作出来的。虽然由于锤炼不够，一些作品显得比较粗糙简单，但它们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出于作者的切身感受，因而真挚朴实、生动感人。有的作品简炼而又形象，艺术水平较高。在我国，民歌本来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又产生过大量战斗性艺术性都比较高的革命歌谣。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和专业文艺工作者高度重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群众诗歌创作活动得到了更好的组织和指导。比如，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时，周扬、丁玲、艾青等就曾对民间歌手和艺人孙万福、拓开科等的作品和创作经验，作过专门的介绍和总结(注：这些文章收入《民间艺术与艺人》一书)。晋察冀边区太岳军区还召开过“群众翻身诗歌座谈会”(注：该报导见荒煤编《农村新文艺运动的开展》一书)，讨论总结了群众诗歌创作经验，表扬群众歌手，号召专业文艺工作者向他们学习。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在党中央关怀下正式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广大人民的口头创作，先后搜集出版了《内蒙民歌集》、《东蒙民歌集》的蒙、汉文本。在部队，枪杆诗、战沟诗、诗传单、快板运动等，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推广、普及、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都为群众性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和收集保存创造了条件。
群众诗歌创作在农村主要是表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边区民主建设。这些政治斗争使广大解放区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挣断了封建枷锁，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他们的压迫者面前站起来，向旧社会和旧势力发出有力的控诉，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诉苦会上，斗争会上，他们往往用诗歌作为武器，控诉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罪恶。在当时，他们并不是想到写诗；也可以说，由于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倾诉了出来，这些话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就发而为诗。象《赵清泰诉苦》(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从书《东方红》)就是最典型的一首。据说在翻身诉苦会上，“赵清泰哽咽不能成语；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唱，在哀歌，一字一泪，是痛苦，也是愤恨，直诉到晕死过去，情况非常动人”。他面对阶级敌人，悲愤得肝肠欲裂；由于翻身斗争，他又感到欣喜欲狂，所以唱出了发自肺腑的声音：
同泰会呀！
吃人虫呀！
真可恨呀！
你逼死我九口人呀！
今天反了同泰会呀，
明天打了我黑枪也甘心呀！
又如《揭开石板看》(见同书)，和《赵清泰诉苦》的热烈感情相比较，显得十分冷静，却以生动贴切的比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地租剥削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强烈憎恨：
集镇观(道士庙)，
好地方，
松柏树长在石板上；
揭开石板看，
长在穷人脊背上。
此外，象《进了地主门》、《短工》、《印子钱》、《翻身说理》等(均见《东方红》)，也都是揭露地主阶级，控诉黑暗社会的诗作。
在农民群众的诗歌创作中，还有很大部分以极大的热情表现自己翻身的喜悦，歌唱新生活，歌唱共产党，歌唱人民领袖和人民军队。其中《移民歌》就是较为突出的一首。《移民歌》开始由陕北佳县民间诗人李有源用“白马调”编了第一段(即后来《东方红》的头四句歌词)；以后佳县组织移民队南下，李的侄儿李增正担任移民队副队长。出发前，李有源、李增正和大家在第一段的基础上继续往下编，遂成总共九段的《移民歌》。在些基础上，后来又经文艺工作者加工而成《东方红》，其第一段完全按原貌保留下来，不但在全国为老幼所熟悉，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为许多人所知道。作品运用朴素形象的民间语言，传统的比兴手法，抒发了人民群众热爱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真挚感情，歌颂了开天辟地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新时代的到来。除此以外，《十绣金匾》、《十二月唱革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都用民歌手法反复说唱，歌颂了共产党和革命领袖。《古树开花》更是以农民自己的简朴语言，浑厚有力地讴歌共产党对边区的好领导：
边区人民都一心，
古树开花耀山红。
千年的古树盘了根，
开花结子靠山稳。
延安附近地气宽，
八路军占的米粮川。
毛主席领导老百姓，
丰衣足食不困难。
在内蒙西部的鄂尔多斯草原上，蒙古族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就创作了歌颂了八路军的民歌。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蒙族民歌创作更形活跃。骑兵战斗功臣王青山的母亲宝勒高，在送子参军的大会上唱出了《送子出征歌》，用传统民间祝词的形式表现了蒙族人民对革命胜利的期望和信心，情深意长，相当感人。都古尔苏荣的诗歌《我们的骏马》，生动地描述了翻身的蒙族人民努力生产，以军马支援解放战争的热烈情景。
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发生根本变化的一首好诗，是《选好人》。作品用简洁的语言，抓住解放区民主生活中“豆选”这个十分独特而又意义重大的事件，表现了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和群众内心的喜悦：
金豆豆，银豆豆，
豆豆不能随便投，
选好人，办好事，
投在好人碗里头。
这是中国解放区农村民主生活的生动写照。另外，《帮助抗属去打场》、《妇女们，生产忙》也都真切动人地再现了农村热气腾腾的生活面貌。前者抒情地写道：
秋风起，
谷子黄，
家家户户收成强！
互助组，
来帮忙；
有妮子，
有婆娘，
七手八脚打上场，
抗属老刘喜洋洋！
后者欢乐的唱道：
春天里来百花香，
妇女们，生产忙：
闹养种，又开荒，
妇救会里好主张。
纺纱生产度灾荒！
解放区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长期的斗争，经受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教育，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坚实的，文化艺术上也接受了较多较好的影响，因此，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显得成熟老练，批判旧世界尖锐的力，生动地揭示了旧世界没落的必然性；歌颂新世界豪迈坚定，形象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胜利的前景。在艺术上，想象丰富，比喻巧妙，形式活泼，语言朴实有力，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总之，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群众歌唱艺术的新特点。
农民群众诗歌创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另一标志，是旧艺人获得了改造，新的说唱文学得到发展。这些旧艺人，出身贫苦，以说唱为业，且多数为盲人。他们在翻身斗争中也分得了土地，思想上深受教育。在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他们抛开了旧的说本和唱本，开始自编新书或演唱新书，讲说新的斗争和新的人物故事，受到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陕北的韩起祥，河北的王尊三，就是这些获得新生的旧艺人的代表。特别是韩起祥，演唱技术高，创作上数量较多，质量也较好。人民文艺丛书《刘巧团圆》收了他几篇新书，是说唱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但故事曲折生动，说白通俗晓畅，唱词优美形象，而且有思想深度。《刘巧团圆》通过刘巧赵住两个劳动者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叙述，写出了边区劳动妇女新的性格和新的命运，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在人民群众中还留有很深的影响，批评了基层工作人员不深入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赞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马专员这样的好干部。王尊三的《亲骨肉》、《晋察冀的小姑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晋察冀的小姑娘》)是两篇传诵很广的鼓词。前者歌颂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后者歌颂了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李小香英勇对敌的斗争事迹。他的作品细节描绘很生动，语言也流畅明快，不足的是主题不够集中突出。
部队的群众诗歌创作，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多数配合作战任务，有很强的战斗性，形式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枪杆诗”、“快板诗”等在部队里普遍盛行，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动手写作。这些作品往往在紧张的战斗间歇中创作出来，富于实际的战斗鼓舞作用。比如，在锦西阻击战中的某部，七天之中就编印了快板式的宣传品七十一种，二万五千余份(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战壕里的文化活动》一文)。又如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是在紧张的练兵场上大量涌现出来的(注：见上书附录的《华中野战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指战员们的这些诗作，反映了人民军队各个方面的战斗生活：
一是歌唱革命的连队。《我是个贫苦的孩子》、《一枝钢笔一枝枪》(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是战士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歌颂了温暖如家的连队生活，用事实说明了人民军队是一个造就“文武全才英雄汉”的大学校。《我也有功劳》(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用朴实亲切的语言，赞扬了连队里非战斗的炊事员的工作。革命战士大部分是翻身农民，每人家里都有一本血泪账。入伍教育和“两忆三查”的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军的斗志，也使连队战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六条人命》、《恨蒋贼》(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就是部队诉苦运动中涌现的好作品，歌颂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表达了革命战士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
二是歌唱人民战争的胜利。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明确的革命目标，使整个队伍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因此，这里的每个战士都英勇善战，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战斗中创造了许多不平凡的业绩。象《打仗要打新一军》、《筛豆子》、《胜利条件说不完》、《人民功臣焦五保》、《好一个铁腿汉》、《山高路又长》、《一个班缴一连人的枪》、《运输队》(注：作品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和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就是热情歌颂人民战争胜利和英雄事迹的生动篇章，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如《打仗要打新一军》写道：
砍树要砍根，
打仗要打新一军。
兵对兵，
将对将，
翻身的好汉，
哪有打不过抓来的兵？
……
“新一军”是蒋介石以美式武器装备的王牌军，它在东北战场上曾经骄横不可一世。但它在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民战士面前立即暴露了纸老虎的虚弱本质。《运输队》一诗用含蓄活泼的笔调，把军民同上战场的景象和胜利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切感人。
大多数“枪杆诗”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对某种武器的“赞美”或“批评”，表达指战员们参战的决心和态度。如《这次不能打白掉》、《不能再落后了》、《我的旗子红通通》、《我的七九枪》、《我的号》、《炸药包》、《刺刀》、《手榴弹》(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等，都是短小生动的作品。战士们是把武器当作“战友”来看待的，爱护它，赞美它，或是批评它，正表明了他们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再立战功的决心。比如：
我的七九枪，
擦得亮堂堂，
这次去反攻，
拚命打老蒋。
据记载，这位战士自从贴出这首诗以后，“他就天天擦枪练武，某次战斗中出击令刚下，他就跃出阵地，大喊‘我的七九亮堂堂！’一股劲冲向敌人。”(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这个例证说明了许多“枪杆诗”在实际战斗中都是发挥了具体作用的。又如：
我的号，
真是行，
只要一响全连动，
滴滴哒哒连声叫，
全队同志往前冲，
冲得敌人好象老鼠找不着洞，
乱碰乱窜当了俘虏兵。
这里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战士对自己的作战武器——军号的感情，同时有适度的夸张手法，形象地写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揭露敌人，嘲笑敌人，分化瓦解敌军，是部队诗歌的另一内容。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真理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不但用实际战斗击败了敌人，而且还在前沿阵地上开展了活跃的宣传工作，用诗歌揭露敌人的致命弱点，分化瓦解敌军。《嘴巴仗》(注：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傅钟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一文)一诗对前沿阵地的对敌宣传工作作了生动的描绘：“嘴巴仗，很重要，能顶几门迫击炮。”这样的“作战”方法，在实际战斗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淮海前线的战沟里，战士们教敌军士兵唱起了“为老蒋卖命太冤枉”(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淮海战役火线文艺活动》一文)的歌，使敌军士气沮丧。他们在革命政策感召下，有的蹲在地堡里哭，有的干脆跑过来投诚。此外，象《三笑敌人》、《送年礼》(注：见《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用含蓄风趣的语言，把敌人愚蠢无能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抒发了人民战士乐观豪迈的喜悦情怀。
在广大指战员诗歌创作的热潮中，产生了战士们喜爱的诗人。其中以毕革飞(1920—1962)最为突出。他自一九三八年参军以后，就一直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曾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快板诗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写作形式，他被称为“快板科长”。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参加过山西地区的艰苦的攻城战和解放太原的外围战。建国以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他的二十四年的部队生活经历中，有十四年生活在战斗前线。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工干部，对战士的生活、思想、愿望、要求都很熟悉。他的快板诗就是从革命战争实际需要出发，为革命战士创作的，因为这些作品“好懂好记有趣味”，深受战士们的欢迎。赵树理为他整理出版的《毕革飞快板诗选》收作品八十二首，只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分。《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运输队长”蒋介石》、《土飞机》、《咱是造飞机的老行家》、《再把刀刃力些钢》、《学习李海水》、《两挺歪把机枪》、《人民军队大会餐》、《洋灰碉的自我介绍》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其中讽刺敌人的作品更为出色。比如《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讽刺蒋介石的：“不是我来批评你，你的工作不算好。质量低，数量少，以后可得作检讨。”在《“运输队长”蒋介石》一诗中，则是用“表扬”的形式，通过反语来讽刺敌人：
“运输队长”本姓蒋，
工作积极该表扬，
运输的能力大呀大增强，
给咱们送来大批大批美呀美国枪；
亮呀亮堂堂。
“运输队”的规矩好，
枪炮人马一齐缴，
一次就送十呀十来万，
步兵、骑兵、工兵都呀都送到；
捷报当收条。
灵活的笔调，风趣的语言，尖锐地揭露了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的腐朽无能，同时也反映了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迅速发展的形势。《人民军队大会餐》以巧妙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山西解放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是鼓舞斗志的生动作品。毕革飞的作品，确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鲜明的战斗性、群众性、趣味性和煽动性统一在一起的。他很善于构思，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描写集中，决不拖泥带水。语言洗炼，又善于设喻取譬，因此，形象而又有风趣，很符合战士的口味。比如，他批评影响了战斗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比作“火车开到公路上”，要“结束他的伙食账”，都是采用战士口语来取喻的。取喻近而寓意远，因此概括了一些普遍现象，便为战士们广泛传诵。
工人群众文艺运动的兴起较之农村和部队要晚一点，创作的数量也不及农村和部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工人群众的诗歌创作才日渐蓬勃地发展起来。许多大中城市获得解放后，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艺术上也要求翻身。他们要用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翻身的喜悦和对旧社会的控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派出了许多得力的文艺干部到新解放的工厂中去，推广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经验，启发和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工人文艺运动的发展。
工人群众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也是歌颂党和领袖，歌唱新生活，歌唱自己的紧张劳动，同时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感情纯朴健康，对比鲜明，气魄宏大，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如《盼太阳》把新旧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旧社会里是“冰霜冷，树叶黄”，工人们挨饿受冻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新社会展现的光明幸福景象，则使他们不能不由衷地发出这般纯朴真挚的歌唱：“共产党，象太阳，照在人民心坎上，太阳暖，太阳亮，太阳出来人民喜洋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又如《北石坑》写道：
国民党，小日本，
小日本，国民党，
十六斤大锤代代重。
来了毛泽东，
大锤还是十六斤，
抡起大锤轻如风！(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
这是通过两个不同社会里的不同劳动感受的对比，真切地表达了工人阶级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爱。此外，象《红灯颂》(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新年乐》(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红旗歌》、《沙里淘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纱厂女工歌》、《修路歌》、《生产竞赛歌》(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等，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党的领导，歌唱新的幸福生活，歌唱劳动生产，抒发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这些作品，是中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后发出的最早的歌唱，是解除了枷锁的人们唱出了过去所不能唱的歌。思想上较为质朴，艺术风格上粗犷有力，主题庄严，感情鲜明。在形式上，大都采用三、五、七言的有韵的歌谣形式，这和民间说唱文学的长期影响有关。其中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一般的歌谣形式，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艾青在《谈工人诗歌》一文中说：“……尽管工人的诗歌在目前还是属于萌芽的阶段，一般地说，思想和技术都还不是很丰富的，对于事物的刻画也不够深刻，但是由于它是从前进阶级的生活土壤中所产生出来的，具备了先天的优越的品质，如果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殷勤的灌溉，将会萌长出非常郁茂的新林，就从现有的成绩看来，也已经在我们面前展示了非常光明的远景。”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它对于后来工人诗歌创作的预言，也已为事实所证明。
工农兵群众的诗歌创作，是获得解放的群众在思想上觉醒的歌唱。他们是战斗者和劳动者，参加了改天换地的各方面的斗争，对于新时代的光明和幸福有切身的感受。他们用自己活泼有力的语言，歌唱自己从苦难走向欢乐，从斗争走向胜利，感情是深厚的，内容也极为丰富。比较而言，农民群众的诗作显得成熟完美些；部队的作品则显示出人民军队的革命作风和英雄气概；工人群众的诗作虽还处在萌芽阶段，但也显示出先进阶级的优秀品质。它们正是带着这样新的风格和新的气派，丰富了革命文艺创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