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除涌现出大量独幕剧、街头剧等小型剧作外，为全民抗战热潮所鼓舞的剧作家们，还创作了相当数量反映军民团结抗日、暴露日寇汉奸罪行的多幕剧。这些剧作大多洋溢着爱国热情，起到了宣传抗日的进步作用，但也存在着以空洞的呼喊和廉价的乐观代替真实戏剧冲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渐暴露，剧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日渐加深，剧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也有所提高。这时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开始在比较广阔的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揭露国统区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并注意揭示这些现实状况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的剧烈变化。但由于抗日文艺运动在国统区遭到阻碍和迫害，写作和演出不自由，禁忌重重，某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出现了对现实斗争回避或“躲躲闪闪”(注：茅盾：《为诗人打气》，1945年作，收《茅盾文集》第10卷)的现象。
夏衍，1900年生，浙江杭州人，他是抗战前期影响较大的剧作家之一。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参预了左翼戏剧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剧本创作则开始于一九三四年。最早的独幕剧有《都会的一角》。一九三六年四月写的“讽喻史剧”《赛金花》，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多幕剧。作者自述此剧的创作意图，是“想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奴才群像”，“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注：夏衍：《历史与讽喻》，载1936年《文学界》创刊号)剧本以妓女赛金花的活动为线索，对清政府上层统治者李鸿章、孙家鼐、魏邦贤之流的反动腐朽和卑鄙无耻进行了鞭打，借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讽喻，因而曾遭到国民党禁演。女主人公赛金花，原也置于讽嘲的“焦点之内”，但由于作者对她“同情”较多，认为她“多少的保留着一些人性”(注：夏衍：《历史与讽喻》，载1936年《文学界》创刊号)，实际落笔时对她不无赞颂。剧本对义和团的革命历史作用，也缺少正确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对《赛金花》一剧的毛病，鲁迅曾经在《“这也是生活”……》中有所批评。一九三六年冬，夏衍创作的第二部多幕历史剧《秋瑾传》(初次发表时名《自由魂》)，则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比《赛金花》有明显的进步。这个剧本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女英雄秋瑾的壮烈事迹为题材，真实地表现了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对她缺乏警惕和不懂革命策略的弱点也有批评。与此同时，更无情地鞭挞了媚外残内的清朝统治者和汉奸走狗。剧本的戏剧冲突比较集中，主人公的性格刻划比较明朗突出；作者后来形成的简洁、素淡的风格特色，在这部剧作中也初露端倪。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夏衍开始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三幕剧《上海屋檐下》。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不久，抗日统一战线处在酝酿之中，国民党政府被迫有条件释放一批长期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一些革命者经营救陆续出狱，他们中间有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触动了作者，使他写出了这部一度名为《重逢》的剧作。在这个剧本中，作者认真地“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去写作”(注：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剧本》1957年4月号)，有意识地在人物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等方面下功夫，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注：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剧本》1957年4月号)。剧本通过一座弄堂房子里五户人家的一天经历，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在这黄梅天一样晴雨不定、郁闷阴晦的政治气候中，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沦落风尘的弃妇施小宝，被流氓逼迫去卖淫，她想挣扎，然而四顾无援，终于跳不出邪恶势力的魔掌。老报贩“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独生子在“一二八”战事中参军牺牲，使他孤苦无依，精神错乱，成天哼着“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酗酒解愁。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正陷于贫病交困中，偏巧这时辛辛苦苦培植他到大学毕业的老父亲从乡下来了。老父亲满以为这个自幼就被诩为“天才”的儿子，早在上海有了“出息”，实际上“天才在亭子间里面”。儿子儿媳企图用借债、典当把窘状隐瞒过去，强颜欢笑，谁知老父亲耳聋心不聋，私下发觉了实情，立刻托故回乡，临走还把自己最后一点血汗钱，偷偷留给了小孙子。小学教师赵振宇安贫乐命，与世无争，可他的妻子却愁穷哭苦，唠唠叨叨，为讨菜贩的一点小便宜竟至连蒙带唬，关门抵拒。作为剧中主线的，是二房东林志成、杨彩玉一家的故事。林志成是一个工厂中的下级职员，他不仅由于做着亦“牛”亦“狗”的工作而整天耽忧、赌气，更由于被监禁十年、久无消息的匡复的突然归来，使他禁不住良心的谴责。匡复是革命者，是林志成的好友，是杨彩玉的丈夫和葆珍的生身之父。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害了他身体的健康，而眼前的尴尬局面又给了他意外的苦楚和酸辛。彩玉过去是同情革命的少女，为同匡复结合而脱离家庭，可匡复被捕后，孤苦、贫穷的磨难逼得她退却了，她在误以为匡复已经遭难的情况下与林志成结合，变成一个小心翼翼随顺夫权的家庭主妇，生活的奴隶，尽管她的感情还在前夫与后夫之间痛苦的挣扎着……。剧本借助于戏剧冲突所表现的人物这种种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无一不是与那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无一不是那个黄梅天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气候带来的结果。正是通过人物的不幸命运，剧作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提出了深沉强烈的控诉。
作者对这群人物的未来还是抱着希望和信心的。他把希望寄托在葆珍等“小先生”身上。孩子们高唱《勇敢的小娃娃》歌，朝气蓬勃，表达了“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的决心。这歌声促使匡复重新振作起来，毅然出走。他声称，这“决不是消极的逃避”，并鼓励朋友们“勇敢地活下去！”他终于是一个革命者，用革命的理想克服了个人生活上的伤痛，走上“救国家”的人生大道。——舞台上从远处轰轰然响起惊雷之声，预示着令人沉闷的黄梅天即将过去。
剧作布局新颖而严密，作者把一群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巧妙地拉到一起，使他们的故事齐头并进，却没有一点紊乱的感觉，波澜起伏，紧凑自然，最后达到高潮——匡复出走。能够写成功这样一出“个个角色有戏的群戏”(注：李健吾：《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载于195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他曾经在这种屋檐下生活了十年，剧中的各种人物他都曾经亲眼看到过。因此，全剧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每个人物虽然台词和动作不多，而他们的面貌和特征却都被生动地刻划出来。应该说，《上海屋檐下》标志夏衍在现产主义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抗战头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夏衍先后在广州写成《一年间》(《天上人间》)，在桂林写成《心防》和《愁城记》。这三部剧作，差不多全取材于沦陷的上海。作者在《愁城记》的代序——《一个旅人的独白》中解释说：“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在这方面，三剧之中以《心防》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成功。
四幕剧《心防》，写成于一九四年五月。它生动地反映了上海沦陷后的最初两年间，进步文化工作者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艰苦、英勇斗争的事实。原来在《上海屋檐下》中弥漫着的那种黄梅时节的阴晦和沉闷的气氛，在这里已被抗战爆发卷起的时代风暴冲破了。主人公刘浩如，是一位具有炽烈爱国热情、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新闻记者，进步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上海刚沦陷的时候，他曾准备到后方去，但随即又决定留下来。他意识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死守这一条五百万人精神上的防线，要永远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远不被敌人征服，这就是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责任！”由于抗战节节失败，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使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困难。他不仅顶住了敌伪的种种威胁和利诱，而且排除了来自生活方面的干扰，始终坚定不移地站立在“防线”的最前沿。同时，他还善于帮助战友们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鼓励他们增强胜利的信心，坚持斗争。一直到被敌人刺杀倒下去的时候，他所挂念于心的仍然是“咱……们……的防……线！”——这也就是剧本所要表现的主题。由于作者非常熟悉上进步文化界的各种人物，对他们艰苦曲折的战斗情况深有了解，充满同情，其中某些斗争生活更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所以剧本在表现这些战斗场面的时候，就能够取得真实动人的效果，并且能够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把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地刻划出来。剧本也有不足，使人不能充分看到进步文化界坚持斗争的群众基础。
因受敌后人民武装和游击队英勇斗争的鼓舞，作者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写成四幕剧《水乡吟》，来表现“叫做‘天堂’的‘鱼米之乡’”的浙西一带农村“在受难……也在斗争”的情景，给观众“带来一些故乡已经春来的消息”。可是，作者不熟悉这方面生活，“不想再在沙上建塔”，于是正面描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有意的把真正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而使之成为无可究诘的后景与效果”(注：夏衍：《忆江南》，收入《边鼓集》)。
随后写于一九四二年夏的五幕剧《法西斯细菌》(一度改名《第七号风球》)，则是标志夏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剧本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国内外某些政治事变为背景，主要通过细菌学家俞实夫由不问政治到“再出发”的曲折的觉醒过程，严正批评了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至上主义，揭露了法西斯主义与人类一切进步事物为敌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当时，《新华日报》曾陆续发表评论文章，赞许该剧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注：颜翰彤：《消灭法西斯细菌》，1942年10月16日《新华日报》)，剧中人物“都有活力与生命”，“它给人们内心的感动不是一刹那的，而是意味深长的”(注：章虹：《谈〈法西斯细菌〉——从剧本说到演出》，1942年11月5日《新华日报》)。它对教育知识分子关心政治、认清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激盛他们投身抗战洪流，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俞实夫与作者其他剧作中的人物相比，塑造得更加丰满、深厚，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象俞实夫那样埋头科学研究不问政治的学者，在旧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是不少的，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中华民族危亡的命运，确实曾促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觉醒。当然，俞实夫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他的觉醒过程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他为人正直、迂阔，真诚而执拗地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将来”服务，工作勤奋专注。然而，他不问政治，政治却要问他。一九三一年九月，当他获得日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中日关系大破局”的政治形势促使他离开留学的日本回国，虽然他仍然到日本人办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担任预防医学系的研究员。一九三七年八月，继芦沟桥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爆发，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高涨，立即波及到他的家里来；因为他的妻子是日本人，所以在无可厚非的民族感情驱使下女仆坚决辞职，女儿被同学们骂为“小东洋”，……在这种政治形势的迫使下，他只得移居香港，虽然他仍决意闭门研究他的斑疹伤寒之类。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闯进了他的家门，不仅捣毁了他的“科学之宫”，侮辱了他，而且当着他的面残杀了爱国青年钱裕；这血淋淋的事实才使他开始醒悟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于是，他从香港逃回后方以后，决定参加“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进行一次“再出发”，等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再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俞实夫的这个觉醒转变过程，表现得实实在在，令人信服。剧中另外两个对俞实夫起到烘托作用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赵安涛和秦正谊，也刻划得比较真实、鲜明。由于戏剧冲突表出得真实、具体、生动，主人公塑造得突出、典型，剧本的主题也就表达得深刻动人。
一九四四年底，作者又写成《离离草》，虽然怀着爱国主义激情和“野火烧不尽”的信心，企图表现东北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剧中斗争生活情景“全出臆造”，因此人物性格浮泛，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一九四五年春写成的四幕剧《芳草天涯》，作者意在引导知识分子正确处理恋爱纠纷，以集中精力于抗战工作，在冲突安排和表现人物复杂心理方面，也不乏精巧的笔触。但是，剧本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原谅和同情过多，政治倾向不够鲜明，并且把解决这类纠纷的根本途径，放在确立一个抽象的伦理观念上，过分夸大了爱情纠葛的作用的影响。
作为一个不断探索和成长的作家，夏衍在创作道路上虽有曲折，有教训，但主流却是健康的，日趋成熟的。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夏衍的剧作显露出它独特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剧本的选材紧密配合当前的现实斗争，洋溢着争取民族解放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揭露眼前黑暗和消极现象的同时，总能够指出些光明、积极的因素，向人们透露未来的曙光。其次，在艺术上它既不同于曹禺剧作那样冲突尖锐剧烈、色彩浓重，也不同于郭沫若的剧作那样诗请洋溢、慷慨激昂；它往往用日常生活中那些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构成冲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素、洗练，以一种素描或淡彩画的笔法来表现严肃的主题，揭示时代的本质，使人感到平易亲切，耐于咀嚼回味。其中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契诃夫和高尔基戏剧影响的痕迹。
夏衍的剧作几乎全是写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这主要是由于作者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对这些人物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其中的不足，主要如作者自己所说：“在于当作者批评和鞭挞这些旧事象、旧人物和旧性格的时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怜惜乃至欣赏了这些弱点”(注：夏衍：《〈夏衍选集〉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抗战前期，宋之的、于伶、陈白尘、丁西林、袁俊、吴祖光、沈浮等，也都是积极从事话剧创作并取得了不同成就的作家。
宋之的(1914—1956)，这时期写有独幕剧《微尘》、《出征》，多幕剧《自卫队》、《刑》、《鞭》等，鼓动人民投身抗战，暴露“大后方”城镇社会的黑暗，抨击反动势力。写于一九四年的五幕剧《鞭》，一名《雾重庆》，是作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剧本主要描写了几个流亡到重庆的大学生的沉沦。这群青年是满怀爱国热情跑到抗战“陪都”来的，但生活的压迫，恶浊社会风气的腐蚀，把他们推向没落：沙大千变成来往港渝之间发国难财的奸商；林卷抒见丈夫堕落极度苦闷，愤而出走，不知所终；老艾倒一心要创作，可贫病潦倒，终于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万世修冒充“活神仙”批命论相，攀附国民党权贵充当帮闲；徐曼(即苔莉)生活无着，还要养活弟弟妹妹，被迫当了交际花……。剧本主要通过这群青年的遭遇，描绘出一幅国统区阴冷、污浊的社会图景，不仅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软弱性、动摇性，重要的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此外，剧中还刻划了一个努力上进的知识青年林家棣，虽然由于环境的限制对她所走的道路写得比较模糊，却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与沙大千等的没落相对照的作用，有助于表现主题。赵肃这个人物的设置，可以看到作者开拓剧本反映生活的广度的努力。从袁慕容身上，则形象地表明了作者把沙大千等没落的客观原因，直接归咎于国民党反动政权。
在及时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方面，《雾重庆》是当时最早出现的一部成功剧作。沙大千等所经历的矛盾冲突，他们的遭遇，是有现实基础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而且剧本所展示的生活画面比较开阔，时代气息浓重，结构紧凑，错综有致。因此，该剧在重庆等地演出时，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曾引起热烈的反响，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作者由此显示的艺术才能，后来又有进一步发展。
于伶(常用笔名尤兢)，是抗战初年曾在上海“孤岛”坚持战斗的一位有影响的剧作家。这时期他写下的作品有《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女儿国》、《杏花春雨江南》、《长夜行》和《大明英烈传》等。这些剧作多以上海的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抗战的主题，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罪行的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艰难困苦和反抗斗争。作品的格调清新朴素，表现形式富于变化，人物对话蓄隽永，但有时剪裁不很适当，显得头绪纷繁。
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五幕剧《夜上海》，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剧本以梅岭春一家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的活动为线索，比较宽广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人民的苦难和抗日情绪的增长。它“是上海变成‘孤岛’后最现实的一个剧本”(注：于由：《评〈夜上海〉》，载1939年8月12日《大美晚报》第七版)。开明士绅梅岭春带领一家人逃难到上海，饱经忧患，大儿子和大儿媳被日寇打死，女儿萼辉因感激钱恺之帮助她家进入租界而错把终身托付这个纨绔子弟，结果被遗弃。在这“孤岛”之上，梅岭春一家尽管屡遭打击，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们保持着民族气节，不受敌人威胁利诱，最后决定回家乡跟着抗日游击队去“锻炼，磨炼”。剧本通过周云姑一家以及下层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汉奸孙焕君以及和他勾搭的钱恺之被群众打死与惶惶逃去，表现了人民群众在艰苦环境中抗日情绪的不断增长。剧中这些人物都有现实生活的根据，所反映的一九三九年前后上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情节安排的不够谨严和部分人物性格的不够鲜明，则是剧本的不足。《夜上海》的续集为四幕剧《杏花春雨江南》，主要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岭春一家回到故乡，和当地抗日救国军一起为保护家乡、保护油桐果而斗争的故事。由于作者缺乏这方面的生活经验，更兼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个剧本的情节基本上是不典型的，而且流露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写于一九四二年的四幕剧《长夜行》，是作者这时期最坚实的一部。剧本主要反映了“孤岛”沦陷前后爱国知识分子与敌伪斗争的情形以及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主人公俞味辛和他的爱人任兰多，都是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人生有如黑夜行路，失不得足。”——俞味辛时时以这句话警诫自己，在黑暗重重的环境中坚持下去。无论是生活上的贫病交迫或是政治上的威胁利诱，都未能阻止他们爱国的活动，动摇他们斗争的意志，终于在革命者陈坚的引导下走上更为坚实的道路。此外，剧本还写了卫志成一类小市民的苦恼、抱扎和潦倒，沈春发一类暴发户的冷酷、挥霍和无聊，褚冠球一类过桥名士(汉奸)的卑鄙、无耻和狠毒，韩英一类孤儿寡母的贫穷、愁苦和辛酸。剧中这些人物在当时的上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俞味辛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表现了沦陷区人民不屈服于侵略者压迫的坚强意志，演出时收到良好的效果。
《大明英烈传》，是作者一九四一年写成的一部五幕历史剧。剧本以采石矶大战为背景，刻划了刘伯温、苏皎皎、唐力行、秀姑等决心推翻远室、“光复山河”的起义领导者和群众的形象，在宣扬民族意识、鼓动人民反抗侵略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陈白尘当时以擅长讽刺喜剧著称。他很早就写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前后写的《曼陀罗集》、《小魏的江山》、《茶叶棒子》；独幕剧《街头夜景》、《父子兄弟》、《虞姬》和多幕剧《石达开的末路》，受到了较广泛的注意。抗战爆发后，作品更多，独幕剧《未婚夫妻》、《禁止小便》(集于《后方小喜剧》)，多幕剧《魔窟》、《乱世男女》、《大地回春》、《结婚进行曲》、《大渡河》等，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乱世男女》(三幕四场)，写于一九三九年，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部讽刺剧作。作者以尖锐泼辣的笔触，描写了抗战乍起由南京逃到“大后方”的一群都市“沉渣”的形形色色丑态。有人因此指责作者在散布对抗战的“悲观主义”，“只有‘暴露’”。作者回答说：“‘暴露’，在某一程度内是不该被非议的。讳疾忌医，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而一个夸大的，不知自己短处的民族底命运，只有灭亡！”又说：“由于热爱着光明，而对黑暗痛加鞭挞的，是暴露，专意夸张黑暗去掩盖光明的，是悲观，是投降。我热爱光明！”(注：《〈乱世男女〉自序》，上海杂志公司1946年11月复兴第二版)剧中确乎写到象秦凡那样真心抗战的人物，虽然没有展开他的具体活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与那些“沉渣”对比的作用。剧本受到的责难，恰恰表明现实生活中果然存在着这些“沉渣”；对他们的鞭挞，于抗战正是一种推动。如果说剧本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对这些“沉渣”的解剖还不够深刻，只能引起观众的嘲笑和鄙视，却不易使观众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些社会问题的本质和答案。
写于一九四年的五幕剧《结婚进行曲》，乃是在《未婚夫妻》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它是陈白尘这一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剧本通过女知识青年黄瑛为寻找职业而四处碰壁的遭遇，揭露了国统区社会的腐败。黄瑛不愿做男人的附属品，要做一个经济自主、有独立社会地位的人，为此她走出家门，到处寻找职业。但是，那个社会却根本不给她立足之地，为她准备的“职业”是陷阱和泥坑。她终于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在苦难生活中打滚”。她的丈夫刘天野，也在生活的重压下颓唐下去，以酒浇愁。这就形象地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为知识青年、特别是女青年所安排的前途。无非是不幸和灾难！剧本前三幕闹剧式的噱头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戏剧冲突所包涵的严肃的社会内容，降低了剧作的社会效果。另外，剧本也未能为这些青年暗示一个挣脱不幸命运的办法，似乎只能无可奈何的忍受下去。同年写成的独幕剧《禁止小便》(后曾改名“等因奉此”)，笔锋犀利，富有特色。剧本直接暴露国民党一般行政机关那种浑浑噩噩、腐败不堪的情景。当官的终日享乐，下饭馆、打麻将、捧明星、娶小老婆等不一而足，脑子里装着的唯一公事，就是敷衍上边委员之类的“视察”；高级职员靠裙带关系升官发财，可以整天整月地不来办公；一切苦役则全部压在唯恐敲碎饭碗的下级职员身上。因此，平日在机关里只有几个下级职员虚应故事，他们无精打采地“慢慢儿地做”，一听委员要来“视察”，这才如临大敌，慌乱一团，即如拟一块“禁止小便”的牌子，也会闹得鸡飞狗跳。这些讽刺喜剧在揭露国统区社会面貌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陈白尘的喜剧艺术，后来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有重要的发展。
搁笔已久的喜剧作家丁西林，这一时期也以他圆熟的技巧写成《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等剧作，为进步的抗战戏剧增添了光彩。写于一九三九年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主要嘲笑了国统区上层人物视钱如命以及警察之流趋炎附势、偷鸡摸狗的丑态。剧本生活气息浓郁，构思巧妙，对话饶有风趣，是“五四”以后有数的独幕剧佳作之一。同年写成的四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也颇有特色。剧本通过一个当汉奸的老头子家庭里夫妻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抗战爆发后，社会上层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仅象留学归来的梁治和高中学生梁玉这些热血青年立场鲜明，断然与做汉奸的父亲决裂，就连年事已高的太太，也知道一个人“最要紧是要有气节”，把民族国家看得重于家庭，出乎子女们意料地毅然决定离开上海住惯了的家，和子女们一起走向内地。剧中人物真实，情节紧凑，结构布局上独具匠心。《妙峰山》(四幕剧)写成于一九四年。剧本虽然通过妙峰山寨主王老虎及其部下的抗日活动，寄寓了作者关于政治设施的某些有进步意义的主张，表现出作者的政治热情，落笔幽默，含意隽永；但由于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人物和情节，完全是凭空虚构”(注：见《妙峰山·前言》)，因此还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
吴祖光是当时出现的青年剧作家。他的第一部剧作名《凤凰城》，而使作者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则是一九四二年写成的四幕剧《风雪夜归人》。剧本主要通过京剧名旦魏莲生和官僚姨太太玉春的恋爱悲剧，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在那个畸形的社会里，大官和阔老们把京剧演员当作他们“消愁解闷的玩意儿耍着玩”，可魏莲生起初却“人苦不自知”。妓女出身的玉春，则未被眼前灯红酒绿、婢奴环列的“幸福”迷惑，她从愁苦辛酸的经历中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所处的是受作践的地位。她立意要为自己寻求真正的自由幸福。当她遇到魏莲生这个也是穷苦出身、为人忠厚的年青人的时候，就勇敢地捧献出自己的一片痴情。在玉春启发下，魏莲生也开始醒悟。然而，那个社会是不允许下层人民来安排自己命运的，就在他们约定出走的前夕，悲剧发生了：他们被粗暴地拆散，魏莲生被赶走，玉春被送给另外一个男人。最后，奋斗了二十年仍然无路可走的魏莲生，死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黑夜里；玉春也失踪了。对剧中这些苦人儿的生活，作者是熟悉的，而且是满怀同情的。这正是剧本读起来凄楚动人的主要原因。
沈浮本时期创作的剧本有《重庆二十四小时》、《金玉满堂》以及《小人物狂想曲》等。这些剧作通过既平凡无奇又波澜起伏的戏剧情节，描绘了抗战相持阶段大后方城镇的社会生活面貌。三幕剧《重庆二十四小时》写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一所普通楼房里的人物和故事。故事的中心是一个从东北流浪到重庆来的既纯洁又脆弱的女青年，在几个进步戏剧工作者的帮助下，识破和摆脱了邪恶势力诱人下水的种种圈套，投入抗日进步戏剧工作。剧中几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而性格截然不同的戏剧工作者的形象，刻划得颇为鲜明。四幕剧《金玉满堂》写的是重庆附近某乡镇一个地主家庭衰败的故事。这个挂着“金玉满堂”金匾的地主家庭，三代人中头两代男人已死去，由女人掌管家产，继承祖业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但第三代“聪明有余”、“道德不足”，不但保持不了财产，连生命也丢了。作者那时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还不明确，某些情节不够真实，但剧本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地主财富造成的罪恶。这两个剧本戏剧冲突激烈紧张，技巧颇为熟练，在重庆及各地上演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沈浮主要转向戏剧及电影的导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