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自太武帝毁佛之后，文成帝即位兴复佛法之时，佛教大盛；西域所画佛像，接踵而至；而魏之先代，本有凿石为庙之遗风；雕刻技术，夙所擅长；因此每一帝即位；即于都城近处山冈，为帝或后，建造石窟，就山岩镌佛像；历久蔚为大观，为佛教上至有价值之美术；最著名者大同云冈之石窟佛像、及洛阳伊阙之石窟佛像是也。云冈在魏之旧都平城西三十里；伊阙在魏之新都洛阳南三十里；云冈滨临武州川水；伊阙滨临伊水；地理形势亦相类；故魏时称云冈为北石窟；伊阙为南石窟。
《续高僧传》，释《昙曜传》云：“昙曜少出家，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元统，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魏书·释老志》：亦言“沙门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
观此两文所载：可知魏之开凿石窟，实始于昙曜。先是：太武帝信司徒崔浩之说；崇重道士寇谦之；排斥佛教，焚毁寺塔；太武后感致疠疾，方始觉悟，诛夷崔氏。及崩。文成帝嗣位；重兴佛法。昙曜遂白于帝，开凿石窟；曜之赴京，在文成帝兴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453年）也。
大同云冈行窟之造像；昔时因僻在塞北，知者颇鲜，即碑碣亦无一存者；不如伊阙造像，屡见于金石家之纪载；盖一则因元魏崛兴，文化未盛；至孝文迁洛，始禁胡语，肇启华风；二则因云冈石质较粗，易于剥蚀；其开凿又先于伊阙五十年；佛像巨大，虽经风霜，未全损坏；文字则磨灭无遗也。至后京绥铁路，可以直达大同；云冈石窟之名，世人多知之；考古者亦注意及之矣。
石窟寺今俗呼石佛寺；依山开窟，建筑层楼；每楼各就一窟，窟上通光；窟中大佛，高者约五六尺；窟之宽广，最大者径六七丈，其小者三四丈，略如佛殿；四壁雕琢大佛像无数，及浮屠、幡幢、宝盖等，种种装饰，多施采色。寺西又大窟五：窟外石质多剥落；寺东更有大小石窟，以数百计；佛像大者数丈，小者数寸；多至不可胜计。郦道元《水经注》□水条下有云：“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灵岩；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郦道元撰《水经注》在魏太和年间；去石窟之建筑，不过四五十年；其所记载，至为可信；据《魏书》则昙曜所凿者只五所；而此则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可知昙曜以后，继续开窟者之众；又曰：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可见当时景色之美丽；而魏诸帝之行幸石窟寺，亦屡见于史书；造像之风，斯为盛矣。
伊阙石窟寺，则建于孝文帝辽都洛阳之后；伊阙之山：西曰龙门；东曰香山；山岩石壁，上下凿石，为大小窟无数；与云冈绝相似。
《魏书·释老志》：“景明初，世宗（宣武帝）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太祖、文昭皂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是，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500年）至正光（孝明帝年号）四年（523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按此为伊阙开凿石窟之始；宣武帝景明，在孝文帝迁洛之后；去文成帝兴安复佛之年，约五十年；是则伊阙石窟，后于云冈石窟亦五十年。从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至正光四年（523年），其间经过二十八年，仅造石窟三所，已费工如此之巨；则云冈石窟，奚啻三所；其工程之宏大可知矣。
云冈石窟，完全为北魏一朝开凿：伊阙石窟则不然；始于北魏，继续于有唐；盖北魏自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至孝武帝永熙三（534年）年高欢入洛，东西魏分裂；自此兵争不息，凿窟工役，当无暇及此；至唐贞观中叶，魏王泰为其母文德皇后，凿三窟于魏石窟之北；至今尚存；褚遂良书《伊阙三龛碑》记其事；欧阳修《集古录》谓：“龙门山壁间，凿石为佛像；后魏及唐吋所造；惟此三龛像最大，乃魏王泰为长孙皇后所造也”；《金石文字记》谓：“龙门山镌石为佛像，无虑万计；石窟最大者，今名宾阳洞；像尤高大；洞外高处有刻字，拓之得二十余行；按《集古录》有三龛记；岑文本撰，褚遂良书，今拓字有聿修阴德等字，知即此记也”。观此诸记，则知伊阙石窟，其建造实自北魏以迄于唐；与云冈之成于一代不同也。
伊阙之石窟寺，在龙门山之东北麓；今亦称为潜溪寺；第一石窟，高约四五丈，宽二丈余，深亦如之；其中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三；宾阳洞凡三窟；中间一窟，坐大佛一；左右立者各五；窟顶雕天女像；壁间雕小佛百数；窟高约四五丈，深宽均约三丈余；右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一；壁间雕小佛以数百计；高与中窟略同；深约二丈，宽约三丈；左一窟大佛坐者一；立者左右各二；壁间雕小佛百余；高深宽，略与右窟同；窟外刻佛无算；距窟二丈许，建一轩；右为僧房；惟滨临伊水，地势逼窄；视云冈之高楼四层，佛殿端中居前；气象远不及也。
龙门山自北徂南，仅里许之内，所镌佛像；或云四万余，或云七万，无可确计。洛阳县志《金石门》所载：“龙门造像，唐代居乡；开元、天宝以前，年月历历可考；盖人民奉佛，久成习俗故也。”是则龙门造像，不限于帝王之家，人民亦多作此功德矣。
北齐时，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闷封岩壑中；坐下有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承师付嘱；乃于隋大业年间，劫刻石藏经板；就涿州西北五十里之白带山，开凿石洞；以石经板，藏诸洞内；既满，即用石棂塞户，以铁锢之。至贞观五年（631年），《大涅槃经》成；及十三年（639年），静琬法师愿未终而卒。门人导公、仪公、暹公、法公相继五世，陆续增刻；历唐至宋，凡得七十七种，二千三百余石；而经尚未完；迨辽圣宗时，有留公法师，奏请续刻；兴宗亦赐钱刻之；道宗时，相国杨遵勖、梁颖亦奏请赐钱续刻；故自太平七年（1027年），至清宁三年间（1057年）；因隋唐所刻《大般若经》，止五百二十卷；续镌八十卷，完成六百卷之数；计二百四十石；又续镌《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计三百六十石；以成四大部之数；总合二千七百三十石。
白带山既藏石经，故亦名石经山；以其景物幽秀，类似天竺，故又名小西天。山顶有雷音洞，就洞建室，高丈余，深九步；室隅亦横九步，其前阔十三丈，如箕形；有几、案、垆、瓶之属，皆石为之；三面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经：东北壁为全部法华经；西壁为杂编；共有四百十八石：故又名石经堂；此雷音洞之石经，乃显露于壁间，供人摹拓，非深锢于洞内者也。雷音洞之左有洞二；右有洞三；雷音之下，复有洞二；共计七洞：皆满贮石经，经板层叠，并列洞内；自洞口石棂之隙，可窥见之；有完整者；亦有破裂者；所谓二千三百余石，殆皆在此七洞之内；有石幢记其目甚悉。
道宗在清宁三年（1057年）后，又续刻石经一百八十石。是时又有通理大师，慨石经未全，有续造之志；遂于大安九年（1093年），在山之西峪寺，开放戒坛；士庶道俗，入山受戒；所获施钱万余，付门人善定，校勘刻石；至大安十年，钱尽功止；又有门人善锐，念先师遗风，不能续扇；与善定共议募刊，以毕其功；凡得四千八十石。于天祚帝大庆七年（117年），就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将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以后所刻。及通理大师所办石经，藏瘗地穴之内；其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地，知经所在。是知白带山之石经，除七洞之外，西峪寺西南塔下，尚有一部分也。西峪、东峪均在白带山下；就其地建东西云居寺，亦称东峪寺、西峪寺；今东峪寺已毁，仅存两峪寺；至清代改称为西域云居禅林。
石经既自唐至辽，历代续刻；迨元朝至正年间，有高丽沙门慧月大师来我国，亦继续其事；惟明以后则无闻焉。此诚佛教史上伟大之事业，不仅关于美术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