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入中土，与道教冲突之说；第一章已据《汉法本内传》，述其概要矣。《第所传》冲突事迹，不无可疑，恐系后代所伪托。相传冲突之时，道士等上表，请与佛徒角力；其表文曰：“臣等诸山道士，多有彻视远听，博通经典；从元皇已来，太上群录，太虚符咒，无不综练，达其涯极；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饮气；或入火不烧；或履水不溺；或白日升天；或隐形不测；至于方术，无所不能。”其言夸张若此，似非实录。《广弘明集》谓：“有人疑此传近出，本无角力之事；按《吴书》明费叔才憾死，故传为实录矣。”由此观之：在当时已有疑此冲突之说为新出者；《广弘明集》则谓费叔才憾死事，既出《吴书》，可信为实录；所谓《吴书》者，指吴阚泽答吴主孙权之书；其书曰：“自汉明永平十年，佛法初来；至今赤乌四年，则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与摩腾角力之时，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费叔才等在会，自憾而死；门徒弟子归葬南岳，不预出家，无人流布。后遭汉政陵迟，兵戎下息，经今多载，始得兴行．”按书中自憾而死．事属秘密，人何得知，已觉可疑；且所载与《汉法本内傅》相左，虽载在《吴书》，未必可信；推究当时情事，益信为后代夸张之辞。盖迦叶摩腾、竺法兰初履中土，佛教未昌，尚不致招道士挤排若是之甚也。
道教始于老子，不过就一方而言；其它方面，实根据下等社会之迷信；盖因崇尚老子虚无恬淡之教；生超俗脱尘之神仙思想；与民间信仰灵异之俗相结合，而求长生不死之方；谓符水咒法，可以愈病；愈益卑陋矣。我国信仰道教之风，由来已久；实人民思慕神仙所致。其起源虽不可得知，而为国人宗教思想发展之初步，可断言者。大抵思慕神仙之思想，广行于无智人民之间，乃最古之一种宗教信仰。此信仰与道家者流之教义相结合，遂以老子为仙人上乘，而奉为始祖耳。相传老子西涉流沙而去，不知所终；后人以为羽化登仙，时临下界；遇有修行者，辄授以秘箓；所谓太上老君是也。
据道家者流所自述，神仙起源极古，三皇、五帝时代已有之；其说固怪诞难稽。史称秦始皇酷慕神仙，令徐福入海求不死之药，亦莫能知其究竟（张良从赤松子游，亦类此）。至于北伐匈奴，西征天山，东至朝鲜，南及两越，武功文事，号称极盛之汉武帝，亦崇信神仙；卒因道士之故，敢多行失政而不顾。于是神仙之教。在昔只为无智人民所迷信者，今则有权势之帝王，亦为所动；而道教势力，乃日愈大。其成为稍具形式之宗教者，实始于后汉之张道陵（生于徐州沛县）；后世称张天师，推为创立道教之祖；盖道陵在西蜀鹤鸣山传道，乃东汉末叶，与佛教传来时期，不相远也。
当张道陵退居鹤鸣山时，自称太上老君授以秘书，以博愚俗之信。适值东汉衰微，道陵遂得逞其妖说，传至其子衡及孙鲁，信者益多；所在蜂起，遂不可制；号称黄巾贼之张角，亦其流亚也。自后道教，代有变迁；卒因民间迷信，迄至今日，一般社会，尚崇奉惟谨焉。
相传汉献帝时；有牟子者，著《理惑论》（在张道陵后五六十年），即道佛二教比较论也。牟子之为人不详，有谓即汉之牟融，非是。其《理惑论》，一名《牟子》，亦有题为《苍梧太守牟子传》，似牟子曾在两广附近之地为太守者。《弘明集》谓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相率南来，多为神仙长生之术；牟子力斥之；后忽奉母赴交趾，绝仕宦之念，专志学问。其言若此。实则牟子系假托者，未必真有其人。何则？当时谈神仙者，盛于南方；牟子是否为之忧虑？殊不可知；佛教行于南方，与道教是否冲突，亦不无可疑；且牟子何以得在南方学佛教？亦一疑问也。献帝时距安世高、支娄迦谶之来，不过四五十年；纵安世高赴南方，成为事实；而道佛二教比较论，不久即唱于其地，为时似觉稍早，此种问题，尚须加以研究。
《理惑论》凡问答三十七条；不仅论道佛，并及儒教；乃推究三教性质，唱三教一致说之调和论者；其说曰：“夫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其说若此：足以窥其旨意矣；盖视佛老二教，同一性质也。又曰：“吾未解佛经之时，惑甚于子；虽诵五经，适以为华，未成实矣。既吾睹佛经之说，览老子之要；守恬憺之性，观无为之行；还视世事，犹临天井而窥溪谷，登嵩岱而见丘垤矣；五经则五味，佛道则五谷矣。吾自闻道以来，如开云见白日，炬火人冥室焉。”此言三教消息相通也。独于神仙虚诞之道教，则其议论之态度，为之一变；曾言：“辟谷之法，数百千术；行之无效，为之无征；观吾所从学师三人，或自称七百、五百、三百岁，然吾从其学，未三载间各自殒没。”又问以“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针药而愈，有之乎？”则答以“仲尼病，子路请祷；吾见圣人皆有病矣，未睹其无病也。神农尝草，殆死者数十。黄帝稽首，受针于岐伯。此之三圣，岂当不如今之道士乎？”又问以“道家云：尧、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当死，莫能免。何哉？”则斥之曰：“此妖妄之言，非圣人所语也。”其余各条大率“讪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弘明集》述牟子之传曰：“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虽不乐兵法，然犹读焉；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又曰：“乃叹曰：老子绝圣弃智，修身保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可贵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其所论据，与《理惑论》无以异也。此书纵非后汉时人所著；其论三教一致，当推为最古之学说；其为佛教者对于道教表明思想之初期，则决无可疑也。（《理惑论》略载迦叶摩腾、竺法兰初传佛教事，翻译《四十二章经》始末，洛阳造寺源流。其所载佛教初传之传说，前已据《汉法本内传》述之矣。续佛道《论衡》所引《汉法本内传》之文，亦书此佛教初传之事，而言“广如牟子所显。”由是观之，牟子当视《汉法本内传》较古。则《汉法本内传》距佛教东渐时代，不甚近，明矣。况《理惑论》亦云《四十二章经》藏在关台石室之中，且言“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其所举当时僧侣之行为若此，就其所举各项观之，似述西晋僧侣之事。盖后汉时代，僧侣之在中国北方者，尚无受若斯指摘之人，况南方乎？）
总之佛教弘传中土，首先与之龃龉者，当属道教；其宗旨与之相近者，亦道教也。窃思道教与初期佛教之间，并以超俗脱尘为旨；而道教盛时，适值佛教传来；于是最初入佛教之人，多研究老子之学者，亦因二教消息相通之故也。此事实可以两晋之事证之；盖两晋崇尚老、庄之际，佛教固与之并兴而不悖也。即道安、慧远之事迹，见于前章者，亦足证之，且五胡时代，罗什所传空宗，能深入我国人之心而适其嗜好者，其原因亦在是也。
老子言无为自然；佛教言空无相；语虽相近，而宗教之组织，理论之说明，经典之体裁，道教俱不及佛教远甚；道士之模拟佛徒口吻，亦势所必然。或谓其始也，道教似与佛教混和；尔后老、庄一派，以为道教根源于佛教；斥道家者流所言老子之西涉流沙，自昆仑山上天诸说为虚诞；而以老子往印度受佛教化之说为实录（自后道教造出所谓老子化胡经者，谓老子西游，化为胡人，释迦为其侍者。此经为西晋末王浮所造，浮尝与白法祖论邪正，屡为所屈，故愤而为此，以诬谤佛法。此即老子为释迦师之说，所自出也）。《弘明集》载，《正诬论》一篇中有曰：“其经云：闻道竺干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其经者，指道教之经，但不详何经耳），尝举其语以证之曰：“老子，即佛弟子也。”此外道教徒所唱神通得道诸说，皆摹拟佛徒口吻而为之也。
道教复唱为国粹论，其所据者，则斥佛教为外国夷狄之教，而以道教为中国固有之教；其说颇占势力。五胡之初，后赵石勒受佛图澄之化，佛教遂兴。迨石虎篡位，中书著作郎王度上书曰：“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其意乃请禁赵人奉佛。中书令王波和之。然石虎，羯人也（北方匈奴种族）；乃下诏曰：“佛是戎神，正所应奉。”遂寝其议。是时我国人之排外论，其可述者仅此。但道教徒敢排斥佛教与否？尚无确证也。至于道教徒之积极运动，使佛教受绝大挫折者，在隋以前，莫加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破佛之二大事迹。
五胡十六国，相继灭亡，我国北方，为北魏（或号后魏，亦号拓跋魏）道武帝所并，即北朝也（南方都建康，历宋、齐、梁、陈四朝，即南朝也。南朝佛教，后章述之）。太武帝者，北魏第三帝也。北魏后衰，分东、西魏。东魏都洛阳；西魏都长安。东魏为其臣高氏所篡，即北齐也。西魏为宇文氏所篡，即北周也。北周武帝，即北周第三帝也。
北魏太祖道武帝，亲政之暇，以奉佛为大事；所过郡国，若见沙门皆致敬，禁军旅毋得有犯；且下诏曰：“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亡。神踪遗法，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寺舍，令信向之人，有所依止。”时天兴元年也。并设置僧官，任命法果为沙门统。太宗明元帝，更尊法果为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加以殊遇。法果固辞不受。迨入寂后、追赠光寿将军赵郡胡灵公；觅其出家前所生子名猛者，令袭其爵。虽云法果之德所致，亦足证二帝信佛之笃矣。至太武帝则为道教徒所煽惑，遂一反前代之所为。
太武帝即位之初，尊崇佛教，颇染父祖余习。有玄高者，深通禅法，受帝之招，来自凉州。帝深契之，命为太子晃师。时司徒崔浩，极祟道教；信方士寇谦之。帝本好老庄书，朝夕玩味。故浩常以道教仙化之说进；且极言佛教之短。佛教之教义，帝本不深悉；遂信浩言，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会帝讨盖吴（盖音阁）至长安；偶入佛寺，从者见沙门室有兵器，出告于帝；帝怒，命有司按诛之；发见沙门皆饮酒，藏酿具；造窟室，匿妇人；牧守富人，所施财宝，积累钜万。浩因请帝诛沙门毁经像；帝从之，悉杀长安沙门；焚烧经卷佛像。帝还都平城，更发诏敕，四方悉如长安法，烧寺舍经像，悉杀僧尼。其诏敕中有曰：“愚民无识，信伪惑妖；私养师巫，挟藏谶记。沙门之徒，假西域虚诞，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此据《广弘明集》所引者。《魏书·佛祖通载》所引，则甚有异同，今不详列，仅就《佛祖通载》所引者比较之。《佛祖通载》曰：“有司宣告征镇将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一切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时太子晃信佛颇笃。浩恐太子后将不利于己；乃在帝前谮太子有异志而幽杀之。太子师玄高坐罪凉州。沙门慧崇，尚书韩万德师也；亦被捕处死。是役也，称魏武之法难；北地法踪，一时遂绝；实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事也。
太武帝崩，文成帝即位，发出敕令，再兴佛教。其文曰：“世祖太武，德泽遐被；沙门道士，往往成林。而寺舍之中，致有凶党。先朝按治，戮其有罪。所司失旨，一切禁断。”后献文帝复力护佛教；召道士姜斌，与融觉寺昙谟辩论；怒其虚妄惑人，拟处以死刑；赖菩提流支谏之；始释。帝又于五级大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铸丈六释迦像五躯；为道武帝以来五帝造福。应沙门昙曜之请，在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造石窟五处，各镌六七丈佛像于其中，雕饰奇伟，冠绝万代，又于长安北台建永宁寺，起七重塔；又于天宫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铸四十三尺释迦大像；更建石塔三重、高十丈，实京华壮观也。至孝文帝护持佛教益笃。自后累代建寺施僧，事迹甚多，不遑枚举。此实为佛教隆盛达于极点之时期。
文宣帝，北齐创始天子也；归依僧稠禅师，奉佛尤力（僧稠忽被“黑人之谶”之嫌疑。黑人谶历史详后）。适南朝梁武帝提倡佛法，摒斥道教，道教徒来北齐者极多，与佛教龃龉，在所不免。道士陆修静自梁来，欲兴道教；帝意稍动，使道、教二教辩论；沙门昙显胜焉。自是北齐遂禁道教，而佛教益盛矣。
北周闵帝、明帝，在位日浅。至武帝法难遂起。初武帝亦与佛教为缘，曾招僧玮禅师，在长安天保寺宣讲，帝亲往听；使后妃公卿，皆受十善戒。其使帝倾心道教者，有二人焉：道士张宾，及卫元嵩是也。卫盖曾为僧而还俗者。帝素信谶纬因昔有“黑人当王”之谶，遂大恶黑，使僧徒法衣悉改黄色。于是张宾等说黑为僧徒；黄为黄之教，即道士也；遂建佛教为国不祥、道教为国祥之议；决意破坏佛教。夫黑人之谶，已传播于北齐僧稠之时，其为当时广行之谶语可知。帝父名黑泰，为西魏大丞相，自思已应黑人之谶；其入关也，朝章野服，凡黑色者，悉改皀色，以防谶之叠来；故帝信之甚切。排佛之举，在建德三年（575年），乃即位第十四年也。其间有一二端足述者：排像之前四年，为天和四年（570年），是年三月十五日，先使文武官，召儒僧道等两千余人，论三教优劣，议其废兴；持议纷纭莫决，此盖帝排佛之初念也。是月二十日，令再集议；帝发言曰：“儒道二教，国所常遵；佛为外国新来之教。”帝之为此语，乃昌言排佛；众庶闻言，咸怀恐惧，莫能置答；是日未成议而散。四月，复举行三度集议，促其立决；且命司隶大夫甄鸾评论道佛二教；鸾撰《笑道论》三卷奏之；颇嘲道教肤浅。帝大不快，焚书殿庭。释道安撰《二教论》十三篇，论佛道二教优劣奏之．即其时也。佛徒抗议，虽若斯之甚，帝终不为所动；其意以为仅废佛教，未免偏颇，恐遭物议；乃于建德三年（575年），举道佛二教并废之；别建通道观，招道佛二派有名德者居之；呼为通道观学士，为数凡百二十人，使皆着衣冠笏履。其时诏敕中有曰：“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赜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就诏文外象观之，似谋道佛二教之一致；实则毁寺塔，焚经像，励行废佛。所谓通道观者，惟以道教为主而已。当是时：蜀之新州愿果寺僧猛亲自诣阙，陈不可排佛者十八条，以非难道教；静蔼法师谒帝，亦论辩不屈，终被逐出宫中而自杀焉；宜州道积见其不纳谏言，与同志七人，相率饿死；皆其时之事也。
自后实行破佛者凡三年，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时为建德六年（578年）（北齐幼主承光元年）。武帝攻北齐灭之；以此为破灭佛法之功德；召诸大德（谓前修大德，此时盖已还俗者）五百余人于殿中，帝自述破佛理由，清辩滔滔；诸人咸慑于王威，默不置答。有慧远法师者，慧光律师弟子也；进而驳辩。帝辞屈。慧远厉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睨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何辞地狱诸苦。”远更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帝乃命僧等皆出。慧远行动，颇快人意。帝益励行破佛；举北齐庙寺，悉充王公第宅；三百万僧徒，悉命还俗。由此可知当时北齐佛法之盛矣。沙门任道林，在邺宫新殿，与帝抗议，即其吋也。林亦为冒死图佛法再兴之人；相传对面交论二十余日，前后七十余番：然终不能挽回帝意，惜哉（此道安慧远，不独其人与弥天道安庐山慧远不同，即其年代亦异，应注意）。
武帝灭北齐．不一年而死。子宣帝立．在位仅一年，而静帝立，遂为隋灭。宣帝时道林继续请求兴佛教；帝许之；先建陟岵寺于东西二京，置菩萨僧，使祈国家平安；菩萨僧者，未许剃度之有发僧也。此外则尚未有所建立。自是佛教渐行而入隋代。
南朝道佛二教，所关不大，兹不赘述。自古道佛二教冲突，佛教所受厄难最大者，我国佛教史上，凡四见焉：谓之三武一宗之难。本章所述之魏武、周武，盖三武中之二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