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林传》十卷 唐释智炬撰
一九三五年，《宋藏遣珍》影印本名《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唐《艺文志》著录。宝林者，韶州曹溪宝林寺也，六祖真身在焉。智炬《唐志》作“智矩”，传写误也。
此书为禅宗史惟一史料，《景德录》及《传法正宗记》均取材於此。惟其言不雅驯，荐绅难言，故《正宗记》用之而复贬之。正如吾人今日欲考中国天主教史，不能不用传教士所著之书也。
然此书自明以来，已不见著录。元末虞集序《佛祖通载》，谓“宝林等传，世久失传”。《宋史·艺文志》有《宝林传录》—卷，云“不知作者”，当是一残本。《至元法宝勘同录》作九卷，想已缺一卷。又题曰“宋陵沙门智炬集”，“宋陵”为“朱陵”之譌，朱陵者南岳也。
宋咸淳间，本觉撰《釋氏通监》，系此书於唐贞元十七年条下，曰：“金陵沙门惠炬，天竺三藏胜持，编次诸祖传法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释氏稽古略》因之，又改金陵为建康，盖皆未见原书也。《释门正统》卷八《义天传》，言：“辽国曾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六祖坛经》、《宝林
传》，皆被焚。”此亦传本稀少之一因。
始吾读《释门正统》，《佛祖统纪》等天台宗撰述，数攻击此书，求之久而未获。一九三三年，日本发见一写本，仅存第六卷，以为奇宝，先在《东方学报》发表，复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珂罗版印行。一九三四年，吾人亦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见卷子刻本一部，存一、二、三、四、五、八等六卷，为金初民间刻本，在宋则为绍兴间也。一九三五年收入《宋藏遣珍》，改为方册本，影印以行。兹揭其内容如下：
卷一 释迦牟尼及一祖。前缺三纸，每纸约二十三行，行约十四字。
卷二 二祖至八祖。刻藏时已缺，取《圣胄集》补之，今《圣胄集》亦佚。
卷三 九祖至十七祖。
卷四 十八祖至二十二祖。
卷五 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师子弟子。前缺一纸。
卷六 二十五、二十六祖。缺，以日本藏写本补之。
卷七 缺。
卷八 二十八至三十祖。
卷九 缺。
卷十 刻藏时已缺。
《至元法宝勘同录》著录九卷，当即此本。盖原缺第二、第十两卷，第二卷以《圣胄集》补之，仍缺第十卷也。
数十年来，若敦煌、若海外、若地下、若古寺院，遗珍迭出，学者眼福，百倍前人。惟《宝林传》原书并不佳，不过取其为古本而已。《传法正宗记》虽采此书，然《正宗论》卷上，亦谓：“其文字鄙俗，序致烦乱，不类学者著书，或错误差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传不审，而传之者又不能裁之”云云。
今观其书，即以年代一节论，舛误者十之八九，盖依据一俗陋年表所为，而《景德录》仍之，如一祖至十三祖各章是。有经《景德录》改正者，如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祖各章是。有《景德录》改而仍误者，如二十一、二十四祖各章是。此《正宗记》所以遇有年代处，则尽删削之，知其不足取信也。
其卷八载：“达摩以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十二月五日丁未终於洛州禹门，二十八日庚午，昭明太子奉敕撰祭文，时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云。按梁大同二年，不当魏太和十九年。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丁卯朔，其五日非丁未，二十八日亦非庚午。据《梁书》八，昭明太子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薨，年三十一。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此真可为喷饭者也。同卷又有二十九祖(即东土二祖)可大师碑，题唐内供奉沙门法琳撰，法琳见《续高僧传》二十四，又有唐彦惊撰《法琳别传》。法琳未闻掌内殿道场，何云内供奉。据赞宁《僧史略》，内供奉授僧，始自唐肃宗，唐初何能有内供奉沙门，此谬之显然者。且法琳著述存於今者，尚有《破邪论》，《辩正论》等，其风格绝与可大师碑文不类。
碑又有“东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因东土四祖信与五祖忍，并曾住蕲州东山寺，後人始目其法为东山法门。四祖卒於永徽二年，五祖卒於高宗上元二年，琳先以贞观十四年卒，何能於二祖碑预有东山法门之语，此皆不足信者也。
惟其书撰自中唐，传世已古。一九三五年河北省磁县出土之元和十二年李朝正重建梁武帝达摩碑，其文即出於此。又其所载师子以後世系，与今本《坛经》全同，皆足资考证，正不必以其鄙俚而废之也。
一九二九年，胡适撰《荷泽大师神会传》，一九三四年记北宋本《六祖坛经》，均谓：“今本《坛经》所载师子以後世系，为契嵩和尚所改。”并谓：“今本《景德录》，亦依契嵩说追改，非《景德录》原本”云云。时《宝林传》尚未复出，故推论如此，其实今本《坛经》与《宝林传》同，其说远在中唐，为《景德录》、《正宗记》等所依据，不自契嵩始也。至谓今本《景德录》为依嵩说所追改，亦非，因《景德录》後尚有《天圣广灯录》，所载亦舆《宝林传》同，能改《景德录》，未必能改《天圣录》，更未必能改《宝林传》也。
一九二一年景印宋刻本。唐《艺文志》作《参元语录》，《宋志》作《北山参元语录》，焦竑《国史经籍志》《参元语录》与《北山语录》重出，《季沧苇书目》作《宋辽北山录》，则因卷首有沈辽序而误也。
神清，《宋僧传》六有传，梓州慧义寺沙门，元和中卒。传称其：“好著述，都百余轴，并行於代。就中《北山参玄语录》，博综三教，最为南北鸿儒名僧高土之所披翫。寺居郑城之北，长平山阴，故名北山；统三教玄旨，实而为录，故名参玄”云。以是知《唐、宋志》所著录者即此书也。
是书为理论体，颇似周秦诸子。以三字或二字为题，如《天地始》、《圣人生》、《异学》、《外信》等，凡十六篇。会萃孔、老、庄、列、荀、杨、班、马之言，而折衷以释氏。书甚古雅，惟因其中有关涉禅宗世系之说，颇为禅者所攻击。契嵩《坛津集》有《评北山清公书》，即指此。
此书未经入藏，传本甚少。民国初年，发见两残本：一存一至三、七至十卷，为项氏天籁阁旧藏，西蜀草玄亭沙门慧宝注，前有钱唐沈辽序，後有殿中丞致仕丘濬後序，皆熙宁元年撰。一存一至六卷，为华亭朱氏文石山房旧藏，附《注解随函》二卷，仪封县平城村比丘德珪撰。同人乃剧赀合两本影印行世，其原本後归南海潘氏宝礼堂。
慧宝注，卷三末有开宝六年事，卷十有宋太宗登极时事，则北宋初人。德珪注颇纠宝注之失，第四篇引《传灯录》，第七篇引《僧史略》，则又在赞宁《僧史》、《景德传灯》之後矣。书有差误，注辄为纠正，而不改原文；注有差误，《注解随函》亦正之，而原文不动，最为合法。惟《随函》卷末有刻主题名一叶，称：“宣授讲主心印，广福大师全吉祥，谨施长财，陆续重刊”云云。字体圆柔，不似本书之方劲，乃知为元初重刻宋本，苟无此叶，则全书均可充宋本矣。僧称吉祥，惟元有之，详《十驾斋养新录》九。
神清为义学憎徒，博极群书，对禅宗时致不满，卷六《讥异说》篇尤甚，谓：“《付法藏传》止有二十四人，其师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之曲说，又第二十九名达磨多罗，非菩提达磨也。”以是颇为禅者所诟病。
明教嵩撰《传法正宗论》四篇，即为对神清而发，《正宗记》卷二末，《评北山清公书》云：“唐高僧神清，不喜禅者，自尊其宗，乃著书而抑之。固哉清也，徒肆己所爱恶，而不知大谬先圣，虽能编连万世事，亦何益乎！书曰‘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清之谓也。”嵩虽掊击清书，然与嵩并世之台宗僧徒，亦对嵩书还击，胜负未分也。清攻击禅者，谓师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曲说，未明指何书，慧宝注以为指《宝林传》，德珪注又谓舍那婆斯名悮，应云婆舍斯多。此皆知有《宝林传》，而不知《宝林传》之外，尚有诸书，如《历代法宝记》之属也。作舍那婆斯者，乃诸书根据《达摩多罗禅经》及《出三藏记》萨婆多部目录而来，非悮也。《宝林传》以达摩为二十八代，今清书谓达摩多罗为二十九代，是《历代法宝记》之说，非《宝林传》之说也。慧宝以甲作乙，德珪又以不悮为悮，非敦煌发见《历代法宝记》，赵城发见《宝林传》，吾人又何从而正之？则新史料之发见，不可不刻刻留心也。
《传法正宗记》十卷、《正宗论》二卷
宋释契嵩撰
宋、元、明、清藏著录。嵩所撰尚有《辅教编》三卷，晁氏及《宋志》、明、清藏皆著录；又有《坛津集》十九卷，明北藏著录，前三卷即《辅教编》重出，盖万历时续入藏者，明南藏及清藏无《坛津集》。
《坛津集》，《四库》别集类五作二十二卷，盖由弘治本出，即今《四部丛刊》三编所影印者是也。与藏本分卷不同，而内容次第无异，盖同出於永乐本。惟《四库提要》谓王士禛《居易录》十七载《坛津集》十五卷，当另一本。
《坛津集》卷首有陈舜俞撰《明教大师行业记》，言：“嵩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佑集》。”今卷末附录诸师著述，有惠洪《礼嵩禅师塔诗》，见《石门文字禅》五，而《文字禅》十九有《嵩禅师赞》，附录却未收。附录又有无名序一篇，永乐、弘治两次刊本，均疑为著《湘山野录》之莹道温作，而不知即《文字禅》二十三之《嘉佑集序》，亦可见明代僧徒之陋也。
契嵩生平
契嵩字仲灵，藤州坛津人，今广西梧州藤县，熙宁五年卒，明教其赐号也。行迹具陈舜俞撰《行业记》及《禅林僧宝传》二十七。
《东坡志林》三言：“契嵩禅师常瞋，人未见其笑；海月慧辩师常笑，人未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者五；海月比葬，面目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云。
海月慧辩，与辩才元净皆天台宗，明智祖韶弟子。海月熙宁六年卒，辩才元佑六年卒，其塔铭皆苏子由撰，见《欒城後集》二十四。《东坡後集》十六有祭龙井辩才文，曰：“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於其间，禅律相攻。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後二十年，独余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谁宗！”
此翁谓辩才，辩、臻则海月慧辩与南屏梵臻也。臻亦天台宗，四明知礼弟子，视慧辩为侄。释可观《竹庵草录》诸宗立祖条言：“昔日南屏臻老，曾与嵩仲灵往复辩正”，即其人。盖与嵩异派相攻者也，而东坡则并交之。
琏者，大觉怀琏，与嵩皆云门四世孙，所谓同高祖昆弟也，《禅林僧宝传》十八有传，元佑五年卒。北宋云门之盛，琏与嵩皆其中健将。是时天台与云门旗鼓相当，工力悉敌，复有士大夫周旋其间，故特形其盛。天台派《佛祖统纪》十五尝论之，曰：“智者之为道也，广大悉备，为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而学焉，斯其道为可信也。智者之世，有徐陵、柳顾言；荆溪之世，有梁肃、李华；明智之时，有晁以道、陈莹中。是数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赞之，故智者之道愈光也。”
此明智名中立，与祖韶同赐号，而後卒五十余年，亦得士夫之信仰者也。然吾以为岂独士夫赞之能致其光大，士夫毁之亦能致其光大也，特患人置之不论不议之条耳。何以言之？晁以道尝言之矣，《景迂集》十四日：“予尝怪韩文公，欧阳公力排浮图，而其门多浮图之雄，如澄观、契嵩辈，虽自能传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称道之者，实二公之力为多也。往年孤山智圆，凛然有名当世，读书甚博，性晓文章经纬，师法韩文公，常责其学者不如韩能有功於孔氏；近则嵩力辩欧阳之谤，有占义士之风。是二人者，忘其雠而慕其善，又一反也。”
此所谓相反而实相成也，孤山智圆为台宗之山外派，台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将另论之。智圆著书满家，其文集名《闲居编》，取法乎韩，契嵩著书名《非韩》，而文实学韩。《坛津集》十有《上欧阳侍郎书》，曰：“今天下之士，指阁下之门犹龙门，而阁下之门难升，又过於李膺。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无状以书奏天子，因而得幸下风，不即斥去，引之与语，温然，乃以读书为文见问，此特大君子与人为善，诱之欲其至之耳。”
嵩固非韩者也，何其声之似韩也。然惟其似韩，故当时禅讲虽不相能，嵩舆辩又瞋喜不同道，而辩竟有求嵩之事，是亦学韩之力也。《坛津集》十五有《慈云式公行业曲记》，式公者遵式，天台大师，慧辩之祖，而明智祖韶之父也。其文曰：“蒙识韶公几三十年，晚山中与其游益亲。韶公耆年淳重，名德之师也。尝以大法师实录命余笔削，始以敝文不敢当，及蒙奏书还，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辩师益以录见托，愿成就其师之意。辩师端审善继，又明智之贤弟子也，会余避言山中，嘱之愈勤，顾重违其师之意。姑按韶公实录而论次之，命曰《曲记》，盖曲细而记其事也。”一行业记耳，何人不可为，而必有待於嵩者，以其声之似韩也。智圆而在，或无所求於嵩，嵩卒後一年辩卒，嵩而在，辩塔铭亦或无所求於子由也。因论嵩生平，而连类及之如此。
《正宗记》之内容及得失
《正宗记》为传记体，其书在《景德》、《天圣》二录之後。於唐以来禅宗二十八祖世系，宗《宝林传》，而求古籍以证明之，解释之。嘉佑六年进之朝。
卷一 为《始祖释迦如来表》。名为表，实非旁行斜上
之体也，盖一世谱而已。
卷二至六 为迦叶至东土六祖大鉴止。
卷七、八 为《正宗分家略传》。记大鉴以下至十二世，凡一千三百四人，其有行迹可纪者，以见於《景德》、《天圣》二录及《宋高僧传》，故略其行事，只叙其世次。嵩为大鉴十一世，然卷八记云门之嗣，至嵩本师洞山晓聪而止，不及本身，亦犹《景德录》道原之意也。
卷九 为《旁出略传》。叙六祖以前旁支世系，凡二百五人。又《宗证略传》十人，皆本书所据各说之译者著者，不分缁素，故裴休、刘昫在焉，以曾采裴撰《圭峰传法碑》及《旧唐书·神秀传》也。
卷十 为《传法正宗定祖图》。绘三十三祖传法故事，今藏本则有说无图矣。
《正宗论》二卷，四篇，则阐明达摩之法，的有师承，以破神清《北山录》及《付法藏传》之说，曰：“後魏毁教时，僧昙曜於仓皇中，单录诸祖名目，亡於山野，会文成帝复教，前後更三十年。当孝文帝之世，昙曜进为僧统，乃出其所录，诸沙门因之为书，命曰《付法藏传》，其所差逸不备，盖自昙曜逃难致然也。”
其重要之根据，则在《出三藏记》之萨婆多部师承目录及《达摩多罗禅经》。然二书只有达摩多罗，无菩提达摩，故《景德录》於菩提达摩下曰“本名菩提多罗”，《正宗记》改曰“初名菩提多罗，亦号达摩多罗”。又於《定祖图》菩提达摩下注云：“其名称呼不同，如达摩多罗，凡三四说。”其所以必须如此解释者，盖就已成之说而弥缝之、补救之，以求合於古籍，亦煞费苦心矣。
其必不可掩饰，如《宝林传》所纪年代，十误八九，《景德录》改而仍误，《正宗记》则一概芟夷之，曰：“《宝林》、《传灯》二书，皆书天竺诸祖人灭之时，以合华夏周秦之岁甲。然周自宣王以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远，数万余里，其中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译比较，未易得其实，辄略其年数甲子，而存其帝代焉。”
此亦坚壁清野之法，欲使人无所藉口也。然因史学常识不丰富，每以不误为误。如卷五《达摩传》注云：“《传灯录》诸书旧说，并云达摩来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只七年，惟今王佑《长历》甲子数或有八岁，可疑”云云。不知普通八年三月十一日，始改元大通，明著梁史。《长历》列有八年，有何可疑。轻於立论，未免为识者所笑耳。
年历之外，《宝林传》所载文献多不足据，如梁武帝撰《达摩碑》及昭明太子撰《达摩祭文》等，《景德录》均削而不载，盖其慎也，而《正宗记》反采之。当《宝林传》未复出时，吾不知其所本，今二文均见《宝林传》八，乃知《正宗记》实本於此也。
《宝林传》又有二十九祖可大师碑，题唐内供奉沙门法琳撰，中有“东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以内供奉授僧及称禅宗为东山法门事皆在法琳以後，此碑之伪显然。《正宗记》探其中之传说可也，据此碑以攻《唐僧传》不可也。今《正宗记》六《可大师传》后，评《唐僧传》云：“《唐僧传》谓可遭贼断臂，与予书曷其异乎！余考法琳碑，师乃雪立数宵，断臂无顾，投地碎身，营求开示。然为《唐传》者，与琳同时，琳之说
与禅者书合，而宣反之，岂非其采听之未至乎，故其书不足为详”云。此可见嵩於史料真伪之鉴定法，殊未注意也。
然嵩不特攻《唐传》，且并攻赞宁。《正宗论》四云：“初宣律师以达摩预之习禅高僧，降之已甚，复不列其承法师宗，蒙尝患其不公。赞宁僧录，继宣为传，论习禅科，尊达摩之宗，及考宁所撰《鹫峰圣贤录》，盖亦傍乎《宝林》、《付法藏》二传，非有异闻，其所断浮泛，终不能深推大经大论，而验实佛意，使後世学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
嵩盖工於为文，疏於考史，又往往为感情所蔽，於伪史料既不能割爱，於前辈复肆意讥评。《四库》《坛津集》提要谓其恃气求胜，东坡谓其常瞋，未见其笑，盖天生性格使然，无足怪矣。
《正宗记》板本
《正宗记》吾所见嘉兴藏本．频伽藏本。扬州砖桥刻经处本，《定祖图》皆无图，惟碛砂藏本，图绘甚精。其卷首记云：“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今依福州开元禅寺校定元本《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重新刊板流通。其明教大师所上之书，及人藏剳子，旧本皆在袠尾，今列於首，庶期展卷，备悉所从。延佑二年乙卯五月日，住持传法比丘清表题。”
所谓福州开元寺本，即南宋隆兴二年甲申所刊者也，今藏本皆由隆兴福州本出。据宋濂《学士文集》卷三十，有《传法正宗记序》，云：“唐兴，曹溪大弘达摩之道，传布益众，义学者忌之，而神清为甚，乃据《付法藏传》所列，谓师子遭难，绝嗣不传。犹以为未足，诬迦叶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禅经实後来傅会，难以取徵。而好议论之徒，纷纷起矣。宋明教大师契嵩读而痛之，博采《出三藏记》，洎诸家记载，为《传法正宗记》，以辟义学者之妄。其卫道之严，凛凛乎不可犯也。”是为洪武甬东本，吾未之见，仅介宋序如右。
《释门正统》八卷 宋释宗监撰
《佛祖统纪》五十四卷 宋释志磐撰
二书皆天台宗所撰之佛教史。《正统》撰於嘉熙间，《统纪》撰於咸淳间，相距不过三十年。後书大抵以前书为蓝本，增加史料而改造之，然前书未可废也，故合论之。
二书之体制及内容
二书皆仿“正史”体，有本纪、世家、表、志、列传、载记等名目。天台宗立於陈、隋间智者大师，尊龙树为高祖，後人又以智者为四祖，唐时荆溪湛然为九祖。会昌毁佛，教典沦佚，吴越王求遗书於高丽，斯道复振。北宋初四明知礼，遂致中兴，赐号法智，天圣六年卒，自是天台子孙皆法智之後矣。
《释门正统》者，以天台宗为正统，立释迦牟尼．龙树为本纪，天台东土诸祖为世家，又有八志，志之後为传，末有载记，仿《晋书》十六国例，以天台以外诸宗人载记。
《佛祖统纪》则稍变其例，自释迦牟尼、西土二十四祖、东土九祖，以至四明知礼，凡十七祖，均立本纪，以诸祖旁出
为世家，旁出者犹“正史”之诸王传也。世家後列传十二卷，《四库提要》此书附存目，作列传十三卷，误。传後为表，表後立九志，三十卷，居末，仿《魏书》例也。有《山家教典志》，犹诸史之艺文，专载天台宗著述目录；有《名文光教志》，犹地方志之艺文，专载有关天台宗之文；有《诸宗立教志》，载天台以外诸宗：有《法运通塞志》，其体为编年；有《历代会要志》，其体为类事，则不独天台一宗之事，凡考求佛、道二教交涉，及摩尼、火袄诸教历史者，均可取资也。
台禅二宗之争
先是《景德录》二十七载禅门达者，虽不出世，有名於时者录十一人，智者大师顶焉。台宗人见之，大不谓然。故《释门正统》卷一《智者世家》云：“彼焉知大师岂止禅门达者而已。”此静之所由起也。《释门正统》，本庆元、嘉定间皑庵吴克己撰，宗监著书，仍袭其名，故恒引鎧庵之说。鎧庵尝著论攻击《宝林传》，本书卷四《兴衰志》云：“唐德宗之末，金陵沙门慧炬撰《宝林传》，夸大其宗，至与僧传所纪如皂白冰炭之不相入。迨及我宋，吴僧道原进《传灯录》，李遵勖集《广灯录》，皆以《宝林》为口实，故鎧庵论之曰：‘《宝林》说诡，非特达磨、慧可事迹与僧传不同，其最虚诞无稽，而流俗至今犹以为然者，七佛说偈、世尊拈花是也。七佛缘起，所经刼波，前後隔远，岂有遞相说偈付法之事，纵若有之，未审吾佛何处举似，梵僧何年译至此土也。”
又曰：“世尊将入涅盘，宣正法眼藏，分付摩诃迦叶，良以迦叶头陀第一，能为四众作依止，可以匡持法藏故也，岂待涅盘会上，重新微笑而受法耶！然名公钜卿，如杨内翰，黄侍读，皆为其所愚，一则《俧灯》作序，一则庐阜书石，乃知邪说移人，虽豪杰之士，有所不免。”庐阜书石，谓山谷数为丛林书七佛偈刻石也。《豫章集》二十五有《七佛偈跋》言其事，僧家甚以为重。
《兴衰志》又言：“仁宗嘉佑二年，钱塘长老契嵩进《定祖图》、《正宗记》，自慧炬撰《宝林传》，称有二十八祖，及此土六祖，厥後《传灯录》复踵其讹，嵩遂取小乘禅经及《宝林传》等定之，以谓〈付法藏传》可焚。吴门子昉法师著论辩之，去其伪谬四名，复准《付法藏传》，止二十四代。”按嘉佑二年，当作嘉佑六年。子昉者，净觉仁岳之嗣，所谓山外派也。
《释门正统》八述《防师辩祖书》云：“宣律师《续高僧传》，载达摩理行二种，固其真法。其後智炬於曹溪门下，出《宝林传》，诡说百端，以惑无识，如只履西归、立雪断臂等，皆舆僧传不同。由是夸衒《宝林》之凭虚，灭没僧传之纪实，巴人一唱，属而和者，滔滔皆是，如何通未详省！”
《佛祖统纪》二十二《子昉传》，载此事尤详，曰：“法师子昉，吴兴人，早依净觉。嵩明教据禅经作《定祖图》，以《付法藏传》为可焚，师作《祖说》以救之；又三年，嵩知禅经有不通，辄云传写有误，师复作《止讹》以折之，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据禅经，荧惑天下，斥《付法藏传》为谬书。此由唐智炬作《宝林传》，因禅经有九人，第八名达摩多罗，第九名般若密多罗，智炬见‘达摩’两字，语音相近，遂改为‘达磨’，而增‘菩提’二字，移居般若多罗之後，又取他处二名，婆舍期
多、不如密多，以继二十四人，总之为二十八。炬妄陈於前，嵩缪附於後，渎乱正教，瑕玷禅宗，余尝面折之，而嵩莫知愧。又据僧佑《三藏记》，传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达摩多罗，智炬取为梁朝达磨。殊不知僧佑所记，乃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禅为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为之祖耶？况禅经无二十八祖之名，炬、嵩既无教眼，才见禅字，认为己宗，厚诬先圣，其过非小”云。
嵩在禅宗，撰《正宗记》，负当时天下盛名，岂意台宗人斥之如此，考史者所以不能偏听一面之词，只读一家之书也。同时有神智从义者，亦攻击二十八祖之说，《释门正统》五《从义传辨祖承》云：“今家承用二十三祖，岂有误哉。若二十八祖，未见经论所出。近见刻石镂板，图状七佛二十八祖，各以一偈传授相付。乌乎！假托何其甚欤。识者有力，宜革斯弊，使无量人咸遵正教”云云。同是西土二十四祖，而台宗与禅宗《宝林传》之说不同。台宗专据《付法藏传》，以龙树为十三祖，师子为二十三祖，并计末田地，则祖有二十四，而世次仍二十三也。《宝林传》则移婆须密於前，为第七祖，故龙树为十四祖，师子为二十四祖。《传法正宗记》攻《付法藏传》，而台宗则拥护之，《正宗记》攻《唐僧传》，而台宗又护之，并玫其七佛偈及拈花微笑。慧可立雪断臂等事，务舆禅宗相反。《韩非子·显学》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台、禅二宗之於七佛二十八祖，亦犹儒、墨之於尧舜也。
山家山外之争
《释门正统》五《庆昭传》云：“智者大师撰《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行世。晤恩撰《发挥记》，解释略本，谓广本为後人擅增，以四失评之。弟子奉先源清。灵光洪敏，共背难词，辅成师说。法智乃撰《扶宗释难》，力救广本，而庆昭与孤山智圆，既预清门，亦撰《辨讹》，驳《释难》之非，救《发挥》之得。如是反覆，各至於五，绵历七年。永嘉忠纂结前後十番之文，号《四明十义书》。自兹二家观法不同；各开户牖，枝派永异，山家遂号清、昭之学为山外宗。”此犹儒家今古文之争也。晤恩，《宋僧传》七有传。山外之名，起於法智统一以後，凡持论舆法智异者，均可目之为山外，故又有前山外、後山外之名，前山外者大抵与法智同时，後山外则法智子孙而持论舆法智异者也。
《佛祖统纪》二十二《净觉仁岳传》论曰：“天台宗谓学《华严》、《唯识》者为他宗。净觉初为山家之学甚厉，一旦师资小不合，遽为异说，至於十谏雪谤，抗辩不已。前辅之而後畔之，其为过也舆学他宗者何异。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嗣法，故置之杂传”云。今影印续藏经有四明仁岳《异说丛书》，此犹向、歆父子之异论也，然山家必欲黜之，遂使仁岳为孽子。
仁岳之外，前文所引之从义，亦台宗健将被斥为山外者。《统纪》二十二《神智从义传》论曰：“神智之从扶宗，视四明为曾祖，而於有所立义，极力诋排之，破坏祖业，不肖为其，非同当时孤山、净觉一抑一扬之比也。旧系扶宗，今故
黜之，置之杂传，以示家法之所在”云。
然《统纪》本书於卷十《玄觉世家》及卷三十《华严慈恩诸师传》後，皆引从义之言为重，抑又何耶，此与攻击《宝林传》、《正宗记》引子昉之言为重，同一矛盾也。窃尝譬之武夫，当国家承平时则抑之，虑其骄蹇而难制，一旦大敌当前，则不得不倚以为干城之寄矣。
法智之中兴，净觉本为功臣，自有山外之谗，遂至不得庙食，同时诸佐命能世其家者，只南屏、广智、神照三家耳，而神照之後亦不昌也。乌尽弓藏之叹，虽佛门亦有之。
《统纪》八《知礼纪》赞曰：“唐之末造，天下丧乱，台宗典籍，流散海东。当是时为其学者，至有兼讲《华严》，以资说饰，暨我宋龙兴，此道尚晦。螺溪宝云之际，遗文复还，虽讲演稍闻，而曲见之士，气习未移，故恩、清兼业於前，昭、圆异议於後，齐、润以他党而外侮，净觉以吾子而内畔，皆足以溷乱法门，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东征西伐，再清教海，功业之盛，可得而思”云。
然《释门正统》对山外态度，与《统纪》稍异，《统纪》于前山外诸师，列之高论旁出世家，於後山外诸师，则贬之为杂传。《正统》则特立《荷负扶持传》以处前山外，曰：“楚狄敝中国而齐桓霸，叔带危宗周而晋文兴。会昌籍没，五代分崩，不有大士起而救之，则中兴正派不可待而授也。障狂澜，弭酷焰，功岂浅哉！”
又立《扣击宗途传》以处後山外，曰：“陶唐於变，巢、许不臣；周武会朝，夷、齐异议。反经合道，盖有激扬，既非隘路叛出之比，必其用心有所在矣。”
故《正统》对前後山外，多有恕词，此二书不同之点也。所谓隘路叛出者，指华严澄观，澄观曾禀受荆溪教观，後被推为华严四祖，台宗以为叛人。《金刚錍》之作，即对澄观而发，华严宗亦出《评金刚錍》以报之，犹儒家之有《箴膏》、《起废》也。
二书之板本
《统纪》，明南藏及嘉兴藏、频伽藏皆有之，又有宁波刻本，《正统》则影印续藏经有之。续藏经《统纪》五十五卷，卷十九、二十有目无书，诸本皆然，惟续藏经本卷二十一，空一卷，其卷二十二即明藏本之卷二十一，以次下推，故明藏本五十四卷，续藏本五十五卷，其实一也。《四库提要》《统纪》附存目，作五十四卷，盖即嘉兴藏本。今嘉兴藏目录作四十五卷者，循明藏目录之误，偶倒其字耳。《统纪》作於宋咸淳间，而续藏经本卷十九目录後有元末一传，《法运通塞志》之末，又有元代至明初记事，皆後人增益，犹《史记·司马相如传》末之有扬雄语也。
《道院集要》三卷 宋王古编
《晁氏三书》本，《四库》著录释家类。迥为公武五世祖，所谓文元公也。明道元年，年八十二矣，自言未尝以针艾攻肌肤，以几杖扶坐起，其学道有得可知也。
《法藏碎金》者，盖杂录儒，释、道三家之言，以为修身养性之助。其卷二有曰：“今有文士目《庄子》曰碎金，多采先生之语以资应用章句耳。予亦耽味其言，求理缀文，以为助道之品，入此《法藏碎金录》中，名同而实异者也。。然则此书应入杂家类，《四库》入之释家类者，依陈振孙《书录解题》也。
先是迥著书曰《道院别集》、曰《法藏碎金》、曰《耄智余书》、曰《昭德新编》等，晁氏《读书志》汇载入别集类中。《四库提要》以为：“公武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故姑以附载回护之。”此非知人论世之言也。晁、陈二氏，见解不同，陈氏颇不喜佛，晁氏则以佛为其家学，其志《金刚般若经》也，曰：“予弟公塑，日诵三过，予靳之曰：汝亦颇知其义乎?？”其志《会解楞严经》也，曰：“皇朝井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书，予尝为之序。”井度者，即以蜀中所得书五十箧与公武，公武据以著《读书志》者也，公武何尝以学佛为讳。其志《华严经清凉疏》也，曰：“文元公有言，明法身之体者，莫辩於《楞严》；明法身之用者，莫辩於《华严》，学佛者以为不刊之论”云。则公武又何尝有为其祖回护，恐贻论者口实之事。
且《提要》既知此书嘉靖间迥裔孙瑮曾改名《迦谈》重刊之矣，则晁氏子孙不特不以学佛为讳，且明著为《迦谈》，惟恐人不知其为释迦之说也。则所谓不肯列之释氏者，岂非《提要》以己之心度古人之心乎，此论古者之大病也。
《提要》又言：“自阮孝绪《七录》以後，释氏之书久已自为一类。”其说亦非。盖自齐王俭《七志》以来，释氏即已自为一类，不自孝绪始也。
《道院集要》者，盖即《道院别集》之节本，故《晁志》仍入别集类，陈氏改入释氏类。《文献通考》二二七采陈氏，既入之释氏，二三四采晁氏，又入之别集。《提要》以《通考》列别集中为不类，改隶释家，不知《通考》本隶释氏，别集盖重出耳。
王古字敏仲，旦之曾孙，喜佛学，曾撰《法宝标目》十卷，今在藏中，陈氏著录目录类，《通考》著录释氏类。然今殿本《书录解题》，於两书之王古，均误作“王右”，与《宋史·．艺文志》《法宝标目》误同，校者盖不审“好古敏求”之义。藏本《法宝标目》，又作元王古编，则并不知其为北宋人矣。
古人元佑党籍，但元佑党籍碑有两王古，一曾任待制以上官，一为余官。编《道院集要》及《法宝标目》者，曾任待制以上官者也。陆心源撰《元佑党人传》卷三，王古敏仲有详传，然未及其编《法宝标目》及此书也，岂亦为之讳哉，偶略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