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经音义》百卷 唐释慧琳撰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 辽释希麟撰
琳书与玄应书同名，凡《开元录》入藏之经，悉依次音之，有旧音可用者用旧音，余则自撰。麟所续者，《开元录》以後至《贞元录》之经，续琳书，非续玄应书也，故合论之。
二书在清末为显学，其内容体制与玄应，慧苑书同，而部帙数倍之，其可贵自不待言。兹特略其内容，而言其历史。二书通行者有日本板，及频伽藏影印本。
慧琳希麟略历
慧琳，《宋僧传》五有传：“唐京师西明寺僧，姓裴氏，疏勒国人。始事不空三藏，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奥。尝引《字林》，《三仓》，诸经杂史，撰《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绝笔，贮其本於西明藏中，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迨大中五年，有奏请入藏流行，近高丽国偏尚释门，周显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林《音义》，时无此本，故有阙如”云。
疏勒为汉时旧地，在今新疆南路喀什噶尔。《通典》言：“唐时其国王姓裴，侍子常在京师。”颇疑裴姓乃中国人，国於此地，慧琳其支属也。博通梵汉，综贯玄儒，在唐代西北耆旧中，当首屈一指。宣统初纂《新疆图志》，其人物传绝不闻有此类之人，殊可诧也。传中有可注意者，贞元四年始撰《音义》时，琳五十二矣，至元和五载书成，琳已七十四，中间凡二十三年，老而不倦，为可敬也。惟此据《宋僧传》言之，赞宁未见其书，当另有所本。据本书景审序，则言建中末年创制，迄元和二祀而成，舆《宋僧传》所言，相差数岁。然费时二十余年，书成时年过七十，则二说尚无大异。
《宋僧传》谓：“周显德中，高丽国遣使入浙，求其书不得。”所谓浙，指吴越国，赞宁讳言之。《宋僧传》廿五《行蹈传》谓：“慧琳《音义》不传，瑫述《大藏经音疏》，行於江浙”，亦指吴越国。然当时中国不统一，吴越无其书，未必他处无其书也。试以希麟之书证之，麟所续者琳书，使麟不见其书，则又从何续起。希麟者，燕京崇仁寺沙门，其自序谓：“唐建中末，有沙门慧琳，棲心二十载，披读一切经，撰成《音义》总一百卷。依《开元释教录》，从《大般若》，终《护命法》，所音都五千四十八卷。 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遣律传等，从《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尽续《开元释教录》，总二百六十六卷，前音未载，今续者是也。”据此，则麟曾见琳书，知燕京有其本也。希麟序无年月，然卷五“旃蒙岁”条下，谓：“旃蒙为唐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到今统和五年丁亥，得二百二十三年。”则麟书实撰於宋雍熙四年，与《宋僧传》同时。江浙无是书，燕京何得有是书，言宗教不能不涉及政治矣。
《慧琳音》，大中中虽曾奏请入藏，然广明之後，长安迭经兵燹，经典自易散亡，燕京地处边隅，人习“诡随之俗”，金世宗所谓：“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故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琳音》舆圆照《贞元续开元录》之能保存，及传至高丽者，亦以此，此谈政治，文化者所不可忽也。
二书之流行及利用
乾隆五十一年，庄炘刻玄应《音义序》已知《宋高僧传》有慧琳《音义》，但恨其不传。然乾隆二年，日本已有刻本，清人不知也。《书目答问补正》謂：“其书见唐《艺文志》，乾隆七年日本重刻。”均不确。光绪初，中日通使，馆员始发见其书，认为舶来佳品，渐有以相馈赠者，会稽陶方琦即利用之以补辑《字林》、《仓颉》；《越缦堂日记》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及八年十月、九年十二月，皆曾记是书；十四年陆心源刻《唐文拾遣》，卷二十七采本书景审序，二十九采本书顾齐之序；十八年山阳顾震福利用之以撰《小学钩沉续编》；二十二年陈作霖撰本书《通检》；二十七年杨守敬刊《日本访书志》，於是士林无不知有是书矣。
惟光绪二十二年缪荃孙辑《辽文存》，独不收希麟《续音序》，盖不省为辽僧也。三十年王仁俊辑《辽文萃》，卷二补希麟序，乃举五证以明之，实则麟之为辽僧，本书卷五已自言，无烦多证也。
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壬二家所辑遣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京西大觉寺，有辽咸雍四年《清水院创造藏经碑记》，言：“有南阳邓公，舍钱五十万，募同志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足为辽有藏经之证。其数比《开元录》之四百七十九帙，且有增加，故慧琳、圆照．希麟之书，不载於宋藏者，均存於辽藏。《辽史》廿三《道宗纪》：“咸雍八年十二月，赐高丽佛经一藏。”此高丽所以有慧琳、圆照之书也。然元至元二十二年撰《法宝勘同总录》，卷十，慧琳、圆照、希麟之书，皆已著录编号，是元时本有其书，不待清末始复得之日本也。
至日本之得是书，当在明天顺间大将军源义政向朝鲜请得全藏之时，见本书卷首纪事所引《善邻国宝记》。陈作霖《通检序》谓：“历千载而云遥，寄三韩而亡恙，直至明神宗之代，倏遭平秀吉之师，人府先收图籍”云云，非事实也。今将琳、麟两《音义》流行表录後：
西八一O 元和五年，《慧琳音义》成。
八五一 大中五年，奏请入藏。
八八O 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慧琳音》存京师
者亡。
九三六 後唐清泰三年，《慧琳音》存燕京者，随燕云
十六州入契丹。
九五五 周显德中，高丽求《慧琳音》于浙，不获。
九八七 辽统和五年，燕京沙门希麟续《慧琳音》。
一O七二 辽咸雍八年，高丽得《慧琳音》于辽。
一二八五 元至元二十二年，《法宝勘同总录》著录《慧
琳音》。
一四五八 明天顺二年，日本得《慧琳音》于朝鲜。
一七三七 清乾隆二年，日本翻刻《慧琳音>>。
一八八O 清光绪初，中国复得《慧琳音》于日本。
一九一二 民国元年，频伽精舍复印《慧琳音》。
罗振玉《面城精舍杂文》甲篇有《慧琳音义跋》，云：“昔孙伯渊得玄应书，已诧为秘册，今慧琳书又数倍於玄应，九原可作，当以此夸示孙伯渊，其快意为何如。”惜乎清人所谓小学，至是已成强弩之末，罗君乃利用之以考史，如敦煌发见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首尾残阙，罗君据《琳音》卷一百所标难字，知为慧超书。吾人近考《四库提要》惠敏《高僧传》之譌，利用此书卷八十九，知为慧皎书之前帙，皆在声音训诂之外，亦在乎善用之而已。
《汉孳室文钞》正误
《琳音》复出，陶方琦用之甚早。陶光绪二年进士，曾督学湖南，卒於光绪十年。所著《汉孳室文钞》，有《绍兴先正遗书》本，关涉两《音义》者，不止一首，其中有偶误者，不得不加纠正，非敢掎摭前人，欲借此为轻於立言者戒耳！陈东塾尝言：“吾党切不可轻易立说，立说而误，又烦後人驳正，此书籍所以日多也。”书多亦何妨，但本无事而自扰之，诚可不必。
《汉孳室文钞》四，有《书〈众经音义〉中〈大般湟盘经〉及〈妙法莲华经音〉後》曰：“唐释元应《众经音义》卷二有《大般涅盘经》四十卷，卷六有《妙法莲华经》八卷，相传为释元应撰。近余读《大藏音义》，知《大般湼盘经音义》两卷，乃释云公撰；又音《妙法莲华经》八卷，注云沙门大乘基撰。是二经音义，非元应书也。”
正曰：《湼盘》、《法华经》有玄应音，又有云公及大乘基音。慧琳《音义》卷二十五《湼盘经》用云公音，二十七《法华经》用大乘基音，而不用玄应音，事本平常，安得因此遂谓玄应书之二经音义，非玄应撰也。
《文钞》又谓：“元应之书，初无自序，其序乃终南太一山释氏撰，而不得其名。今观《大藏音义》，於《大般湼盘经》前有题序一行云：‘开元二十一年壬申，终南太一山智炬等集。’是云公，乘基之音训，智炬合之於元应《音义》中。《众经音义》序首所云终南太一山释氏，即智炬也。考唐《艺文志》中，有智炬《宝林传》十卷，注云‘姓张氏，南阳人，贞观末’，以时考之，想即其人。”
正曰：终南太一山释氏为道宣，本无问题，今存道宣所著书，以此题名者不一，最易证明者，为《续高僧传》末结论，称“终南太一山沙门京兆释道宣敢告法属”云云是也。然清人终不识之，至陶君而附会支离更甚。今《慧琳音》卷廿五《湼盘经》前题“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岁，终南太一山智炬寺集”，此云公《涅盘经音义》原题也。“二十一年”四字，当为後人旁注，不然，“壬申”下“岁”字可省。开元壬申，是二十年，非二十一年，此《琳音》刻本之误也。终南山智炬寺，见《续高僧传》廿四《明瞻传入陶君以“寺”为“等”，误一。
慧琳所采云公、大乘基之音，与玄应音不同，玄应《湼盘经》及《法华经音》具在，陶君并未一勘，遂谓智炬合之元应音中，误二。
且所谓智炬寺集者，是单指云公之音，与大乘基之音无
步，今乃并为一谈，误三。
智炬是寺名，非僧名，今乃以终南太一山释氏为即智炬，发千古之奇闻，误四。
唐《艺文志》智矩《宝林传》十卷，法常《摄论义疏》八卷，又《玄章》五卷，注云：“姓张氏，南阳人，贞观末。”所谓姓张氏者指法常，见《续僧传》十五，非指智炬。今不知法常为僧名，而谓注者为智矩，误五。且唐《艺文志》作“智矩”，亦非作“智炬”也。
贞观末，下距开元壬申凡八十余年，贞观未能著书，至开元壬申，至少当百有十岁。《宝林传》今尚存七卷，《释氏通监》十谓其书撰於贞元十七年，去贞观末且百五十年矣，岂得轻为附会。陶君之文，至是乃无一当也。盖仅据一舶来《音义》，而於《内典录》、《开元录》、《续高僧传》诸书，未尝寓目，故有此误。《十驾斋养新录》十六言：“文集须良友删削。”陶君卒年仅四十，《文钞》之刻，不得直谅多闻之友为之删削，亦一憾事也。
大乘基即玄奘法师大弟子窥基，见《宋僧传》四。今称乘基，亦非。云公者，疑是牛云，见《宋僧传》二十一：云名亡上字，承文殊记识，前生为牛，故时号之。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卒，年六十三。《湼盘音义》集於开元壬申，时云当六十矣。姑以存疑，不敢以为是也。
《辅行记》四十卷 唐释湛然撰
本名《止观辅行传弘决》，为天台宗解释摩诃止观之书。以其中所引古籍，尚是唐时旧本，可以为校勘辑佚之用，遂与《一切经音义》等同为学者所注意，在清未曾流行一时。明南北藏及嘉兴藏皆著录，频伽本阳字五、六、七凡三册，宋、元、丽及清藏阙。
湛然，《宋僧传》六有传，常州荆溪人，建中三年卒，年七十二，为天台宗九祖。天台宗立於隋智者大师，尊龙树为第一祖，北齐慧文、南岳慧思为第二、第三祖，智者为第四祖，湛然则智者之五世孙也。
智者大师说摩诃止观，弟子章安灌顶记之。十卷，卷分上下，凡二十卷。至唐代宗时，湛然为之注，名曰《止观辅行传弘决》，十卷，卷分为二至六不等，凡四十卷。
摩诃者，大也；止观犹言定慧，犹言寂照，其义不一；辅行之行，与解对；传弘二字连读；决犹要决，犹决择，其义亦不一。或称《辅行记》，乃略名，见本书普门子序；或称《弘决》，则俗称，非本义也。
《辅行记》为注疏体，注释音义之外，兼及古德遣事，故所引外学之书，自经部小学外，并有子史集部，其范围更广於《众经音义》。乾隆间，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卷六马部曾一引之，而未尽其用。嘉庆十年，臧庸受王引之之属，掇录所引古书为二卷，未见刊行，仅存其序於《拜经文集》卷二。
然臧刻《华严音义》，刊落过甚，未惬人意，此书若传，亦未必胜於其所刻《华严音义》也。
《辅行记》卷首比丘普门子序，称“永泰首元，兴唐八叶之四载”，臧庸：“考《唐书》代宗广德二年甲辰，明年正月改元永泰，为乙巳，则永泰首元，乃八叶之三载，称四载者，误。”不知代宗以壬寅年建巳月即位，至永泰元年乙巳，正为兴唐八叶之四载，原序不误，臧氏自失考耳。清代经生，囿於小学，疏於史事，此其一斑。同冶八年，绩溪胡澍从明北藏本录所引古书为一册，即名《辅行记》，刻入《滂喜斋丛书》，潘祖荫为之序。光绪八年，江都张心泰以胡辑尚多漏略，复辑为二册，亦称四十卷，刻入《梦梅仙馆丛书》。然湛然书藏本多有，不必以节本为重也。又杨嘉有《辅行记校注》，见《墨香簃丛编》。
《日本访书志》四有《弘决外典钞》四卷，钞於宋太宗淳化二年，其本甚古。“外典钞”三字，切当不易，惟“弘决”二字非本义，颇嫌割裂，若名“辅行记外典钞”，则大善矣。一九二七年德富苏峰氏有影印本行世，可见此书之时髦也。
元、明、清藏著录，丽藏阙。宋、元皆有单刻本。今通行者有常州本，《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一九一六年贵池刘氏覆刻元延佑本，一九三五年影印碛砂藏元泰定本。
景德，宋真宗年号，灯能照暗，以法传人，譬犹传灯，故名。晁氏《读书志》释书类云：“其书披奕世祖图，采诸方语录，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献於朝，诏杨亿、李维、王曙同加裁定。亿等润色其文，是正差缪，遂盛行於世，为禅学之源。夫禅学自达磨入中原，凡五传至慧能，慧能传行思、怀让，行思、怀让之後有五宗，学徒遍於海内，迄今数百年，临济、云门、洞下，日愈益盛。尝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极乱之际，意者乱世聪明贤豪之士，无所施其能，故愤世疾邪，长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犹联珠叠璧，虽山渊之高深，终不能掩覆其光彩，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遣轶焉。”
《晁志》撰於绍兴二十一年。晁氏之意，谓政治混乱之时，有气节之人，做事固不易，说话亦不易，只可出家做和尚去，此禅宗所以盛於五代也。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
《景德录》之体制及内容
灯录为记言体，与僧传之记行不同。《弘明集》亦记言，然《弘明集》实记文，灯录乃真记言也。
灯录又为谱录体，按世次记载，与僧传之传记体不同。且僧传不限於一科，灯录则只限於惮宗，在《宝林传》未发现以前，《景德录》为禅宗史最初之一部。 自灯录盛行，影响及於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灯录谓释迦牟尼以前为七佛，犹儒家谓孔子以前，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也。以摩诃迦叶至菩提达摩，为西土二十八祖，以达摩至慧能，为东土六祖。慧能之下，分南岳、青原二派，南岳下出鸿仰、临济二宗，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宋时灯录著名者有五家：一、即《景德传灯录》，二、《天圣广灯录》，三、《建中靖国续灯录》，是谓北宋三灯。四、《联灯会要》，五、《嘉泰普灯录》，是谓南宋二灯。合五灯为一者，有《五灯会元》，将别论之。
灯录记载世次方法，各录不尽同：有从本身计起者，如以青原思为大鉴之二世是也，《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等属之；有从下一代计起者，如称马祖为南岳下一世是也，《景德录》、《天圣广灯录》，《嘉泰普灯录》及《五灯会元》等属之。
著者道原宗派
道原为天台韶国师之嗣，法眼清凉益之孙，故本书记青原诸宗特详，其二十五、二十六两卷，又皆法眼儿孙也。
总计本书记南岳法嗣者凡八卷，记青原法嗣者凡十三卷。其记临济，至汾阳善昭止，记法眼，至长寿法齐止。长寿法齐者，道原之侄禅师也。然本书记韶国师法嗣四十九人，独无道原之名，何也？此与《南齐书·豫章王嶷传》记豫章王诸子，不载子显之名，同一例耳。
《天圣广灯录》二十七於韶国师法嗣下，特补入苏州承天永安院道原一章；《传法正宗记》八记韶国师法嗣五十一人，亦於最末列苏州承天道原名，以是始知道原为韶国师之嗣也。
端拱元年赞宁上《宋高僧传》，卷十三有《韶国师传》，其塔铭亦即赞宁撰，以同在吴越，相知易详也。然禅宗五家，《宋僧传》独阙云门偃传，则以越、粤不相接，而宁与偃又异宗也。
本书距《宋僧传》不过二十年，於十九卷详载云门句语，於二十二、二十三卷又详载云门法嗣六十一人，可补《宋僧传》之阙。此岂有党於所亲，亦以支派近，见闻真，史料易於搜集耳。而後世尚有谓此书非道原撰，实出於临济者，殊可笑也。
《景德录》板本
本书於景德间进呈，曾韶杨亿等删定颁行，见本书杨亿序。当时应有刊本，今不可得见。近《四部丛刊》三编所影印者，号称宋代旧刊，合三本而成。据卷首《西来年表》，达摩至中国说，系取《传法正宗记》为定。《正宗记》成於仁宗嘉佑六年，尚在《天圣广灯录》之後，则此本非道原、杨亿原本可知也。
又景德间撰《册府元龟》，其纪年以宋、齐、梁、陈为闰位，司马温公撰《通监》，始矫正之。今此表纪年与《册府》异，与《通监》同，其撰著当在元丰七年《通监》既出之後，则此本非道原、杨亿原本，益可知也。
惟此本虽非原本，其大体尚为道原、杨亿之旧，观书中小注可证。本书小注，可分三种：一、为道原、杨亿旧注，多半属此。二、为宋刻本附注，如卷三《达摩章》末注云：“凡此年代之差，皆由《宝林传》错误，而杨文公不复考究耳。”据此
则知宋时刻本对原书认为差误者，尚不敢擅改原文，只加注说明而已。三、为元延佑本附注，如卷六《越州大珠慧海章》末注云：”此下旧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禅师传》，今移在第九卷百丈山海和尚下。”是也。据此知延佑本对原书认为不合，而有改变者，亦加注声明，不任便改动也。
又延佑本卷十一《邓州香严智闲章》“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二句，注云：“此句旧本、福邵本并无，今以《通明集》为据。”又卷十四《荆州天皇道悟章》，附寂音梦堂详注两段，信伪丘玄素碑，谓有两天王，其说至谬。然对原本并未敢增益，仅附注说明，尚为慎重，此本书之幸也。
又卷九等延佑本附黄檗希运禅师《传心法要》，卷三十末附杨亿《寄李维书》，叙师承本末，皆《丛刊》本所无，当亦後人所加。然与原书划然不混，且有此附录，可助研究者之探讨，於本书有益无损。碛砂藏泰定本卷首无年表，亦无校正年代差误等注，疑所据者乃一较早之本也。杨亿与撰《天圣录》之李遵勖，同出临济，见《天圣录》十八。
《景德录》撰人问题
本书著者为吴僧道原，本无问题。外学书如淳熙间龚明之所撰之《中吴纪间》，卷二谓：“《传灯录》为永安禅院僧道元著”，元、原虽殊，然非有二人也。惟延佑本有绍兴二年长乐郑昂跋，忽持异论，谓：“《景德传灯录》本住湖州铁观音院僧拱辰撰，书成将游京师投进，途中与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负之而走，及至都，则道原者已进而被赏矣。此事与郭象窃向秀《庄子注》同。拱辰谓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绝不复言。拱辰之用心如此，与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又得杨文公为之删定，其书所以可信，舆《续灯录》遣僧采事，而受金厕名以乱真者有间”云。
此跋可称毒箭，欲以一矢贯双雕，而不知其说之无稽也。道原为韶国师之嗣，前文已具。今以拱辰世系考之，拱辰者，金山昙颖之嗣，李遵勖之侄禅师也。金山颖、西余辰之名，始见《建中靖国录》四及八。道原之名见《天圣录》，又见《传法正宗记》，先於《建中靖国录》者凡八十年。《景德录》十三．《正宗记》八，记临济之嗣，皆止於拱辰之前二代，尚未有金山颖之名，拱辰更无论矣。
道原、拱辰确实卒年无考，然两家先世卒年幸存，亦略可比较。韶国师卒於开宝五年壬申，年八十二，道原当生於五代之时。金山颖卒於嘉佑五年庚子，年七十二，後韶之卒，凡八十九年。则辰与原实不相接，何由有同舟相遇之事乎！杨亿序明言：“裁定此书，周岁方毕”，既系同途入都，何能进呈被赏如是之速乎！今频伽藏总目，於此书下设为疑词，云“旧题宋道原纂”，已受昂跋影响。频伽藏盖用延佑本也，碛砂藏元泰定本无郑昂跋。延佑本闽刻，碛砂本吴刻，後延佑本八年。
窃尝思之，拱辰未必有是言，郑昂亦未必造此语，必当时有此传说，郑昂不察，遽以入跋。《四部丛刊》三编本张菊翁跋，遂亦信之，谓：“著此书者名道原，而实拱辰也。”呜呼！君子可欺以其方，吾恐复有被欺之君子，故不得不辞而辟之。
然何以有此谣？必欲张临济之军者所为也。然何以实之拱辰？则以拱辰曾著《祖源通要》三十卷，舆此书体制相类也。何以谓郑昂之跋，欲以一矢贯双雕？则以其既攻法眼之道原，并攻云门之惟白也。《续灯录》为佛国惟白撰，今谓《续灯录》遗僧采事，受金厕名，此非忌云门者之词乎！惟白者，云门六世孙也。北宋三灯撰者：一法眼，一临济，一云门，若以青原、南岳别之，则青原二，南岳一也。斗诤之源，有关於此，将另详之。
《五灯会元》二十卷 宋释普济撰
清《四库》著录。有重刻宋宝佑本及元至正本。五灯者：
一、《景德传灯录》，法眼宗道原撰，见前。
二、《天圣广灯录》，临济宗李遵勖撰。天圣距景德不远，各宗世次，增加无几，惟於《景德录》章次，略有更易，人数及句语，略有扩充，故不名续而名广。
三、《建中靖国续灯录》，云门宗惟白撰。建中距景德近百年，其书志在续道原书，故名《续灯录》。
四、《联灯会要》，南宋淳熙十年临济宗悟明撰。距建中靖国约八十年，其书志在合北宋三灯为一书，而续其所未备，故曰《联灯会要》。
五、《嘉泰普灯录》，云门宗正受撰。嘉泰距建中靖国约百年，距淳熙不过二十年，然此书实未见《联灯》。因天圣、建中二录，不载师尼及王臣，故特补之，曰：“灯之明不择物而照，何独收比丘而遣帝王公卿，师尼道俗耶！”惜其照之不普，故著书名普。
右五灯各三十卷。中多重复，普济删繁就简，合五灯为一，故名曰《会元》。
《会元》之体制及内容
自《景德录》颁行後，不满二十年，而李遵勖即广之；不满三十年，而王随复删之为《玉英集》十五卷。据袁本《晁志》：“随以《传灯录》繁冗难观，删为此录，景佑甲戌上之，诏书奖答。”有致堂胡氏序，见《斐然集》十九，名《传灯玉英节录序》；又见《通考·经籍考》。陈氏《解题》于《雪峰广录》条下，谓：“随与杨大年，皆号参禅有得者。”是知《灯录》之编，不能尽如人意。今《玉英集》有《宋藏遗珍》影本，《广灯录》有续藏经影本，均未见能胜《景德录》，则改编亦殊不易也。
五灯除《联灯》外，北宋三灯晁氏皆著录，《普灯》陈氏亦著录，且皆见收於《通考》。陈氏曰：“本初自谓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灯总一百二十卷，数千万言，乃正不离文字耳。”陈氏对释家态度，与晁氏不同，故辄为微词。然五灯总一百五十卷，叠床架屋，诚有归并删除之必要。譬之儒书，则五灯者犹宋、齐、梁、陈诸史，而《会元》则李延寿之书也。
《十七史商榷》五十三谓：“《新唐书》过誉《南、北史》，平心观之，延寿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史，合有鸠聚钞撮之功，延寿适承其乏，人情乐简，故得传世。”吾今於《五灯会元》亦云然，自《南、北史》行，而八史多残阙；自《五灯会元》
出，而五灯遂少流通，同一例也。
《会元》由一百五十卷，缩为二十卷，表面似减去原书七分之六，而内容实减原书二分之一耳。《会元》卷厚，清藏改方册为梵荚，析为六十卷，其原卷之厚可知也。
五灯向以南岳、青原分叙，以下不复分宗。世次既多，支派繁衍，大宗难於统摄，自应分立小宗，以为之枢纽，庶阅者沿流溯源，易得要领。《普灯录》於南岳、青原之下，复注小宗，较为明晰。然每於一卷之内，南岳、青原间出，转觉迷离。《会元》後《普灯》约五十年，各卷宗派分明，其法更为进步，故内学、外学，均喜其方便，元、明以来，士大夫之好谭禅悦者，遂无不家有其书矣。惟诸本皆有目录，无总目，不便观览。今揭其总目如下：
卷一 七佛至东土六祖
卷二 四、五、六祖法嗣及应化圣贤
卷三、四 南岳让至五世
卷五、六 青原思至七世及未详法嗣
卷七、八 青原下二世至九世
卷九 南岳下二世至八世冯仰宗
卷十 青原下八世至十二世法眼宗
卷十一、十二 南岳下四世至十五世临济宗
卷十三、十四 青原下四世至十五世曹洞宗
卷十五、十六 青原下六世至十六世云门宗
卷十七、十八 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黄龙派
卷十九、二十 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杨岐派
最可异者，法眼宗成立最迟，应列云门之後，今乃列临济之前，颇为世所讥议。试解释之：盖以法眼先绝，止於青原十二世，不溯其始，而计其末，应列在临济之前也。清顺治初，曹洞宗永觉元贤撰《继灯录》凡例，则以此为抨击《会元》口实矣。曰：“五宗次序，《景德录》及《正宗记》俱先青原，後南岳，大川乃私党己宗，以南岳先青原，又恐人诤论，故复以法眼先临济，紊乱极矣”云云。大川即普济。其实《景德录》於各卷叙述，亦先南岳後青原。惟卷五叙六祖法嗣时，青原先於南岳耳。此固无聊之争，而斤斤不已，亘数百年而未息也。
普济派系
普济，四明奉化张氏子，与撰《联灯》之悟明，同出於临济之杨岐派，为大慧杲三世孙。大慧杲者，绍兴十一年，因上堂说法，招秦桧之忌，被编置衡州者也。以世法论之，济与明为同曾祖昆弟，然济并不党於明。《联灯》卷十九於石头迁法嗣大颠和尚下，增入韩文公问师语句，《会元》卷五仍之；《联灯》卷二十复以韩愈为大颠法嗣，并有语句四则，颇为识者所笑，《会元》卷五则删之矣。又北宋云门盛时，与云门竞者伪造天王碑，以天王嗣马祖，《会元》卷七以此事附小注，而不敢公然列天王於马祖之下。如後来《佛祖通载》等所为，亦足见其审慎。康熙初，洞下著《法门锄宄》，谓：“此注为越州开元业海清公於元至正甲辰重刻《会元》时添入，大川原本从无是注，清公不考真伪，惑世误人，可谓业海”云。不知此说著於北宋末《林间录》，纵使《会元》不加附注，人岂不知，未足为《会元》病。且此注宋实佑本已有，不待元时始
添入，今竟以此罪业海，岂不冤哉！读书不能不多聚异本，此亦一证也。
《会元》板本及撰人问题
本书向传元至正本，即所谓业海清公重刻本是也。卷首有释廷俊序，言：“本书为宋季灵隐大川济公集学徒所作，板毁，今会稽开元业海清公重刊之”云云。
明嘉靖、万历间，此书迭有刊本，然未尝入藏。嘉兴续藏第六十及六十一函，虽有是书，究非官板。其正式入藏，自清龙藏始。清藏析为六十卷，然自明以来，诸本皆从至正本出。光绪初，宋本始由海外归来，卷首有淳佑十年王子冬普济题词，又有宝佑改元王墉序，卷未有宝佑元年武康沈净明跋，是为宋宝佑本。自此本出，而本书撰人又生问题矣。
本书汇集五灯而成，於史料搜集一层，全不费力，所费力者，特编排联缀之工而已。此种编排联缀之工，苟有老师为之主持，发凡起例，即可令学徒从事纂辑。至於去取标准，随时禀承，自可就范。
普济为当时老宿，据今存《大川语录》附大观撰《行状》，大川卒於宝佑元年癸丑正月八日，年七十五，弟子七十余人。是此书刻成之年，即大川卒年，在本书题词後一二月耳。 ．
本书题普济撰，向无异议，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贵池刘氏覆刻宝佑本跋，始以为非普济撰，而为慧明撰。刘君矜为创获，曰：“《四库提要》以为灵隐寺僧释普济字大川者所撰，按此本王墉序，独云慧明首座，萃五灯为一集，则撰人名慧明，非作序之普济。当是内府本无王墉序。非此宋本复显，订正撰人之误，後世谁复知慧明所著，是尤见宋本之足贵”云。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况周仪撰《蕙风簃随笔》卷二，於《五灯会元》条下，即采其说。
一九三O年庚午，长沙复将宝佑本影印，刘善泽跋亦云：“焦竑《经籍志》、钱氏《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此书，并作普济撰，藉非宋椠复出，踵譌[貝*(/也)]谬，殆终无订正之时。检嘉靖本释廷俊序，云：‘宋季灵隐大川禅师济公以五灯为书浩博，学者罕能通究，乃集学徒作《五灯会元》。’廷俊此序作於元至正甲辰，距宋宝佑癸丑，相去才百年，已不知为慧明书，而漫焉不加考覈，斯为疏矣”云。然吾以为廷俊岂不知，序明言集学徒为之，慧明即学徒之一也。普济卒於宋宝佑元年，钱氏之误，在误以本书入元《艺文志》，其以为宋末灵隐寺僧普济撰，未尝误也。钱氏未见普济《行状》，不知普济卒年，据廷俊序以为宋末人，当卒於元初，故以入元《艺文志》，史料不备，推想如是，亦未为大误。
宝佑本沈净明跋言：“禅宗语要，具在五灯，卷帙浩繁，颇难兼阅。谨就灵隐禅寺，命诸禅人集成一书，以便观览。”则是书实发起於沈氏，慧明盖诸禅人之一，普济其主编也。若必以此书为慧明撰，恐诸禅人未必心服。且当时大川并不以《会元》重，故《行状》略不及之，而《五灯会元》則反藉大川以行也。
慧明不知何许人，王墉序称为首座，则为当时小师可知。吾友莫天一撰《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巻十四，据《新续高僧传·净读篇》，谓：“慧明字无晦，盐官人，晚居常照寺，持
弥陀号，日数万声，庆元五年春累足而逝”云。此亦沙门同名易混之一例也。庆元五年，下距宝佑元年凡五十四载，枯骨何能著书？莫先生目录印行後，吾始得见，未及为之追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