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集》十四卷 梁释僧佑撰
僧佑即撰《出三藏记集》之人，见《梁高僧传》十一。天监十七年卒，年七十四，黑白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东莞刘勰为撰碑。
《出三藏记集》十二有《弘明集目录序》，以《牟子理惑》始，以佑自撰《弘明论》终，凡十卷。其後续有增入，为十四卷。两《唐志》、晁氏《读书志》皆著录。
《四库》著录释家类第一部，《提要》谓：“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云。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总集体，颇类《昭明文选》，故《旧唐志》入总集类。然以六朝佛教之盛，全部《文选》，关涉佛教者仅王简栖头陀寺一碑。此编所录，则概皆阐扬佛教之文，中以书启论述为多，铿然可诵。作者百人，又僧十九人，单第十卷作者已有六十三人，为严可均《全梁文》增益人数不少。序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以今本舆《出三藏记集》所载目录互校，原本十卷，皆梁以前文，後
所增人，多梁代文。今本第九、第十卷之梁武帝，高丽本作“大梁皇帝”，当是僧佑原文，称武帝者，後人追改也。
本书板本及学人利用
本书现在通行者，大别为两种本：一藏本，一单刻本。
藏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嘉兴藏本，即所谓支那本；一频伽本。
单刻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吴惟明刻本，即所谓汪道昆本；一金陵本。
《四库》所著录者为吴刻本，《提要》言：“末有僧佑後序，而首无前序，疑传写佚之。”以是知为吴刻本也。
藏本有前序，惟吴刻本无前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所著录者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记中所引者，亦即前序中语，然仍袭《四库提要》之说，谓“是书前无自序”，大可异也。
《四部丛刊》所影印者，即吴氏两《弘明集》合刻本，封面题汪道昆本，循《郘亭书目》以来之误也，因卷首有万历十四年丙戌汪道昆序故。
汪氏在隆、万间颇有名，然序中以梁裴子野为唐人，可谓一言不智。序中康虞之名凡数见：一则曰：“二集并入大藏，如海一沤，康虞抔而出之，易梵荚为儒荚。”再则曰：“二集所辑，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为之胪传。”三则曰：“康虞之为是举也，殆将发墙面之蒙，解两家之难。”末则曰：“康虞得师达观，抑或可以语此，是集固将流通无间，恶用不佞之言。”
康虞即吴惟明，与焦竑、冯梦桢友善，见《藏书纪事诗》三，紫柏老人弟子。汪序所谓达观者，即紫柏也。紫柏於万历八、九年间倡刻方册藏，改梵荚为方册，即後来所谓嘉兴藏。汪序所云。易梵荚为儒荚”，亦受紫柏影响。嘉兴藏《弘明集》刻於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吴氏捷足，先刻三十年，故万历间流通之《弘明集》，大半为吴刻。梅鼎祚辑《释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释文纪》二十八载僧佑《弘明集》前序，云：“见《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不载。”知所据者为吴刻也。
《四库提要》撰者既未见藏本，又未见《出三藏记集》，故不能补僧佑自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收为嘉兴藏本，而所录之自序，则为後序，此自是张氏之疏，非嘉兴藏本无前序也。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因之，乃亦以佑後序为自序。其实今《弘明集》卷末所载僧佑後序，本名《弘明论》，不名後序。《出三藏记集》载《弘明集》目录，明题此为《弘明论》，本论前数行亦自称《弘明论》，藏本前序亦谓附论於末，则此非後序明矣。然自《四库提要》以来，诸家均莫能正之，奇也。一误吴刻为汪刻，二误後序为自序，三後序固非自序，亦非後序，实乃《弘明论》。
《牟子理惑》问题
《弘明集》卷一载《牟子理惑》，撰者失名，今本有题汉牟融撰者，盖本之《隋志》。《隋志》儒家类有《牟子》二卷，题後汉太尉牟融撰。然太尉牟融乃後汉初人，著《理惑》之牟子乃後漠末逸士；太尉牟融所著之《牟子》是儒家，後漠末逸士
所著之《牟子理惑》是释家。《隋志》著录太尉牟融书，何以置於後汉末人荀悦、魏朗之後。《旧唐志》著录《牟子》，出之儒家，入之释氏，何以仍循《隋志》题牟融撰，与《出三藏记》所载《弘明集》目录不合，因《三藏记集》目，只作《牟子理惑》，不著撰人名字。宋咸淳间，志磐撰《佛祖统纪》二十六，犹云“牟子不得其名”，则今本《牟子理惑》题汉牟融撰，实不可据。
梁任公以此论为伪，见《任公近著》第一辑；周叔迦、胡适以此论为真，见周著《牟子丛残》，《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据吾所考证，今所传《牟子理惑》，本名《治惑》，如扬雄《解嘲》之类，初无“论”字，唐人改为《理惑》，後人又加“论”字。牟子为後汉逸士，失其名，今本《理惑》前，有苍梧太守《牟子传》，题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颇疑“博”者误文，“传”譌为“博”，回改为“传”，而未去“博”字，後人因牟子无名，遂题曰：“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但《出三藏记集》十二已如此，其来已古。苍梧太守《牟子传》者，苍梧太守所撰之《牟子传》也，故以此为牟子自传者非，称牟子为牟子博者亦非，直以牟子为苍梧太守者尤非，以为汉有两牟融，则调停之说也。
《牟子传》所言时、地、人事，皆见於史。
一、笮融与豫章太守朱皓，见《後汉书》列传六三《陶谦传》、《吴志》四《刘繇传》。
二，笮融与刘彦及交州牧朱符，又见《吴志》八《薛综传》。
三、豫章太守朱皓，又见《後汉书》列传六一《朱儁传》。
四．交州牧朱符，又见《吴志》四《士燮传》。
可见此传不伪。但《理惑》文中数称佛经、佛道，佛之名称为後汉末所无，当时概称佛为浮屠。假定今本《牟子理惑》为真後漠时作，亦必经後人改窜，不尽原文也。明末天主教人著书，恒译天主为上帝，自康熙时，教廷禁称上帝，教会翻刻明末书籍，遂悉将上帝等字改为天主，亦其例也。
孙星衍得此篇於《弘明集》，以为汉魏旧帙，录出别行，刊入《平津馆丛书》，属洪颐煊考校其事，颐煊以为非牟融作，是也。然卷首仍题汉太尉牟融撰，以为因隋、唐之旧，不知僧佑采此，未尝作牟融撰，有《出三藏记集》及《大唐内典录》可证。宋、元藏亦云未详作者，明藏始题牟融撰，故谓因明藏之旧则可，谓因隋、唐之旧，则《隋、唐志》之《牟子》，未必即今本《牟子理惑》。且此篇在明万层间梅鼎祚辑《释文纪》时，已从《弘明集》中录出，亦不始於孙星衍也。
道宣即撰《续高僧传》之人，《宋高僧传》十四有传。
宋、元、丽藏皆三十卷，明南北及清藏四十卷。《四库》著录者三十卷，与《弘明集》同为纪昀家藏。《弘明集》《四库》用吴惟明刻本，知此书亦用吴刻，因吴氏两《弘明集》合刻也。吴刻出於宋、元藏，时在万历十四年丙戌，嘉兴藏出於明北藏，《广弘明集》先刻，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弘明集》后刻，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
本书体制及学人利用
本书体制与《弘明集》略异，故不曰“续”而曰“广”。《弘明集》不分篇，此则分十篇：一归正，二辨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济，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前各有序。
又《弘明集》皆选古今人文，自撰仅卷末《弘明论》一首。此则每篇恒有道宣叙述及辩论列代王臣对佛法兴废等事。故《弘明集》仅选辑而已，此则叙述辩论舆选辑并用者也。
作者缁素共一百三十余人，内南北朝一百余人，唐近三十人，尚有在道宣叙述中所引用者未计。如卷六例代王臣滞惑解》，列举兴隆佛教者十四人，毁灭佛教者十一人，皆佛教史上重要史料。明冯惟讷编《古诗纪》，梅鼎祚编《古文纪》，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三书皆自上古至隋。《四库提要》于此书卷三搜得阮孝绪《七录序》，矜为瑰宝，实则明人早巳见及，特明人纂述，不尽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数，方法不如後人之密，故每为清人所轻，而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遂称独步矣，此时代风气之赐也。
本书板本及两本卷数对照
本书板本，通行者大别为两种：一、三十卷本，吴刻及频伽本属之；一、四十卷本，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属之。
《郑堂读书记》著录者为嘉兴藏本，而称三十卷，二者不相应，亦沿《四库提要》而误耳。《四库》用吴刻本三十卷。《全南北朝文》引《广弘明集》，除《全宋文》用四十卷本、《全南北齐文》用三十卷本外，余皆两本参用。
《全晋文》一五七，支遁《八关斋会诗序》引《广弘明集》三十上，用三十卷本。《释伽文佛像赞》引《广弘明集》十六，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简文帝文引《广弘明集》，皆用三十卷本。独十三《菩提树颂》引《广弘明集》十七，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五七，刘孝标《与举法师书》引《广弘明集》廿四，用三十卷本。《金华山棲志》引《广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全後周文》廿二，释慧命《详玄赋》引《广弘明集》廿九上，用三十卷本。《酬济北戴先生书》引《广旷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此事《全南北朝文》曾自言之。《全後周文》廿二，释昙积《谏沙汰僧表》引《广弘明集》二十七，云：“一本在二十四。”又《全陈文》十八，释惠津《与瑗律师书》及昙瑗《答津律师书》引《广弘明集》三十二，云：“一本在二十七上。”此两本参用之证。不明乎此，必以为所注卷数有误矣。应将两本卷数对照，列表如後，今从略。
《全南北朝文》拾遗
《全南北朝文》於《广弘明集》作者缁素一百三十四人中，除唐二十八人及《後汉书·郊祀志》、《魏书·释老志》、齐竟陵王子良《净住子》等有专书行世者外，几於全部收入。然亦偶有遗漏：
如丘道护撰《支昙谛诛》，见《广弘明集》二十六，《全晋文》一四二目有而文阙。
又《全齐文》二十五有虞羲文，而《广弘明集》二十三虞羲撰《庐山景法师行状》，凡千字，独阙。
又《全北齐文》七有樊逊文，而《广弘明集》二十四樊孝谦撰〈答沙汰释李诏表》，凡五百字，亦阙。
又《广弘明集》十九有梁都讲法彪《发般若经题论义》一首，凡二千三百余字，《全梁文》亦阙。
右四文当补。
又梁僧法云《与王公朝贵书》，见《弘明集》十，《上昭明太子启》，见《广弘明集》二十一，《全梁文》七四均重出。
右二文当删。
沙门同名易混例
沙门同名，事所恒有。《广弘明集》二十三有《法纲法师誄》，宋释慧琳撰，又有《玄运法师誄》，南齐释慧琳撰，二人同名，同在一卷。卷二十五有《福田论》，隋释彦琮撰，又有《沙门不应拜俗总论》，唐释彦悰撰，琮、悰不同，而刊本通作“琮”，亦同在一卷。慧琳未见有误，彦琮则《全唐文》、《全隋文》皆混，此不可不注意者也。今分别说明之：
彦琮，隋上林园翻经馆沙门，《续高僧传》二有传，大业六年卒。所著今存者有《辩正论》，见《续高僧传》二；《通极论》，见《广弘明集》四；《福田论》，见《广弘明集》二十五；《合部金光明经序》，见频伽本黄九。
彦悰，唐京兆大慈恩寺沙门，《宋高僧传》四有传，玄奘法师弟子。所著今存者有《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序》，见频伽本成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见频伽本阳二；《法琳别传》，见频伽本致八，“悰”误作“琮”。《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见频伽本露七，《广弘明集》二十五所引者，即此书之总论。
唐《艺文志》释氏类，彦琮凡二见：
一、载彦琮《崇正论》六卷，《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福田论》二卷。按《沙门不拜俗议》，唐彦悰撰，何以夹在隋彦琮所撰《崇正论》、《福田论》之间，此《唐志》之误也。
二、《唐志》又载彦琮《大唐京寺录传》十卷，《沙门不敬录》六卷，注云：“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按此说是也。然《沙门不敬录》即《沙门不拜俗议》，何以分为二书而重出之。
且隋彦琮从“玉”，唐彦悰实从“心”。据《宋高僧传》四《彦悰传》：“或有调之曰：‘子舆隋彦琮相去几何？’对曰：‘赐也何敢望回，虽长卿慕蔺，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也。’”然则彦悰与隋僧同名，当时已有人注意，不知《唐志》既知之，何以复混之也。
《全唐文》九O五以《合部金光明经序》及《通极论》、《福田论》为唐彦悰作，官书之误，不足奇。《全隋文》三十三以《沙门不应拜俗总论》为隋彦琮作，则殊可异，盖因《广弘明集》两彦琮同卷，而刊本又通作“琮”，偶未细考耳。
近人孙德谦撰《汉书艺文志举例》，有人名多混加注条，引《唐志》《大唐京寺录》注隋有二彦琮为例，此又误解《唐志》者也。《唐志》言“并隋有二彦琮”，谓并隋计之耳，今省略
“并”字，则是隋有二彦琮。试思隋僧也，何能撰《大唐京寺录》耶！一字之不可省如此，亦学者所宜注意也，彦悰撰《大唐京寺录》，见《内典录》五及《开元释教录》八之末。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提要》谓：“道宣隋末居终南白泉寺，又迁丰德寺、净业寺，至唐高宗时乃卒。”其说未为大误。然宣公一生居止，前在终南，後在京师西明寺。西明寺初就，即诏宣充上座，玄奘法师至止，又诏与翻译，遇敕令僧拜王者等事，宣上启争持甚力，又所撰著及删补律仪等，二百二十余卷，皆在西明寺。故不言丰德、净业二寺则已，如言丰德、净业，则不可不及西明寺。《新唐志》先著录道宣《大唐贞观内典录》十卷，後又著录《大唐内典录》十卷，云；“西明寺僧撰”，即不知道宣为西明寺僧故，则西明寺一节，不可省也。
《提要》又谓：“其书采摭浩博，如梁简文帝《被幽述志》诗，及《连珠》三首之类，颇为泛滥。”按诗及《连珠》见卷三十上，然应采与否，纯属主观，实无标准。惟其书於梁简文《与广信侯书》，《与慧琰法师二书》、《答湘东王书》，既载於卷十六，复载於卷二十一及卷二十八，是为重出。撰《提要》者不于此纠正，而批评其应采与否，未免轻重倒置。《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佑後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
《提要》又称：“道宣卒於乾封二年，而书末有《游大慈恩寺》诗，乃题高宗之溢，殊不可解。”不知此乃《提要》所据刊本之谬，与道宣无涉，犹《史记》之有《武帝本纪》云尔。原本《广弘明集》唐高宗皆作“今上”，频伽所据丽本尚可为证。且不始於卷末，卷二十二《述三藏圣教序》及《答法师玄奘谢启书》，卷二十五《沙门致拜君亲敕》及〈停沙门拜君诏》，原本皆称“今上”，有何不可解，而致其讥评耶！
本书《大唐内典录》五著录，《开元录》不载，慧琳、可洪两家《音义》亦无此书。此书之入藏，实自宋始，见绍兴初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然宋、元、明、清藏皆百卷，独嘉兴藏改为百二十卷，《四库》著录者即嘉兴藏本，《四部丛刊》影印者亦嘉兴藏本。道光间，常熟蒋氏刻本回复为百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本亦百卷。
道世略历
道世《宋高僧传》四有传。字玄恽，避太宗讳，以字行，《内典录》著录是书，称沙门玄恽撰，《宋高僧传》始回复为道世，而著明其称字之由焉。《越缦堂日记》十六册谓：“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盖未见《宋高僧传》也。唐时译经不避讳，僧名仍避讳。
仪凤四年正月，译进《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庙讳、国讳皆隐避，如“世尊”为“圣尊”，“世界”为“生界”，“大势”为“大
趣”，“救治”为“救除”之类。上读讫，曰：“既是圣言，不须避讳。”见永淳元年五月沙门彦悰序，频伽本成五。此初唐故事也。
道世早岁出家，贞观未曾预玄奘法师译事，後又召居西明寺，与道宣律师同居止。道宣《大唐内典录》成於麟德元年，《法苑珠林》成於总章元年，相距才四载，故《内典录》五具载道世所著之书，《珠林》卷百亦具载道宣所著之书。《续高僧传》早成，《珠林》引据尤众，即所称《唐高僧传》是也。
《珠林》卷百《传记篇》述意部言：“吾少习周、孔之文典，晚慕黄、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久可大，其为佛教，遂乃希前代之清尘，仰群英之远迹，归斯正道，拔自沈泥。”似道世之出家在暮年，然《宋高僧传》明云：“道世年十二出家。”《珠林》总章元年李俨序亦谓：“道世幼疑聚沙，落饰彩衣之岁。”知《传记篇》云云，盖托词耳。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类书体，将佛家故实，分类编排，凡百篇。篇各有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为题。总六百四十余目，引经、律、论分隶之。
每篇前有述意部，述意犹言叙意，以俪体行之。每篇末或部末有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证必注出典，与其他类书体例同。除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曰“依某经某论曰”。引传记则书名或在前或在後，在前者如卷四《日月篇》引《河图》、《礼统》、《帝王世纪》、《三五历纪》等三十余种，卷二十八《神异篇》引《述徵记》、《临海记》、《地镜图》、《述异记》等十余种，卷三十六《华香篇》引《异苑》、《幽冥录》．《许迈别传》、《扶南传》等三十余种，皆书名在前，曰“某书曰”；其在後者，则注曰“出某书”，或“见某书”；数条同出一书者，则云“右若干条同出某书”。间有失载，则传写脱落也。
凡近代耳闻目击之事，无记载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说。如卷五《阿修罗部》引《西国志》，云：“余见玄策具述此事。”玄策者，王玄策也。又引玄奘法师云：“其人具向奘法师述此。”卷十四《观佛部》引麟德二年事，卷四六《思慎篇》引龙朔三年事，皆云：“京城道俗共知，不别引记。”卷十八《敬法篇》引贞观五年事，云：“西明寺主神察目验说之。”又引昙韵禅师事，云：“西明寺道宣律师以贞观十一年曾至彼中，目睹说之。”卷五七《诤讼篇》引永徽五年事，则云：“左近村人同见说之。”卷六五《救厄篇》引武德初年事，则云：“道年幼自见琬师说之。”卷七六《绮语部》引永徽六年事，则云：“因向僧忏，具说此言。”皆表示其说有徵，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故清代汉学家特重其书。
本书之流行舆汉学
本书在类书中，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同时。所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百四十余种。其中徵引最多者，为王琰《冥祥记》，凡百四十次，干宝《搜神记》百余次，唐临《冥报记》七十次，颜之推《冤魂志》四十次，郎余令《冥报拾遣》三十五次，《续搜神记》及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各十余次。其徵引三五次者，当另撰《法苑珠林》引用书目。
《四库提要》释家类於《广弘明集》後即著录此书，谓：“佛法初兴，惟明因果，达摩东迈，始启禅宗。因果如汉儒之训诂，悉求依据，其学核实而难诬；禅宗如宋儒之义理，可以臆测，其说凭虚而易骋。此书作於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中犹为引经据典，较後来侈谈心理者固有间”云。
自《四库》著录以来，此书遂为汉学家所注意，各家藏书志亦渐有其书，然所收者悉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常熟蒋氏乃有百卷本之刻，《书目答问》亦以其有关考证而著录之矣。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十二有《书法苑珠林後》，云：“陈隋以上旧籍，唐初存者较多，其无传书者，可以为搜讨之用；其无足本者，可以为校补之资，於艺苑学林，自有裨益，不得因异端当斥，而遂不节取之”云。书之显晦固有时，然苟不与汉学家气味相投，亦焉能登之儒藏也。
本书板本及两本卷数对照表
本书通行者有二本：一、百卷本，常熟蒋刻及常州本，频伽本是；一、百二十卷本，嘉兴藏本及《四部丛刊》本是。
本书《传记篇》及《大唐内典录》著录此书，均百卷，明南北藏亦百卷，独万历十九年嘉兴藏刻本改为百二十卷，此最无理之举。今《嘉兴藏目录》仍作百卷者，目循明藏之旧，而书巳析为百二十卷也。然《四库》著录者即此本，盖当时方册本，舍此别无他本故。
此本以目录二卷为第一、二卷，以第一卷为第三卷，变乱古法，《提要》犹以《经典释文》比之，不知《经典释文》第一卷乃叙录，非目录。叙录犹总论，当然可作第一卷，今乃目录，岂可谓舆《释文》同例，此《提要》之谬论也。
道光七年，常熟蒋氏回复为百卷，最为有识。蒋名因培，山东齐河县知县，道光元年以事遣戍，其妾董姝，发愿刻此，冀得佛力护持，并普告闺人，共襄是举。今每卷後题出赀重刻者姓名，皆妇女也，故可称为闺阁本。卷末有琴川申林女子董姝跋，卷首有万善花室女弟子吕琴姜骈体序文。万善花室者，大兴方履签，卷三十二题方履签母冯氏刻，知方氏舆此本有缘也。《越缦堂日记》十八册言吕为方继室，阳湖人。此文见《万善花室文集》六序言：“世所行旧椠本，曾经明人改窜，妄析为百二十卷，全舆新书《艺文志》著录百卷不符，以致简叶违错，章段崩离，字句之间，亦多脱误。清信女士董申林，因披藏本，用勘此书，始知万历之讹，曾非恽上之失，遄发宏心，谋赀众悦，同时名闺淑仪，咸分华鬘襄助，共得百人，费凡干镒，校雠精察，镂造精严。”
夫与《新唐志》不符，未为大病，因《新唐志》误者多也；若简错章离，则真大病矣，如卷十一《乳糜部》言：“宣律师感应因缘，在第十卷《灌带部》述之。”今第十卷已改为第十六卷，幸犹有《灌带部》目可寻。卷三十五《法服篇》言：“西明寺道宣律师感应因缘，具在第十卷。”卷次既乱，所谓第十卷者，从何检之？无怪女史吕琴姜斥之为妄也。
然今蒋氏本仍时有脱误，未满人意，恐所据藏本已如此。卷一百後题奎文阁典籍，元和顾千里妻韩道映刻，顾君为校勘学名家，疑此本曾经顾君策画。惟此书卷帙巨，徵引繁，自唐以来，校读者即少，且非儒、释兼治，未易问津，其不
足为善本宜也。
蒋刻之後，常州天宁寺本及频伽本，皆百卷。最可惜者，《四部丛刊》影印此书时，未能上溯摺子本，仍以嘉兴藏本为佳本而采用之也。今当以一九三六年上海影印碛砂藏本为最古，两本卷数对照表从略。
《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 唐释玄应撰
《新译华严经音义》二卷 唐释慧苑撰
二书自《开元录略出》以来，即二部同帙，宋、元、明北藏，亦二部同函，今故合论之。惟清藏及频伽藏二书独阙。
玄应略历
玄应，清人多写作元应，与道宣、道世同时，而先卒。刘毓崧《书法苑珠林後》谓：“唐代僧徒，能读儒书者，为元应、道世二人，而元应年辈稍後。”以卷一百《传记篇》道世之书列前，元应之书列後为证。然《大唐内典录》五著录玄应《众经音义》则在道世书前，称：“应博学字书，统通《林》，《苑》，周涉古今，括究儒、释。昔高齐沙门释道慧为一切经音，不显名目，但明字类，及至临机，搜访多惑，应愤斯事，遂作此音。徵覈本据，务存实录，即万代之师宗，亦当朝之难偶也。恨叙缀才了，未及覆疏，遂从物故。”
《内典录》撰於麟德元年，则应卒在麟德以前矣。《续高僧传》撰於贞观十九年，以玄应附卷三十《智果传》，云：“京师沙门玄应，亦以字学之富，皂白所推，通造经音，甚有科据。”而未言其卒，本书序言“法师以贞观末历，敕召参传”，则应当卒在贞观以後。
《开元录》八著录此书，改名《一切经音义》，其略传悉据《内典录》及本书序。清人叙述玄应者，乃不据《内典录》及本书序，而多据《开元录》。《内典录》其所未见，本书序则未得撰者之名也。
唐《艺文志》载僧彦琮《大唐京寺录传》，玄应《大唐众经音义》，玄恽《法苑珠林》，玄范《注金刚般若经》等，四人所撰，凡十二部。其书名、人名次第，与《大唐内典录》所载，悉数相符，可为《唐志》此四节采自《内典录》之证。然乾隆间庄炘刻本书序，开口即云：“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唐《艺文志》改名《众经音义》”，岂非倒果为因。玄应惩高齐释道慧一切经音之失，乃作此音，仅得其半，四百四十余部，未可称一切。《内典录》称为《众经音义》，甚有分寸，《开元录》复以《—切经音义》名之，似未会宣公之意也。
本书序署名终南太一山释氏，此即道宣也。今丽本《释迦氏谱》，《释迦方志》，犹署是名，然清儒知者极鲜。《学海堂初集》七黄子高《一切经音义跋》言：“方氏《通雅》卷首小学大略，称焦弱侯引释广宣《诸经音义序》，语与今本合，广宣当即太一山释氏之名，疑焦氏当日亦尝见之。”不知明季士夫，类喜谈佛，曾见《一切经音义》，自不足奇，特不解何以误道宣为广宣耳。《郑堂读书记》亦误作广宣。《全唐文》九百九本有道宣文，而《众经音义序》特附於九二二僧人之末，题曰“终南山僧”，此清儒之陋也。
刘申叔生近代，然《左盒集》四《书华严经音义後》，亦只据《全唐文》终南山僧所作《众经音义序》，知玄应为贞观时人，而不知终南山僧即道宣。则诸儒之引《开元录》，而不引本书序，亦固其宜也。
慧苑略历
慧苑《新译华严音义》，《开元录》九著录，云：“慧苑，京兆人，华严藏法师上首门人。勤学无惰，内外兼通，华严一宗，尤所精达。以新译之经，未有音义，披读之者，取决无从，遂博览字书，撰成二卷，俾读之者，不远求师而决於字义也。”《宋高僧传》六《慧苑传》即本於此。
《华严经》开元以前有二译：一、东晋义熙末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玄应《音义》卷一所音者是也；二、唐武后证圣间实义难陀译，八十卷，慧苑所音者是也。曰新译，即对东晋旧译而言。而有清诸儒，多忽略“新译”二字，不考所谓新译者何时译，遂并不知慧苑为何时人。
臧镛堂嘉庆四年刻本书序云：“慧苑无考，此书引李善《文选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则在元应之後，盖生唐之中叶者。”若知《新译华严》为武后时译，则在玄应之後，又何待言。
本书慧苑自序称：“少翫兹经，索隐从师，十有九载。”其师何人，亦应注意。《开元录》、《宋僧传》，皆《四库》所著录，清儒不考，故不知慧苑为华严藏门人。华严藏者，今称华严宗三祖，《宋僧传》五有传。名法藏字贤首，康居人，以唐先天元年卒，年七十。同时有净域寺法藏，姓诸葛，吴县人，开元二年卒，年七十八，塔铭见《金石萃编》七十一，《全唐文》九百十四载华严藏文，而冠以净域藏传，阅〈释氏疑年录》四之五叶、六叶，即知其谬。慧苑既为华严藏门人，则盛唐时人也。
守山合钱熙祚本书跋谓：“《杜牧之集》有敦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苑、牧同时，则在元应後。殆见应《华严音义》，寥寥数简，故别为专书。”《徐星伯小集·华严音义跋》，曾有此说。此制见《樊川文集》二十，苑作别体菀。杜牧生中晚唐之间，与盛唐相距百年，何得混为一人；玄应所音《华严》是东晋译，慧苑所音《华严》是唐译，又何得混为一本。
刘申叔《书华严经音义後》，讥徐星伯以《杜牧之集》之慧菀为著《音义》之慧苑，是也；然又循《全唐文》之谬，以净域寺法藏为华严藏，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沙门同名易混，即此可得二例。慧苑之苑，《开元录略出》四亦作菀，难怪徐君之误也。
粤雅堂伍崇曜本书跋仍谓：“慧苑事迹未详，俟考。”惟同时《铁琴铜剑楼书目》已知慧苑《宋高僧传》有传，特未知《宋僧传》实本诸《开元录》耳。
慧苑於《华严音义》外，尚有〈华严疏刊定记》二十卷，不尽守师说，故每为澄观之《华严玄谈》所诃，《佛祖统纪》言：“法藏既亡，慧苑悉叛其说。”指此也。今《刊定记〉见影印续藏，不全。
二书之体制及内容
二书为《经典释文》体，将经文难字录出，注音训於其
下，并广引字书及传记以明之，故比《经典释文》为详。其所引书，自释典外，百数十种，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异文，足备讎校。以故清代小学家、校勘家，辑佚家，皆视此二书为瑰宝，此亦时代风气使然。譬之裴注《三国》，前此本无盛誉，刘知几且诋为烦芜，延至清朝，其价值遂舆陈寿书等。
嘉庆初，阮元抚浙，采购《四库》未收书，各撰提要进呈，赐名《宛委别藏》，贮养心殿，凡一百六十种，《一切经音义》即在其中。自此以後，各家书目多著录，不以释典视之矣。《[硏/手]经室外集》二有《一切经音义》提要，云：“元应通晓儒术，著书该博，所引群籍，如郑康成《尚书注》，《论语注》，《三家诗》，贾逵，服虔《春秋传注》，李巡，孙炎《尔雅注》，以及《仓颉》，《三仓》，葛洪《字苑》，《字林》，《声类》，服虔《通俗文》，《说文音隐》，多不传之秘册”云。
同时张秋水监有手抄《华严经音义跋》，见《冬青馆甲集》五，云：“辛酉春，纂修《两浙监法志》，开局於西湖昭庆寺，寺故有藏经，因借得《华严经音义》，爱之，录其副，为亡友刘疏雨假去未还。乙丑夏，在琅嬛仙馆覩是本，复竭四昼夜之力录之。所引书如张揖《埤苍》，杨承庆《字统》，李彤《字指》，阮孝绪《文字集略》，世不经见，说经家如《孝经》郑注，《孟子》刘熙注，《国语》贾逵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周易》刘献义疏，《尚书》王肃传，《诗》韩婴传，《庄子》司马彪注，尤足宝贵。此书出，其为当世见重宜何如。”辛酉，嘉庆六年；乙丑，嘉庆十年。玩其词意，似未见臧氏所刻之书，而琅嬛仙馆即阮元斋号，不知此书何以不偕玄应书进呈也。今考其书，与玄应书略异，玄应书兼音群经，故其书简；此书专音一经，故其书较繁。光绪初，张之洞撰《书目答问》，以二书附经部小学类，曰：“二书所引古书及字书，古本甚多，可资考证，故国朝经师多取资焉，於彼教无与也。”
玄应书板本
玄应书板本，可大别为藏本与儒本。
藏本二种：一、二十五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属之；一、二十六卷本，明北藏及嘉兴藏属之。莫友芝《郘亭遗文》二，有《一切经音义》写本序，谓：“此书乾隆以前，淹在彼教，不过梵典视之。《四库》释家，仅取内府之储，不搜释藏，故未与《宏明》、《法苑》著录文渊。後此诸儒，益盛小学，广求唐以前书，始偕慧苑《华严》，大显於世。自玉林、子田诸家徵引後，重之殆中允《释文》，崇贤《选注》等。道光庚子，假观西来寺正统北藏本。癸卯夏，主者趣归，乃命写官多录，复假禹门寺万历南藏本，诸弟分校一过。南本第三卷，北本析为二，故北本二十六卷，南本二十五卷。乾嘉诸老，引证记卷，悉是南本，知北本之不足据也。闻贵筑黔灵山更有支那本，远不能借校。”
南藏洪武刻於南京，北藏永乐刻於北京。序中所谓正统北藏者，谓正统刻成时所颁；万历南藏者，谓万历续刻时所颁。支那本方册藏，亦万历间刻，但非官板耳。
此序所举人名，有大误者，玉林是臧琳，与阎百诗同时，臧在东镛堂之高祖，镛堂曾刻《华严音义》，故误在东为玉林。至谓南藏本二十五卷，北藏本二十六卷，不误。谓南本
第三卷，北本析为二，亦误，实则南本第三、四卷，北本析为三、四、五卷也。
《日本访书志》四言：“释元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自《开元释教录》以下，至明北藏皆同，南藏始分第三、第四、第五三卷为四卷，遂为二十六卷。嘉庆间武进庄氏以北藏本校刊行世，臧氏言从咸宁大兴寺得善本，不言何本，今据其本校之，实北藏本”云。杨氏所志，误点尤多，最误者以南藏为北藏，北藏为南藏，志中“南”“北”字，均须互易。又庄氏刻是书，在乾隆五十一年，非嘉庆；庄氏亦非臧氏；大兴善寺非大兴寺；南北藏分卷，亦非分三卷为四卷也。
藏本之外有儒本，儒本者，以其非为佛教而刻，若孙渊如者，且曾撰《三教论》，反对佛教，故特名之为儒本，《书目答间》所谓“於彼教无与也”。儒本三本，皆二十五卷。
一、武进庄圻本，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刻。庄炘序云：“唐释元应撰《一切经音义》，今存释藏中，自唐以来，传注类书，皆未及引，通人硕儒，亦未及见。阅千余年而吾友任礼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孙明经星衍集《仓颉篇》，始见此书，成其撰述，予闻而美之。顷宰咸宁，至大兴善寺，求其卷帙，善本犹存，乃施五百金刊而行之。”注中有庄炘及钱坫、孙星衍诸人校语，所据盖南藏本也。乾隆丙午，下距道光庚子已五十四年，莫氏竟未见其本，而求之各寺，可见前人得书之难，何如吾辈今日得书之易也。
二，海山仙馆本，道光末刻。海山仙馆刻书，例无年月及序跋，据其书总序，撰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只可称为道光末刻，其所据者即庄刻本。在儒本中，此最通行，而多谬误，如卷一《华严音义》，即阙五十四以下数卷也。
三、杭州曹籀本，同治八年刻。《越缦堂日纪》十三册言：“曹据庄氏校证本，授杭州尼明净翻刻。曹本妄人，又年老不知校勘，故貤谬满纸。”《日本访书志》言：“近日杭州曹籀重刻是书，言汉阳叶氏有影宋本，为某所乾没，竟不出，至疑之雷击，不知宋藏原本，犹在天壤间。”此即同治间撰《龚定盒文集》题词之曹籀，《定盒续集》四有“纵难送曹生”，即其人。
慧苑书板本
慧苑书板本，亦大别为藏本与儒本。
藏本二种：一、二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属之；一、四卷本，明北藏及嘉兴藏属之。此书自《开元录》著录，以迄明南藏，皆二卷，明北藏始以一卷分作两卷，嘉兴方册藏因之，故有四卷。
臧镛堂刻本书序言：“镛堂寓吴门时，故友王西林为毕秋帆宫保掌经典，从借唐以前遗书，西林以《华严经音义》四卷写本见示，盖宫保抚陕右时所得释藏本也。读之如获一海外奇珍，旬日间尽录之。後宫保抚山左，招镛堂课孙，学使阮芸台一见首问此书，并出北藏板二卷，属为校讎。始知西藏本为後人改窜，远不及北藏之真，兹悉以北藏为正。”
此序以四卷本为南藏，二卷本为北藏，大误。又生造一西藏之名，乱人耳目。夫所谓南北藏者，指刻板之地，非指藏书之地，若其书得自陕右，即称之为陕右本可也，岂能谓之西藏，况所谓西藏者即北藏耶！自镛堂刻此书以来，竟播
其误於众，诚为可惜。
守山阁钱熙祚刻此书跋亦谓：“陈氏所校二卷本为北本，未见远胜西藏，此为嘉兴楞严寺所刊支那本，卷目舆西藏同，视北本尤完善。”
南北倒置舆臧同，今守山阁所刻者实嘉兴本，而云“卷目与西藏同”，益可证臧所谓陕右本者即北藏也。故凡臧、钱序跋中“南”“北”字样，均须互易，而西藏之“西”字，亦须改为“北”也。
铁琴铜剑楼藏者二卷，当为南藏，亦误称为北藏。惟粤稚堂所刻四卷本为北藏，伍崇曜跋独不误，且声明二卷本为南藏焉，此伍氏之特识也。闻伍跋多出谭莹玉笙手，故其误尚少。
慧苑书儒本五本：
一、臧镛堂本，二卷，叙录一卷，嘉庆四年刻。所刻者为南本，而序误为北本。叙录又有乾隆五十八年录此书序，时所录者为北本，曰：“《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四卷，唐京兆静法寺沙门慧苑撰，近同里孙渊如编修辑《仓颉篇》，兴化任幼植主事辑《字林》，徵引《一切经》、《华严经音义》，而二书始见知於世。《唐志》载元应《众经音义》，而慧苑书未著录，余见而嗜之，手自纂录，凡属梵言，悉从省节，有涉儒义，并列简编，仍存其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
此序与庄炘《玄应书序》，实相呼应，惟将孙、任二君名次互易，知孙渊如曾争此二书发见权也，将於下文述之。臧本与藏本及诸儒本大异者，凡音译之文，悉被删削，仅存义译之文，故诸家称此本为删节本，以其变乱古书也。惟此本刻於粤，板式甚精，最近日本京都研究所将《拜经堂丛书》影印，此本在焉。
二、陈氏丛刻本，二卷，道光间江宁陈宗彝刻。
三、守山阁本，四卷，道光间刻。出自嘉兴藏本，而跋以为视北本尤完善，不知嘉兴藏本即北本也。全书案语均误以二卷本为北本。
四、粤雅堂本，四卷，咸丰四年刻。自言出北藏本，似尚未见臧氏、钱氏之书也。
五、曹籀本，二卷，即取臧氏节录本与玄应书合刻。
二书新印古本
二书板本，现以碛砂藏本为最古。碛砂藏者，苏州陈湖延圣院所刻之藏也。藏刻於宋、元之交，其板久废，一九三一年发见西安开元、卧龙两寺有藏本，上海影印宋板藏经会乃集资二十五万，改梵荚为方册印行之，一九三五年出版。
先是庄炘宰咸宁，得大兴善寺明南藏本玄应书刻之；毕秋帆巡抚陕西，又得明北藏本意苑书传之。曹籀言：“汉阳叶润臣有影宋本玄应书，为人所乾没，遂不传。”不知西安开元、卧龙二寺，与咸宁大兴善寺同在一城，而陕抚又即驻西安城内，其中即有宋、元佳本，乃瞠目而不之见，必待百余年後，始获见之，岂非吾人大幸。
此本之佳处，在一语一行，朗若列眉，最为清楚。二书原编“阶、纳，陛、弁”四号，即今影印本之四五八至四六一等四册，弁册之後半，即为慧苑书。惜碛砂藏无影印单行本，不可谓非失察。
二书之流行及利用
二书久在释藏，然未有人注意。焦竑《国史经籍志》释家类收罗释典最多，二书独不著录；乾隆初，翻刻全藏，二书亦独被遣落。乾隆四十七年，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始利用之，然任书出後，归安丁小疋杰谓曾著是书，稿存任子田处，子田窃而刻之，作书遍告同人，事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六。然《字林考逸》为谁作，乃另一问题，最初利用两《音义》者为《字林考逸》，则尚无异议。
乾隆四十九年，孙星衍刻《仓颉篇》辑本序，言：“顷礼部仪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弥月，始获一见。星衍以戊辰之岁，读书江宁瓦官寺合，游览内典，见元应《一切经》并慧苑《华严经音义》，引《仓颉》为多，随加钞摭，兼采儒书，阅五年矣，粗具条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学之助。”
据此序，孙君之意，以为发见两家《音义》者自我，非得之《字林考逸》也。然所谓戊辰者何年，谓乾隆十三年乎？则孙尚未生；谓嘉庆十三年乎？则序作於乾隆四十九年。序中所谓阅五年者，无非显明其在《字林考逸》之先，而未察“戊辰”二字之无著也。岱南阁本《仓颉篇序》如此，《问字堂集》四载此序亦如此，二者均孙君所自刻，何谬误若此！吾欲为孙君解释，谓戊辰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讹，则在《字林考逸》之前矣，而舆阅五年之说不合。张绍南为君撰年谱，以阅藏事隶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与五年语合矣，然何解於自序之戊辰。《仓颉篇》辑本初稿，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曾篆刻於西安，其本今罕见。其自序则北平图书馆印《孙渊如外集》收之，中有“猎於儒书，以及异端”之句，疑曾采藏经音义，然吾未见其本也。北平馆跋语误以乾隆四十六年为二十二年，孙君以乾隆十八年癸酉生，是时才五岁，何能著书？推其致误之由，盖以辛丑为丁丑也。然对戊辰之解释，终无所补益，则姑以疑案存之可也。
乾隆四十九年孙君序又谓：“元应、慧苑之书，世多不传，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应麟，亦未之见。中引古书尤多，足舆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垂於世，星衍又尝揄扬其实，属友刊行焉。”则其後两书之刻，孙君亦自以为功，可见其念念不忘两书之发见权也。平情论之，两《音义》之流行，《字林考逸》、《仓颉篇》辑本，均不可谓无功。然自宋以来，两《音义》具存，未尝亡佚，儒家诸本，迭经写刻，终不如藏本之古。今後学人所当致力者，一则慧琳《音义》复出，已将两《音义》收入其中，可资校勘；二则丽本所传两《音义》，与宋、元、明本大异，亦堪互证。日本缩刷藏，支那本与丽本并收，最为有见，惜乎频伽本以两《音义》外间多有，竟将丽本削而不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