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记集》十五卷  粱释僧佑撰

宋、元、明南北藏皆著录,清藏独缺。今尚无单行本,支那内学院仅由抽刻经序六卷。

三藏者,经、律、论。《出三藏记集》者,记集此土所出翻译经、律、论三藏也。然自《历代三宝记》以来,即有引作“集记”者,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引此书凡三十二回,皆误作“出三藏集记”。

明南藏十五卷,北藏十七卷。北藏无卷六,以卷六为卷七,又分卷十二为两卷,故有十七卷。嘉兴藏因之。

僧佑,《梁高僧传》十一《明律》篇有传。名见《梁书》五十,《南史》七二文学《刘勰传》。勰与僧佑居处十余年,後出家名慧地。祐生宋元嘉二十二年乙酉,卒梁天监十七年戊戌,年七十四。所著尚有《释迦谱》、《弘明集》等,今存。

祐以前经目有多种,今所存者以此目为最早。学者简称为《祐录》。《佑录》中常引《安录》,《安录》者,柬晋时释道安所撰经录也。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簿录体,在汉《艺文志》之後,隋《经籍志》之前。然其体制与外学目录书不同。《汉志》、《隋志》只一方式而已,所谓一方式者,志前有总序,中间分类排列书名、卷数、撰人,每一类毕,总其家数,条其派别而已。本书前有总序,与外学目录书同,中间分四方式:

一曰撰缘记,一卷。所谓“缘记”者,即佛经及译经之起原。

二曰铨名录,四卷。所谓“名录”者,即历代出经名目。此方式等於外学之艺文志,但不以经之内容分类,而以时代撰人分类。其次则为异出经、古异经、失译经及律部。又次则为失译杂经、抄经、疑经、注经等。异出经者,胡本同而汉译异者也。失译经者,遗失译人名字者也。律为僧佑专门,故特详律部。抄经者,撮举诸经大要者也。注经者,经有注解者也。疑经者,真伪未辨者也。

三曰总经序,七卷。经序即各经之前序及後记。为文一百二十篇。支那内学院所单刻者即前六卷,後一卷则为此土纂集诸书,如佑自纂《弘明集》等。载序之外,复载各卷篇目。幸而《弘明集》今存,不幸而其书不存,吾人亦可据此篇目,略知其书之内容为何,此目录学家亟当效法者也。明智旭撰《阅藏知津》即仿此。旭俗名锺始声,字振之,苏州人,号蕅益大师。

四曰述列传,三卷.列传即译经人之传。前二卷外国二十二人,後一卷中国十人。由後汉至萧齐。其史料虽为慧皎《高僧传》所采集,然此尚为今所存最古之僧传,可以考後来僧传之因革及异同也。

本书之特色及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之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後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後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朱彝尊撰《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後跋,即取法於此。《四库提要》释家类谓其取法《开元释教录》者,非也。

至其中之经序及後记,皆为六朝人著作。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将此书七卷全数采取,散人南北朝文中,可谓探骊而得其珠者矣。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释家类,大抵采自此书。其不采《历代三宝记》及《开元释教录》者,以此书撰自梁代,去晋世最近,较可信据,特未思及其撰自偏安之朝,文献未为该备耳。

朱彝尊之用此书,仿其体制;严可均、文廷式之用此书,则取其材料;各有攸当。姚振宗撰《後汉书艺文志》,集部末附释家类,全采《开元释教录》,盖未见此书。其最後一条《沙弥十慧经》,引严可均《全後汉文》编曰:“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见释藏迹字号十,又见僧佑《出三藏记》第十卷。”不知“迹字号十”即《出三藏记集》卷十,是一非二。严可均《後汉文》一〇六原注云:“释藏迹十、《出三藏记集》十”,无所谓又见也,即此可知姚实未见此书,且不知严所谓“释藏迹十”者为何语也。

至於本书经序及列传中,有涉及各朝帝王及士庶者,均可为考史资料。如吴主孙权之於支谦,宋文帝之於求那跋陀罗,以及宋彭城王义康、谯王义宣、齐竟陵文宣王子良等,皆与诸僧应接。此书撰自裴注《三国志》後,为裴松之所未见,故魏、吴诸僧事,可补《三国志注》者尚多。杭世骏撰《三国志补注》,未能采此书一条,此杭君之疏忽也。

明末李映碧清撰《南北史合注》,欲利用此等史料,合以八书,注《南、北史》,实为卓识。惜其采取未备,又不讲著书体例。窜乱延寿原书,至不为世人所重。然则此等史料之利用,尚有待于後人也。

《历代三宝记》十五卷  隋费长房撰

宋、元、明南北藏皆著录,清藏仅刻卷末叙目一卷。此书今尚无单刻本。

《隋志》著录杂家类,作三卷,非字有脱讹,即是仅得其前三卷。然两《唐志》著录释家类,均作三卷,可知<<隋志》之误,由来已久。姚振宗撰《隋志考证》,未见此书,仅引《法苑珠林》、《开元释教录》并沈涛《铜熨斗斋随笔》七,知原书十五卷。

此书亦名《开皇三宝录》,卷末有《上开皇三宝录表》,严可均收入《全隋文》二十八。《开元释教录》七、《法苑珠林》百著录,亦名《开皇三宝录》。《通志》六七《艺文略》释家类既出《开皇三宝录》,复出《历代三宝记》,焦竑《国史经籍志》四同,所谓见名不见书也。此书本为目录书,《阅藏知津》列入传记类,不合,应改入目录类。

费长房与《後汉书·方术传》之汝南费长房同名,略历见《大唐内典录》五。《续高僧传》二附《达摩笈多传》:“成都人,本预缁流,因周武废僧还俗。隋开皇初召入京,为翻经学士。”此书开皇十七年撰,学者简称为《长房录》或《房录》。

本书之内容及体制

本书与梁僧佑《出三藏记集》之大分别:《佑录》仅详於南朝诸经,本书则兼详北朝诸经,因所处之时代不同也。本书有三方式:

一为帝年,三卷:卷一周、秦,卷二前後汉,卷三魏、晋、宋、齐、梁、周、隋。

每卷前有叙论,後列年表,年下间注时事、佛事,或所出经卷,颇便检阅。

二为代录,九卷:卷四後汉录,卷五魏、吴录,卷六西晋录,卷七东晋录,卷八前後秦录,卷九西秦、北凉、魏、齐、陈五录,卷十宋录,卷十一齐、梁、周录,卷十二隋录。

每卷前有叙论,次列经卷,经卷後为译人传,盖变《佑录》之体,将列传分隶各经之後,以便检阅也。

三为人藏录,二卷:卷十三大乘经入藏目,卷十四小乘经入藏目。

盖代录为历代所出之经,入藏录则隋代现存之经也,三方式毕,末为序目一卷第十五,犹是马、班以来遗法。

本书之特色

本书之特色在纪年。自司马温公著《通滥》,南北朝以宋、齐、梁、陈纪年,承学之士,以为当然。不知温公以前,《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犹以宋、齐、梁、陈为偏霸,为闰位。《元经》号称法《春秋》,尊中国,犹帝北魏而黜齐、梁,其他可知矣。《元经》真伪,另一问题,其纪年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同一见解,《四库提要》据晁、陈二氏,指为宋阮逸作,亦非无故。但其所托名者为文中子,则与费长房正同时,故可与《历代三宝记》相提并论。清人勇於辨伪,而《四库》编年类特著录《元经》,即以其进元魏为中国,可以悦时主耳。

《三宝记》独不然,其纪年乃尊齐、梁而黜北魏。其卷三年表,晋後即继以宋、齐、梁,梁後即继以周、隋。其卷八、九虽为前後秦及北魏、高齐等录,然每有论述,必冠以晋、宋齐、梁世,如晋简文世、晋安帝世、宋孝武世、齐武帝世、梁武帝世等。其意以为隋承周,周承梁,实得中国正统。周虽不出於中国,而能奉玺归隋,则已将取之中国者还之中国。此固非僧人之所知,实当时之一般心理耳。

何以言之?《北齐书》廿四《杜弼传》:“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天下浊乱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北史》五五《弼传》同。

高祖者,高欢。此可以见北朝士大夫之心理,盖自晋室渡江後,南北分立者二百六十余年,中原士夫之留北者,始终以中国为未灭。隋之灭陈,中国之自相兼并耳,隋之灭周,乃为中国人复兴中国。故《历代三宝记》纪年之意义,实较《通监》纪年之意义更为重大。今失之於《元经》,而得之於《历代三宝记》,礼失求野,孔子所由问礼於老聃也。虽其中不无小误,如卷三以乙亥为魏甘露元年之类,误移前一年;又有开皇十八年以後甲子,显为後人附益,究与大体无伤,此本书之特色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卷四後汉录,有经二百五十九部;卷五魏、吴录,有经二百七十一部;卷六、七东西晋录,有经七百十八部;卷八、九前後西秦、北凉录,有经二百二十三部,皆可为补後汉、三国、晋《艺文志》者之用,惜乎利用之者尚未有其人也。

《隋志》旧事类有《天正旧事》三卷,释亡名撰。天正者,梁末豫章王及武陵王年号,二人皆以天正纪元,时人谓“天者二人,正者一止”,二人一年而止也。语见《梁书》五五及《南史》五三。释亡名所撰,殆即梁末时旧事,亡名盖遗民之抱有国破家亡之痛者也。章宗源《隋志考证》此条下不着一字。姚振宗知为即别集类著录之周沙门释亡名,然因未见〈续高僧传》,不能道其详。不知《历代三宝记》亦有《释亡名传》,且为《续高僧传》七所自出,其史料尤为可贵。

《三宝记》十一《周沙门忘名传》略云:武帝世,沙门释忘

名,俗姓宗,讳阙殆,南阳人。为梁竟陵王友,梁败出家,改名上蜀。齐王人京,请将谒,帝以元非沙门,欲逼令还俗,并遣少保蜀郡公别书劝喻,报书言六不可。其後云:“乡国殄丧,宗戚衰亡,贫道何人,镯堪长久。诚得收迹山中,摄心尘外,支养残命,敦修慧业,此本志也。如其不尔,安能愦愦久住阎浮地乎!”

齐王者宇文秦第五子宪,少保蜀郡公者尉迟迥,皆《周书》有传。讳阙殆者,取《论语》“多见阙殆”之义,言其讳已阙失也。《佛祖统纪》续藏本卅八,乃云:“梁补阙宗殆,以学行知名。梁亡,弃官出家,号无名。”频伽藏本《统纪》卅七,又作“梁补阙宗始”。按补阙之官,始於唐武后,梁时安得有补阙?僧人不学,殊可笑。

忘名所著书尚有《至道论》、《淳德论》、《遗执论》、《不杀论》等,《三宝记》著录,大抵皆有关人心世道之书,而以佛教之言出之;集十卷,《隋志》以次後周仪同宗懔集後。宗懔者,亦南阳人,梁吏部尚书,梁亡入周,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著《荆楚岁时记》,今存於世。

忘名即宗懔宗人,而姚氏引明冯惟讷《诗纪》,严可均《全後周文》,均误亡名为俗姓宋,殊失其义。明南北藏本皆误,惟丽藏不误,频伽本出於丽藏,亦不误。宗为南阳望族,《宋》、《齐》、《梁书》皆有闻人。赵明诚金石录》十八,据宗资墓前刻石,知《後汉书》列传卅一之宋均,应作宗均。《铁桥漫稿》四《对王氏问》,引范书《南蛮传》作宗均,故《全後汉文》廿七亦作宗均,是也。《隋志》次亡名集於宗懔与王褒、萧伪、庾信之间,最为有意,曰:

後周仪同宗懔集十二卷,

後周沙门释忘名集十卷,

後周少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

後周少傅萧伪集十卷,

後周开府仪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诸人皆梁亡人周,腼然冠带,文人无节操至此,相形之下,和尚愧煞宗人矣。无锡丁氏编《全北周诗》,亦谓释亡名姓宋,且分无名法师与释亡名为二人,皆未能利用频伽本《三宝记》也。

《隋志》别集类又有陈沙门释灵裕集四卷,姚氏引《法苑珠林》、冯氏《诗纪》,知为相州大慈寺沙门,是也。《历代三宝记》十二有《灵裕传》,裕久住相州,即今彰德,地属北齐。周既灭齐,复为隋灭,裕饱经忧患,乃杜门不出,“开皇十年降敕所部,追裕入京,至见阙庭,劳问殷重。到未几何,频辞请退,乃云不习水土,屡觉病增。十一年放还归邺。”盖亦沙门之有笃识高行者。所著有《安民论》、《陶神论》、《因果论》等,皆有关人心世道之书,而以佛教之言出之,与亡名同。《三宝记》著录。然裕未尝受陈供养,《隋志》列入陈朝,殆为错简,可以《三宝记》证之也。《续高僧传》九《灵裕传》,即本於《三宝记》而加详。

又《隋志》医方类有《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姚氏未有考证。此书亦见《三宝记》九,一卷。注云:“凡五十法,梁武帝世,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宝意,正始五年来,在洛阳殿内译。”卷九者元魏录,正始者元魏年,然必冠以“梁武帝世”者,所谓以梁为正朔,与《元经》异者

也。《开元录》六以此方非三藏教,置诸应删之列。姚氏曾见《开元录》,特未注意此条耳。

又《隋志》地理类《洛阳伽蓝记》五卷,今存,《四库》著录。近世吴若准集证本,号称最善,然杨衙之自序,见《三宝记》九,与今本异同数十字,皆比今本为长。其最关史实者,为今本“武定五年,岁在了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句。《三宝记》作”武定元年中”,无“岁在丁卯”四字,诸家皆未校出。据藏本,则此四字当为後人所加,惜吴氏未见《三宝记》也。严氏《全北齐文》二见之,而亦未校出,盖从前校书者多注意词句,而忽略事实也。

《开元释教录》二十卷  唐释智升

宋、元、明南北藏、清藏皆著录,南京刻经处有单行本。晁氏《读书志》及明北藏目录作三十卷,书实二十卷,不过中有一卷分为上下者耳。

《旧唐志》悉本毋煚《古今书录》,止於开元,舆智升此录同时,故此录不见於《唐志》。《新唐志》载智升《续大唐内典录》一卷,而不载此录,《通志·艺文略》因之,皆不知有此录也。清《四库》著录释家类,《书目答问》亦载之,谓其有关考证。然释典有关考证者众矣,岂独此区区数种。

智升,《宋高僧传》五有传。录撰於开元十八年庚午,距开皇十七年丁巳撰《历代三宝记》之时,凡百三十三年。

本书之内容及体制

本书分两方式:

甲、总录  以译人为主,分十九朝代记之,末附诸家目录,凡十卷。

卷一汉、魏,卷二吴、晋,卷三东晋、苻秦,卷四姚秦、西秦、前凉、北凉,卷五宋,卷六齐、梁、元魏、高齐,卷七周、陈、隋,卷八、卷九唐,卷十诸家目录。

每朝代先记其国姓、都城、几帝几年、译者几人、所出经几部几卷、见存几部、亡几部,然後按人记其所出经及本传,凡一百七十六人。

乙、别录  以经为主,分七类记之,末为入藏录,亦十卷。

一、有译有本录。中又分三:曰菩萨藏,大乘教也;曰声闻藏,小乘教也;此外曰圣贤传记。

二、有译无本录。名存本阙者也。

三、支派别行录。大部之中抄出别行者也。

四、删略繁重录。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者,并删除之。

五、拾遗补阙录。旧录阙题,新翻未载者,并详具之。

六、疑惑再详录。《四库提要》误“再详”为“再译”。

七、伪妄乱真录。大乘入藏录,小乘入藏录。

本书之得失

凡事创者难为功,因者易为力,著书亦然。《开元录》之

前,已有诸家目录及僧传,此书集诸家之成,而补其阙漏,订其讹误。有旧录以为失译而并未失译者,有旧录未详时代而今已知其时代者,有旧录译人误而今特正之者,可称後来居上。

又如总录卷四,於北凉之前,特补前凉一代,为前此诸录所未载。智升於所出《须赖经》后记及《首楞严经》后记发见之,乃补一代,略曰:

“前凉张氏,都姑臧,从晋年号。自张轨永宁元年辛

酉,至天锡咸安六年丙子,凡八主,七十六年。外国优婆

塞一人,译经四部,六卷,见存一部,亡三部。优婆塞支施

仑,月支人,博综众经,来游凉土,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

译。以咸安三年癸酉,於凉州内正听堂後湛露轩下,出

《须赖经》等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潇、

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笔受,沙门释慧常、释进行

同在会证。”

张轨者,《晋书》八十六有传。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凉土与中朝隔绝,张轨父子崎岖僻壤,世笃忠贞,虽困苦艰难,数十年间,犹奉中朝正朔,此最难能而可贵者也。智升为补一朝,殊有意义。近人撰《晋书构注》,於张轨孙张骏传,曾引近出之《流沙坠简》,书建兴十八年,知张氏迄骏之世,未尝建元,以证《玉海》谓骏改元太元之误。惜其未见《开元录》此节,张氏不独始称西晋愍帝建兴年号,其末仍用东晋简文帝咸安年号,此为希有史料,不必於地下求之,特学人未之注意耳。当中原云扰之日,凉州道俗,翻经不辍,试思湛露轩中,其好整以暇为何如也。此本书之特点也。

惟本书注重翻译,而忽略本土著述,以故中土高僧言论,多被删除。如《历代三宝记》卷七东晋出经道俗凡二十七人,卷八前後秦出经道俗凡十六人,卷十一、十二齐、梁、周、隋出经道俗凡七十人。今本书东晋只取十六人,二秦只取十一人,齐、梁以後,删削尤多。以至最著名之高僧慧远所出经论十四部,支道林所出七部,道安所出二十四部,僧肇所出四部,周亡名所出十二部,隋灵裕所出八部,皆遭摈落。甚至唐代最有名而现存之《法苑珠林》百卷,亦不著录。《大唐内典录》卷十特有历代道俗述作一门,专载此土高僧及名人言论,本书总录既删《三宝记》,别录又不采《内典录》历代道俗述作一门,此其失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清人撰《後汉书艺文志》者五家:

钱大昭、侯康不录释氏书。

顾榱三於子部佛书,仅据《隋志》著录五部。

曾朴於卷末附佛经四十部,卷数可考者,一百六十七卷。

姚振宗於卷末附录佛经二百九十五部。

曾书大抵从《梁高僧传》汉时译经诸人传鈎出所译经名,而以今本《嘉兴藏目录》考其卷数,观其所注藏经千文字号可知也。然佛经同名异译者甚多,今本《嘉兴藏目录》本为当时售经而作,故又名“经值划一目录”,每经只注价目,不注撰人,又安能据目即知为何人所译,因此误收及失收者甚多。如《嘉兴藏目》“龙”字至“字”字,《大宝积经》—百二

十卷,本唐译,曾氏误以为後汉支谶译。夫後汉之时,安能一人出经一百二十卷,此常识也。曾氏因《支谶传》云:“《阿阗世王宝积》等十余部,似谶所出”,遂以《藏目》所载《大宝积经》为支谶出,此郢书燕说也。

今《嘉兴藏目》有惟字《佛说阿阇世王经》二卷,支谶译也,曾氏反未能采入。且於支谶《阿阇世王宝积经》下注云:“藏经宝积部,龙字至字一百二十卷”,不知《藏目》所谓“龙字至字字”者,“龙师火帝”至“始制文字”十二字号也。今注曰“龙字至字”,盖未谙《藏目》千文之用者也。《藏目》大约每十卷一号,《大宝积经》百二十卷,故有十二号。姚书则全采《开元录》卷一之後汉录,有经二百九十五部,与顾、曾二家所得,不啻数倍乃至数十倍,知难行易,信然矣。

清人撰《三国艺文志》者二家:

侯氏不录释氏书。

姚氏於卷末附佛书二百零一部,亦用此法。由此推之,则补《晋志》亦可用此法,然清人补《晋志》者五家,尚未有用之者,不能不推姚氏为捷足也。

补《晋志》五家,谓吴士监、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黄逢元。丁、黄不录释氏。

晁氏《读书志》正误

晁氏<<读书後志》书目类云:“《开元释教录》三十卷,唐僧智升撰。智升在开元中,纂释氏诸书人中国岁月及翻译者姓氏,以《楞严经》为唐僧怀迪译。张天觉以怀迪与菩提流支同时,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

天觉者,张商英,宋观文殿大学士。喜谈禅,自谓得当时高僧兜率悦之传,《五灯会元》十八有传,媚之者至称为“相公禅”,见《避暑录话》上。曾撰《护法论》一卷,攻击儒家,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谓此论为洪觉范假张名所著,是否另一问题。然明南北藏及清藏著录《护法论》,皆称张商英撰。商英与洪觉范往来,且见《宋史》三五一本传,其於佛教非门外汉可知也。

菩提流支者,北魏僧,见《续僧传》一、《开元录》;菩提流志及怀迪者,唐僧,均见《开元录》九、《宋僧传》三。两流支虽同名,然相距三朝,垂二百年,商英乃混而为一,抑何陋耶!商英谓《开元录》之言不可信,吾谓商英之禅尤不可信。晁氏既采其说,马端临《经籍考》复采晁氏说,谬说相传,不容不辩。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提要》成书仓卒,谬误本多。惟释家类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谬误尚少,此必稍通佛学者所为。吾尝考之,四库馆员中以佛学名者无几,吾颇疑其出於历城周书昌永年也。

纂辑《四库全书》之议,虽发自朱竹君筠,然与周永年之《儒藏说》,亦颇有关系。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令徵书。三十八年二月,依朱筠条议,於《永乐大典》中搜辑遗籍,命名《四库全书》。五月,令将各省进到之书,分别应刊、应钞、应仔目三项,汇为总目,并各撰提要。七月,诏将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调取来京,同司校勘。邵、

周为刘统勋所保荐,周则统勋乡人也。

尝阅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书楞严经後》,有云:“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於宗教之流别盖茫如。”

此文撰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昶时在云南军营效力,范以是年正月卒,世荦曾撰《楞严宗旨》,乾隆九年举人,当卒在前,永年则以是年成进士。越二年,即开四库全书馆。

今《四库提要》《开元释教录》条下,注云“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条下,则注云“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吾因此颇疑释家类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误尚不多也。

《提要》好采晁氏说,独《开元录》条不然,最为有见。惟谓“佛氏旧文,兹为大备,亦兹为最古,所列诸传,尤足为考证之资”云云,则殊未尽然。撰者盖未见《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记》等,故以此为最古;又未见慧皎、道宣等《高僧传》,故以此为无上考证之资。而不知《开元录》诸传,实采自皎、宣二家之书,智升所自撰者无几也。

又谓“朱彝尊作《经义考》,多与此符”,其说亦不足据。《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後跋,盖取法《出三藏记集》。撰《四库提要》者只见《开元錄》,未见《出三藏记》,闻人言朱取法释家目录,遂以为《开元录》耳。《开元录》前十卷以译人为主,与《经义考》之以书为主者不同;後十卷虽以经为主,而不录经序及後记,又舆《经义考》不同,正不必强为附会。至谓“《隋书》载王俭《七志》,以道、佛附见,合为七门”。七门当为九门,王俭《七志》,道、佛固在《七志》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