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经济释奴牌行"度田"
东汉光武即位以后为了迅速稳定战乱后的杜会秩序，即标榜中兴汉室，宣布废除王莽所订政策制度，也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依归。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逐"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因此选用贤良，重视吏治，与民休息。
光武首先释放奴婢。自登位次年（建武二年）至十四年，曾六下诏令释放奴婢。包括因饥荒穷苦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府者，战乱中劫略者等，如有抗命不释者，以"略人法从事"。
东汉畜奴婢之风仍盛，如"马防（马援子）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又如"（梁）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此时期不但畜奴多，且常加以残害虐待，故光武又在建武十一年二月，三次下令严禁残杀奴婢。诏令重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同年八月又诏："敢炙灼奴婢者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婢白八年以来向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值。”此举对恢复并稳定社会经济，颇有成效。
当时，西汉末年所留下之上地问题亦待解决。建武十五年，光武遂实行"度田"，下令各州、郡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目的为要限制袭强富民兼并土地和畜奴婢之人数。而且亦可便于征收赋税及力役。如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
有呈报田地不实者，如“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但当时豪姓将帅，常有隐瞒田地，反对清查者，竟有武装反抗者。光武帝让步，只将违法者迁徙他郡、给予田宅安排，事件逐平息。
二、东汉主要财政收人来源
东汉的财政制度多承袭西汉旧轨，无大改动。其国家财政收入方面，主要有下列三项：
1. 田租收入：东汉初，因战费等支出浩大，田租征收十分之一。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以屯田相当成功。仓有余粮，翌年十二月复西汉旧制而收三十分之一，其征收方法为”以亩定税”。
至章帝建初三年（公兀78年），征收办法改为将全国天地按土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等，对不同收获量课以不同税率，使肥田多纳租，瘠田少纳税，较为公平，可说较西汉为进步。
桓帝、灵帝时、田租之外、还征收临时附加税。桓帝演熹八年（公元165年），每亩加征铜钱十文（即十钱）。这就是《桓帝纪》所载的"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灵帝中平二年，因皇宫大火，宫门等烧毁，因此又加”税天下田，亩十钱”。田赋附加，遂由此开始。
2. 盐、铁征税：东汉时期的盐铁专卖，只实行了一个短时期，由于章帝元和年间财政困难，在公元84至86年间，施行期极短。和帝即位，章和二年，即废除专卖而改为课税。当时冶铁业除了政府制造兵器、车马用具及生活用具外，其余均由人民自由经营。
至于酒的专卖，因东汉常有自然灾害，地震水旱，经常发生，以致粮获不丰、政府禁止卖酒，也不征税。
3. 卖官鬻爵：东汉之卖官鬻爵，较之西汉更甚。桓、灵二帝时，宦官弄权，政治更为败坏。
如灵帝开西园卖宫，敛财作为私己。二千石的官位，卖2000万钱；一干石官卖1000万钱，余此类推。关内侯500万钱，如依照年资理当升迁者，则出半价或三分之一便可。卖县令（长）则按照各县土地肥瘦各有定价，即视其利禄多寡而定价钱之高低。富者先付钱，后任官；穷者先任宫，后付钱，但得加倍付款。即使三公九卿也有暗价。公1000万钱，卿500万钱。当时曹操之父嵩以一亿钱买太尉，比官价高出十倍。因此造成东汉末年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
此外，东汉时如算赋、口赋的人口税，更赋以及徭役等项，则仍照西汉旧例，变动很少。
三、东汉财政支出两缺口：军费及俸禄
东汉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各部门的经常性开支，以军费、官员俸禄为最大，此外如用于交通运输、抚恤赈灾、农田水利及建校育才亦占相当数额。
军费方面，光武定天下后，尽量停止用兵，但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将南匈奴迁徙内蒙古以实边疆，政府得供应粮食、布吊、牲畜及其他财物，每年需支出费用达1亿9000万钱。给西域每年7480万钱，所费浩大。
安帝永初年问以来，屡次出兵，其中五次全军溃灭，"动资巨亿”。又自安帝至灵帝的60年间，对西羌作战战费巨大。安帝永初年间，对羌连年用兵，长达12年之久，费用达240余亿钱，使国库空虚。
顺帝永和元年起，对凉州、并州及关中羌用兵十年，又耗军费80余亿钱，灵帝时与东羌战，又耗费44亿钱。故军费实为政府之庞大支出，使人民负担加重，杂税因而加多。
官员俸禄支出方面，东汉初年，为节省政费，全国裁并400余县、裁撤冗吏十分之九、命地方军人退伍返乡，但东汉官吏仍有7560余员，其下内外诸色吏员14万名以上，仍比西汉时多出2万。尤其桓、灵二帝视大卖官爵，使国库无钱支俸禄。恒帝时曾两次扣减官吏俸禄、亦为东汉末年官员舞弊猖獗原因之一。
至于兴建学校，为国育才方面，西汉武帝时已甚为重视，当时令郡国察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外，并在京师长安建太学培养官员子弟。又令天下郡国兴建学校，以造就地方人才。
东汉光武帝开始，亦极重视人才之培养，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即筹建太学及地方之郡国学校。班固《东都赋》有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可见教育之甚受重视，支出亦颇不少。
两汉时政府与王室财政虽有划分，但亦有互相挪用之情形，如武帝以"私奉养"拨作战费；宣帝本始二年以王室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但在东汉后期，帝皇奢贪成性，便常有挪用国帑以益王室者。
四、东汉的屯田政策成功
东汉初屯田颇有成效，使国有余粮，导致田租减至三十税一，以下略述屯田制之梗概。
"屯田"一事，正式起于汉代。如以广义来说，春秋时期的封建制度亦可说是”屯田"。因西周封齐、鲁等多国，由国家率领一大批人前往封地处筑城，并住下划田让人耕种，谓之"井田”。可称之曰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近代西方的英国殖民于香港，在港设军营，亦可算是武装殖民，且带来传教士与医生，并有集团做生意。中国古代是筑城而有武装保卫，由贵族将田地分给农民开垦耕种。
秦汉大一统后，封建制取消。当时中国之边疆如热河、察哈尔、绥远，均有荒芜之地可供开垦，因此可以大量移民殖边。其实当西周时，周公分封诸侯至陕西、山东，亦有移民殖边之意。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晁错三次上书，其中有《守边劝农疏》及《复言募民徙塞下疏》，提出了对付匈奴的战略及徙民边塞以巩固国防的一套计划。他指汁：”胡人衣食之业不着干地……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旧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旷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因此他提出移民实边之法，以逸待劳，来对付流窜性的匈奴骚扰。
中间正式屯田当始于武帝通西域时，因新疆地区多水草，可种田，军队是兵农两兼，经济与军官活动同时进行。此乃因为西汉的立国姿态是从长安再向两北伸展，从而驱逐匈奴，开通西域，是动而进取的。武帝遂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两河、上郡，一次凡70余万人。
西汉初，高祖以轻敌匈奴致败；至文帝用和亲政策亦非长久之计：武帝时初用诱敌政策，亦不效果，后遂大张挞伐，为伐匈奴、取河南地为朔方郡，向西伸展至令居（今甘肃），派吏卒五六万人，沿途设置田官，以屯田作持久战养兵对付匈奴，先以骑兵任先锋扫荡，继以步卒屯田为后劲，步步为营而前进、遂使匈奴屈服。
宣帝时，将军赵充国亦以屯田政策而击败西羌。赵充国是经历武帝、昭帝和宣帝的三朝老将，忠心而多智谋，宣帝时已70多岁，对当时青海的西羌仍很头痛，一时无适当将领，赵充国向告奋勇，愿意率军出战。蒙准许率领一万骑兵步步为营，深入羌区，他先用重赏以分化瓦解羌人的团结，制造西羌各部落间的矛盾，以拆散羌人力量，但如要彻底消除羌人后患，便需使用持久之策。
于是赵充国提出用"屯兵"之法，经多次上书宣帝，始获批准。由于对付两羌，须用持久战略，兵费极大，单粮饷一项，每月需粮食二三万斛，但国库财力有限，军费太大，无法长期支撑，于是他想出"屯田"之法，以解决粮食之困难。
屯田之法是，将骑兵撤返后防，只用一万步卒，每卒给予20亩田耕种，共可开垦田地2000顷，一面屯田防守，一面劝化羌人。亦有监视之意，粮饷有了着落，不愁持久作战；宣帝一面又派遣中郎将赵邛等出击，一年以后，羌人因投降、被杀、饥饿溺死及逃亡终于彻底平定。
到东汉和帝时，羌人再起叛乱。安帝时有大臣主张放弃凉州（今甘肃），后得虞诩劝谏而止。此时西羌叛乱凡十余年，汉兵屯田边境者20余万，但旷日持久，徒劳无功。考其原因，东汉军乃步卒，羌人皆骑兵，汉军无法追及。西汉军屯田之所以成功，乃先有骑兵驱逐扫荡，等敌人远遁，乃以屯田继之，所以成功。
后尚书令虞诩教导任尚撤销诸郡屯兵，各令出钱数千，20人共购一马，合以万骑逐数千羌虏，遂使羌人远遁，任尚因此立功。
东汉光武时，屯田颇为成功。各地广垦田地，兴修水利，收获大增。如建武七年，杜诗任南阳太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又：”邓晨复为汝南太守……兴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又："建武中，太守邓晨欲修复鸿却陂，杨晓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捻。”鲍昱后拜汝南太守，以"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可见光武时屯田成功，遂得减收回租。
五、东汉兴水利改农具重视农业
东汉时期对农业生产仍极重视，亦有相当发展。明帝永平十二年时，已距离东汉立国45年，史载："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捻，百姓殷富，粟斛（石）三十，牛马被野。”
当时农获丰收，与农具的改进亦有极大关系，此时铁制农具己广泛使用。从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制农具来看，已知遍布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及西北地区的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且农具的器型己较西汉有所改进。如铁犁的尖端缩小，刃部加宽，并有大型与小型多种款式，以便深耕及翻碎土壤。当时更普遍使用耕牛，不但在黄河流域，而且遍及华南及内蒙古等地区。
水利方面，东汉初年已甚注重。由于西汉末期的水利长期失修，"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如”汴渠亦溃决"，因此东汉初极重视水利兴修。
明帝时，有人推荐王景能治水，便派遣他与将作谒者王吴修复浚仪渠（在今河南开封）。王景用”墕流法"控制水流，除灭水患。
明帝又请王景、王吴修整黄河及汴渠，以工程浩大，征用农民夫卒数十万人。王景等亲自巡察查勘河南至山东千余里河道地形疏通河道，决通壅塞，每隔十里置一水门，以控制水流，费钱百亿，历时年余，才完成工程。从此黄河与汴水分流，并用两水沿岸的淤土辟为良田，经此修泊，黄河此下800多年未再改道。
安帝时下诏"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又下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
又，章帝之年，“迁广陵太守，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
同时各地郡守县令亦重视水利兴修，因此使粮食增产，如当时非水旱牛疫时常发生，粮产当不止此数。
六、东汉其他各行业情况
1. 手工业较前代进步
东汉之手工业仍沿袭汉代所有，主要如冶铁、煮盐、铸铜、漆器及纺织等。
东汉冶铁业，除政府铸兵器、车马具自用外，其余均自由经营。由于东汉发明水排82。同时此时期发明了低温炼钢法，对此全面废除了铜乒器而代之以铁制的刀剑。
东汉的铸造铜器亦比前进步，当时铸铜业遍及全同，如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安徽等地均设有冶铜场及铸铜作坊。
当时铜器制作精巧，有饰以当鎏金、镶以金银的。有刻花纹的动物器皿，并镌以吉祥话如"祝福吉祥"及"富贵"等。
纺织业方面，东汉亦较以前为普及，种植桑麻也比以前扩大。如绥远之五原，人民冬天无衣，绩细革而卧其中，至崔寔任五原太守，开始教民纺织麻布，使民得免寒苦。83
如云南省的哀牢地区，光武帝时陆续教民养植蚕桑，染采文绣，织成文章如绫锦。陆续又教以织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84。
产丝尤以山东、四川等地为盛。政府在上述地区设服宫，京师洛阳设织室，专为王室及贵族官僚制衣白近代在"丝绸之路"上，玉门关附近发现了一匹东汉时所产的缣，上书”任城国亢父（今山东济宁）缣一饵，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值钱六百一十八”85。东汉时代之丝织品，所知已有绫、罗、绸、缎、锦、纱、绢、缯、縠及绮。其上所绣图案，古雅清丽。
又如光武帝时，见尚书令喜穿越布单衣，亦甚喜好，于是常勅会稽郡献越布。86
东汉以前，长沙地区人民多赤足无鞋，冬天剖裂出血，春天溃烂。至光武帝时，桂阳太守教人种桑养蚕织履，使人民免受其苦。87
至于漆器方面，东汉时发展亦大。如长沙山土之漆彩奁，绘有歌舞、狞猎等图案，纹饰十分精美。又如乐浪（今朝鲜平壤）出土之汉墓中的漆彩奁，彩绘人物，色泽雅致，情态如生，恐怕当时的富商巨卿才有充裕的经济能力使用。
2. 东北及西北畜牧业兴盛
东汉的畜牧业相当丰盛，有些地区甚至耕稼与畜牧两便，如当时西北地区便是。
邓禹是长安求学时期刘秀（后来之光武帝）的同学邓禹知刘秀非常人，常亲附之，迨秀得天下，禹归附之，以献策得光武器重，封为将军。某次命禹攻亦眉所占长安，禹告部下，赤眉财富充实，应先避其锋锐。建议宜暂时驻军上都（陕西西北及绥远）、北地（甘肃东北及宁夏）及安定（甘肃东部）三郡，因上述地区地广人稀，饶谷多畜。暂且休兵养士，伺机再图赤眉，后果将赤眉驱走。邓禹因功封梁侯。此乃全靠陕甘绥宁地区饶谷多牲畜而致88。
东汉初年、辽东（今辽宁省）盛产猪只，当时该地产一白毛之猪，以为稀物，主人遂携之欲上献朝延，到了河东（今山西省西南），见遍地都是白猪，知非珍奇，遂惭愧而还，足见当时产猪之盛89。
又当时光武派遣窦融镇守河西（今黄河以西之陕西、甘肃两省及绥远、宁夏部分地区）五郡，行大将军事。河西兵马精强，平四川甘肃地区之先零羌时，得牛马羊万头，谷万斛。后帝诏见，窦融及五郡太守赴京师"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90。可见西北区畜牧之盛。
东汉末年灵帝时，亦有家贫而苦读成才之学者隐居田野畜牧者。如山东济阴之孙期，"习京氏易及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家于大泽种，以奉养焉"。追随他学习的弟子便得在田垄之旁向他执经问难。当黄巾贼起时，相约不得侵扰孙期所居之田舍里陌。后来朝廷想征选他为"方正"，他便赶猪群入草丛中不顾而去91。可见不但西北盛行畜牧，连东方的山东亦多畜牧。
桓帝时拜陈黾为度辽将军，陈黾临行前上疏曰："今西州边鄙，土地塉，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92足见当时东北地区及河北、山西以北等地，少耕稼而多畜牧游猎。
亦由此可见东汉时东北及西北地区畜牧业均甚盛。
3. 汉代丝织业发展
中国是全世界养蚕织丝最早的国家。西周丝织业已初具规模。至战国时代，齐鲁等国的丝绸生产已相当进步。所谓"天下九州，而有丝者六”93。可见其发展之速。
中国丝绸很早就从西域传到波斯、印度、罗马等欧亚诸国，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在东方，则中国先将丝绸传至朝鲜句再达日本。当时传出国外的都是高级锦缎，而非粗下的绢织物。早在公元4－5世纪，希腊便以"塞里斯"（Seres）一词称中国，意即"丝绸之国”足见当时中国丝绸已赢得同际上的美誉。
中国古代对纺织事业已极为重视。《礼记》称纺织事业为"妇功”。与王公士大夫、百丁、商旅、农夫等并列，称为”国之六职“。”妇功"亦说明当时社会已有男耕女织的分工。正如《吕氏春秋》所说："士有当年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亲耕，妻亲绩。"
周代为了发展纺织业。使设立了妥善的管理制度。从纺织、漂染到制衣。周代政府设有专职的机构。在”天官“下设"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缝人“和“染人”等六个生产部门；又在“地官”下设“掌葛"、"掌染草”等原料供应部门。还在"冬宫"属下的"百工”内设了专管丝帛漂练的"荒氏”，分工合作以完成丝绸的生产和服装的制作。
秦代设"正准令丞”，是经营染织工艺的专官。到汉代”少府“下设立"东织室"和"西织室"，各置令丞，专管织作缯帛，规模甚大。《汉书·贡禹传》记载当时织工达数千人。此外，襄邑、临淄等大县，皆有服宫，以管理当地的丝绸织造事宜。此外亦有民营的纺织工业。
到东汉时，官营的织造仍然十分发达，规模亦相当大。京师洛阳仍在少府属下设织室丞的官员，专管染织工艺。
大体上说，西汉丝织业以北方（指山东、河南、河北）为盛；到东汉时，蚕桑事业已开始南移，长江流域的四川、江浙地区已发展兴盛，北方亦保持不衰。
4. 汉代冶铁工业技术高
汉代的冶铁工业，当以汉武帝时开始大盛。元狩四年（公元119年），政府在全国重要冶铁工业区设铁官49处。其地点相当于现今的山东12处，河南、江苏各7处，陕西、山西、河北各5处，四川3处，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甘肃各1处。即当时的冶铁工业集中于黄河流域各省，长江流域有四川与江苏。
东汉开始，冶铁工业稍有发展，增加了8处设置铁官，连西汉原有的共有57处。多了四川3处，云南、河北各2处及甘肃1处。
根据过去所发现的冶铁设备，有四种炼炉：一种是用耐火砖和耐火泥砌成的"长方形炼炉“；一种能使铁矿石还原的“炼烧结铁炉”；一种是用鼓风设备，可使铁块熔解而炼成钢的"煤气反射炉"；一种是用鼓风设备使炉温升高而使生铁熔解的"低温钢炉"。
筑炉的设备所用的器材包括耐火砖94、用青石刻凿而成的石夯，以煤（原煤或煤饼）和木炭为燃料。
西汉以来的冶铁工业技术无疑是比古代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例如原料的加工和精整、竖炉的扩大及其鼓风设备的改进。鼓风能力增大能使温度升高。西汉时用牛马鼓风，有所谓"牛排"、"马排"等，但功效较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创制"水排"，利用水力鼓铸，"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95。此种"水排"的发明要比欧洲早1200年。南阳本是战国以来的著名冶铁名城，武帝在此始设铁官，当地的冶铁技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杜诗带领发明了水排。
由于鼓风强化，因此西汉不但生产出质量较高的白口铸铁，而且有了灰口铸铁。
总结中国肯代的炼钢技术，从战国萌芽，至两汉有了发展和改进，到东汉初年，已完成了用生铁炒成熟铁或钢的新工艺，实是一大进步。
5. 汉代钢铁铸造业发达
汉代的铜器铸造方式，大致沿袭商周时代旧法。先在范母上刻以纹饰及文字，然后印在范上。范用几个模配合，有内范、外范，再将铜液倒入内外范的夹缝中便成铜器。
汉代铜器的成分并非纯铜，约含铜八成半，锡一成半。
西汉的官府铜器铸造，由少府属下的尚方令及考工令负责。东汉时则由太仆主持。其次蜀郡及广汉郡的工官也有主持。现在可考的有武帝时中尚方铸造的建昭宫鼎、骀荡宫壶及鹰足镫，蜀郡工官铸造的鎏金兽耳铜壶以及广汉郡工官铸造的书刀等。
汉代铸造的铜器可归纳为八类，分别为：
食器（铜鼎、铜豆等）；
水器（铜盂、铜盆、铜洗、铜匜等）；
酒器（铜壶、铜盆、铜钟、铜缶、铜镌等）；
烹饪器（铜的釜、铫、镬、铑、缿等）；
乐器（铜的钟、铎、铃、鼓等）；
农具（汉代已普遍采用铁农具，但有铜的大宫锄）；
虎符（有给诸侯王及郡守各一种）；
其他，包括铜镜、铜带钩、度量衡器、兵器及玺印等。
除官府外，亦有民间铸造的铜器。
汉代官府的铜制度量衡器乃由大司农主管，大城市首长检定然后使用。
汉代铸造铁器之法与战国时相同，但汉代使用铁器范围，已较战国广泛。
汉代主要的铁器是农具，其次是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进入东汉，铁器使用更广。
汉代的铁器显然已比战国时期进步。如战同时期用的铜制短剑，汉代已改进为铁制长剑。又如农具方面，形式已有改进，且汉代增加了铁锄、铁镰等品种。此外尚有铁犁、铁镢、铁铲等。至于汉代的手工工具，已有铁制的锤、锯、斧、锥及剪刀等。
由于汉代铁制农具及手工工具有所改进及品种增多，使当时的农业及手丁业生产力相应提高。
中国冶炼铁业及铸造铁器的使用比世界各国为早。根据江苏六合东周墓出士的铁器，经考证是春秋晚期出品。比西方早了约2000年。
6. 汉代造船、制车业先进
秦汉的交通丁具主要是船、车两种，与古代相同。
造船业方面，汉武帝时所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96。当时打击南越，南方已有楼船卒20余万人，可见南方之楼船巨大而数量亦多。
汉初官府造船由船司空主持。如系三辅地区（长安京城）范围，则由辑濯会丞主管97。又如庐江郡驻有楼船官，是专门制造楼船的官吏。
汉代亦有民营造船业，可惜历史无记载。
汉代造船材料，有木船与陶船两种。汉墓中陪葬之明器有陶制与木制的"偶车”98及陶制与木制的船模型。当时有所谓"南船北车"，在墓葬明器中也有显示。
广州东郊东汉墓葬中曾有出土陶船模型，船前有锚，船后有舵，两舷各有司篱船员的走道。又广东另一东汉墓中发现木船一件，船上建有层楼，有桨十，橹一，多数木板上有五色彩绘花纹。可见东汉的造船技术已相当进步。
至于秦汉的制车工业，史书记述甚多。当秦始皇崩于沙丘平台的旅途时，将其棺转载辒辌车中99，秘不发丧。汉代霍光遗体，《史记》谓”柩以辒在京车"，可见汉代亦有此类卧车。此种车设有窗，闭暖而开凉，故名"辒辌车"。
汉代官营制车工业，由少府属下尚方令主管。汉代车的种类甚多。有”轺车"，有顶盖而无屏蔽，为低级官吏乘坐；有”轩车"，有车盖，两侧有屏，卿大夫高级官吏乘之；有”辎车“，甚舒适，车盖与四侧屏蔽密封，乃贵族妇女所乘，因可躺卧，亦适宜老病者乘用。皇帝乘车有四马驾引，一般用车多为一匹马，必要时左右各加一匹。
汉代运送粮食物资之车，多用牛拉，无上盖，但可加篷，亦可乘人。从武梁石刻所见，汉代有独轮车，名"辘车"，用人力推动，可乘人或动物，平民常用。汉代尚有”栈车"，是一种役车，在墓葬明器中发现。
7. 汉代陶瓷工业技艺高
中国向以瓷器闻名于世。汉代的陶瓷工业已相当发达。汉代早期的青瓷制作乃承袭周、秦而有所发展。
由于汉代冶铁业的技术改进，又因缺铜，便将铜制工具改用铁制，铜制的日常用品改用陶瓷器，因而使陶瓷器的用途日广。
西汉的陶器款式形状，与周、秦时期变动不大。到了东汉，农业生产有所改进，制陶技术亦有进步。汉墓中的陪葬明器亦从铜器改为陶器。计有陶制的鼎、壶、钟、瓮、灶、磨、敦、瓶、杯、洗、房屋、畜圈及俑等。此种陶俑及陶制明器，一直向汉代沿用到隋、唐，促成了制陶工业的兴旺。
东汉时期的陶制人物和动物偶像，其造型艺术很高。河南辉县东汉墓穴中曾发掘得陶狗，形象优美，栩栩如生。
汉代亦出产大量陶制砖瓦，是一种内部空心的陶砖，用作墓葬材料。中国古代之陶瓷工业，自周、秦至两汉，向以青釉器的制作为主。西汉中期，青釉制作始盛，进而使东汉的烧制瓷器成功。
先秦时期的青釉器，当时烧成的温度都在摄氏1200度以下，故未能烧成瓷器。但从浙江省上虞县所发现的多处汉代古窑遗址，知该等古窑己普遍使用龙窑。而在遗留的瓷片上，从釉面的色彩光泽及结构内容分析，鉴知当时烧成的温度已达摄氏1300度。因此使胎质坚致细腻，达到了真正瓷器的水平。
中国真正的釉陶当在汉代真正开始创制。由于汉代施釉的瓷器色泽美观，于是也在陶器上施釉，使陶姿器两者相辅相成。
汉武帝时官营陶瓷工业最盛，由宗正及少府属下的司空令丞主持。到东汉，则由少府属下之尚方令主持。
汉代用于宫殿及城门的瓦上，印有"宗正官当"、"都司空瓦”及”右空瓦"等字样，文字和质地都相当好。
至于当时陶瓷器的价格，比铜器、漆器为低，故百姓乐于采用。民间制陶者亦常有发现，陕西咸阳县的咸里窑村当为两汉民间制陶作坊的代表。
8. 两汉的盐政和制盐业
在汉武帝订定盐铁官卖政策以前，当时政府处理盐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秦代和两汉初期的盐铁官，采取包商制。富豪（如盐商等）向政府取得许可后，便可"即山鼓铸，就海煮盐“。即是由盐商向政府缴付一定的税项100。
另一种是诸侯王自置盐官各自煮盐，如吴王濞”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101
第三种是由汉代中央政府派盐官管理产盐区。如武帝元狩四年，由政府收回豪强所占有的盐田，自行煮盐及转运销售，完全不假商贾之手。此盐铁专卖之制直至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共推行了125年之久。王莽朝仍实行部分专卖，命县官售盐，但亦有部分民营的。至东汉章帝，因军费开支浩大，由官府煮盐，全部专卖。
汉初掌管盐政的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司农，其属下设两丞，一管盐政，一管铁政。各县设置之均输盐铁官，均由朝廷选派。东汉光武帝时，凡郡县产盐多者，均设盐官主持盐税，其地位与县令（长）等，即东汉时盐务己改由地方政府统理，而再由中央向地方征税。概括言之，西汉由中央直接管主主政，以专卖为主；东汉由地方政府分别管挫，以征税为主。
盐可分海盐和池盐等。有煮海水为盐者102。有取池水为盐者。《说文》记载河东有盐池。亦有煮火井（盐井）为盐者。
《太平御览》注引宣帝时"穿盐井数十所”。亦有煮咸石为盐者。《太平御览》记"汶山有戚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中国以盐产量言，当以海盐为大宗。
汉代所产的盐，其色泽与素质因产地不同而异。史书记载："河东有印成盐，两方有石子盐，皆生于水。北湖中有青盐，五原有紫盐。“103
汉代煮盐，多数用木柴作燃料，据说汉代已有用天然气烧煮的，恐亦为数不多。至于熬盐用的士具，则多为铁制的牢盆。
9. 汉代的酿酒与制糖业
中国在商、周时代已有饮酒文化。到汉代时，酿酒业已有改进。首先是酿酒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制麹术的改良，酒的品种亦随着酿酒原料多样化而增加。
其次是酿酒的经营管理，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即当时政府已垄断酒的酿造和出售。相当于盐铁的专卖，但遭到民间反对，因此使政府酒的专卖政策一时兴，一时废。例如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便废除了酒的国营专卖。
中国古代酿酒是先用麹104，使谷物糖化及酒化。汉代酿酒偶也用”糵”，但主要的酒药是麹。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制酒用麹的比例是："一酿用粗米二斛，麹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此种酿酒方法比诸今日亦相差不远。
汉代人已能用多种不同谷物制成酿酒用的麹。西汉末年扬雄著《方言》中与"麹"同义的不同名字，如等均是。《说文解字》把上述同义解释为"饼状曲"。不过制麹的材料不同，如麰用大麦造成。
东汉已能制造葡萄酒，中国古代早有野生葡萄，但酿酒用的葡萄是张骞自西域带回种植。《史记·大宛传》已记述大宛和安息"有葡萄酒"。可见中国人富有创造的智慧。从曹丕致吴监的信中所述，可知东汉末年已有酿制葡萄酒了。
至于汉代的制糖业，据扬雄《方言》所记：”饧即干饴，江东称为糖。"上述是指麦芽糖。其材料是用稻、粱、黍，先浸湿生芽晒干，然后加以煎炼调制。《诗经》中记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可见周代已有麦芽糖；又《楚辞》中说：”粔籹蜜饵，饣长饣皇些。"说明战国时期古人已懂得用蜜和糖制饼粑食用了。
汉代麦芽糖已极为普及。崔实《四民月令》云："十月先冰冻，作京饧，煮暴饴。"刘熙的解释是："糖之清者日饴，稠者曰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己记述"煮白糖法”、”黑糖法”及”琥珀糖"等。至于蔗糖何时开始，一说唐代，一说汉代，一说东汉末，但照《齐民要术》所记，决不会迟至唐代。（可参考阅读季羡林《糖史》。）
10. 汉代已发展林业
林木是中国重要自然资源之一。近代人已知道植林可以调节温度。改善气候。但在古代为了驱除蛇虫走兽，或开垦荒野以种植农作物，人们不得不焚烧树林草丛，以达到驱兽及种植的目的。《孟子·滕文公》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舜为了在烈山耕种，便命益烧毁烈山上的丛林草木。
《诗经·小雅·年辖》记载道：”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析薪，其叶湑兮。"此诗意即登上那高高的山岗，斩伐那坚韧的析木，那样树郁郁葱葱的绿叶，使工人砍伐时，顿生怜惜的恻隐之心哩！当时人亦想到"毁伤其薪木”105，对树林的破坏是件无可奈何的事。
《管子·立政》已提出警告说："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可见古人已知珍爱林木了。在《苟子·王制篇》中已经提出要管理好树林草木和水源矿藏，才能使国库充盈，人民富盛。因此古代对山林的管理，定出了规则。《礼记·月令篇》云："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乃命虞入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为薪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意即伐木要有时节，不可滥伐，正如孟子所说的"斧斤以时入山林"。可见先贤对于林木的培养与砍伐，已有很高的识见。
《诗经·唐风》云："山有枢，隰有榆。"说明不同的地域生长不同的树木。高山地区有刺榆，低洼湿润地带产白枌。《管子》中更解释了土壤学和植物生态学。106
到了汉代，当时学者更明向到各种树木的经济价值，司马迁说："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107汉成帝时，汜胜之作《汜胜之书》18篇，详述了植树之时节及方法道："种树以正月为上时，二月为中时，三气月为下时，节之有早晚，地气有南北，物性有迟速。种树无时，雨后便栽，多留宿土，记取南枝，是乃种树要法，凡栽一切树木，须记阴阳，勿令转易。"可见汉代对植树造林已甚注意，林业已有相当发展。
七、东汉五铢钱的兴废
莽朝覆灭后，东汉兴起，此时社会经济虽有发展，但国势之盛已不及西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为王莽所破坏的五铢钱制度义再恢复，货币经济得以畅通，但东汉中叶以后，劣币"剪轮五铢“逐渐增多，币值贬低，物价腾升。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粮价高涨，政府担心财政拮据，当时尚书张林提出对物价的意见说："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为租，市卖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108
上述主张即以布帛等实物交租税，市场交易亦以实物交易，使货物流通量减少，以便遏抑物价。张林又主张再恢复盐的专卖，又在部分地区恢复"均输"，使政府增加货币的收入。正如《管子》中所提出的"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即肯定了货币流通量的多寡与货物价格的高低成正比例的原则。因此主张政府多收货币而"封钱勿出"，因此促成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减少，从而遏抑物价。
但张林主张"令天下悉取布白为粗，市卖皆用之“，显然要以实物作为货币，不啻是要恢复到古代那种"抱布贸丝"以物易物的状态，分明是使时代倒退了。
东汉晚年桓、灵两帝时期，政治日益腐败。桓帝时外戚梁冀擅权。饥荒频生。延熹元年，有人上书废除"剪轮五铢”，改铸大钱流通之。当时颍川人刘陶（此时被选为孝廉）上二书归劝阻不可铸大钱。其大意谓：当今之忧患，不在货币问题，而在乎民饥。惟有粮食乃国之所宝，民之所贵。而近年来禾苗为蝗螟所尽，故所急切夕之餐，与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毫无关系。即使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宝玉，而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即使纯德如羲皇，贤明如唐虞，亦对安国济民无所补益，故铸钱而齐一货币，犹养鱼沸鼎中，柄鸟烈火之上。故建议皇上"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109。但帝遂罢铸大钱之议。
灵帝刘宏12岁即帝位，性喜钱财，公开卖官敛财。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张贴卖官榜于鸿都门，随官衔高低而定价不同，卖公卿官爵竞价高达1000万钱（即1000万枚五铢钱）。当时灵帝以庐江、南阳二郡太守羊续清廉，拟提升他为太尉，但羊续元钱买官，不能任太尉。另有巨鹿太守司马直亦为清官，灵帝欲擢升他，并声明可减价300万钱，司马直极为气愤，托病辞归，并于途中极陈卖官之弊，并以死谏君王。灵帝漠视舆论之反对，不到十年，卖官所得，已积五铢钱巨万，于是在西园建造"万金堂"，用以藏钱。时人多有嘲笑者。
中平三年（时灵帝即位已届20年），铸造了一种新的五铢钱，为了区别贮藏于万金堂的五妹钱，便在铸钱背面之方孔四角凸连一条直线至边缘，称为"四出文钱"。识者讥笑曰："岂非京师破坏，四出散于四方乎？”110意即灵帝搜刮自百姓的钱财像"四出文"那样向四方失散了。111
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至长安于初平元年铸造小钱，时为公元190年，献帝即位之第四年，于是破坏了汉代的五铢钱制度。《通典》《通鉴》记载曰："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廓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贱物贵，谷一斛至数万钱，曹公罢之，还用五铢。”事实上，董卓改铸的"小钱"钱文仍称"五铢“但由于钱币的大幅度减重、遂促使物价腾升，破坏了钱币的流通。于是苟悦为文申论恢复五妹钱的流通。112
自汉武帝建立五铢钱制度后，首次为王莽货币改制而破坏，至东汉光武朝时马援建议恢复五妹钱制。初平三年董卓伏诛，至苟悦提出，是第二次恢复流通五妹钱。此后至魏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又罢五妹钱。
八、汉代黄金存量及用途
1. 汉代黄金存量极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黄金的国家之一。在夏、商、周三代时已经从出土文物中证实有制作黄金的器物了。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周墓葬中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多片金叶。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巾，发现有金臂釧和金箔残片。更早的如在甘肃省玉门火烧沟的墓葬中发现了夏代的金银器。
中国早期的黄金产地是河南、山西、河北等省。《山海经》中记载中国早期的黄金产地极多。其他地域大致包括今日的河南、湖北，以及山西、陕西的南部；四川省西北部；湖南、江西的北部。此外《管子·地数篇》也记载了黄金的产地，如山东的莱州及河南的汝水地区均有产金。
夏、商、周三代的采金方法，主要乃自水沙中淘采出自然金。如发现的商代不规则的金叶，可能是未经冶炼而加以锤制的自然金。
周代以后，黄金除采向水沙外，已有采自山中金矿脉表层的岩金了。
秦代以黄金为上币，下币为铜钱（半两钱），并将黄金的计量单位改周代的金为”镒”。
至两汉，政府储存黄金之多亦为后代所不及，帝王常以黄金赏赐大臣。以前诸节已有述及。据历史记载，西汉初期使用黄金总量达100万斤以上。到王莽新朝时尚有金数10万斤113。留存民间的尚不计在内。
文景之时，晁错反对开采金矿，理由是，"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因此主张明君当"贵五谷而贱金玉”114。元帝时贡禹亦反对开采金属矿，他提出的理由是由于"铸钱采铜"，造成每年有十万人不耕作，人民盗铸钱者极多，弄得"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种者日少。因此当时法令时开放时禁止。由于汉文帝赐邓通铜山，因此造成私人独占铜矿之现象颇多115，且有汉代大臣私藏工匠以便冶炼及加工黄金器物。
2. 汉代黄金用途广
产金之矿床处有时常见金色的光芒裸露在外，所以甚易找到何处有金矿。《史记·天官书》载："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
汉代出口的金是各种不规则的圆形金饼，可能是当时的黄金形制。到汉武帝太始二年，改黄金形制为马蹄形与麟趾形，以示吉祥。
武帝以后，马蹄金、麟趾金和饼金同时流通。互不影响。此种形制的黄金一直通行到魏晋南朝时代了《三国志·陈矫传》注引："（魏）文帝以金五饼授矫。”
周代黄金称一斤为一金；秦改周制，以一镒为一金；汉复用周名，仍以一斤为一金。照《汉书·萧望之传》所记，一斤金称一金；秦制一镒为12两。
汉时黄金一斤值万钱；朱提银（银质之最佳者）八两为一流，值1580钱；普通的银一流值1000钱。依此换算汉代金银之比价是一与七或一与十之比。
王莽朝末年时，旱蝗灾祸频生，农业歉收，百物腾贵，米一石至万钱；马一匹需百金。可见当时金价不甚稳定，乃是随市场货物之多寡而上下浮动其价。
汉代黄金之主要用途，一是用以赏赐臣下，如汉高祖曾以黄金四万斤命陈平执行反间计，使楚霸王项羽对其大将钟离昧起疑心。汉高祖初定都关中时，各赐功臣黄金500金以资鼓励。文帝即位时，诸大臣诛吕后亲属有功，赐周勃5000金；陈平、灌婴各2000金；刘章、刘揭各1000金。此外，又如御外敌有功，赐金立功之将军更多。
由于汉代及王莽时多次更改币制，对铸造之钱币不及黄金受重视。当时帝王常以黄金赐臣下外，一般人士也用黄金作贿赂及馈赠之用。
汉代黄金又一用途是用来扩张版图，征服边疆各民族。如武帝击溃匈奴，收服西方36属国，灭南越赵佗。同时武帝义大造园庭宫殿，均须用大量黄金作战费及赏赐、抚恤之用。
此外亦有用黄金作帝王陵墓之陪葬物者。如武帝茂陵内即埋有大量金银；曹操发梁孝王墓，取得数万金。另外，黄金亦可买官赎罪。
3. 汉代黄金亦可当做货币
由于黄金的用途广泛，且深受人们喜爱去汉代黄金一斤值万钱，却无明文规定是货币。事实上却以货币形式流通于市场，但无特定的货币形制。用时是按重量支付，甚至要剪害IJ使用。所以它非货币，但都又当它是货币。
《汉书·食货志》云："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意即金跟其他饰物一样并非法定货币，但不仅可以通用，且其价格乃以市场货物多寡而时高时低。
汉时黄金作装饰品用已不仅是耳环等饰物，其使用面已扩大及于人死后的"金缕玉衣"和"金缕面罩，以及“错金嵌玉铜杖首”等。
黄金亦可作折付”酎金"之用，那是各地诸侯须向天子进贡的祭祀费用，前文己论及，不赘。
汉代前期如文、景帝时国富民丰，至汉武帝后期对外大张挝伐，内部大兴土木，以致同库耗竭存金，遂以卖官赎罪之法收回民间黄金。
此后，由于各方需求黄金量增多，政府必须储存大量黄金以应付市场的需求，王莽时送决定实行黄金国有政策，命令“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史受直"。意即私人不准藏金，有金须送交御史收回等值的钱。
由于人民有强烈的黄金欲，因此制造假金之风盛行《汉书·景帝纪》曰："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指判死刑）也。”可见当时用死刑也遏制不了制造伪金之风。
至东汉，私人冶炼黄金者仍多。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声不绝，人谓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东京谓况家为琼厨金穴”116可见富豪之多金。
东汉末年，废少帝立献帝，并挟帝迁都长安有篡位野心的董卓，其生前修筑郿坞广聚金银珠宝，死后灭族抄家，郿坞藏金仅气万斤而已，与西汉之库存多金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此与汉末禁开金属矿有关。
刘备定蜀赏赐诸葛亮、关羽、法正诸功臣，每人仅500金而已117。与西汉时帝王赏赐功臣动辄以数万斤金至数十万斤金，已相差极为悬殊。
当时刘备以铸钱缺铜，竞收集帐钩铜等熔化使用，连铜亦奇缺，更逞论金了。
九、东汉大田庄俨如王国
东汉后期，一般豪强世族，贵族外戚或富商成为大地主者，均有其独立体系的庄园称霸于一地。如光武帝之樊姓外祖，有回300余顷；皇后阴丽华的母家，有田700余顷。皇族宗室中如济南王康（光武子）即有田800顷，奴婢1400余人。
巨商中亦有成大地主者，他们往往"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118。
这些大田庄，不但有耕地，而且也占有山林川泽。如东汉后期的中常侍苏康和管霸，便拥有"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119。
当时崔寔著有《四民月令》一书。崔氏为河北涿郡大姓，自西汉起累世为宫。后迁洛阳，此书即说明了崔宅经营田庄的活动纪录。田庄以从事农业为主，但亦兼及于工业（农产品加工）及商业的经营。书中叙述了该田庄一年内的有关经济、社会、教育甚至军事等各项活动。包括种植蔬菜、竹木、花果及蚕桑、纺织、制酱、酿醋、织麻布、做饴糖、制衣鞋、漂染、缝纫、酿造、建筑、农田水利、采集野生植物、符猎制药及制造农具、工具及武器等各项事务。
由于田庄的土地广，故需要大量雇工及奴婢为主人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活动。在地主家长统治下，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集团，俨如一个小王国。
而且田庄可以向订刑法，”有不顺命，罚之无疑"。庄园并训练"部曲"和"家兵”，以防庄园外贫民之袭击。庄园修筑坞堡，以保障地主之安全。坞堡四周有围墙及深沟，以利防守。崔寔书中描述道："上家累巨亿之赀120。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121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庄间内的地主与佃农，常是同姓或同宗，表面上是宗族姻亲，但事实上贫富极为悬殊。这仍是西汉以来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十、两汉奴婢众多，工作广待遇优
两汉时期，豪族大户多畜养奴婢，构成了不可忽视之巨大劳动生产力量。其来源有因家贫向卖为奴者，如《汉书·高帝纪》载："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又如栾布"时穷闲，卖佣于齐”122。
亦有因豪强胁迫而为奴者，如《王莽传》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赂卖人妻子。“又如："梁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
或有时犯罪而没人为奴者，如《汉书·杜固传》云："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甚至有连妻子一并没入为奴者，如《汉书·食货志》云：”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
王莽时没入为官奴婢之数量极大，如："关东大饥，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
亦有因战争被俘虏为奴者，如《汉书·金日磾传》云："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宫，输黄门养马。"又如《后汉书·西羌传》云："安定降羌饶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
至汉代，奴婢之总人数，《汉书·贡禹传》记为"诸官奴婢。十万余人。至《王莽传》载："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至于正确的总人数，史籍无记载，尤其是私奴婢，只散见于《史记》《汉书》等书中所记，并无总数统计，大体上官私奴婢合计，有数十万人之众，比诸西汉5959万余人，比例上并不算多。
至于奴婢的劳动力，分配于多种职业岗位上。有为富豪田耕者，如《史记·平准书》云："收犯令，没入田僮。“此处说明触犯法令者没入为田耕之奴。又如《后汉书·马援传》云："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
马防兄弟各有千人以上奴婢，又有膏腴美田、无疑是畜奴为之田耕。又如光武子济南王"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元节”。其畜奴也是为了耕作。
两汉时之奴婢为豪强工作之范围甚广，除耕种田地外，亦有从事畜牧者。如《汉书·景帝纪》载："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由上述知36所马苑，以三万官奴婢牧养30万匹马。每人照顾十匹马。又如武帝时，"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可知没入之官奴婢，职司畜牧。
亦有从事煮盐冶铁者，如四川有卓氏，冶铁致富，”富至憧千人”。又有齐地之刁间，收取桀黠奴，"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说明刁间利用奴婢而成为巨富。
亦有从事手工业及经商者。如西汉张安世为富平侯，食邑万户，夫人自纺织，家童700人，皆从事手工业生产及经商。如后汉樊宏"管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财利岁倍”。
亦有家贫从事各项杂役者，如匡衡为人作佣工，申屠蟠作漆工，公沙穆为人舂粟。
亦有从事漕运者，如《史记·平准书》载："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
亦有从事建筑业者，如济南安王康有奴婢1400人，为之修建宫室；惠帝时"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汉武帝时，召募国人有能贡献奴婢的，可免除终身劳役，原来已任"郎"的，可增加他的官秩。
奴婢亦有出任战士者，称为"苍头"。《史记·苏秦列传》载："今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其中"苍头二十万“，即是由奴婢所组编的士卒。史籍亦有使奴仆兵披甲上战场为步兵者；王莽时有所谓"猪突豨勇"的"锐卒”，亦由奴婢及死罪囚等组成。
汉代之奴婢亦有担任”俳优"、"女乐"、"伎乐"及"女倡"者，以供人歌舞娱乐。
由上可见汉代奴婢之工作范围甚广。
不过，中国的所谓奴婢，其实绝不同于西方罗马帝国时代的奴隶，照《韩非子》所记述，中国的奴婢衣食丰厚，并有薪酬。
中国之奴婢亦可由卑贱之地位升迁至富贵。如卫青原为家憧卫媪之子，少年时父使牧羊。一日有相士谓青有封侯之相，卫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安得封侯乎？"后果拜为车骑将军，赐爵关内侯。
又如卫子夫，亦卫媪所生，卫青同母姊，后贵为孝武卫皇后；赵飞燕，本为长安宫人（即官婢），后贵为孝成赵皇后。又如季布，朱家买之而为奴，高祖赦之而拜为郎中，惠帝时攫升为中郎将；栾布为酒人保，曾为人略卖为奴，文帝时为燕相，后以军功封俞侯；胡人金日磾曾没入为官奴，但后拜光禄大夫。
其他奴婢虽无上述诸人之飞黄腾达，但待遇亦不俗，亦有饮美酒作乐者，如：”昭信与去从十余奴博饮游敖。”此言以广川王昭信后地位与十余奴婢饮宴游乐。奴婢之受重视可知。
又如，昌邑王"与从官宫奴夜饮，湛沔于酒”。此言昌邑王未被废时与官奴们沉迷于酒。
奴婢多有穿绫罗绸缎者，如《议书·霍光传》云：”侍婢以五采丝挽显，游戏第中。"又："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又：”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
又如灵帝时后宫彩女数千余人，每日衣食之费要耗去数百斤金之多，可见奴婢享受之丰盛。
两汉奴婢虽可如货品一般随意赠人，不守规矩时亦会遭受笞击、棰楚、炙灼、黯面或腐刑之痛苦虐待，然亦受到政府之保护。如光武帝曾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王莽亦诏令"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王莽子获曾杀奴婢，"莽切责获，令自杀"。光武帝曾下令凡炙灼奴婢者当判罪，可见奴婢受到人身保障，其待遇与罗马之奴隶绝不能相比。
水排为水力鼓风机、冶铸铁器时少力而多功。见《后汉书·杜诗传》。
见《后汉书· 崔寔传》。
见《后汉书·西南夷传》。
见罗振玉、王国维之《流沙坠简》。
见《三国志·吴书·陆绩传》。
见《东观记》。
见《后汉书·邓禹传》。
见《后汉书·朱浮传》。
见《后汉书·窦融传》。
见《后汉书·儒林传》。
见《后汉书·陈黾传》。
六州指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及豫州。见《尚书·禹贡》。
用石英砂、绿色岩石砂和耐火土合成。
见《后汉书·杜诗传》。
见《史记·平淮书》。
辑濯，为”楫棹"之假借，船官之名。
”偶车"即土水制造。
辒与辌均为卧车。
见《史记·货殖列传》。
见《汉书·吴王濞传》。
见《汉书·吴王濞传》。
见《太平御览》引《广志》。
麹是使谷物发霉而制成。
见《孟子·离娄篇》句。
按：编辑命余三校，读钱宾四师论汉代林木之护养与砍伐。引用了《诗经》《管子》《荀子》《礼记》及《孟子》等多种典籍，分析透辟，足见其主持校政之余、兼任教搜，备课勤谨、毫不松懈，又提及《管子》书中论及土壤学与植物生态学。足以为青年后辈研究写作之用。师教之认真不苟，此仅其中一例，令人敬佩不已。
见《史记·货殖列传》。
见《晋书·食货志》。
见《后汉书·刘陶传》。
见《通典·食货八·钱币上·汗》。
此种“四出文钱”，正面亦镌有”五铢“两字，故又称”四出五铢“。
见苟悦著《申鉴》。
见《汉书·王莽传》。汉代之一斤约合今之222.73克，则王莽时70万斤金即今之156吨。
见《汉书·食货志》。
按：产铜矿处常有与金矿共生。者金与铜的熔点几乎相同。铜为摄氏1083度，金稍低，为1063度。
见《记事珠》。
见《三国志·蜀书》。
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见《后汉书·刘佑传》。
赀即资财。
苞苴即贿赂。
见《汉书·栾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