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乐府古题序》谓乐府有“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氓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这段话说明乐曲与歌词的互相形成,极其简明扼要。《宋书·乐志》云:“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又有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也同样是说明歌词与乐曲的关系。

所谓“由乐以定词”,是指先有乐曲,然后依这个乐曲的声调,配上歌词。这在古代,叫做“倚歌”。《汉书·张释之传》云: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颜师古注云:“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唐、宋人叫做“倚声”,《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声作竹枝词十篇, 武陵人悉歌之。” 张文潜序贺方回词云:“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其一编示余,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宋人也有称为“填曲”的。《梦溪笔谈》:“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合。”宋元以来一般人则通称“填词”。这个名词,出现得也相当早,宋仁宗对柳永有“且去填词”之语,可见这个名词在北宋时已有。

所谓“选词以配乐”,是指先有歌词,然后给歌词谱曲。即《尚书》所谓“声依永,律和声”。以歌词配乐曲,古代称为“诵诗”。《周礼》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其三曰“诵”。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日诵。”《汉书·礼乐志》云:“乃立乐府,采诗夜诵。”这是说,以白天采集到的各地民歌,晚上为它们谱曲。可是,颜师古注云:“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故于夜中歌诵也。”这个注释,极为可笑。民间歌谣,有什么秘不可宣的,要在夜晚偷唱呢?这个“诵诗”的“诵”字,向来没有人注意郑玄的注解,连颜师古也以为是“歌诵”的意思。汉代称为“自度曲”。《汉书。元帝纪》谓帝“多村艺,自度曲,被歌声。分刌比度,穷极窈(下应为幻)眇。”这就是说皇帝能够给歌词作曲,到了宋代,就称为“填腔”。《复斋漫录》云:“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由此可知宋人为歌词作曲,称为“填腔”。

自古以来一切音乐歌曲,最初是随口唱出一时的思想情感,腔调都没有定型。后来这个腔调唱熟了,成为统一的格律,于是一个曲子定了型。再以后,有人配合这个曲调另制歌词, 于是一个曲调可以谱唱许多歌词。“填词” 与“填腔”是互相起作用的。方成培《词麈》中说:“古人缘诗而作乐,今人倚调以填词,古今若是其不同。”他以为古人都是为诗配乐,而今人则都是跟着曲子的腔调配词。这样提法,未免片面,从唐代的五七言诗发展到宋代的词,这些文学形式的改变,已说明了诗随时都在受乐的影响。不能说唐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诗、后有曲调;宋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曲调,后有词。不过,宋代词人,精通音乐的人不多,故多数人只能填词而不能填腔。

不懂音律,当然不会填腔作曲;但宋人所谓填词,最初也还是需要懂一点音律。一个曲调的转折、节奏、快慢,如果不能听懂,所作歌词就不能选字、协韵、合拍。这样做出来的歌词)就会使歌唱者拗口、失律、犯调。在宋代,歌楼伎席传唱的词调,文人都已听得很熟,因此部能够一边听唱,一边选字定句。所谓“依声撰词,曲终而词就”。或者是先随意写一首长短句歌词,‘也往往可以配合现成的歌曲。这是因为平时听得多了,虽说随意撰词,其实心中已摹拟着一个曲调。例如苏东坡作江城子词,其序云。“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又阳关曲序云:“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这两段词序是东坡故弄玄虚。如果他撰词觅句的时候,心中没有想到江城子或小秦王的腔调,他随意写出来的词怎么能谱入江城子或小秦王呢?他又知道小秦王可以过入阳关曲,故作小秦玉词而令乐师唱时过腔,便题作阳关曲。由此可知东坡填词,亦有音律知识为基础。如周美成、姜白石之深通音律者,就非但能填词,也能填腔了。杨守斋《作词五要》,其三为“按谱填词”,沈伯时《乐府指迷》亦说“按箫填词”。前者要求按乐谱作歌词,后者要求依箫声作歌词,这些例子,都说明填词非懂音律不可。

但是南宋后期,词家都已不晓音律,故沈伯时教人作词,惟注意于紧守去声字,及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决不可以去声替等等规律,这是就前辈名家词中,模拟其四声句逗,依样画葫芦,也就是杨守斋所谓“依句填词”。可是,杨守斋还说:“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少,依谱用字,百无一二。”可知宋词虽盛,词家能按歌者并不多。依句填词,亦已可贵,又何怪乎元明以后,词仅存于纸上而不复为乐府乎?

由以上的文献看来,“填词”这个名词,可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按谱填词”,这些作家部深通音律,能依曲谱撰写歌词。他们也能“填腔”,即作曲。柳耆卿、周美成、姜白石、张叔夏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按箫填词”。这些作家不会唱曲打谱,但能识曲知音。他们耳会心受,能依箫声写定符合于音律的歌词,但他们不会“填腔”。苏东坡,秦少游,贺方回,赵长卿,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种是“依句填词”。这些作家不懂音律。词对于他们,只是一种纸上文学形式。 他们依着前辈的作品,逐字逐句的照样填写, 完全失去了“倚声”的功效。南宋以后,大多数词家都属于这一类,但由于才情有高下,文字有巧拙,这些词家的作品仍有很大的区别。刘龙洲、陆放翁、元遗山、陈其年等,可谓依句填词的高手,厉樊榭以下至戈顺卿,就是呆板的摹古作品了。明清二代,有许多小家词人,他们的作品,破句落韵,拗音涩字。“依句”的功夫,都谈下上,也就不能算是填词了。

近代词家,自知不懂音律, 只能依句, 故自谦日“填词”。其实这还是“填词”的末流。如果能做到第一义的“填词”,这“填词”二字也不算是谦词了。

明代人开始把“填词”作为一个名词用,竟称“词”为“填词”。如李蓘在《花草粹编》序文中说:“盖自诗变而为诗余,又曰雅调,又曰填词,又变而为金元之北曲。”清代词家沿袭其错误,凡讲到词,常说是“填词”,似乎都不了解这个“填”字的意义。这是“填词”这个语词的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