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目的论及其适用于自然界和生物界，暂时不说到人，我们可以断定目的论的观点是不对的。既然没有目的，当然没有目的性的规律性。然而讲到社会和人，却大不同了。石头没有目的，人却能立目的。“蜘蛛结网，好象织布；蜜蜂做窠，亦可以使建筑家的人害臊。然而先就有一件事，即使极坏的建筑家也不能和蜘蛛相同，——这就是：建筑家在未动手以前已经有一个预想的建筑物在头脑里面。劳动过程的结果，早已理想上存在在建筑之初，——工作者自己的概念。这种工作者不但使自然界的形式改变（Formveränderung des Naturlichen），他同时在自然界里实行了他自己的目的，这种目的是他明明知道的。而且能够规定他实践的方式及方法，他自己的意志亦应当服从这一目的，——这是公律。这种服从并非单独的行动。于工作的全过程里，除必须使用自己的机官外，还要有一种适当于目的的向往的意志，——其表现就是‘注意’。”（《资本论》卷一，德文本一百四十页）这就是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界限。对不对？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人的确自己能立目的。现在看一看，社会科学中这种“目的的方法”派所得的结论是怎么样的。
我们且引反对客观派最利害的德国学者史塔摩勒尔[23]，他有一部著作：《唯物史观之于经济与法律》（Rudolf Stammler， 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chen Geschichtauffassung．2 Auflage）。
史塔摩勒尔问：——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甚么？——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社会现象有种特性，是其他现象所没有的。所以应当有特别的科学。社会现象的特征就在于他是受外力节制的，受法律的规范的（法典，命令等）。假使没有这种节制，没有法律，便没有社会。假使说有社会，就是说社会生活纳入一定的范围，安置于其中，仿佛模子里铸洋钱。
社会现象的特征既在于受节制，则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当然是目的的规律性。然而究竟谁在那里调节，究竟甚么是调节呢？——人创制一定的规范以求达一定的目的，这种目的亦仍旧是人定的。所以依着史塔摩勒尔：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之间有非常之大的区别。——所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亦是如此；社会科学是“目的的科学”（Zweckwissenschaft），自然科学却是以因果律为观点的。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暂时我们承认人的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区别，在于人能有意识的以法律调节自己之间的关系。然而因此就不能问：为甚么人在这一时代这一地域便这样去调节社会关系，在那一时代那一地域便那样去调节社会关系呢？举一个例：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德意志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枪毙工人做调节的方法的；苏维埃俄国的调节方法，却是枪毙反革命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巩固扩大稳定资本之统治；无产阶级政府的命令却是破坏资本之统治而保证劳动之统治。现在我们要求科学的解释此等现象，单说两方面的不同够不够？当然不够。人家还要问：为甚么，为什么目的不同呢？这就引出来许多答案：因为一边是资产阶级执政，那边是无产阶级执政；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此，又因为他的生活条件使他发生这样的愿望；无产阶级的目的如彼，亦因为无产阶级他的生活条件使他发生那样的愿望；……我们若是要真真的明白社会现象，必定要问“为什么”？——就是问他的原因，不论其中是否有人定的目的。可以说：即使人已经能够完全有意识的去调节社会现象及一切，而一切现象亦确能如所愿；——那时尚且不要目的论而要追究现象的原因，就是寻出原因的规律性，可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方面绝无异点。
再细细考察一下，便可以知道这是毫无疑义的。难道人的社会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生物界的一部分？假使是一部分，那么，要说这一部分与其他的部分绝对的相反，岂非大奇事。可见隐约之中目的论始终还是承认人为万物之“灵”。于是更可以明了目的论的无用了；——这还是假设我们承认社会现象纯受外来的调节而论的。实际上一切旧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尤甚），都是无调节的在无政府的状态之中的。——这正是旧社会的特征。
一切社会现象之中，所谓“调节机关”（法律），真能调节得尽如立法者之意的，非常之少，而且对于社会发展并无此等重要作用。至于将来社会之中呢？那时却已经绝不用外力的（法律的）调节。因为有觉悟的，受劳动互助的教育的，新社会里的“人”，已可绝不用外力的干涉。
可见史塔摩勒尔的学说根本错误；而社会现象的研究法，还是应当用原因论的观点。
史塔摩勒尔的思想里，显然暴露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心理，他把暂时定做永久的。其实，国家法律是阶级的社会之产儿，此种社会的一部分往往陷于不断的极暴烈的斗争旋涡里。当然此种社会存在的条件之一，便是法律的规范及治者阶级之国家组织。至于无阶级的社会里，景象就大不相同了。可见决不能拿历史上变迁不居的当做凡是一切社会都承认目的。
别一方面，史塔摩勒尔却反忘了一件极紧要的事。法律和规范，治者阶级愿意借之而得的是这样的结果，他们却因社会的无政府的自生的发展力量与之对抗，竟得着那样的结果，与原定目的大不相同，——这是常有的事。譬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欧战便是最明显的例：不错的！各资产阶级的国家以法律命令调兵遣将，造潜艇飞机，那时是有一定的目的的。结果却引起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论的观点怎么能解释，即使解释了又有什么用处？可见史塔摩勒尔过分看重人力的调节，而看轻自生的发展了。
[23]史塔摩勒尔，今译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德国哲学家，著有《唯物史观之于经济与法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