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常言，文化乃一大生命，亦如一大建筑。言生命，必究其根性。言建筑，必明其结构。凡属文化体系中一项目，一现象，胥可于此辨其主从及其轻重。余于音乐属门外汉，仅止爱好。但论其在文化全体系中之地位与意义，则未尝不可姑妄言之。
中国音乐，常与文学相联系。文学为主，而音乐为之辅。古诗三百首，乃中国历代文学不祧之祖。乐即附于诗，故诗辞更重要过歌声。诗体中之最庄严者，其歌声最简淡。清庙之颂，一声三叹。大小雅次之。风诗最下，其歌声亦最繁。孔子言："郑声淫。"因其歌声尤繁，声掩其辞，特以取悦于听者。卫风亦然。所谓淫，非指其辞言。逮后乐声愈变愈繁，至孟子时，乃有今乐古乐之争。音乐之愈趋独立，乃至脱离其文学之本。于是此下儒者，仅守《诗经》文辞，而至忘弃其音乐。
即如《楚辞·九歌》，亦文学音乐相联系。汉代乐府亦然。然最后仍是声亡而辞存。即唐诗中之七绝句及宋人之词，其先莫不附以乐，歌伎唱之以侑酒。下至元剧，亦以文学与音乐配合，而后亦亡其乐而存其辞。惟明代昆曲，至今歌谱尚留。然昆曲之辞，亦尚雅。演变至于当前流行之国剧，则歌声特居重要，而唱辞有俗不可耐者。一代老伶工，莫不以歌喉博众欢。其次有演技，身段、工架、台步、手势，乃在歌唱外加以舞蹈，又加以脸谱袍服，绣龙绣凤，则又加以图绘。于是加以锣鼓胡琴诸色乐器。但更要者，则仍为此剧本中之故事。教忠教孝，真情至性，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故国剧终不失其一种极高之文学性，不失为中国文化中特具有和合相之特性之显明一例。与西方文化中文学、音乐、舞蹈、图绘各自分途发展之趋势有异。
中国古人常言礼乐，礼为主，乐为辅。即就《诗经》言，朝廷大典，礼与文学与音乐，三者紧密相系，融为一体。春秋时，列国卿大夫国际外交，仍亦以赋诗见志。然至战国，即不能然。叔孙通为汉定朝仪，不闻更定朝乐。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无乐经。循至宋代诸儒，极意欲兴古乐，终成空想。然礼之泛滥下流则为俗礼。俗亦人生之一面。亦可谓中国之文学与音乐，历古相禅，虽各有变，乃无不与人生紧密相系，融为一体。如荆轲赴秦，众友送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汉高祖得天下，会宴丰沛乡里，歌焉得猛士守四方。蔡文姬归汉，有《胡茄十八拍》。此皆其例。下至南宋，放翁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下遂有弹词，有大鼓诗，有凤阳花鼓，莫非音乐文学与人生紧密联系之例。虽与舞台剧之发展稍异，要之，仍是中国文化特性中之一和合相，则其精神意义仍是相同。
惟音乐文学与人生之紧密相系，其间有一歧途。一为群体，一属个人。如文王拘幽操琴，孔子居卫鼓瑟，此则在一人独居时借音乐为消遣而见志。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亦个人消遣，贵于能自见己志。若仅为消遣，则仅属人生中一松弛，一脱节。惟能于消遣中有以见志，则仍在人生深处。独钟子期能见伯牙之志，故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此一故事，在中国音乐史上实具深义，非识得此意，则恐不可与语中国之音乐。
嵇康之《广陵散》不肯传人，非惜其技以自傲，乃憾一时无可传者。伯牙之志在高山，在流水，岂诚仅志于高山流水而已乎。身在高山流水间者多矣，目中有此山水，心中无此山水，此则俗人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此即孔子之志在流水也。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则孟子之志在高山也。欧阳永叔言："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此意又岂得尽人语之。嵇康之《广陵散》，平日独居，一琴自操，乃别有其志之所在。技而进乎道。昧于道斯无法相传矣。
嵇康又有《声无哀乐论》，此意亦当细参。哀乐乃人生一大事，离却人生，复何哀乐可言。非音乐中自有哀乐，乃操音作乐者之志有哀乐，而于其音乐中透出。哀乐乃在此音乐家之心中，故曰声无哀乐也。然则音乐岂可脱离人生而自为发展，故当时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鼓琴，乃丝声。后世乃有箫笛管乐代之而起。琴则仅在双手拨弦，声音限在器物上。箫笛由人吹。有人气在内，声自不同。弥近人，斯弥易见人之哀乐矣。然箫笛仍赖一竹管，仍为器物所限，故不如歌唱，全出人身，更易见哀乐之真。故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其弥近自然，实则乃是弥近人生耳。
方其人萧然以居，悠然以思，偶有哀乐在心，以啸以歌，斯诚人生中音乐之一最高境界。或则一箫一笛，随意吹奏，此亦人生一佳境，一乐事。苏东坡游赤壁，宾客三数人，扁舟江上。夜深人静，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诚是何等天地，何等情怀。箫中哀声，发乎吹者之心，人乎听者之心，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俯仰今古，一时游情，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岂如今日大都市音乐演奏会，广集群众，乃为资本社会猎取名利一手段。此虽亦是人生，但与中国文化理想中所追求向往之人生有不同。
长笛一声人倚楼，此倚楼之人，亦必心有所怀，无可抒泄，乃以一声长笛表达之。即如村野牧童，骑牛背上，亦心有所怀，但不自知所怀系何，偶亦一声长笛，成为此牧童人生中一佳境，一乐事。此亦中国人生音乐中之一例矣。
中国文学根源，必出自作者个人之内心深处。故亦能深入读者之心，得其深厚之共鸣。音乐虽与文字分途发展，但其主要根源亦仍然出自音乐家之内心，故得与文学同归。西方文学基础主要建筑在作家对外在人生之观感与描述，较之中国已不免隔了一层。其音乐精神似亦多属对外。惟其如此，故能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而集体音乐又远占优势。即歌声与乐器声亦求各自发展。以群乐器合成一声，乃有大乐队之出现。余曾见之银幕上，一堂围坐，几达两百人。人操一器，器各不同。群奏一谱，和声胜于独声。此起彼伏，如群浪汹涌，群壑连绵。必得有一指挥者，张手示意，一座皆不得由己作主。皆必得忘其自我，在全曲进行中各自尽其一部分之演奏。若加分别，即各不成声。如此一大合乐队，在其复杂诸乐器之组织配合中，若加进如中国之一箫一笛，岂不微弱渺小，实无几多意义价值可言。
中国乐器中有笙，亦箫笛之类，惟不如箫笛之简单，故亦不如箫笛之流行。盖乐器愈简单，则吹奏者愈得自由发挥其内心之所存，乃愈为中国人所好。闻笙传入西方，乃渐演变成钢琴。钢琴虽仅是一乐器，然弹奏钢琴，正如一大乐队之大合奏，其声纵复杂繁变，终是为器所限，人必服从器，而心无自由。西方人虽盛倡自由，然又乐于投身外面复杂环境中受其束缚，遂于此重重束缚中，争取得丝毫自由，引为人生大快。西方文化本身如是，音乐亦其一部分，自不例外。
今以一箫一笛与一钢琴言，其为器之简单与复杂何可相拟。故弹钢琴必先练习手法指法，逐步前进，俟其入门，乃得弹成谱。作谱者自是一音乐家，依谱弹奏，得其妙旨，始得亦成一音乐家。作谱者为器所限，弹奏者又为谱所限，于层层限制中获取自由，须赖技巧，求所谓内心自由，已隔多少层。中国人如一牧童，骑牛背上，随身携一笛，随意吹之，随心所欲，自成腔调。所谓熟能生巧，所谓自有会心，个中妙处，乃由自得，不关苦练。故乐器则必求其简单，人生环境亦力求简单。颜渊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乐在其中。乐器中如钢琴，乃大富大贵，如箫笛，则陋巷箪瓢也。
余有中学同学刘天华，性好音乐，课余参加军乐队。队中有大喇叭，吹声极单调，而环绕肩上，使人全身如负重担，不得自由。群皆厌习，天华独奋任之。随大队之尾末，蹒跚而行。所吹声又单调乏味，人皆指以为笑，天华乐任此不厌。后离学校转习中乐，成名。余曾亲聆其弹琵琶《十面埋伏》，在深夜中听之，深加欢喜。后天华以二胡名，余未得亲聆其奏，仅于收音机中听之。窃谓天华诚有音乐天才，然所得终在技巧上，于中国音乐之妙处似仍有隔。如其奏《空山鸟语》，依中国文学意义言，此中妙趣乃在听此鸟语者，而不在鸟语本身。故奏此曲贵能亲切发挥出听者之内心，若仅在鸟语声上着意，技巧纵高，终落第二乘。《诗经》有赋比兴三义，仅在鸟语声上着意，此乃诗中之赋，然所赋仍贵在人之心情上。故必有比兴。天华似于此上尚少深切体会。抑且《空山鸟语》乃与在其他处闻鸟语有不同。所谓鸟鸣山更幽，妙处正在一幽字上。此一幽字，亦不在空山，乃在此诗人之内心深处。故中国音乐贵能传心，传递生命，斯为得之。倘于大都市烦嚣中奏此，则仍失其趣矣。天华之二胡能变一把手至二把手三把手，音变大增，技巧自工。然似不脱初年练习军乐队时之影响，能把西方音乐集体演奏之情调谱入中国简单乐器如二胡中，斯则其大成功处也。若求其技而进乎道，则宜有更高境界在。
余最近游香港，有人赠以许多大陆中国音乐之录音带，其中有箫笛两种，皆最近大陆人所奏。吹笛者，十余年前曾来香港，余曾亲聆其演奏，技巧诚不差。洞箫亦雅有中国情味。然所录各曲，其中多加配音，则无此必要，殊属多余。当其扁舟江上，一人倚楼，生于其心，动乎其气，出乎其口，一箫一笛，随手拨弄，天机横溢，情趣烂然。若使必再约三数人或七八人来作配音，则无此场地，亦且异其心情。必当在大城市大商场大酒楼，卖票盈座。而天地已变，情怀迥别，同此箫笛，同此音节，而不复同此情怀矣。箫声和细，配音尚有限制，尚能多保留箫声之原味。而笛声清越高亮，配音益繁杂，益纵放，甚至锣鼓笙琴喧闹一片。笛声时而亢奋乎其上，时而潜行乎其中。吹奏者之技巧自不可没，要之，一人倚楼，牧童牛背之笛声，则决不如此。此虽一小节，而讨论文化批判其异同得失，则不可不明此意。
孟子言："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一人倚楼，牧童牛背，笛声偶起，此为独乐乐也。然而楼上笛声，可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牛背笛声，可以横溢四野，无远弗届。闻其声者，亦得同此感受，此亦众乐乐也。发乎一人，感及他人。其一人之发，则本乎天机真趣，情不自禁。而他人闻之，亦莫知其感动之所由。发者不待技巧，感者亦非先有音乐修养为其知音，其间自存有一片天机，此即人类大生命所在也。陆象山有言："我虽不识一字，亦将堂堂地做一人。"牛背上之牧童，亦可言我虽不识一音，亦将悠悠然吹一笛。愈天真，则愈生动，愈深切。中国音乐之转入一独乐境界，如伯牙之鼓琴，如牧童之吹笛，技巧工拙有所不论，抑亦可谓其皆进乎道矣。
抗战时余游昆明，一日，偕一友在大观楼外雇一舟，荡漾湖中。操舟一女子，忽引吭唱民谣。余二人闻而悦之，嘱勿分心操舟，可一任其所至，汝且尽心所唱。适值风平浪静，舟女亦兴奋有加，赓续连唱了数十曲。夕阳西下，不得不停唱返棹。问此女，汝能唱几多曲。女答，不知其数。半日之乐，乐不可言。然亦适逢此湖山，适值此风光，舟女亦适逢赏音之人，随口唱出而已。若果劝此女改业登台，为一歌女，则必从头用工夫苦练一番。待其上台卖唱，亦决不能与此日湖上所唱相拟。音乐之所以超乎工夫技巧之上者在此。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良有以也。
余又曾看一西方电影名《翠堤春晓》。男女两人驾车游园，景色宜人，又配上一套音乐，使人恍然如在另一天地中。不记多少年后，又再看一次，依然动人。此诚不失为西方一好电影。然念唐诗人之《枫桥夜泊》，终夜不寐，"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亦何等动人。钟声极单调，然配合此枫桥夜半，江枫渔火，羁客幽思，一声声单调钟声，正相配合。若必寻求一大乐队，到岸上来演奏，岂不转讨此羁客之没趣。否则此羁客亦必移转心情，忘其羁苦，另生一番快乐。如今人处此境，必披衣离舟上岸，不耐听此山寺之钟声矣。中国音乐之妙处，妙在自然。实则是妙在其即在此生命，此情此境中，享受得一番妙处，却不待要舍此别求也。
白乐天在羁旅中，泊舟浔阳江头，入夜闻隔舟琵琶声，其声悲哀，若有深怨。乐天亦别有感受，深抱同情。问之，乃一嫠妇。招来舟中，命其重弹。此妇骤遇知音，心一舒泰，弹声益亲切，益生动。乐天事过不能忘，遂成《琵琵行》一长诗，千年传诵。此两人当此深夜，浔阳江头一曲琵琶声之所感受，今千年后人犹可想像得之。竟可谓余音绕江，千载犹在矣。此又中国人生与音乐与文学之紧密相系，融成一体之具体一例证。直至今日，人人竞慕新文学，此诗遂成绝响。然可见中国人生乃求即时即地，在各人生活之真情实境中，内心深处，求天机，觅出路。文学然，音乐亦然。西方人乃谋于另求一新大地，新境界，令人投入，得新人生，新心情。其文学然，音乐亦然。故中国人重其内在，西方人则重其外在。惟求内在，故愈单纯，愈合一。求之外在，则愈分歧，愈复杂，各自独立，各自成一新天地，各自成一新生命。音乐之于人生，亦外在而自有其天地与生命。譬如西方一大乐队合奏，人操一器，即不许此人自有心情，务令人人各自放心在其所操之乐器上，而诸乐器亦各无其独立之地位，必于其乐队所奏之全乐调中始有地位。徜谓音乐亦有心，亦有生命，则其心与其生命不在人，而在乐。此亦犹孟子所谓之众乐乐。诸演奏者，皆必在全乐调之进展中得其乐。倘问此乐之乐究从何来，则必谓制此乐调者之心中来，是音乐仍不离人生也。然此制乐调者，会众器成一调，其心至少不为求一人孤听，乃望大群集听，此亦犹孟子所谓与众乐乐也。惟其如此，乐中哀乐，由制者奏者至听者，其间皆具无限条件，无限曲折，不亲切，不自然，不天真。曲终人散，听乐者虽亦一时有感受，散后归去，即茫然若失，依然故我。转不如倚楼有人，牛背牧童，彼之一笛，本不期在听者。而赤壁扁舟，客吹洞箫，其心中之听者，亦惟同舟数友而止。即此而论，西方音乐，每以大群为对象，其中若不免有市场心理之羼入。中国音乐，其中乃深存农村心理，时不免有一种幽静孤独之情味。人生不同，斯音乐展出亦必有不同可知矣。
西方乐器首推钢琴，虽由一人独奏，亦依稀仿佛于一队之合奏，此诚属西方音乐之特色所在。惟大提琴小提琴在西方乐器中，较宜独奏，虽亦加有配音，而颇近中国音乐之情调。中国人如马思聪，能于小提琴中奏中国民谣，羼入中国味，已极受国人之欣赏。最近余游香港，曾去听一音乐会，皆大陆颇负盛名之乐人来港演唱，有一大提琴演奏，羼入中国情调，拉中国民谣，最为可喜。而洞箫长笛，于中国乐器中亦效西乐，多加配音，遂失中国之情味，转为可惜。今日国人于主张全盘西化外，亦主兼采中西，另开新局。然以余最近所听大陆乐人如洞箫、长笛、大提琴之三种新声，则彼此斟酌，实亦有大可商榷之余地也。
又如西方剧，有歌剧与话剧两种，然歌剧终不如话剧之盛行。而在中国，如晚清以来流行之京剧及地方戏，皆歌剧也，流行全国，历久不衰。而慕效西方为话剧，则终不受国人之深切欢迎，终亦不能与我固有之歌剧并驾齐驱，平头齐进，其中亦深具意义，可资研究中西音乐者作阐申。姑此提出，以备研讨。
余又论西方文化以宗教科学为基本，中国文化以道德艺术为基本。中国音乐在其文化结构中，应归属于艺术，发乎情，止乎礼义，尤应不背于道德，此可不详论。西方音乐则显与宗教紧密相系，教徒人教堂唱赞美诗颂圣歌，务求其心直通上帝，乃以上帝心来爱父母，爱家庭，爱人类大群。故宗教之博爱，乃本于上帝心，非本于各己心。而上帝则为外于人类一客观具体独立之存在。若以此意来看西方音乐，详于前论者，音乐亦不发乎奏乐者各己之心，而若别有一客观之存在。此为音乐与宗教在西方文化精神中一相同之点。又论科学，姑举医学为例。西方医学首重解剖，一尸体横陈桌上，孰为心，孰为肺，孰为肝，孰为肾，逐一检视，一若忘其尸体之亦曾同属一生命，而亦视之为生命外一客观之存在，否则何能不汗乎颡，而心若冰霜，不稍动于衷乎？学音乐者之操一乐器，其心亦一在所操之器，一弦一键，各有妙义存在，亦从客观入，不从自心出，岂不亦与学医者之先习解剖有同一之心情乎。再论文学，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由我心达彼心，由彼心达我心，文辞特为一工具，一媒介。而西方文学亦同重一客观外在之描写，须在此客观描写中不见我心，乃为上乘。此又西方文学在其整体文化中，与音乐与科学与宗教有其相同之一点，即同有其一客观独立之存在。此又研讨中西文化异同所当注意之一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