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独立营生，必群居以为生。既相群居，则必求其同。而相与群居者，则仍属各个人。个人与个人间，终必有异。故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乃为人生一大艺术。
男性女性相异，无此男女之异，则人类生命无可延续。故男女乃天生有异，乃得延续有大生命。男女之间，可以自由追求，自由结合，而成为夫妇，则成为一同体。于是双方不得再向其他异性有追求有结合，而人生在此一方面之自由，遂告一终结。故西方人谓婚姻乃恋爱之坟墓，若求再有恋爱，则必至离婚。中国人认为结成夫妇，始是爱之开始。百年偕老，此爱仍在。西方人看重此结合之开始，中国人则更看重此结合之终极。故西方人重创，而中国人重守。一曰创新，一曰守旧。然而西方人生少理想之结局，而中国人生则常望此结局之美好。西方人生则已见其功，如希腊罗马各有创新，迄于近代，西班牙、葡萄牙、英、法诸邦，亦莫不各有其创新，此非成效之已见乎。而中国五千年来，甚少创新，但亦尚未见一结局，各有得失，极难判定。
西方文学每以男女恋爱为主题，其过程确能震人心弦，若为人生一快乐，但终结则多成悲剧，乃为西方文学之上乘。中国文学内容则多在夫妇方面，少涉及未为夫妇以前。如《西厢记》中之张生与崔莺莺，未成婚前已有男女私爱，亦因崔夫人先有许婚之预诺而生。先许终身，但两人误犯此会真之一幕，遂使两人遗留此下毕生一大憾。幽会先成，事后追忆，欢欣之情已淡，而惊悸之魂犹在，遂成张生之薄幸。西厢之月夜，非礼越矩，此则有创而难守，新者已如梦之过，而旧者则回首已非，收场之卒成一悲局，亦其宜矣。故《西厢》一书虽其文字优美，然终不得为中国文学之上选。后来演此故事之剧本，不得不以红娘为主角，张生莺莺转成配角，此亦情理所逼，有其不得不如此者。金圣叹列《西厢记》于六才子书中，重才轻德，亦非文学史上一识途之老马矣。
其他中国小说与剧本中，凡属男女自由恋爱，乃归之伎院狎邪之游，而主角则多在女方。苏三即其一也。苏三虽已嫁人，然其情之所钟，起解途中之哀怨，会审堂上之倾诉，闻之心酸，观之泪下，获得后世永久之同情。而贞节一观念，乃无损于苏三之身价。此亦见中国人言情义别有深处，守贞守节亦一本于女方之真情，而岂外加之牢锁乎？
又如李亚仙，亦可谓女性自由恋爱一无上之楷模矣。离弃其酒食丰足之生活，衣锦多宠之身份，而甘与一沦为乞丐、又饱受其严父箠挞至死之旧情郎相守。将来之荣华富贵，岂不渺茫。而眼前之穷困潦倒，则日夕身受。剧中表演勉励其夫专意向学之情节，真堪感人。幸获如愿以偿，妻以夫贵，皇天不负有心人，此乃中国人对人生之一种鼓励，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者有如此。而近代国人，则以团圆为传统一俗见，则岂以不得好结果乃始为人生之最高理想乎？
以上可见中国人亦知男女恋爱，并亦知恋爱之有自由，但多以归之女伎一流。此因人生中除恋爱自由外，尚尽多其他自由。最可贵者，在能结合此众多自由成一生命大自由，中国人谓之德性自由，此始是人生理想所在。如过分提倡了恋爱自由，一旦结为夫妇，不能便把此一分自由放弃，则为妇守节，岂不在女方为一更高操守。此亦女方一生命自由也。又乌得谓之不自由。
中国剧本中提倡节妇者特多，最著者如薛三娘。其夫娶三室，此在今日国人心中，则一夫多妻乃中国前人一大污德，此层余别有详论。其夫讹传在外身死，大娘二娘各搜家财改嫁。三娘独念家中尚留一幼子，抚养长大，亦使薛家有后。乃不遽去，留养此子。但此子乃二娘所生，听人言，母非生母，拒不受教。遂有三娘教子之一幕，声泪俱下，真足感人。幸尚有一老家人，亦留不去，从旁婉劝，此儿终得成人，应科举得第归来。而其父亦终得高官归家，夫荣子贵，三娘得享晚福。此又是一团圆剧。中国历史已经五千年，至今达十亿人口，岂不亦是一团圆剧。则中国民间文学以团圆鼓励人，此非中国文学之精义所在乎？
中国夫妇亦尽有不团圆者，剧本中则多归罪于为夫之一方。最著者如陈世美与秦香莲一剧，陈世美状元及第，皇太后选配公主，贵为附马。其前妻秦香莲，携两幼儿赴京相寻，世美不认，并使其门下武士杀之灭口。武士得悉内情，不忍杀，促香莲上诉。陈世美既受讯，坚不认。皇太后公主亦来为世美乞情，而世美卒受刀铡之刑。近代国人又常诟厉旧俗，谓是重男轻女。然陈世美亦可谓极人世之尊荣富贵，而香莲则以一乡下女，与陈世美天壤有别，赐金使归；则亦可矣。陈世美已贵在天上，重认前妇，平添麻烦，不认亦属人情。乃如相国，如开封府尹，皆为香莲抱不平。至如皇太后与公主，既知世美有前妻，肯心平气和作一安排，亦无大失，而世美亦可免铡身之祸。乃恃贵不悟，致造成此悲剧。今国人又群责中国传统政治乃帝皇专制，观于此剧，其所感想，又当如何。然而悲剧在中国人心目中，则终非一好事。可以不成一悲剧，又何必定使成一悲剧。因此秦香莲一剧，不得为中国戏剧之上乘。
至于樊梨花之对薛丁山阵前谈爱，马上议婚，刀枪相对，即畅快吐露其恋爱之私情，此乃草寇山盗，本在礼法之外，犹非女妓之比。故中国文学中，非无男女恋爱。惟其爱，乃在规矩绳尺之外。非对此无同情，但同情中尤多谨戒。至如《白蛇传》中之白蛇，其夫妇之爱真可感人肺腑，动人神魂。果使忘其为一蛇精，则人世中又何从去觅得这样一贤妻。及其幽禁塔里，亲子来晤，人世无此哀情，梦里难此喜遇。法海以吾佛慈悲，施其法力，然终不能抹去善男信女对白蛇之同情。
中国人知常亦知变，有变始有常，有常必有变。惟常曰大常，变曰小变。积变成常，斯亦可矣。变而失常，则为中国人所不喜。男女之爱必多变，夫妇之爱乃有常。然夫妇之爱亦不能无变，如春秋时楚灭息，楚子强纳息夫人为后，息夫人不能拒，而夫妇间三年不言，古今贤之。又如王昭君，以一荆楚乡女进人汉宫，未蒙知宠，愤而请嫁匈奴，一跃而为一国之后。然而离乡去国，昭君心下如何？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相继为诗哀之，清代乃有《昭君出塞》一剧。欧王深具民族感，清代人亦同具此感，故诗与剧中之表达昭君哀怨，实具深教。苟仅以中国文学为一种艺术，亦复失之。三国初，蔡文姬归汉，有《胡茄十八拍》，昭君当年心情，亦约略可想。要之，中国诗文小说剧本，主要皆在传一心此心。虽亦一人一时之心，而必为万世大众正常之心。其中纵有变，而不失一常。中国文学之可贵乃在此。若如《水浒传》，潘金莲西门庆之事，此乃描述武松兄弟之爱，侠义之行，而以此丑事为烘托。潘金莲既不足道，西门庆亦为人所不齿，岂有意写此传世。《金瓶梅》之不成中国文学，亦不烦多言，而早有其定论矣。
蒲留仙《聊斋志异》，男女私情，缠绵悱恻，则多归之于狐狸精。其情足贵，其事则非人世所有。要言之，中国人非不懂男女之爱，亦非无情于此种爱，而忧深虑远，乃觉人生大事尚有远超于此以上者。果使过分重视此等事，则终不免为人世多造悲剧。试看曹雪芹《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十二金钗，大观园之一幕，岂不昭然若揭。惟待西化东渐，人心变而高捧此红楼一梦，认为如此境界，始是人生。而中国文化之传统理想，则尽抛脑后，亦惜更无高文妙笔以挽转此厄运。然而红楼故事之制为剧本，演之舞台，则尤二姐尤三姐之刺激感动，乃更有胜于黛玉之葬花晴雯之撕扇补裘之上。可见人心终难骤变，此中消息，宜可深省矣。
夫妇转为父母，于是父母子女转生另一种爱。此乃人类爱情一极自然之转进。人生有男女，有长幼，此为人类群居最大两差别。中国人极重家，把此男女长幼两差别结成为夫妇父子两伦。而人类群居之道，于异中得同，于同中得异，亦即于一家中可加体会，可加推扩，而深得其情趣之大本大源之所在矣。
中国父子之爱，曰慈曰孝。其故事流传，心声呼唱，散见于诗骚辞赋，文词剧曲，乃及史传笔记，传奇小说中者，更难于缕述。如孟郊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三十字，当余幼年，即曾诵读。今则认为是古典文言，读者渐少。又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此亦余幼时即曾诵读之一文。韩愈由其兄养大，兄弟之情亦自父子之爱转来。兄卒，孤嫂续加抚养，兄俨如父，嫂则俨如母。十二郎则其寡嫂之亲生子，自愈视之，亦如同父母之兄弟。不幸而卒，愈为文哭吊，情见乎辞，一字一滴血，一行一寸肠，使人百读不厌。此亦人间之一爱。夫妇父子兄弟之爱，推而及于叔侄，自小家庭推至于大家庭，而有家族之爱。继此无穷无尽之爱，一脉而相承，百世而无尽，此乃中国古人之所追求而向往。今人则又称之曰封建思想，而无堪存怀矣。
余又爱观《四郎探母》及《王宝钏》两剧。《探母》剧中杨四郎有夫妇之爱，有母子之爱，有兄弟姊妹之爱，有叔侄之爱。凡所接触，人与人之间，又莫不有一分爱，而情形则错综复杂。又加以异民族两国军事之争。杨四郎之处此剧变，其言行得失，不可以一概论。要之，全剧以一爱字贯彻，观剧者可自得之。《王宝钏》一剧亦然。同在异国异民族间，同有军事斗争，同是一夫两妻，有家庭纠纷，同样涉及前一代后一代之种种复杂情况，处身其间，是非得失亦难详论。然而亦同有一爱字贯彻。人生岂不亦可以一爱字尽之。实则全中国，全社会，全部历史，全部文学，莫不以一爱字贯彻其间。惟不专于一男女之爱，此则吾今日国人所叹以为不如西方之一要端矣。
中国人之爱不求其专限于男女，亦不求其专限于一家一族之内，而贵能推扩及于全国、全社会、全天下、全人群。于是于夫妇父子兄弟三伦外，又有君臣朋友两伦。一言蔽之，皆以爱心为重。此即孔子之所谓仁道也。
中国剧本最初流入西方，已在近代，有《搜孤救孤》一剧，为德国第一流大文学家哥德所重视。谓当中国有此剧本时，德国人尚在树林中以掷石捕鸟为生。其实《搜孤救孤》一剧，虽成于元代，其历史故事则远起两千五六百年以前之春秋时，记载于司马迁之《史记》。此故事之主人翁为程婴与公孙杵臼，两人相友，同事晋国赵氏为陪臣，则赵氏亦属其君。杵臼牺牲其尚在婴孩之独生子并自陷于杀身之祸，以救赵氏之孤儿。程婴则抚养孤儿成立，以重振赵氏之宗祠，而卒成此下之赵国。两人一死一生，同属一心。其心则同属一爱。爱其君，及其孤儿，而自身一切则置于不顾。类此故事，中国历代史籍及其他杂记小说中不绝书。今姑举其尤著者，如罗贯中《三国演义》中之关羽。
依史迹言，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亮即告以东联吴北拒魏，为西蜀立国大计。而关羽守荆州，不善处理，启衅东吴。刘先主白帝城托孤，羽当有憾。而《演义》中描写关羽忠义恳切，乃成为此下六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受崇拜之第一武圣人。中国小说在中国文化中之影响力量，据此可见，以关圣之故事言之，桃园三结义，以朋友之爱化为兄弟之爱，君臣之爱。后天之人伦，更深过先天之天伦。先斩颜良文丑，已可报封侯赠金之恩。而犹有华容道放行一节，其对曹操之仁至义尽，此在处朋友君臣两伦上，更可谓曲尽其谊。只此一颗心，而千古人生大道主要即已在此。其事虽由伪造，而人心则尽收笔下。此六七百年来，谁不读《三国演义》，又谁不崇拜武圣关公。中国文化中文学小说所占地位有如此，而今人又加鄙弃，谓此等乃是旧小说，已属过去。今则当提倡现代化之新文学。则不知新旧判分究当据何标准。
小说中，除武圣关羽外，又在戏剧中，有力求加以特殊表演者，为宋代之包拯。此两人之家属私情，夫妇父子兄弟三伦，皆少涉及，而皆特有所宣扬。
中国剧本有一绝大杰出点，则贵在能超脱写实一束缚。不仅空荡荡一舞台无布景，而衣着则几乎古今一律，两三千年来无大分别。又有脸谱，文武忠奸，一望即知。要言之，今人犹古人，不显出此时此地此人此事之区别。在西方，则惟求显出此区别。惟有在此时此地乃有此人此事之演出。一若亦惟有此一人此一事，乃可在此一时此一地演出。旷古今，穷宇宙，可一而不可二，务使人各相异，乃始见其为真实之人生。中国则重一共相，轻其别相，可以不问时代，不问地域，为其人即有其事，为其事即得其人。凡所同然，则在一心。而其心则又归纳在脸谱上，显露在扮相上，更兼及于一举手一动足之台步上。然而此一心之精微奥妙处，则终难表达，乃必表达之于歌唱上。若用言语，一句两句可尽。必用歌唱，回肠荡气，惊心动魄，使此心融入观众心，长存梦寐中，长留天壤间，以与世无极。中国文学之深入艺术境界，超出艺术境界者，乃如此。
又中国戏剧中，尤于关公包公求有特殊之演出，故两人之脸谱与其扮相与其嗓音，皆务求有特殊处。即如诸葛亮之八卦衣及纶巾羽扇，虽亦使人一见即知其为诸葛孔明，有其超然绝群处，而仍不能与关包两人相拟。何以此两人乃独于舞台上求特出，此亦见中国一时社会之心情。盖因《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实同出于元末明初，中国社会受蒙古异族统治，梁山泊忠义堂乃极富社会下层反抗政治上层之一种团结精神。明代既兴，此种精神，则事过境迁。惟林冲武松鲁智深花荣诸人之私行义，犹深受社会崇敬。而晁盖宋江卢俊义辈之为之领袖者，则已大减其价值与地位。而刘关张之桃园三结义，论其内情，却与梁山泊结义无大相殊，仍是一种江湖相山林相，而与朝廷廊庙臣对君之忠义有不同。满清入关，而《三国演义》一书乃益见盛行。关羽之为武圣，其要端实在此。
清代文字狱大兴，乃有《吕四娘》等故事之盛行。而《包公案》《施公案》等小说，乃层出不穷。上不畏帝王朝廷之压迫，下惟为民间村野伸冤屈。故关包两公之特加渲染，创造成下层社会万众一致之崇拜，此亦时代使然。虽关羽包拯，确有其人，确有其历史地位，远在晁盖宋江之上。而其同有捏造，同有夸张，则相去无几。一般读书人智识分子，亦不加分辨，同样从信。此无他，人心同，则风气同，乃可历数百年而不渝。而亦得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一支派，一脉络，而有其未可忽视之意义价值之存在。此皆中国人心内蕴深情大义流露于不自觉之一种表现也。
今人则于民族文化传统排弃不遗余力，尧舜孔孟首当其冲，轻加抨击。而远自诗骚以来，三千年文学尤所厌鄙，藏之高阁，下再玩诵。即不施全面攻击，亦必正其名曰古典文学，以示区别。文学则必为现代的、通俗的、白话的、创造的。古典性的则必为贵族的、官僚的、封建的，陈腔滥调，守旧不变。即如《三国演义》《包公案》诸书，亦属白话通俗的一种创造，一如今人所提倡，而亦仍加区别，一概不登大雅之堂。其所提倡，则惟曹雪芹之《红楼梦》。论其白话通俗，亦未必驾《三国演义》与《包公案》之上。而特加重视，则无他，以其描写男女之爱，更似西方耳。今日国人提倡新文学，主要意义亦在创造人心，惟求传入西方心，替代中国心。于中国旧传统则诟厉惟恐其不至。近代最先以白话新文学擅盛名，应推鲁迅，为《阿Q正传》，驰名全国。阿Q二字，不胫而走，当时国人无不知。事不几年，今日国人已不再提。阿Q一词，鲁迅本欲为三四千年来中国人心作写照。但试问今天，阿Q之影响，何能与关公包公相比。则无怪我们要对我民族求变求新之理想前途，仍抱悲观了。要言之，中国人三四千年来传统心情变换不易，至今仍只有中国人旧心情之一种新变态，不伦不类。求其能为西方心情之嫡传，则未有其几兆。两不着岸，常在波澜汹涌之横流急湍中，则亦一殊堪隐忧之现象矣。言念及此，岂胜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