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研究一切人文事态，都注重到它历史的发展，这是应该的。但历史发展，并非先有一定的轨道，一定的程序，外历史而存在。世界各地域各民族，因于其自然环境之不同，以及其他因缘之种种相异，尽可发展出各异的路向，各异的内容。西方学者根据西方史实，归纳指示出几许历史发展的大例，有些在西方也未即成为定论。若我们只依照着他们所发现所陈说，来解释中国史，固然也有些可以中西冥符，但有些却未可一概而论。本篇只就文学史方面拈举一例。
韵文发源当先于散文，治西方文学史者如此说。即在中国，亦有如此的说法。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论，史臣曰：
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这不失为一番极明通的见解。他主张歌咏所兴自生民始，即无异于说，自有人类，便该有歌咏，便该有韵文了。因此说文学发展，韵文当先于散文。这一主张，可说是中西学人古今相同。
但若再进一步探讨，实可另有异说。我在很早以前，作《老子辨》，即主就中国文学发展论，该说散文在先，韵文转在后。此后又络续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文化学大义》两书中约略提到此意见，但都没有详细的发挥，易于引起读者怀疑，该再加阐述。
即就沈约前文，他也说，"虞夏以前，遗文不睹。"可见韵文在中国，并不早见。这是根据史实而言的。沈约只是说，就理论，韵文歌咏之类，该与生民之始而俱兴。但为何那些遗文会湮没不睹，而中国文学，就其历史实例言，又显然是散文更早于韵文呢？这一层，值得我们注意。
我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书中，曾再三强调，中国文化发源，与西方古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诸区域，有一绝大相异点。在上述诸区，文化发展，比较限于一小地域，而中国文化，则在远为广大的地面上形成。这一事实，说来极明显，而关系则甚重大。中国文化内在一切特性，有许多处，都可从此一事实作解释。而中国文学之形成与发展，即是其一例。
沈约所谓"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这固然可说是文学之起源。但严格言之，则仅只是文学之胚胎，或文学之种子，也可说它还未形成为正式的文学。即就当前论，各地山歌渔唱，民谣传说，若经文学家拈来，加以润饰改造，何尝不可成为绝妙的文学。但山歌则总是山歌，民谣则总是民谣，在其未经文学家妙手匠心加以润饰与改造之前，我们却不能遽即认其为文学。在文学史上，也不一定有它们应占的篇页。
如蒲松龄《聊斋志异》，所收故事，十分之九，在那时先流传了。只经蒲氏收来，加以润饰改造，才公认为其是文学。在以前，村叟野老们，在瓜棚豆架下，茶余酒后，兴高采烈地讲述，围着一些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们却不能认为即是文学呀。如此一类之例，举不胜举。但我们却必须先认识这一个分别。
让我们再举一较远的例，更细申述之。刘向《说苑·善说》篇，有如下的一节。
鄂君子晢泛舟于新波之中，乘青翰之舟，……张翠盖，……会钟鼓之音，……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鄂君子晢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于是鄂君子晢乃?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这一节故事，正可供我们研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一绝好的启示。那越人的拥楫而歌，正是沈约所谓"志动于中，歌咏外发"，这本是一篇绝好的文学题材，但不能遽说是文学。纵使认为它本身便是一件文学了，但仍有问题在越歌与楚译上。无论那首歌，在越人听来，可说是一首绝好的歌，或说是一篇绝好的文学。但若不经一番楚译，在楚人听来，真是不知所云，毫无可说的。换言之，越歌在楚地，决不被认为是文学的。
说到这里，便可讲到中国文学上所极端注重的雅俗一问题。当知那一首越人歌是方言，地方性的，虽是自然的具着文学情味，但在中国文化环境里，则不够条件算文学。因凡属文学，必该具一种普遍性。必该与人共喻。因此那一首越人歌，纵使楚译了，纵使楚人也认它是一首绝好的诗，而还得要雅化，还得译成为在古代中国当时各地所流行的一种普通话，才始能成为中国的文学，而列入于中国文学史。而所谓雅者，即是在周代时所流行的一种普通话。
于是我们可以说到《诗经》三百首。大小雅，是西周政府里的作品。西周政府在镐京，今陕西境，雅即指当时当地的方言方音言。但因于周政府是一个统一王朝，当时各地封建诸侯贵族，十之七八是周人，其他十之一二，也得依随周王室，模仿其雅言雅音，作为官式的往回。因此当时所谓雅，即指其可以普遍通行于全国之各地。因此雅就成为文学上一项必备的条件。所谓俗，则因其限于地方性，如越歌之不能传诵于楚地，自然不得被认为是文学了。若使越人在当时，也独立成一文化单位，自有他们的历史传统，则越歌自然便成为越文学，他们的方言即是他们的雅言，而无所谓俗了。但中国文化环境，既如此般在一大地面上展开，则越歌楚讴，全成俗调，而不得被认是文学，而文学则必然是雅的，这一层也自可明白了。
至于《诗经》里的十五国风，乃当时西周王室随时分派采诗之官到各地去，搜集一些当时在各地流行的民间歌谣，再经过西周政府一番随俗雅化的工作，始得成其为诗的。所谓随俗，是说依随于各地的原俗，采用了它的原辞句，原情味，原格调，原音节。所谓雅化，则是把来译成雅言，谱成雅乐，经过这样一番润饰修改，而于是遂得普遍流传于中国境内，而我们则称之为是中国的文学。
其次如《楚辞》，大体亦如此。《楚辞》中如九歌之类，本来是江湘之间楚地的民歌，这也等如上述的越歌般，也是未合于文学条件的。只因经过了当时文学高手屈原之修改与润色，虽然还保留了若干的土气与地方性，但是已雅化了，这始成为此后中国人所公认的绝世伟大的文学了。
因此研讨中国文学起源，便不得不牵涉到中国文化发展之整体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化环境，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诸区域不同。中国文化在大地面上发展成熟。在一个绝大的地面上，散布着稀落的农村，又分别各自环拥着一个一个的城圈，那即当时之所谓国与都与邑。而那些国与都与邑，又尽是经济不很繁荣，人口不很稠密的。国与国都与都之间，一样是稀落的，散布的。那些稀落的都和鄙，城郭和农村，散布在黄河两岸乃及江淮之间的一片大地面上，各地的方言俗语，尽可有许多歌谣以及民间传说，可资运用作为文学的好题材，可被视为是文学的胚胎与种子。但若没有人把来雅化过，则永远如那越人之歌般，它将浮现不到文化上层来，成为我们此刻所目为的文学了。而那些把来运用雅化的人，又必然是在当时社会上层的贵族们，即当时所谓的士君子。而那些士君子，他们又常先注意到政治，那又是中国文化一特征，有其内在必然之所以然。即如十五国风与《楚辞》，显然都绝不是和政治绝缘的。这正是中国文化发展一特有的形态，亦是研讨中国文学发展史者所必当注意的一要点。
我们试看希腊文化，酝酿在商业城市中，一般市民多半属于富有阶级。而那些散布的城市，其实是簇聚在小地面上，和中国春秋时代的列国不同。在希腊全境，语言风俗，亦大体一致。交通往来，又极为便利。即在一个城市里，已有供养一个剧院产生出几许精美的剧本与超卓演员的经济条件和人文背景了。而在一个城市轰动着许多观众的一些戏剧，还可以很快流传到别个城市去。那些编剧演剧者，其用心所在，只博市民们爱好，其一般的社会性，自会更重于特殊的政治性。自然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也不会有像中国文学史上所特别重视的所谓雅俗之辨。中国古代也并不是没有戏剧，惟大体使用在宗庙祭祀时，关闭在政府贵族圈中，与一般社会脱了节。像《诗经》里的颂，本是配合于戏剧的。但那些戏剧，既要庄严肃穆，而又太富于保守性，为其成了政府的大典礼，自不易于随时修改，其文学性亦有限。因此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戏剧之得成为文学，其事甚后起。
在当时，各地民间也未尝无一些故事与神话，但每一处的民间故事传布不到别处去。散处在各地的农村，人烟既寥落，经济亦贫瘠，情绪又单调，也不能产生出像荷马般游行歌唱来，把那些民间故事与神话活泼丰富地发展成史诗。于是流传在中国古代各处的那些民间故事与神话，全成为简朴的，原始的。后来偶尔经那一些哲人或游士们之引用，而始获流传到后代。先秦诸子，如庄子孟子等书里，便有不少这些民间故事与神话之引述。但他们是思想家，著书立说，所注重的，也不在纯文学性的一面。又如今传《战国策》里许多寓言，也未必全由当时策士们所编造，只是经他们之引用而被流传了。那些故事，因此也都染上了很显然的政治意味。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鹬蚌相争之类，若从另一方式发展，岂不即成了一部中国的《伊索寓言》吗？
上面把古代中国和希腊情况作一简略的相比。我们也可援用此种看法，来与埃及、巴比伦、印度诸区域相比，便知文化发展各地不同，殊难以一例相绳。而文学发展，自也无逃此大例。
本来文学的题材与体式，大体总逃不出那几套。但有些在西方很早就盛行了，而在中国，则因于其整个文化大体之发展，有其特有之个性，与西方不尽同，而走上了另一路径，演出了另一姿态。如戏剧史诗之类，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便绝不占地位。而韵文发展或可后于散文，如《尚书·盘庚》篇自应是在古诗三百首之前，此亦仅就中国文学之实存史料而立说，自然也就不足为异了。
只因现代我们的学者，惯于把西方观点来衡量东方之一切，因此既不肯承认散文之可先于韵文，又不肯承认文学之必辨于雅俗，而极意想提倡民间文学俗文学，认为只有地方性的，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才始是自然的活文学。但别的且不论，若果此项提倡而真见诸事实，则岂不在中国境内，应该有广东文学福建文学之各各独立。而所谓传统的中国文学，则只如西方中古时期之拉丁文，或者将成为中国境内的一种世界语。则对于我远古先民所艰难缔造的那一种在大地面上发展成熟的传统文化，自要处处被认为扞格不入、龃龉难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