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清中叶，出现了不少长篇白话小说，其中优秀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专章论述外，其他较有影响的作品，就其内容性质及产生先后分节叙述如下。
《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吴兴人。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具有反清倾向的"惊隐诗社"。他一生贫困潦倒，以"卖卜自给"，"穷饿以终"(《乌程县志》)。据《后传》序诗"白发孤灯续旧篇"句看来，小说可能是他晚年写成的。
四十回的《水浒后传》写三十二位梁山未死英雄重举义旗，并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最后到海外创立基业的故事。
小说一开始就写阮小七梁山感旧、手刃张干办和李俊太湖捕鱼、反抗巴山蛇两件事情。正是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梁山馀党"，鱼肉人民，使散处各地的梁山好汉又很快地聚在义旗之下，建立了登云山、饮马川的反抗据点。这时，部分梁山的英雄在经历了种种严酷的斗争，接受了梁山起义失败的教训之后，认识有所提高，性格也随着发展了。"当日不受招安，弟兄们同心合胆，打破东京，杀尽了那些蔽贤嫉能这班奸贼，与天下百姓伸冤，岂不畅快!"阮小七说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意义，表明他对统治阶级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铁叫子乐和运用妙计，从防范严密的饮虹桥别墅和常州府监狱中，接连救出花逢春母子姑侄和李俊、费保等人。后来义军创业海外，他一直是出谋献策的智囊，不愧为吴用的再生。而李俊则由一位梁山水军首领变成德孚众望的义军领袖。《后传》作者既照顾了这些人物形象在《水浒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写出了他们在现实斗争中的成长。
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清初，作者怀着"亡国孤臣"的沉痛心情，再现了金兵南下后"四野萧条，万民涂炭"的情景，也揭发了金兵虏杀良民，贩卖人口的罪行；对李纲、种师道及太学生的爱国斗争则热烈歌颂，对徽宗、钦宗的昏聩无能，蔡京、童贯等人的祸国殃民则大加贬斥。这些描写，很有借北宋末年历史，总结明亡教训的意味。至于作者让蔡京父子、高俅、童贯最后都落入梁山英雄手中，一一处死，则显然表现出人民要求为无辜死难的英雄复仇雪恨和惩罚祸国罪魁的愿望。在《后传》中，关胜、朱仝、呼延灼等身处民族战争的最前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然孤身奋战，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这些振奋人心的描绘，在发挥《水浒传》反抗官府压迫的精神的同时，还结合着时代特点，突出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主题。
《后传》作者从《水浒传》第一百十九加李俊泛海到暹罗国的传说得到启发，自十三回后，遂大加敷演。这实际是为水浒英雄安排美好的结局，以慰人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隐约流露出作者对郑成功、李定国等人的抗清斗争所寄予的希望。至于他在《后传》中让乐和站到雨花台上，"望着钟山，王气郁郁葱葱，不觉胸次豁然"，就更明显地表现出他热望恢复明朝政权的用心。但也同时说明了作者的局限：正如许多明朝爱国遗老一样，他也把复国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后传》写燕青向徽宗进献青子、黄柑，李俊立国海外仍然尊南宋小朝廷为正统，也同样是这样封建意识的表现。出于同一思想根源，作者以李俊君臣赋诗、"世享荣华"来结束全书，不仅显得庸俗，也冲淡了前面所着力渲染的战斗气氛。
康熙、雍正年间，钱采、金丰在各种"岳传"的基础上加工增订成八十回的《说岳全传》。岳气故事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说话人的重要题材之一。至明中叶以后，权奸当道，国势日危，借以寄寓思良将、恶权臣思想的各种"岳传"便应运而生，先后出现了熊大木的《武穆演义》，邹元标的《精忠全传》等书。这就使清代的钱、金二人能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他们描述"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不仅为了安慰屈死在风波亭上的忠魂(注：见《说岳全传》"自叙"及末回开章诗。)，还有假借南宋历史教训，宣扬民族意识，悼念明朝爱国志士，谴责汉奸外寇的用意。因此在乾隆年间遭到禁毁。
作者根据正史和传说，把岳飞塑造成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的形象。他自小孤贫，而好结义友。岳母在他背上刺字，勉励他"精忠报国"。"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恨"，是他决心抗金的自白。作者在历史人物岳飞的身上集中了很多优点：他军令森严而待人宽厚，经常以爱国思想教育部下，以致岳家军人人皆知抗敌的目的。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平等待人，团结了不少绿林弟兄，共保宋室。这种设想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顺应时势要求，通过形象描绘，把重视人民抗敌力量的卓越见识赋予了岳飞。这一点，是以往任何一种"岳传"都不曾如此突出地描写过的。
然而作者笔下的民族英雄依然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岳飞的愚忠、愚孝、愚仁都十分突出：在十二道金牌的催促下，他不敢采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建议，终于给事业和个人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甚至岳飞死后为鬼，也处处阻碍部下向昏君和权奸起兵复仇。曹宁大义灭亲，却被他以"孝道"逼责自尽。他明知君侧不清，却以宽仁为怀，轻易放走了犯令的万俟 、罗汝楫等人。凡此种种，或实有其事，或纯属虚构，但经作者着力渲染，其消极性也就更突出了。
《说岳全传》以《水浒》续书自居，用浓笔重墨描写了不少民间英雄。作者有意把他们的反压迫斗争与岳飞的抗金斗争联合起来，大大歌颂了那种同仇敌忾的正义行为。这不仅曲折反映了明末清初农民义军与地主武装联合抗清的历史现实，也表明当时一部分爱国文人在现实教育下，已经在改变对农民义军的盲目仇恨，开始重视人民的力量。年老的呼延灼力奋双鞭，为国捐躯；杨再兴误走小商河，被射成箭人，壮烈牺牲。许多虚构的梁山后代，如阮小二之子良，关胜之子铃，董平之子芳，张青之子国祥，韩滔之子起龙、起凤等，也都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发扬了梁山固有的战斗精神。作品里还出现了一个李逵式的英雄--牛皋。他曾独闯金营，投递战书，令兀术不得不表示钦佩。然而他却不像岳飞那样愚忠。牛皋敢于其斥徽宗："那个瘟皇帝，太平无事不用我们，动起刀兵来，就来寻我们替他去厮杀，他却在宫中快活。"当岳飞南归，他力阻不成，后闻岳飞凶讯后，首先发兵复仇；复仇不成，他就重新落草，以示与腐朽朝廷对抗。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对统治者的嘴脸认识得更加清楚。他说："大凡做了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骗，不受招安。"这就一语道破了历来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与《水浒后传》精神一致。但大敌当前，他仍然出战，并且说："我牛皋岂是怕兀术的?就受招安，待我前去杀退了兀术，再回太行山便了。"可见他的抗金，不是为宋主效忠，而是为国家出力。他与统治者联合作战，并非屈辱投降而是一种团结御侮的策略。这些描绘不仅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时表现出作者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变乱以后，思想认识的提高。
至于作品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如兀术的骄横狡诈，顽固自信；秦桧夫妇的阴险毒辣，下流无耻，也都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发指。但是作者把岳飞与强寇权奸的矛盾，归结为大鹏鸟、赤须龙、女土蝠之间的冤冤相报，这不但削弱了这场火热的爱国斗争的政治意义；并且宣扬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作品后二十回写群奸受惩，众小英雄在岳雷率领下填捣黄龙，气死匹术，笑死牛皋。这纯粹是人民美好愿望的反映，但是因为缺乏现实依据，而又描写粗糙，终未成功地表现那种浪漫的幻想。
《说岳全传》作者抱着"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的创作态度，汲取了元明戏曲及说唱中有关故事的精华，因而使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
《说岳全传》影响很大，不少有关故事还被写成戏曲在民间流传。像《牛皋扯旨》、《柜中缘》、《挑滑车》等戏都在舞台上获得了长久的生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直接描写明末政治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感于明朝覆亡，要求推究罪责，往往把阉党当作攻击对象；对清人，则不敢非议。《梼杌闲评》(五十回)写魏忠贤的一生行迹，对他勾结客氏，蒙蔽皇帝，镇压东林党和复社进步文人的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作品描写明末社会事件及习俗风尚还算真实生动，但往往把政治斗争曲解为冤冤相报。至于无名氏的《樵史通俗演义》虽也写了类似的历史事实，却又对李自成备极诬蔑，艺术上没什么可取之处，但保存了一些可贵的历史资料。
此外，还有不少文人或民间艺人对一些尚未定型的断代历史演义进行加工。康熙年间，褚人获根据《隋史遗文》、《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以及其他的民间传说，写成一百回的《隋唐演义》。作品以隋炀帝、朱贵儿和唐明皇、杨贵妃的"两世姻缘"为主线，细致描写了不少宫闱生活。作者把历史上著名的昏君炀帝美化为多情的仁德的贤君；又把唐王朝的中衰，完全归罪于女人，这显然是歪曲历史的处理。但是书中还保留了不少民间传说，像秦琼卖马，单雄信受刑这些描写，颇见作者加工的成绩。
坊刻无名氏的《说唐演义全传》则代表着另一种倾向。它具有浓厚的民间传说的风味，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的演变。
作品从文帝平陈、隋末农民起义，一直写到唐王削平群雄、太宗登基；比较明确地揭示了爆发起义的社会根源，再现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动乱时代。和以往任何一种"说唐"不同，它并不遵循正史轨范，而以瓦岗寨好汉的风云聚散为中心。像劫王杠、反山东、取金堤、取瓦岗这些纯粹出自想象的热闹情节，被作者大加渲染，充满了健康的战斗气息。它还痛斥了炀帝的荒淫、宇文氏的凶暴，并不像《隋唐演义》那样故意遮掩这些昏君恶臣的罪过。显然，《全传》作者是把正史与传说揉合起来进行创造的。
书中还用粗犷的笔调描绘了秦琼的宽厚善良、任侠好义，单雄信的豪爽暴躁、宁死不屈，罗成的少年英武，尉迟恭的勇敢果断，以及程咬金的粗野、直率、诙谐、憨厚。这些人物个性的创造，并无充分的历史依据，完全是在传说中丰富起来的；因而浪漫色彩非常浓厚。
《说唐全传》也和其他一切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那样，有一个被美化了的"真命天子"。拥护李世民与否，成为一切英雄成败的根本条件，和评价他们优劣的绝对标准。所有反对李氏的起义英雄，都被否定。甚至在描写作者比较喜爱的单雄信时，也通过李氏的宽厚与雄信的褊狭分别加以褒贬。这实际是在为统治阶级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的罪行进行辩护。
继《说唐全传》之后，又出现《说唐后传》、《说唐三传》、《反唐演义》等续书。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描写忠奸斗争，宣扬功名富贵的思想，在艺术上则模拟远过于创造。至于《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则更为平庸。而在道光以后，这类小说更乏新作，风靡一时的已是反动的公案侠义小说了。
第二节 醒世姻缘传及其他
明末清初，封建社会日趋解体。因而从各种立场上探讨社会问题的小说便应运而生。婚姻爱情，伦理道德，成为这类作品反复表现的内容。
承袭明代遗风，清初也出现了不少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长生乐》、《十美图》等，在"天花藏主人"、徐霞等人的刊刻推动下，风靡一时。它们大率写上层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稍有可取者，寥寥一、二部。"名教中人"的《好逑传》，一名《侠义风月传》，仅十八回，写铁中玉与水冰心偶然相遇，患难相扶，虽有小人权奸挑拨破坏，二人终成婚配。水冰心是一个"机智倔强"的女性。她只身抗拒过公子逼婚，使贪财的叔父、怕事的县官、徇私的钦差都一一失败。水小姐的那种干炼泼辣的特色，实际是作者从市井女性身上取来的。在这场富有喜剧意味的斗争中，揭发了统治阶级贪婪好色，而又愚蠢到极点的劣性，也谴责了他们欺凌人民的罪恶。但作者深受理学影响，书中正面人物大谈"名教"："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予盾"(《红楼梦》第一回)。因此连婚姻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也大为削弱。《二度梅全传》，凡四十回，情节曲折离奇，虽然反映了一些现实生活，却也脱不出从受难到团圆的窠臼，写不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至于其他许许多多翻版照抄的才子佳人小说，更是一无可取。
清初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小说中，值得一提的是《醒世姻缘传》。此书原名《恶姻缘》。现存最早的同治庚午刻本，题为"西周生辑著"；而杨复吉《梦阑琐笔》引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鲍以文即鲍廷博，是乾隆年间人，距蒲氏的时代较近，并曾代赵起杲刻《聊斋志异》，其言必有根据。同时，《醒世姻缘传》的人物情节，与《聊斋志异》的《江城》、《马介甫》等篇也极为相似；而清抄本《聊斋志异摘抄》所录《魏氏》一篇，即是写《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恶鬼行凶"的故事。据此"西周生"可能就是蒲松龄的化名。
《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部以一个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全书共一百回，长达百万字。主要是描写一个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历史背景是从明代英宗正统年间到宪宗成化以后。头二十二回为前世姻缘，写武城县官僚地主之子晁源射死一只仙狐，又娶娼妓珍哥为妾，纵妾虐妻，以致嫡妻计氏投缳而死。二十三回以后为今世姻缘，地点移至绣江县明水镇；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其妾童寄姐，珍哥托生为妾婢珍珠。珍珠终为寄姐逼死，狄希陈则倍受素姐、寄姐的虐待，而素姐的酷虐尤为异常，她对钬希陈囚禁、针刺、棒打、火烧无所不用其极。后经高僧点明因果，狄希陈诵一万遍《金刚经》，方才解除宿孽。
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本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一方面说明了封建婚姻制度，特别是一夫多妻制的罪恶，这是产生这种"家反宅乱"的"恶姻缘"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封建社会趋向解体时"纲常不振"的人伦关系，妾虐妻，妻虐夫，说明封建礼教已开始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但由于作者世界观的落后，他既站在维护一夫多妻和纲常礼教的立场上，批评这种"阴阳倒置，刚柔失宜，雌鸡报晓"的现象，要求妻要"贤惠"，能"容得妾"；妾应当"老实"，知道"嫡庶"之别；而妻妾都该懂得"夫者，妇之天"，而对丈夫"拿出十分的敬重"。同时，又用佛教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解释这种"恶姻缘"产生的原因，认为"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演为因果报应。这就使整个故事加重了宣传封建道德观念和因果迷信思想的色彩，而在基本思想倾向上成为腐朽落后的东西。
为了正纲常，宣善道，调和阶级矛盾，作者又美化了晁夫人。她鉴于丈夫、儿子的恶果，一心信佛行"善"，不仅扶难解灾，感化别人，自己也得到好报。这就把许多社会罪恶归诸个人的思想根源，减弱了作品暴露封建家庭罪恶的现实意义。
《醒世姻缘传》的价值，首先在于其中部分故事情节暴露了现实政治的黑暗腐朽。如晁思孝通过行贿，走阉卧门路，得到北通州知州的肥缺，到任之后便大肆贪赃枉法，其子晁源也就借着他的财势，无恶不作。他和妾珍哥逼死计氏后，计家告官，他以大量钱财买通县令衙役，逍遥法外。后来珍哥被判处死刑入狱，他又贿赂典史、在死囚牢中盖起福堂，大摆寿筵。晁源死后，刑房书手张瑞风看上了珍哥，竟在监中放火，烧死另一个妇人，而把珍哥换回家中作妾。这些事情虽然那样骇人听闻，却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
其次，小说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金钱势力的逐渐上升。金钱至上的观念已经在撕裂封建家庭的伦理和感情，所以晁源父子死后，族众就来抢夺财产，素姐怕公公的妾"生了儿子，夺了他的家私"，竟想要阉割公公。金钱至上也渗透到一切社会关系中，作官的污秽狼藉是为了贪财，衙役乡约为非作歹是为了诈财，三姑六婆装神弄鬼是为了骗财，银匠裁缝掺假赚布是为了发财。在社会生活中，也确是"钱能通神"，只要有银子，不论贤愚善恶，都可以弄到官做；也不管罪恶万端，都可以逢凶化吉。所以作者无可奈何地说："靠山第一是'财'，第二才数着'势'。就是'势'也脱不过要'财'去结纳。若没了'财'，这'势'也是不中用的东西。"
《醒世姻缘传》整个是用山东方言写成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语言流利酣畅，人物口吻毕肖，诙谐幽默，生动有趣。全书围绕着婚姻主线，大量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群像，老少村俏，各具体态；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而且前后照应周到，结构十分严密。这些都表现了小说的艺术成就。
第三节 镜花缘及其他
继承《西游补》以小说寄寓讥弹的馀绪，这时还出现一些讽世小说。刘璋的《斩鬼传》(十回)写钟馗落第，愤懑而死，被封为鬼王，专剿世间各种各色恶鬼。所谓捣大鬼、龌龊鬼、诓骗鬼、糟腐鬼等，实际是市井中腐败现象的化身。但作者并未深入揭发产生这些"恶鬼"的社会现实，书中多无意义的插科打诨和作者本人的借鬼说法，甚至连钟馗也被描写得相当轻狂，与民间传说中的正义凛然，诙谐憨直的形象很不相似。
"天花藏主人"编次，无名氏所作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写济公活佛惩顽除暴的故事。书中对上层人物的种种丑行，颇多揭露、嘲笑和讽刺，风格诙谐有趣，因而在民间流传很广。但书中过多宣扬因果报应和神怪迷信的思想，文笔拉杂拖沓，不够洗炼，讽刺态度也极不严肃。
嘉庆年间的《镜花缘》是继《红楼梦》后比较优秀的一部小说。作者李汝珍(1763?-1830?)直隶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曾任河南县丞，终身不达。他学问渊博，精通音韵，旁及杂艺，著有《李氏音鉴》。《镜花缘》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拟写二百回，结果只完成一百回。
作品写唐女皇武则天令百花寒天齐放；众花神不敢违旨，开花后遭到天谴，被谪为一百个女子。而花神领袖百花仙则托生为唐敖女小山。唐敖科举落第，心情沉郁，随妻弟林之洋泛海出游，经舵工多九公向导，历观海外诸国异人异事后入小蓬莱求仙不返。小山思亲心切，出海寻父，却意外地在小蓬莱泣红亭内录得一卷"天书"。回国后恰逢女试，录取百女，实则令被谪花神在人间重聚。众女及第后，拜谒宗师，连日饮宴、赋诗、游戏，尽欢而散，小山也重入仙山。最后中宗复辟，尊则天为"大圣皇帝"，而则天又下新诏，宣布明年重开女试。
随着雍正七年(1729)"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之后(王之春《柔远记》卷四)，人们的眼界开始扩大，日益要求打破闭塞局面。这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据《山海经》以及汉晋宋元以来笔记杂著的记载，驰骋想象，在《镜花缘》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许多海外奇国，着力描绘了这些国家的奇闻异见，一则以寄寓自己的社会理想，一则以讥弹当代的黑暗现象。
这些类似《聊斋志异》中"罗刹海市"的国度，各有自己独特的风习。君子国好让不争，宁可损己，不能损人。大人国民风淳厚，待人宽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体现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而两面国则嫌贫爱富，欺诈成风，一张张亲切的笑脸迎人而来，藏在浩然巾后的本相却狰狞可怕。这正是封建社会虚伪、狡猾的写照。黑齿国人聪慧好学，两个女孩儿大谈音韵，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浃背，可见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然而白民国却有学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淑士国假装斯文，酒保竟用"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去询问顾客。把醋当酒的老儒，咬文嚼字，一段日常对话竟连用了五十四个"之"字。这正是作者对儒林中的不学无术、酸腐不堪的学究进行尖刻的讽刺。他反对八股文，主张分科考试，量材录用，使用一技之长者各得其所。这种要求显然适应了社会分工日渐细密的发展趋向。此外作者还写了无肠国的刻薄腌臢，为富不仁，用粪便养活奴婢；毛民国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结胸国的好吃懒做，翼民国的酷好奉承，豕喙国的善于撒谎。就这样，作者在这些虚构的国度里，以酣畅尖刻的笔触，相当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种种恶俗的憎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镜花缘》竭力对一切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自"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过侈"，风鉴、卜筮，讲属相、择风水等等迷信风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评论，提出了改革办法。但是罗列现象多，深入揭发少，更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而封建士大夫的气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举，反对风水迷信却以孝道为本；他的乌托帮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范畴，而一切理想的海外乐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辅，它们的社会结构也依然是封建制度。
要求提高妇女地位是《镜花缘》十分突出的主题思想。这和当时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启蒙思想的抬头是有关系的。作者在四十八回《泣红亭记》里说："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这多少流露出作者为妇女扬眉吐气的创作动机。所以小说一开始就写"女魁星北半垂景象"，"百花获谴降红尘"的神话，借以说明"今日灵秀"乃在女子的缘故。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读书机会，长大了和男子同样参加考试，反对男子垄断文化。因而笔下的一百才女，有的文采惊人，有的深通医理，有的精于数学，有的有胆识，有的有侠肠，一句话，都是些巾帼奇才。他尤其反对缠足、穿耳这些戕害人身的恶习；反对卜婚、娶妾这些强加给妇女的不平待遇；甚至连封建史家、文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则天，对她提高妇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赞扬。这种同情妇女，尊重女权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女儿国"的描写中。这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而封建社会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残都转嫁到男人头上。林之洋入宫缠足的描写，实际是让男人设身处地去体验女子的苦楚。这种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红楼梦》有相通之处。但《镜花缘》中的女性已经不再是爱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了。在古典小说中，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毕竟生活在封建时代，他的观点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彩。妇女当权，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则天和女儿国王，他都不是当正面人物来写的。武则天当政是"心月狐""错乱阴阳"；徐敬业叛乱失败，作者却深表同情。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干预政治，只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罢了。父母包办婚姻，男女授受不亲，这些封建习俗，作者并未反对。由此可见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
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更加盛行，作者"于学无所不窥"，深受影响，以致连创作也遵循"小学家"的要求：那些幻想的国家固然大多有前人著述为本，而那些生活细节的描绘也都充满了学术研究的气味。许多地方，议论说教代替了形象刻划。全书一百几十个人物，只有林之洋、多九公粗具轮廓，骆红蕖、廉锦枫有限几个女性稍见特色。其他许多的"才女"，则大多形象苍白，她们实际上仅仅是作者矜才炫学的代言人。作品后半部，竟有二十七回写书画琴棋，医卜韵算，以及酒令、灯谜、双陆、马吊、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大大掩没了现实生活的描写。应当指出，《镜花缘》的艺术价值是并不高的。又因书中的不少幻想，缺乏生活依据，往往夸张失实。例如君子国为贵买贱卖，让他人得利，竟至相打，这就自相矛盾，给人向壁虚造的感觉。对一些反面现象，往往斥骂多而讽刺少，辞意浅露。虽似有心学习《儒林外史》，却给人以《斩鬼传》的印象。
《镜花缘》的精华主要在前半部，后半部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借小说以夸耀学问和知识。但在道咸之间《野叟曝言》、《蟫史》等庸俗反动小说充斥文坛的时代，它就不能不算是一部较好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