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汉后期的散文和辞赋
西汉后期的散文，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桓宽的《盐铁论》。这是一种政论文。公元前八一年，汉昭帝召集全国文学、贤良六十余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桓宽根据这一次会议的文献进行了加工和概括，成《盐铁论》六十篇。它保存了许多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面貌。在形式上它是散文的新发展，以"文学"、"贤良"为一方，以"丞相"、"御史"为另一方，进行辩论。在论辩过程中，双方互相诘难，使论点不断深化。他们有时是从容不迫的说理，如《取下》篇作者连用了十几个"不知"把统治者和广大阶层人民的生活作了鲜明对比，行文整齐而有变化，疏朗中又见细密，具有一定的表现力量。有时则是紧紧抓住对方论证的弱点，或以尖锐精密的语言猛击对方，或用生动的比喻以突出对方论证的鄙陋，都给人以较深刻的印象。《盐铁论》是西汉后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品，它从现实问题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并保持了前期政论文浑朴质实的特点。
宣帝好辞赋，他仿效汉武帝故事，召致了不少辞赋家，有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大都为歌颂帝王的田猎、游乐和宫馆而作的，现在大都失传。这时，除歌功颂德的大赋外，一种"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大量出现，作品现亦大都不存，《文选》中保存的王褒《洞箫赋》，可见一斑。
和王褒、张子侨等一起向宣帝献赋的刘向也是西汉后期著名的散文家和今文派经学家。向字子政(初名更生)，汉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交的玄孙。他在元帝时代，眼见外戚宦官弄权，皇室衰微，国政日非。因此，他曾数次以今文派的"经术"，解释灾异和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上书皇帝弹劾外戚宦官，曾两次入狱，被废多年。成帝即位，又被起用，并受诏校五经秘书，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散文保存下来的主要就是这些奏疏和校书的叙录。他的散文用意深切，但辞浅理畅，平易近人，在舒缓的叙述中流露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刘向编著的《新序》、《说苑》，引用了大量先秦的经传子史中以及流行于民间的故事、传说和寓言，基本上是旧文，有些经过了加工剪裁。其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些进行封建伦理的说教，但其中有不少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如《新序》中载的叶公好龙：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而非龙者也。
这个故事生动地刻划了喜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的虚伪面貌。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引了这个故事，用以比喻反动派口谈革命，实际上则是畏惧革命、反对革命。这个比喻是亲切的，有说服力的。此外如孙叔敖、丑女无盐(见《新序》)等故事也都耐人寻味，是魏晋小说的先声。
扬雄(前53-18)，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辞赋家。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他年轻时极好司马相如的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后有人称颂雄文似司马相如，被成帝召入宫庭。他侍从成帝祭祀游猎，作了《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四赋都歌颂汉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又处处仿效司马相如，使辞赋创作走上了模拟因袭的道路。但他的赋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如《羽猎赋》、《长杨赋》都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马并称，说明了在辞赋发展中扬雄还有一定地位。他无心仕进，在成、哀、平三世始终是一个黄门郎，生活比较穷苦。但他不慕荣利，自甘淡泊，埋头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又作《解嘲》一文，指出统治者用刑罚、诗书礼乐、举士制度来束缚士人，而士人只图仕进，依然"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方"。结果是庸夫充斥，奇异之士不见容，"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辞：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步，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因此他采取了"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处世态度。《解嘲》纵横驰说，善为排比，辩锋颇锐利，虽受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
扬雄晚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无补于规谏，又"非法度所存"，这正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指出汉赋的根本弱点，并由此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他看到了诗赋"丽"的特点，但他反对"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失去讽谕的作用，而要求辞赋合于讽谕的正道，即所谓"则"。这样的文学观点在当时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由于《史记》的杰出成就以及它的历史记载截止到汉武帝时代，后来就有不少文人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史岑等皆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班固的父亲班彪有鉴于此，乃采集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著"后传"数十篇。"后传"仍是递续《史记》的，不能独立成书，但它成为班固著《汉书》的重要基础。《汉书》独立成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同样对后代史学和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旧时史汉、班马并称，是有它的一定理由的。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幼年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颇为当时儒者所钦佩。二十三岁，父班彪死，还乡里三年。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私撰《汉书》。五年后，有人上书明帝，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弟班超上书解释，明帝阅读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没有惩罚，反而对他的才能十分赞许，召为兰台令史。过了一年，升为郎，典校秘书，并继续《汉书》的编著工作。经过二十余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一部分"志"、"表"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和马续续成的。章帝时，班固升为玄武司马，与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于白虎观，撰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窦宪得罪后，牵连到班固，入狱死，时年六十一。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十二本纪、人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它叙述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历史。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因此，他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由于他奉旨修书，所以《汉书》虽多半取材于《史记》，却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精神。但班固作为一个历史家，还是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因此，在一些传记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列传》写了宫闱中种种秽行，特别是成帝和昭仪亲手杀死许美人的儿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残忍险毒的本质。在《霍光传》中揭发了外戚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里行间表示了对他们的谴责。在《东方朔传》中抨击了武帝微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扰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汉书》的一些传记中也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龚遂传》中他写了人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因而铤而走险，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那些能体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龚遂、召信臣等都特为表扬，对酷吏则肯定其"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进步一面，斥责其残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东方朔的怀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现了他的爱憎。所有这些都是《汉书》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有不少传记也写得十分成功。《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从那些具体的描写中，充分揭发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现象。《陈万年传》通过陈咸头触屏风的细节，写出了陈万年诌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张禹传》也只通过了张禹自己的行为、生活和谈话，写出了张禹虚伪狡诈、贪财图位的丑恶形象。最著名的是《苏武传》。它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时，表现了苏武始终如一凛然不可犯的严正态度，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李陵动之以情义，诱之以利害，娓娓动听，但苏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言语不多，却字字有力，表示了为国家宁愿肝脑涂地的坚决信念。因此，当苏武说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话时，李陵竟不禁自惭形秽而喟然叹息地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两两对照，形象是异常鲜明的。最后写李陵送苏武返汉也很精采：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又是极其鲜明的对照。虽然这里只写了李陵向苏武表白自己内心悲痛的一段谈话，但其中所流露的重个人恩怨得失而轻国家民族的思想，却更加反衬出苏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
《汉书》的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但作者在取舍之间也费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工夫，不能完全看作钞袭。《汉书》叙事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生动，但简练整饬，详赡严密，有自己的特点。《汉书》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是它为后来文章家爱好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鲜明、突出。
班固又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关中父老犹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作《两都赋》。赋中假设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宫苑的富丽，东都主人则责备他"驰骋乎末流"，转而向他称说今朝的盛事。他先颂扬光武帝的建国，继述明帝修洛邑(东都)，"备制度"，再称田猎、祭祀、朝会、饮宴的盛况，以显示今朝的声威，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马相如，仍旧是西汉大赋的继续，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作者"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幽通赋》仿《楚辞》，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两都赋序》、《汉书》一些传赞和《艺文志?诗赋略》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辞赋源于古诗，要求辞赋应有《诗》的讽谏作用。但由于东汉初期社会还比较稳定，他陶醉于"海内清平，朝廷无事"的歌颂，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汉赋的根本弱点。他不同意扬雄对辞赋的看法，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这就未免夸张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作用。班固还从"润色鸿业"出发，把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的辞赋都说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学的要求和正统儒家一般的文学观点，对东汉辞赋的泛滥文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后世文学亦不小。不过，我们也正从这里看到汉代辞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东汉历史散文除《汉书》外，还出现了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等所谓杂史一类的散文。《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内容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主要是根据《国语》，同时还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它们并不拘泥于历史的故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两书都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其中显然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例如《吴越春秋》所记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渔父、击绵女事，以及伍子胥死后显灵等，都和后世的传奇小说相类似。特别是《吴越春秋》，它集中写了伍子胥奔吴及破楚报仇和勾践发奋图强、灭呈雪耻的两段历史。它虽依傍史籍的记载，又不完全照钞，写出了不少生动曲折的故事，并且注意前因后果、首尾照应，对故事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手法，只不过还以历史面目出现而已。人物性格，如伍子胥的忠直强谏，范蠡的深谋远虑，勾践的忍辱为国，都有很好的表现，其中以伍子胥这个人物写得更为成功，他是贯穿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前半写他奔吴，以客卿身分为吴王阖闾出谋献策，推荐贤士，终于攻破了楚国，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于诸侯，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的才能。但他因自己是不容于楚而来奔，所以处身行事都显得十分谨慎。后半写夫差继立，刚愎自用，伍子胥强谏不从，终于饮恨自杀，吴国也随之灭亡。这时，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份出现的，因而出言激切，无所顾忌。性格、形象都很突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事迹的记叙，为后世有关这一人物的小说、戏曲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第三节 王充的文学批评
东汉一代今文派经学和谶纬之学特盛，占据文坛的仍旧是西汉以来那种歌功颂德的辞赋，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充满着愚妄和迷信。能够首先冲破这个沉闷的时代，并给以深刻有力的批判是东汉初年的王充。
王充(27-101?)，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家以农桑为业，是一个"细族孤门"。曾"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他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著《论衡》八十五篇，是我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里，王充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他自言《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这种鲜明的态度表现了作者反正统思想的战斗精神。从这种精神出发，作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许多篇章如《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自纪》等篇中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大的影响。
王充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他说："夫文人之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佚文》)他要求文人能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教育任务。正是从文章这一实用目的出发，他要求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说："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佚文》)"文"是形式，"意"、"情"都是内容，二者是"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彼此是统一的。但二者的关系他认为是这样的："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生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同上)。内容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而形式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情见乎辞"，所以"文辞美恶"又"足以观才"(《佚文》)。文章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绚烂的文采，才能使读者"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同上)，从而收到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因此，王充虽然反对"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艺增》)的作法，但他并不完全反对夸张。他曾列举了《诗》、《书》、《论语》的实例说明夸张的必要，认为夸张可以"令恍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同上)。这确实说出了文学夸张手法的用意。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章的教育作用，王充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主张用明白易晓的语言写文章。他说："夫文由(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说："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这些主张正是对当时流行的"深复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的批判，也是对当时文坛"尊古卑今"，以古语代今语的崇古风气的批判。作者还从要求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前提出发，讨论了古今语异的原因。他说："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隐闭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同上)这样的看法说明王充分析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眼光，这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
王充要求文章的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是他的反对盲目崇古精神进一步的表现。他认为文章不能千篇一律，每篇文章都应有自己特殊面貌。当别人指责他"文不与前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时，他回答说："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又说："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这种要求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的革新精神，给予那些对所谓古圣先贤"信之入骨"的人以辛辣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
王充进步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的不良倾向，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
东汉还有一些政论文，他们在议论时政、针砭时弊上，继承了贾谊、晁错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就文章而言，它们的结构严密，语言质实，并常常用历史故实和生动的璧喻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量。由于辞赋的影响，这些政论文也有善于铺陈，多用排偶的特点，但文章气势一般不如西汉政论文。
第四节 张衡和东汉的抒情小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生在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其时官僚贵族都崇尚奢侈，宦官专政，政治黑暗；他虽有才能，有抱负，但无法施展。在朝为官时，正直敢言，遭宦官谗毁，心情郁抑，有避害全身、归隐田园的思想。
张衡是东汉著名的赋家，其最著名的赋篇是《二京赋》。这是他早年因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二京赋》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作者并不愿完全抄袭前人，而有意同他们竞赛，务求"出于其上"，因此，他不能不"逐句琢磨，逐节锻炼"，所以他的《二京赋》与班固的《两都赋》虽然都以汉东都和西都为描写对象，但二者相比较，则《二京赋》的铺叙夸张得更加厉害，为了求全求备，它的篇幅就不能不加长，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也正因为如此，在《二京赋》中也描写了不少新东西，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和角觝百戏的演出情况，都十分突出。
《二京赋》另一特点是在叙述中引入议论说理，这在《东京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柝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
这些话并非空论，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生活日益腐化、堕落，社会阶级斗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而发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汉代的辞赋历来是提倡"讽"的，司马相如、扬雄等的赋虽也有讽谕之辞，但由于赋的传统写法，常常是欲讽反谀，很难有"讽"的效果，所谓"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但《二京赋》的规讽和议论是切直的，较为明显的，这是在赋中贯注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的结果。
张衡的赋还有《南都赋》、《应间》、《思玄赋》、《归田赋》等。其《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表现了作者在宦官专权、朝政日非的情况下，退隐田园的乐趣，这种不肯同流合污的精神是可取的。例如下面一段：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魦鰡。......
这里，作者用清新的语言，描写了春日自然景物的美妙，也抒发了自己归田后恬淡安适的心情，情景十分和谐。语言中颇有骈偶成分。所有这些在赋的发展上是一个转机。自张衡以后，东汉抒情小赋不断出现，对魏晋抒情赋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张衡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赋家。他的《四愁诗》以比兴手法写自己"思以道术相服贻于时君，而惧谗不得以通"的苦闷。对后来七言诗形成起重大作用。
东汉和、安以后下至桓、灵之世，外戚或宦官专权，他们都要勾结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以巩固其统治，因而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非常复杂和激烈的斗争。政治极端黑暗，人民灾难深重，一般文士毫无出路。因此，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便更多地创作一些批判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抒情短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和蔡邕的《述行赋》等。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为人狂放不羁，连辟公府皆不就，终身位不过郡吏，是一个名显于当世而不得用的狂狷人物。他的《刺世疾邪赋》表示了作者对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的同情，指斥统治阶级"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的贪婪本性，和他们"舐痔结驷"、"抚拍豪强"的丑行。赋末作者写道：
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亡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感情激烈，态度鲜明，信念坚定，这可以看作当时少数疾恶如仇的"党人"的反抗精神的表现。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少有文名，博学善辞章，并精通音律。"恒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述行赋》就是记叙他这次途中所见，并联想到许多古人古事，其用意是借古刺今，抒发对人民贫困生活的同情和志士仁人被压抑的愤慨：
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以便辟兮，糺忠谏其侵急。怀伊尹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蔡邕确实"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鲁迅语)。灵帝时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因弹劾宦官，被放朔方。遇赦后，不敢回乡里，乃"亡命江河，远迹吴会"，凡十二年。献帝时董卓当权，蔡邕又被迫出仕。董卓被诛，王允认为他有"怀卓"之罪，下狱死。蔡邕生平著作甚多，曾撰"汉史"，未成。散文以碑志最为有名，但多为谀墓之文，少有可取，曾自谓只有《郭有道碑》没有愧色。
祢衡的《鹦鹉赋》也是抒情短赋的名篇。衡字正平，平原般(山东德平人)。他生于汉末军阀混战的年代，"少有才辩"，"气尚刚傲"，不畏强暴，好侮慢权贵，终为黄祖所杀，死时仅二十六岁。《鹦鹉赋》以鹦鹉自况，抒写了才志之士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
感生平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
何焯论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是的，祢衡平日的行为是那样刚强傲慢，但这篇短赋却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多少悲哀和痛苦，东汉末年社会的阴霍可怕由此可以想见。
抒情小赋的出现，进一步突破了赋颂传统，但它毕竟数量不多，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宦官专权无法无天，人们不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赵壹曾说："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在当时，只有少数有胆量、奋不顾身的人才敢于说话。另一方面，由于旧的赋颂传统的影响还很深，像张衡、蔡邕等虽写有抒情小赋，但其大多数赋篇仍旧是模仿司马相如、扬雄的。那时旧的赋颂传统还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汉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以书画辞赋取士，就是明显的例证。抒情赋一直到魏晋，由于旧传统的影响逐渐削弱，才获得进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