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左传》云：“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公羊传》云：“……讥始屡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屡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后儒多解初税亩为初坏井田，似是而实非也。古代之课于田者，皆以其地力所产比例而课之，无论田之井不井皆如是，除此外别无课也。税亩者，除课地力所产外又增一税目以课地之本身——即英语所谓Land Tax。不管有无所产，专以亩为计算单位，有一亩税一亩，故曰屡亩而税。鲁国当时何故行此制，以吾度之，盖前此所课地力产品以供国用者，今地既变为私人食邑，此部分之收入，已为“食”之者所得，食邑愈多，国家收入愈蚀，乃别立屡亩而税之一税源以补之。自“税亩”以后，农民乃由一重负担而变为两重负担，是以《春秋》讥之也。
《春秋·哀十二年》，“用田赋”。后儒或又以为破坏井田之始。井田有无且勿论，藉如彼辈说，宣十五年已破坏矣，又何物再供数十年后之破坏。今置是说，专言“税亩”与“田赋”之区别。赋者，“出车徒供繇役”，即孟子所谓“力役之征”也。初时为本属人的课税，其性质略如汉之“口算”，唐宋以来之“丁役”。哀公时之用田赋，殆将此项课税加征于田亩中，略如清初“一条鞭”之制。此制行而田乃有三重负担矣。此民之所以日困也。
复次，吾侪所甚欲知者，古代商业状况何如？《皋陶谟》有“懋迁有无化居”语。似商业在唐虞时已发达。虽然，吾前已屡言，《虞夏书》为春秋前后人追述，未可遽据为史实。以情理度之，夏禹以前，当为部落共产时代，未必有商业之可言。《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群经中明言商业者，似以此为最古，据此则商周间已颇盛矣。《诗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氓》），“如贾三倍”（《瞻卬》）。皆足为春秋前商业渐展之证。春秋中叶以后，郑商人弦高，出其货品以纾国难。（《左·僖三十三》）郑子产又言其国君与商人世有盟誓。（《左·昭十六》）则商人地位似甚高。孔子称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论语》）。《史记》称“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范蠡治产积居与时逐……三致千金”（《货殖传》），皆春秋末年事，因此吾辈可以大概推定，春秋时商业盖与农业骈进，但各地状况不同。彼地狭人稠之郑国，发达当最早，其余或仍有甚微微者。（《昭十六》传记晋韩起市环于郑商。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据此可推想当时政府对于商人之态度何如。）
于此最当注意者，则货币起原及变迁之迹何如？详言之，则商业何时始由实物交易进为货币交易耶？货币何时始用金属铸造且有一定重量耶？此问题甚重要，因资本制度之发生，其基础在此也。
《系辞传》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孟子》称：“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此所记未知为确指何时之制度，但实物交易之习惯，直至汉时犹甚盛行，则古代更可想。（吾旧著《春秋时货币种类及流通状况考》，曾登载《新民丛报》，今意见变迁甚多，然所搜资料，尚有一部分可用。）古代最初之货币为贝壳，故凡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五贝排贯，名之曰“朋”。《易·爻辞》言“丧贝”，言“十朋之龟”，《诗》言“锡我百朋”，钟鼎文中记“王赐贝”者颇多，间有记所赐之数者，大率五朋十朋。可见贝在古代极为贵重。贝产水滨，可想见最初之货币交易，起于黄河下游入海各地。其后应用渐广，而实贝不给，则有用他物仿制者。近顷在彰德附近之古殷墟发见骨制之贝，人造货币现存者，当以此为最古。其后渐以铜仿制，俗所称蚁鼻钱，即铜贝也。是为金属货币之始，再进则以铜仿制为刀形为农器形。为刀形者，今钱谱家所谓刀币也；为农器形者，彼辈所称“方足布”、“尖足布”等皆是。此物在古代谓之“钱”，不谓之“布”。钱谱家陋耳。（钱谱家动称某种古钱为少昊时代物，为虞夏赎刑所用物，为太公圜法，为周景王大钱，其实皆以意附会耳。古钱流传至今者，恐无战国以前物，兹事吾当著专篇考之，本书非经济史，不能详及也。）《诗》：“庤乃钱镈。”“钱”为小农器，如今之锄或铲，方尖足布即仿其式。此类之货币，皆由实物交易一转手。当人类发明用铜之后，社会最贵重者，即为铜制之刀及农具，常以他种实物如牲畜、谷米、布帛之类与之交换。其后渐用之为价值公准，于是仿其形而缩小之以为代表，则一定重量之金属货币所由起也。刀及钱皆仿缩原物，而上加一环，穿孔以便贯串，用之既久，其工准为社会所公认，则并其刀与钱（农器）之原形而去之，仅留一圆环，其后更将环之内孔易圆为方，使与“外圆内方”之道德观念结合，则后世“制钱”之所由成立也。
后世言圜法者，盛称太公、管子。钱币之兴，滥觞齐境，或不失为一种史实，虽然，吾细读《左传》，觉其时用金属货币之痕迹甚少。间有一二，亦末叶（昭、定、哀时）事耳。因此吾欲假定春秋中叶以前之商业状况，仍以实物交易为原则，吾所以龂龂考证此事者，因货币未通用以前，资本储藏之量，势不能为无制限的扩张，此于经济社会组织之变迁，其所关最巨也。
贷资取息之行为，在春秋时当然已有。但此种行为，似仍以实物借贷行之。齐晏婴述陈氏专齐之政策，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左·昭三》）。谓贷民以粟，而贷出时与收回时所用之斗量异也。使货币已盛行，借贷者必不复为此笨滞之举。晏子与孔子同时，齐又为用币最早之国，而当时状况犹如是，故可假定为终春秋之世，资本制度未能成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