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制度，实人类文化初开时代所不能免。其成立之早晚与消灭之迟速，虽半由环境所决荡，而民族思想根柢亦与有力焉。春秋前奴隶制度之痕迹，见于诸经者甚少。《诗经》似一无可考。《易经》、《书经》有“童仆”、“臣妾”等字，玩文当为奴隶。此外最奇异者，为春秋时楚芈尹无宇之言，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昭十》）其言若可信，则古代阶级可谓极复杂。（《易·旅卦》：“丧其童仆”，“得童仆”，《小畜卦》：“畜臣妾吉”，《书·微子》：“我罔为臣仆”，《费誓》：“臣妾逋逃”。吾所记二经中近于奴隶意义之文字仅此。）虽然，其界限并不严，其地位移易似甚易，“斐豹，隶也，著在丹书”，焚书即可侪于齐民。（《左·襄二十三》）鲍文子，齐之执政也，尝为隶于鲁施氏（《左·定八》），晋贵族“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左·昭三》）。由此观之，所谓臣仆皂隶者，其性质与古代希腊诸国之奴隶及近代美之黑奴、俄之农隶等似有别，盖身分并不如彼等之固定也。（《周官》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等名，似是以敌国俘虏充奴隶。然春秋时似无此恶习，古代有否未敢断。）
我国古代奴隶制度何故不发达耶？其根本盖缘人类平等的理想入人甚深，固无待言，然亦事实上有自然的裁制焉。我国文化发生于大平原，而生计托命于农业。无论在部落时代、封建时代，各国皆以地广人稀为病，竞思徕他国之民以自实。观《孟子·梁惠王》篇、《商君书·徕民》篇等，便知其概。（《梁惠王》篇：“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又，“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徕民》篇：“吾欲徕三晋之民为之，有道乎？”此战国时各国竞欲以人为的政策增加人口之实例。）战国且然，况在前此，民如见虐，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国”（《诗·硕鼠》文）。此当时为政者所甚恐也。噢咻其民，勿使生心，实各国政府保持势力之第一义。政治所以常顾虑人民利益，盖由于此。而民皆以农为业，受一廛为氓，自耕而自食之。此种经济组织之下，自然不适于奴隶之发育，与欧洲古代国家发源于地狭人稠之市府者，本异其撰也。
若夫贵族平民两阶级，在春秋初期以前，盖划然不相逾。百姓与民对举，大夫、士与庶人对举，君子与小人对举，经传中更仆难数，乃至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礼》）等语，似并法律上身分亦不平等。关于此方面真相如何虽未敢确答，要之政权恒在少数贵族之手，则征之《左传》中所记诸国情事，甚为明白。盖封建与宗法两制度实行之结果，必至如是也。（始终未行贵族政治者，惟一秦国耳。）虽然，此局至孔子出生前后，已次第动摇，“陪臣执国命”（《论语》文），各国所在多有，如齐之陈氏，本羁旅之臣，卒专齐政而有齐国。即以孔子论，彼明言“吾少也贱”，尝为委吏乘田，盖“庶人在官者”之流亚耳，然其后固又为鲁司寇参大政。然则政权并非由某种固定阶级永远垄断，在春秋中叶已然。
贵族政治之完全消灭，在春秋以后。其促成之者，孔墨诸哲学说与有力焉。说详次篇，兹不先述，然而环境之孕育此变化，实匪伊朝夕。其主要原因，则在智识之散布下逮。封建初期，政治教育与政治经验皆少数贵族所专有，一般平民，既无了解政治之能力，复无参加政治之欲望。及其末期，则平民之量日增，而其质亦渐变。第一，小宗五世则迁，迁后便与平民等，故平民中含有公族血统者日益加多。第二，当时贵族平民互相通婚，故实际上两阶级界限颇难严辨。（周襄王以阳樊赐晋文公，阳樊人不服，晋围之，仓葛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左·僖二十六》）此外互婚之迹，传中可考尚多。）第三，各国因政变之结果，贵族降为平民者甚多，例如前文所举“栾、郤、胥、原，降在皂隶”。第四，外国移住民，多贵族之裔。例如孔子之祖孔父在宋为贵族，而孔子在鲁为平民。此等新平民，其数量加增之速率，远过于贵族，而其智识亦不在贵族之下。此贵族政治不能永久维持之最大原因也。
贵、平两级之混合，在用语变迁上最能表明之，古者贵族称百姓，贱族称民，两语区别甚严。其后则渐用于同一意义，而大率以民字为其代表，古者君子小人，为身分上对待语。君子指贵族，含有“少主人”的意味。小人盖谓人中之低微者。（《周语·富辰》曰：“百姓兆民”，韦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书·尧典》：“平章百姓”，郑注：“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此百姓之正训，指贵族也。《书·吕刑》：“苗民勿用灵。”郑注：“苗族三生凶恶，故谓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此民字之正训，指异族或卑族也。《左·僖十五》：“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僖二十六》：“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君子指士大夫，小人指一般平民。经传中类此者甚多）。其后意义全变，两语区别，不以阶级的身分为标准，而以道德的品格为标准。凡此皆平民阶级扩大且向上之结果，致固有之阶级观念，渐次澌灭，而万人平等的民本观念乃起而代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