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本书采用专题的形式，分门别类地讲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技创造、工艺成就、衣食住行、日用器具诸方面内容，主要目的是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增进读者对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了解。本书的专题包括了中国哲学史、文学史、通史所不能容纳或语焉不详的内容。它所提供的知识，连接多种学科，左右逢源，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所必须研究的问题。各专题均由该领域专家撰稿，内容可自成体系，并充分吸收近年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发现，力求反映学术前沿。

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著作，陈垣著。原名《元典章校补释例》，1932年发表于《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1934年收入《励耘书屋丛刻》。1959年出版时改今名。陈氏用元本和诸本校补沈刻《元典章》，发现一万二千余错误，在此基础上，总结校勘的经验和方法，撰成此书。它所总结的校勘经验和方法不仅对《元典章》适用，而且对元代诸书和其他诸史都有参考价值，具有方法上的一般性和普遍适用性。全书分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元代名物误例、校例六卷。作者分析史书中产生讹误的类型和产生讹误的原因，认为校勘时应注意最容易产生的错误，如误连、脱字、衍字等，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来作校勘工作，用大量笔墨分析因不谙元代用字、简笔字、译音用字、语法、用语、年号、帝号、庙号、部族、地名、人名、物名、专名、制度等而产生的讹误。特别重要的是作者从理论上总结了校勘的四种方法，一是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是法只校异同，不校是非，是校勘的首选方法；二是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摘其异同，知其谬误；三为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四是理校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用此法，但用此法须具通识，它最高妙，但又极危险。此外，作者一再强调，校勘时应谨慎仔细，不要轻易改动原文，以免产生新的错误。

1923年写成。考察了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盛衰的演变过程：摩尼教由波斯人“Mani”创设于公元3世纪上半叶，杂糅火祆、基督、佛教而成，唐武则天时始通中国。“天宝以前，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波斯、吐火罗。至德以后，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回鹘。”一时传布广远，遍及大江南北。唐武宗后遭禁，渐趋式微，北宋时依附于道教，南宋时复盛，元明时仍有活动，及至明清，摩尼教演变为秘密教派，屡遭律禁，逐渐绝迹。

1922年4月撰。分十二章。火祆教是唐时较有影响的西来宗教之一，本文考证火祆教起源于波斯“弃黑暗而趋光明”的拜火教，北朝时初传中国，称“天神”、“胡天神”、“火神”，至唐初缩写“天神”二字始创“祆”字，故有火祆教之名。文章揭示了唐代尊崇火祆教，多设火祆祠的原因，并非本心，而是出于怀柔西域的策略。唐宋以来，学者对于唐朝之大秦景教、摩尼教与火祆教往往不能辨别，混为一谈。陈垣指出：火祆与景教、摩尼的明显不同在于火祆教不传教、不译经，教民只有胡人，教场名火祆祠，或曰庙；而景教、摩尼均有传经举动，且翻译经典，教民既有外国人，亦有中国人，教场称寺。

叶广度著《中国庭园记》，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归来，刊布于1932年底。作为一部首次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他并未按中国庭园演进的轨迹论述，也并非立意为世人提供营造现代庭园的图文范本，缘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士绅的庭院、别墅对“国民”的意义。在更为宏阔的境地，试图为中国的庭园美学得出其简约规范，亦即可广为人知的通俗建筑学的意匠标准。写有“孤亭天地大，陇上一声钟”妙句的叶先生，写下的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虽是学术之作，读来却古意森森，满纸烟霞。他最简约地概括出中国庭院美学的十字规范：清淡、优雅、静秀、冷逸、超洁，真是精当之至。但八十年来其人其书却少有人知，惜哉！

胡哲敷著。台北中华书局 1961年出版。4篇、11章。该书从治学的意义与范围、曾 氏的气度与学风、修养的旨趣、精神的修养、治事的精 神、治家、治军、治吏、读书方法等几个方面对曾氏的思 想进行评述，名为治学方法，实则重点论述其治事作用的 要旨所在，学术价值不很突出。这是一部民国人对曾国藩的解读，曾国藩女儿曾纪芬推崇备至，亲自作序推荐。它堪称一部精神的冶炼志，有关人生的各个方面，居官、同僚、子女、养生、读书、观人、器量、骄奢、淡泊、挫辱、坚忍，自省、笃实……在民国史家凝重的笔触下，对一个普通读书人变成巍峨君子的精神冶炼历程，给与了淋漓尽致的、有震撼力的叙述。

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潘天寿著。潘天寿(1898～1971)，浙江宁海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中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在世界美术史上形成了最为繁盛而特具风格的绘画体系。但以科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阐述我国传统绘画发展的历史，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作者于1926年以《佩文斋书画谱》及日本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为基础，辅以《美术丛书》诸书，编译成《中国绘画史》。作者晚年曾谈到，当时编这本书，只是“学习绘画史，而不是写绘画史。”然而，通过此书表达了一个信念:“艺术的世界，是广大而无所界限的，所以凡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在世界的资格。” 《中国绘画史》共分4编，依次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本书从“绘画起源与成立”开始一直到“清代的绘画艺术”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书史实准确、取材精审，尽量避免了材料的简单罗列，对于读者较为系统地了解中国绘画史是有裨益的。 《中国绘画史》192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8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版。

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各文明类型之共性，也要探求各地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之差异点及其原因。同时由上古推中古，由中古推近古，由近古推现在，由现在推将来。 产生于千年之前的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替身。但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之出现于中国，则迟至20世纪20年代。 中国是旧大陆四大文明中心之一，这使得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本书共计五章，附录一篇，各方叙述均有，目为考古学可，目为考古史可，目为考古评论亦可，目有考古成绩的总叙述，更无不可。

戈公振著。写成于1926年6月，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绪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6章。叙述了从古代邸报迄1926年初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其报界现状一章，对报馆组织、广告、发行、印刷、附刊与小报、华侨报纸、通讯社、报业教育、新闻团体、报纸法律……等17个方面，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书中附有大量原始材料和报刊插图多幅，对外报的文化侵略，对清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压制政策，进行了鞭挞。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重视，影响久远。解放前共出4版，日本人小野保曾译为日文，改名为《支那新闻学史》，1943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55年3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由戈宝权撰《前言》，附录《英京读书记》。香港太平洋书店于1964年翻印;台北的台湾学生书店也曾影印，至1982年计出4版。中国新闻出版社，于1985年11月再印，戈宝权撰《谈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附录杨瑾琤、宁树藩、方汉奇、王凤超的《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

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以作者1925～1926年在沪江大学任课的讲义为基础，1934年4月该书由世界书局初版，12月再版。著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要可分为三派。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是北派;羌、藏、苗、越、濮是南派;汉族处在中间，不断向南北两派逐渐交流与融合。该书将中国民族分为十二族，分章叙述了12个民族的源流及支派，对于各族的文化，叙述较为详细，读者可以了解我国多民族发展的概况。

祝嘉著，1941年写成，后于1947年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全书共分十四章，上自唐虞以前，下至晚清末年。史料翔实，搜罗详尽，不但有“史”之特征，而且具备通史的结构体系，是中国书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文以汉为高，后世未有能胜汉者，以其学汉也；诗以唐为高，后世未有能胜唐者，以其学唐也；词以来为高，后世未有能胜宋者，以其学宋也；曲以元为高，后世来有能胜元者，以其学元也。故事以至于至善，非大变无以争胜，书学何独不然？周之大篆，秦之小篆，汉之隶，晋之行草，宋齐梁陈隋之楷法，已臻极轨，不能再进，后人从而师之，且转相师，又何怪乎江河日下也？读史以资鉴戒，余以为研究书学之史亦然，学者当取法乎上，勿随流俗转移也。

詹鍈著，1979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这是一部深入剖析唐诗魅力与内涵的佳作。詹锳先生在唐诗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为本书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书全面涵盖了唐诗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初唐四杰引领诗风转变，打破齐梁遗风的束缚，到盛唐时期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展现出唐诗的巅峰气象；再到中唐韩孟诗派的奇崛险怪、元白诗派的通俗易懂，以及晚唐李商隐、杜牧等诗人在乱世中对诗歌艺术的坚守与创新，书中都有细致入微的阐述。

作者陆侃如、牟世金。该书内容丰富且条理清晰。开篇回溯刘勰所处时代之前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使读者明晰刘勰理论诞生的土壤。随后详细介绍刘勰生平、著述及其思想渊源，为理解《文心雕龙》奠定基础。书中对《文心雕龙》的剖析细致入微，文体论部分，精准阐释各类文体的特征与规范；批评论明确文学批评的标准与原理，并对诸多作家作品展开分析。创作论更是精华所在，深入探讨神思、体性、风骨等文学创作关键问题，将《文心雕龙》中抽象的文学理论具象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让读者能轻松领会其精髓。

文论著作。近代刘师培著。原载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1905年2月23日至11月16日)《国粹学报》(上海)第1期至10期，正文前有作者《自序》。一卷。共二十四则。所论诗文上自先秦，下迄清末，涉及各种文体。其论力主“文笔说”，推崇骈文，与桐城派主张迥异。所论作家按《汉书·艺文志》所列先秦诸子的“九流十家”分类，如论魏晋南北朝诸家时即指曹植诗温柔敦厚近于儒家，陶渊明诗澹雅冲泊近于道家，谢灵运诗琢磨研炼近于名家，左思诗雄健英奇近于纵横家。论唐宋诗时称李白为纵横家之诗，杜甫为儒家之诗，孟浩然、苏轼为道家之诗，王维、储光羲为农家之诗，黄庭坚为法家之诗。以时代论，则谓西汉文多阴阳家言，汉魏文多法家言，六朝文多道家言，隋唐文多小说家言，宋代文多儒家言，明末文多纵横家言，清代文多名家言。所论虽有牵强之处，却也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他如判明文学著作与实用文字之区别，倡导“文言合一”，以为文学是进化的等论述都有积极意义。然亦有门径狭窄，过于趋尚古奥之弊。原载1905年《国粹学报》，1928年印行单行本，1934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将其与《中古文学史》合为一书标点出版，1962年又将其收为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种。

刘师培著。这是“隐法《雕龙》”而写的。全文除“序”外，分《析字》、《记事》、《和声》、《耀采》、《宗骚》等篇。作者认为:“皇古学术， 溯源史官，记动记言、实惟史职；是记事之文，起原至古。”记事之文应重事实，“文以记事，故事外无文；若词涉不经，言等子虚。”(《记事》)在谈到文的起源时说:“上古未有文字，先有语言”、“言出于口，声音以成，是为有韵之文”，所以“古文之文， 以音为主”(《和声》)，韵文是最早的文。作者基于这样的观点，认为“骈文之一体， 实为文类之正宗”。接着列举《三都》、文饶《会昌》、刘琨《劝进》、 中郎《太邱》等等文章为赋体、制敕、书表、碑志、序文、游记、论体、颂铭箴赞、檄文、 祭文等等各类文体之正宗(《耀采》)。作者认为文体是随时代而变迁的，文学创作应该重视文采。他崇尚六朝骈文，赞赏骚体，认为“《楚词》之书，其用尤广；上承风诗之体， 下开词赋之先”(《宗骚》)。他主张划清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实用文字的界限。这些见解，对发展文学创作是有益的。

河豚的滋味为何值得“拼死一吃”？ 宋朝大受欢迎的厨娘究竟有何巧思？ 名目众多的宫廷御膳竟不如民间一碟炒肉丝？ …… 既爱吃又懂吃的高阳化身美食家，通过亲自品尝、亲身实践，多方考据，旁征博引，对流传已久的珍馐美馔与背后的历史文化、掌故趣闻加以点评。 跟随高阳的文字，赴一场美食与文化的饕餮盛宴。高阳擅长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本书是高阳穷毕生钻研的无比珍贵心得，引经据典畅谈五千年华夏饮食文化的结晶，不但有众多美味口颊留香，他还杂糅了历史的佚闻逸事，读来真是酣畅淋漓。

本书的基础是夏衍于1958年上半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讲课时的讲稿，1959年出版时作了润色和补充。全书分10个部分:①前言;②电影的“第一本”;③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④人物出场;⑤结构;⑥脉络和“针线”;⑦蒙太奇;⑧对话;⑨艺术性，技巧;⑩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作者在“前言”中就申明自己把电影看成是“面向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的综合艺术，全书的内容便是以此为前提，围绕电影剧作怎样为创作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服务而展开的。作者在阐述具体创作问题时，以两方面的艺术成就为范例(中国古典民族艺术和苏联电影)，同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着重强调了电影剧作的民族特点、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力的高度统一。作者用了较多篇幅来讨论电影剧作的结构问题(“结构”、“脉络和‘针线’”、“蒙太奇”等部分)，对分段落、分场次、衔接、蒙太奇的理论内容及民族化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针对当时中国电影中对话有失简洁、不真实、不生动、与人物性格不符等弱点，作者援引古今中外的实例加以论述，并告诫说:“对话是电影剧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话写得好或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影片的艺术质量和效果，勿以小技而忽之”。本书由于历史年代造成的局限，某些观点和阐述已显得片面和陈旧，但对电影创作基本原则的论述和个人经验的介绍仍十分有助于电影剧作初学者创作水平的提高。正如欧阳予倩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 “这是理论，但这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常识，但他把有关编剧的一些道理阐明得非常透彻而扼要。”本书于1980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再版，增添了一篇《琐谈改编》。

作者以其“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涉足欧美等国的近代历史，讲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路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以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社会转型为中心，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方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过程。书中侧重分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将资本主义综合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白寿彝著，本书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爬梳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宏的视野和渊博的常识。书中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作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来说，既是入门之书，又是指导之书，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

中国舞蹈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作，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作品从彩陶盆上的原始舞蹈谈起，系统地论及秦汉及南北朝时期的舞蹈，尤其着重唐宋时期以及近代各种舞蹈种类和形式，是对中国古代地方舞蹈和民族舞蹈的回顾和总结。本书分为二十四章，各章之间既相对独立又自成系统，对中国舞蹈的发展作了细致地梳理。作品以时间为主线，从原始古代以至近代，每一时代专文重点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着重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突出了舞蹈发展的时间性，并从舞蹈美学的物质基础、本质灵魂、表演手法等方面论述了舞蹈艺术的审美特质。

四卷。清阮元(1764—1849)撰。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主编《经籍纂诂》、校刻 《十三经注疏》、汇刻 《皇清经解》等。撰有《研经室集》等。定香亭，是作者在杭州学使署西园荷池中小序，用陆游诗句“风定池莲自在香”之意命名。据阮元自谓，随笔疏记近事遂成此书，书中记录其本人及他人诗文作品颇多。所录诗文作品与说明文字紧密结合，言一事即有相关之诗文附列于后。全书各卷内容分别有所侧重，卷一、卷二多记当时诗坛情况，介绍诗人，存录作品，可资参考。另外还记述阮元自己在浙江各地试诗、试赋、试词诸事。卷三重点记叙作者游览浙江名胜途中纪游和交往唱酬之作。卷四记载作者校勘、编纂经籍诗文的情况，同时谈及书法、石刻等。《定香亭笔谈》反映阮元重家学，尊儒教的思想，他论赋崇“六朝真意”，言诗标举 “唐人风范”，提倡典雅可诵之作。《定香亭笔谈》有嘉庆五年 (1800) 文选楼刊本、《文选楼丛书》本及 《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四卷。杂著。清阮元撰。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志人，揅经老人，江苏仪征人。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卒谥文达。此书为作者游记性质的杂记，以“小沧浪”为名是因作者曾游大明湖小沧浪亭的原因。作者自序云：“作居山左二年，发泰山，观渤海，主祭阙里，又得佳士百余人，录金石千余本，朋辈触泳，亦颇尽湖山之胜……回念此二年所历之境…且随笔疏记之”。本编主要记作者的游历之事、朋辈所做诗词、金石方面及作者的考证等内容。此书和作者另著《定香亭笔谈》相类，金石文字虽杂于书中，但以搜罗宏富、载录详明著称。书前有作者嘉庆三年(1798年)所作《小沧浪笔谈序》一篇。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齐如山回忆录：清末的教育改革》中，齐先生从自己的家世说起，回忆了自己幼时的求学之路。作者从小受教育的过程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经历。读者从本书中可以大致窥探到清朝末年教育制度发展变革的整体脉络。 故都旧事追怀故都往事，细述风物兴衰，从风俗人情、饮馔游艺，到典章制度，无不亲历周访，一一考证，文字鲜活，将我们带回充满情韵和淳风的老北京城，其中感慨物事变迁零落之情怀更令人可感。戏剧生涯倾大半生心力钻研、改良国剧，五十年如一日，广罗众说，细究探寻，亲访京剧伶优四千余人，将世人眼中之“小道”终提升为“高尚优美的艺术”。回忆与梅兰芳的过从交往，并以中华文艺复兴为宗旨，与梅合力将国剧带到世界，堪称一代宗师。乱世记史时逢乱世，国运不张，亲历北洋兵变、国民革命、日占北平等重大历史事件，以个人史见家国史，为后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台湾忆往晚年居于台湾，殚精著述，整理国剧，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于记述中留下对中国传统精神的绵绵追怀。

《中国文学评论》收录了李健吾先生从事创作以来，对中国文学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选取自1949年以前，按创作或发表时间排序，尽量保持了作品原貌。书中评论的对象广泛，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以及众多知名与不知名的作家作品。李健吾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敏锐的批评洞察力，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精彩点评。《中国文学评论》不仅展示了李健吾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卓越才华和独特风格，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启示。它既是文学爱好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窗口，也是文学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参考。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领略到李健吾先生深邃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批评眼光，也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面向青年讲授怎样求学，怎样读书，怎样生活，怎样谋职，以及关于健康、婚姻的种种问题，共十九章，丰富多彩。撰著人王云五，一个几乎未受过正规教育而成了胡适的老师、孙中山秘书的人，成了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四十年之久的人，成了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化有杰出贡献的学问家、发明家。他将自己“怎样读书”、“如何读书”的经验，在《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详尽实用，一一道来。每一章都让人感到可亲、可信。它对希望成为有用人才的青年，特别是对走出了学校围墙都还需要充电的年轻人，的确具有学习方面的指导作用。无论你是在校求学，还是已经走出校园又想继续充电的年轻人，《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都具有学习方面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