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至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诸儒，以为应复其旧。朱子《本义》所据者，祖谦本也。
明初，《程传》、《朱义》并用，而以世次先程后朱，故修《大全》书，破析《本义》而从《程传》之序。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
二、诸易所论易书作述传授，以及易理之奥，易义之纲，学者读易之方，说者同异之概，皆后学所宜先知也。《大全》有纲领一篇，止存程朱之说。今案周子、张子、邵子，皆于易理精邃，虽无说经全书，而大义微言，往往独得。又历代诸儒叙述源流，讲论指趣，其说皆不可废，并以世次义类，叙为三篇，不独与程朱之言，互相发明，亦以见程朱之书，有源有委。合古今以为公，非夫师心立异者比也。
三、易辞有义例，据夫子《彖传》《象传》求之，皆可推见。自王氏《略例》以后，诸儒皆有发明而未详备，今稍为之胪列分析，示学者观象玩辞之要，盖全经之大凡，故与纲领并叙卷首。
四、《大全》书所采诸家之说，惟宋元为多。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列《朱义》于前者，易之本义，朱子独得也。《程传》次之者，易之义理。程子为详也。二子实继四圣而有作，故以其书系经后。其余汉晋唐宋元明诸儒，所得有浅深，所言有粹驳，并采其有益于经者，又系朱程之后；其或所言与朱程判然不合，而亦可以备一说广多闻者，别标为附录以终之，稽异阙疑，用俟后之君子，是亦朱子之志也。
五、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束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弼所得者，乃老庄之理，不尽合于圣人之道，故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今案溺于象数，而支离无根者，固可弃矣。
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非它书专言义理者比也。但自焦赣、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至康节邵子，其学有传，所发明图卦蓍策，皆易学之本根，岂可例以象数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与程子井称。《本义》之作，实参程邵两家以成书也。后之学者，言理义、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近代解经者，犹多拾术数之绪余，以矜其奇僻，而不知其非数之真也。陈事理之糟粕，而入于迂浅，而不知其失理之妙也。凡若此者，皆删不剥，以还洁静精微之旧焉。
六、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然程子所说，皆修齐治平之道，平易精实，有补学者。朱子亦谓所作《本义》简略，以义理《程传》既 七、《启蒙》为朱子成书，与《本义》相表里。今《大全》中所载图说数条，乃作《本义》时，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卦变一图，则又因《本义》卦下有以卦变为说者，故作此以明之，与占筮卦变异法，总不若《启蒙》之详备也。《大全》以图说为主，而采《启蒙》以附其下，且又但采其“本图书”、“原卦画”二篇，至“明蓍策”、“考变占”二篇，则文既不录，图亦不载，但以筮时仪节，及不同法之卦变当之，使学者不见朱子极论象数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启蒙》全编，具载书后，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后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为摹画分析，敷畅厥旨，附于《启蒙》之后，目曰《〈启蒙〉附论》。
八、夫子十翼以《序卦》、《杂卦》终编，其次第微密，错杂成章，诸儒置而不讲已久。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始知圣意微妙，圣言精深，引而不发，如众曜之罗列，七纬之交错，参差凌乱。有待于仰观推步者之能求其故也。故为《序卦》、《杂卦》明义，次于《〈启蒙〉附论》之后而终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