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按］醫道之不明也，皆由於講方而不窮經之故。《神農本草經》明藥性也，未嘗有配合之方。《靈樞》、《素問》明造化陰陽之理，原其得病之由，除雞矢醴、半夏秫米湯等方外無方。《難經》八十一章，闡明《內經》之旨，以補《內經》所未言，亦無方。至漢．張仲景得商．伊聖《湯液經》，著《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專取伊聖之方，而立三百九十七法，法以方而行，方以法而定，開千百年之法眼，不可專謂為方。仲景後此道漸晦，至唐賴有孫思邈，起而明之，著《千金方》，其方俱從《傷寒論》套出，又將《傷寒論》一一備載不遺。惜其字句不無增減，章節不無移易，又不能闡發其奧蘊，徒汲汲於論中各方，臨摹脫換，以求新異，且續刻《千金翼》以養性補益各立一門，遂致後醫以補脾補腎、脾腎雙補、補氣補血、氣血兩補、溫補涼補、不溫不涼之平補等方迎合於富貴之門，鄙陋之習由此漸開，究非《千金方》之過，不善讀《千金方》之過也。後學若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千金》書何嘗非仲景書之翼也耶。《千金》私淑仲景，時有羹墻之見，其方托言龍宮秘方，蓋以仲景居臥龍岡，其《傷寒》、《金匱》方即為龍宮方，老生恆談神明瘁鬼神來告，豈其真為神授哉？家嚴少孤，家徒四壁，半治舉子業，半事刀圭家，日見各醫競尚唐宋各匯方，金元劉、張、朱、李四大家，以及王宇泰、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輩，濫收各方而為書，是有方之書得，而無方之書遂廢，心甚憫之，每欲以家藏各方書付之祖龍，而於無方之《本經》、《內經》、《難經》之祖述伊聖之經方，仲景書寢食數十年弗倦，自《千金》以下無譏焉。壬子登賢書後，寓都門，適伊雲林先生患中風證，不省人事，手足偏廢，湯米不入者十餘日，都門名醫咸云不治，家嚴以二大劑起之，名噪一時，就診者門外無虛。輒後因某當事，強令館於其家，辭弗就，拂其意。癸丑秋托病而歸，後出宰畿輔，恐以醫名蹈癸丑歲之前轍，遂絕口不談，猶私自著書，嘗語蔚曰：「三不朽事，立言居其一，詩文詞賦不與焉。有人於此，若能明仲景之道，不為異端末學所亂，民不夭扎，其功德且及於天下後世也。」前刻《公餘醫錄》等書，皆在保陽官舍而成，而《傷寒論》、《金匱要略淺註》二書，稿凡三易，自喜其深入顯出，自王叔和編次，成無己註釋後，若存若沒，千有餘年，至今日方得其真諦，與時俗流傳之醫書大有分別。所苦者，方中分兩輕重、煮漬先後、分服頓服、溫服少冷服等法，毫釐間大有千里之判，不得從俗本，編為歌括，以便記誦。命蔚於歌括後各有擬註，親筆改易，其於蔚之千慮一得處，則圈之又圈，點之又點，意欲大聲急呼，喚醒千百醫生，靡靡欲悟中，忽然警覺而後快。至於《金匱》方，又命弟元犀韻之，蔚則仿建安許氏《內臺方議》體，為之逐條立議焉。蓋以高年之心，不堪多用，蔚與弟元犀不過效有事服勞之道，非敢輕動筆墨也云爾。時嘉慶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冬至後五日也，男蔚謹識。
蔚再按：以上擬註及附識一條，皆家嚴親筆圈點，蔚謹遵而不敢違，付刻後每欲於註中說未了者，續出數條，庶無剩義，因閱時賢徐靈胎醫書六種，其首卷有論六條，頗見曉暢，蔚可以不必再續也。今附錄於後，以公同好。
方藥離合論
論共六首，俱徐靈胎著。靈胎名大椿，江蘇吳江人也。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為之制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於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於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於殺人而已矣。至於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茲不復贅云。
古方加減論
古人制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發，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沉錮難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證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有方之內，因其現證之異而為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有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為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為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加桂湯，則以又藥之輕重為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異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減飴糖湯，而為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之方中一二味，而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即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豬苓、澤瀉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呼！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為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證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證，自然不悖於古人之法，而所授必有神效。
［補曰］仲景凡以某方為主者，皆有加減出入，世謂經方不可加減，皆讀書未化之故，須知仲景亦常有加減之方，明明示人加減之法，要在會通其理，然後可議加減。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治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真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為問難，註明主治之證，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啟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所謂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為宗枝正脈耳。既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於宋人，並不知藥，其方亦板實浮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逞私見。迨乎前明，蹈襲元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制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為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為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之論古方者，皆以古方分兩太重為疑，以為古人氣體厚，故用藥宜重，不知此乃不考古而為此無稽之談也。古時升斗權衡，歷代各有異同，而三代至漢，較之今日，得十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乃傷寒大劑也，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二八不過一兩六錢為一劑，分作三服，則一服藥不過今之五錢三分零。他方間有藥品多而加重者，亦不過倍之而已。今人用藥必數品，各一二錢或三四錢，則反用三兩外矣。更有無知妄人，用四五兩作一劑。近人更有用熟地八兩為一劑者，尤屬不倫。用丸散亦然，如古方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二十丸，今不過四五分。若今人之服丸藥，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不等矣。末藥只用方寸匕，不過今之六七分，今亦服三四錢矣。古人之用藥分量，未嘗重於今日，《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釜。」註：六斗四升曰釜，四釜共二石五斗六升，為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而謬說相傳方劑日重，即此一端而荒唐若此，況其深微者乎。蓋既不能深思考古，又無名師傳授，無怪乎每舉必成笑談也。
煎藥法論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失其調度，尚能損人，況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於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同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煮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飲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煎藥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蕩。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益。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尚能依法為之，其粗魯貧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況病家乎。
服藥法論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之劑，欲驅風寒出之於外，必熱服而暖覆其體，令藥氣行於營衛，熱氣周遍，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僅寂然安臥，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營衛反為風藥所傷矣。通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於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氣鼓動，推其垢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物相亂，則氣性不專，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饑，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丸，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裏治法各有所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有得於心也。
［補曰］以上各條，於仲景書頗有發明，故特採入，以為讀是書者之一助。
考古
錢天來云：「漢之一兩，即今之二錢七分也。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汪苓友云：「古云銖者，六銖為一分，即二錢半，二十四銖為一兩也。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盞也。古方全料謂之一劑，三分之一謂之一服。凡用古方，先照原劑，按今之馬子，折實若干重。古方載三服者，只取三分之一，遵法煎服。載兩服者，宜分兩次服之，頓服者，取一劑而盡服之，只要按今之馬子折之。至大棗、烏梅之類，仍照古方枚數，以馬子有古今之不同，而果枚古今無異也。」程扶生云：「古以二十四銖為一兩，一兩分為四分，去聲。六銖為一分，計二錢五分，則所謂十八銖者，蓋三分之重，古之七錢半也。然以古今量度及鉅黍考之，以一千二百黍之重，實於黃鐘之龠，得古之半兩，今之三錢也。合兩龠為合，得古之一兩，今之六錢也。十銖為一千黍之重，今之二錢半也。一銖為百黍之重，今之二分半也。或又謂古今量度，惟漢最小，漢之一兩，惟有今之三錢半強，故《千金》《本草》以古三兩為今一兩，古三升為今一升。然世有古今，時有冬春，地有南北，人有強弱，大約古用一兩，今用一錢足矣，宜活法通變，不必膠柱而鼓瑟，則為善法仲景者矣。」愚按諸說頗有異同，大抵古之一兩，今折為三錢，不泥於古而亦不離於古也。
勸讀十則
凡積重難反之勢，驟奪其所好，世所驚疑，今且淺而商之。明藥性始於《神農本經》，論病情始於《靈樞》、《素問》，以藥治病始於伊尹《湯液》。迨漢仲景出，集尹聖及上古相傳之經方，著《傷寒論》及《金匱玉函經》二書，《外臺》謂又有《小品》一書，今失傳方諸舉業家與四子書無異，而猶有疑之者，豈四子之書亦不可讀乎。則以讀仲師書為第一勸。
仲師書文義古奧難讀，即劉、張、朱、李四家，明時以張長沙與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為四家，此李士材之誤也。張石頑云：「張是張子和，當知相沿之誤。」雖尊仲聖之名，鮮有發揮。更有庸妄者，顛倒是非，謂仲師專工於傷寒，其桂枝、麻黃只行於西北，宜於冬月，以芎、蘇、羌、獨、荊、防等劑，為感冒切用之品，以補中、歸脾、八珍、六味等方，為雜病平穩之方。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熱為陰虛，多寒為陽虛，自誇為挈領提綱之道，究竟偽術相師，能愈一大病乎？夜氣猶存，舉生平所治之證，悉心自問，當亦知所變計也。則以知過必改為第二勸。
經方效如桴鼓，非若後世以地黃補陰，以人參補陽，以香砂調氣，以歸、芎調血，籠統浮泛，待病氣衰而自愈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臥。」《傷寒論》云：「一服愈，不必盡劑。」可知古人用藥，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劑一二劑之間。後世如薛立齋《醫按》云：「服三十餘劑及百劑效。」李士材云：「備參五斤，期於三月奏效。」此豈果服藥之效哉，乃病氣衰而自愈。若輩貪天之功而為己力也。余閱其案，深憫病人之困於藥甚於桎梏也。則以經方之療效神速，為第三勸。
《傷寒論》一百一十三方，以「存津液」三字為主。試看桂枝湯和平解肌，無一非養液之品，即麻黃湯輕清走表，不加薑之辛熱，棗之甘壅，從外治，外不傷榮氣亦是養液之意。故統制一劑，分為三服，不必盡劑可愈，愈後亦無他病。近醫芎、蘇、羌、獨、荊、防、蒼、芷，苦燥辛烈，大傷陰氣，最陋，是吾閩習氣，謂二陳湯為發汗平穩之劑，方中如陳皮之耗氣，半夏之耗液性澀，如血出不止，以此藥生搗敷之則止，止血即止汗之驗。茯苓滲利太早致邪陷入少陰皆所以涸其汗原。此二字，余切究十年方悟。留邪生熱，以致變成煩躁大渴、譫語神昏等證，所謂庸醫誤人者此也。至於《金匱》一百四十三方，大旨是「調以甘藥」四字，後世之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及四物、八珍、十全、歸脾、逍遙等劑，頗得甘調之意，而偏駁不馴，板實不靈，又不可不知。則明經方之有利無害，為第四勸。
仲師為醫中之聖人，非至愚孰敢侮聖。所疑者其方也，方中無見證治證之品，且銖量升斗畏其大劑，不敢輕試。不知本草亂於宋元諸家，而極於明之李時珍。能讀本經，洞達藥性者，自知其三四味中備極神妙。況古人升斗權衡，三代至漢，較之今日，僅十之三，每劑分三服，一服亦不過七八錢與兩零而已，較之時方之重者乃更輕，今以古今之馬子折算，又為之淺淺解釋，俾知經方，道本中庸，人與知能，為第五勸。
先入為主，人之通患也，桂枝湯、小柴胡湯，無論傷寒雜病、陽經陰經，凡榮衛不和者，得桂枝而如神，邪氣不能從樞而外轉者，得柴胡而如神。今人惑於《活人》春夏忌桂枝之說，又惑於前醫邪在太陽誤用柴胡，反致引入少陽之說，及李時珍虛人不可多用，張岳景制五柴飲列於散陣，遂致應用不用，誤人無算。而不知二藥神農列之上品，久服可以卻病延年。今之信各家而不信神農，誠可怪也。閩醫習見余用桂枝湯萬一無失，此數年來，自三錢亦至用八九錢而效者，咸知頌予創始之德。至於柴胡不過四錢而止，而浙省、江蘇每用必以龜血拌蒸，最多不過二錢，皆先入之說誤之也。不知長沙方柴胡用至八兩，取其性醇，不妨多服，功緩必須重用也。《本經崇原》云：「柴胡出於銀州者佳。今市中另有一種柴胡，不知何草之根，害人不淺。」推之細辛、五味，用不過一錢，大棗不過二枚，生薑不過二片，種種陋習，皆違經旨，吾願同事者，先迸去市中徇人惡習，而以愈達愈上，為第六勸。
起死回生，醫之道也，如醫家束手，病家待斃，察其為雜法所誤，先與病家說明，璧其方資，愈不受謝，照仲師法四逆、白通以回陽，承氣、白虎以存陰，助其樞轉，運其針機，臟腑調和，統歸胃氣，危急拯救，不靠人參。此一句為病家之腦後下一針也。經方無用參為救急法，惟霍亂有理中丸湯方，然汗厥脈微欲絕，以通脈四逆加豬膽湯為主，又無取乎人參，第不可與讀薛氏、景岳等書人說也。其有任，亦可救十中二三。余自臨證三十餘年，知經方之權奪造化，為第七勸。
經方愈讀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間臨證立方，至晚間一一於經方查對，必別有神悟，則以溫故知新為第八勸。
醫門之仲師，即儒宗之宣聖，凡有闡揚聖訓者則尊之，其悖者則砭之，障川東流，功在吾輩，如四家中，劉河間書雖偏苦寒，尚有見道之處。朱丹溪雖未究源頭，卻無支離之處。張子和瑕瑜參半。最下是李東垣，樹論以脾胃為主，立中以補中為先，徇其名而亡其實，燥烈劫陰，毫無法度，嘗考醫論中載其人富而好名，巧行其術，邪說流傳，至今不熄，正與仲師養津液及調以甘藥之法相反，不可不知。至於李時珍、王宇泰之雜，李士材之淺，薛立齋之庸，趙養葵之妄，張景岳、陳遠公、馮楚瞻之浮誇影響，不使一字寓目，方可入於精微之奧。坊刻訒庵等本，雖云耳食，卻有一二道得著處，但於仲師方末，雜引陶節庵諸輩臆說，不無朱紫之亂，入門時姑參其說，終為鄉愿矣。則以專一不雜為第九勸。
亞聖有云：「予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今醫學各門成戶，所藉乎明先聖之功，溯委窮源不絕於口，則陷溺未及久，穎慧過人者，自必悔而就學，道不孤矣。若言之過激，則怨而生謗，位置太高，則畏而思避，踽踽獨行，濟人有幾？凡我同人，務宜推誠相與，誠能動物，俾此道日益昌明，則以有言無隱，和氣可親，為第十勸。
［補曰］十條多痛快語，間亦有過拘過激處，然其大意皆有益於醫學，故概錄之。
醫病順其自然說
病人之吉兇禍福，寄之於醫，醫者之任重。然權不操諸醫，而操諸用醫之人，何也？人有大病，庸醫束手無策，始求救於名醫。名醫入門診畢，告以病從何來，當從何去，得那一類藥而增劇者何故？得那一類藥，除去那一病，而此外未能盡除者何故？病勢雖覺稍愈，逾一二日仍作，或逾一二日而更甚於前者，又何故？一一為病家說明，定其如此救誤，如此溫清攻補，如此按法立方，服藥後必見出何證，又見出何證則向愈，預斷其愈於何日何時。病能一一信其言而不疑，且架中不藏《本草備要》、《醫方集解》、《萬病回春》、《本草綱目》、《東醫寶鑒》、《馮氏錦囊》、《赤水元珠》、《薛氏醫案》、《景岳全書》、《石室秘錄》、《辨證奇聞》、《臨證指南》之類，又無強不知以為知之親友，與依阿兩可，素稱果子藥之先生。朱紫不亂，則名醫得以盡其所長，傷寒卒病二三日可愈，最遲亦不出十八日之外。風勞臌膈一月可愈，最遲亦不出三月之外。否則病家疑信參半，時醫猶可勉強從事，俟其病氣衰而自愈。若以名醫自命者，斷不可肩此重任，反致取怨敗名。余因熱腸而備嘗其苦，凡我同志，不可以鑒此前車。今之方技家，恃在口給，見有同我者引之，互相標榜，遜我者亦不卻之，臨深為高。至於窮《本草經》，讀《靈》、《素》，法仲景，其自立為耳所未聞，其治效又目所僅見，遂謙讓曰：「我不能如此之神，亦不如此之偏以取勝也。」若輩造此「偏」之一字，任令法高一丈，其奈魔高十丈。且謂古書不可以今用，即於多讀書處謂其偏。起死證而生之，即以出奇冒險目其偏。以致病家先入為主，廣集不偏之醫，歷試罔效，不得已始延為破釜沉舟之計，究竟終疑其偏。麻、桂、硝、黃，則曰汗下之太過也。薑、附、芩、連，則曰寒熱之太峻也。建中、理中、陷胸、十棗，則曰補瀉之不留餘地也。滋水之地黃，補元之人參，用應多而反少。日食之棗子，至賤之甘草，用應少而非反多。此似是而非之言，更甚於恣肆不倫於理之言。知幾者，正可以拂衣而去，乃猶曰病尚可為，不忍恝然而舍之，此雖活人無已之心，而疑事無功，未能活人，且以誤人。蓋藥之所以流行於經絡臟腑，內外無有不到者，氣為之也。氣不自到，心氣主之，膽氣壯之也。彼既疑我為偏，一見我之用藥，又出於意想之外，則心氣亂。《內經》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又云：「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是也。不獨心氣亂，而且膽氣亦因之而怯，《內經》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云：「十二經皆取決於膽」是也。藥乃草根、樹皮及一切金石之鈍物，原藉人之真氣以流行。今心氣亂而妄行，膽氣怯而不行，如芩、連入口，其寒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皮毛鼓慄而寒狀作矣。薑、附入口，其熱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心煩面赤而熱狀作矣。凡此之類，不過言其大略，不必淋漓痛切而再言之。其中之所以然者，命也，我亦順其自然而已矣，又何必多事，為凡我同志者，能以余為前車之鑒，則道愈彰而活人愈眾。
征引一
《傷寒論》平脈法第十三節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形證相應，因為作湯，比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下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問曰：「何緣得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為災怪耳。」程郊倩註曰：「望問故醫家之事，亦須病家毫無隱諱，方能盡醫家之長，因復出此條，為病家服藥瞞醫之戒，災因自作，而反怪及醫，故曰災怪。」然更有怪災病，不可不知。得仲景法，處仲景方，病家大怪，以示諸醫，益搖頭吐舌而大怪，乃從其不怪者治之，輕者劇，重者死，而災及其身，終不解其病為何病，此病近日竟成疫，沿門漸染，仲景卻未言及，想仲景時只有災怪病，尚無怪災病耳。一噱。
［按］程郊倩謂怪災病孽，不在庸醫之好造謠言，而在病家之貴耳賤目，執俗本之本草，查對名醫之處方，執俗本之套語，貶駁名醫之治法，以致名醫嘆息而不與辨，決然而去，豈非災由自取耶？憶戌辰春，李太守名符清患氣短病，余主以桂苓甘朮湯，與腎氣丸間服，許以半月必效。旋有所聞，驚怪而阻，另延津門陶老醫，服葶藶、杏仁、枇杷葉、木通之類二十餘劑，腫脹癃閉而逝。候補知縣葉名鈞偶患咳嗽，微發熱，小便不利。余曰：「小青龍湯一服可效。」渠怪而不服，另延姑蘇葉天士之族侄診之，說水不制火，火氣刑金，日以地黃兩許、麥冬、阿膠、枇杷葉、貝母之類為佐。二十餘日後，與余相遇於北關官廨，自言咳嗽已愈，惟早起氣覺短促，餘無他病。余察其面部皮裏膜外伏青黯之色，環口尤甚，按其脈數而弦芤，重按之散而無神，遂直告之曰：「此群陰用事，陽光欲熄之候，宜拋去前藥，以白朮、附子濃煎，調生薑自然汁半杯，六七服尚可急救。」葉公以余言太激而不答，是晚自覺倦怠異常。前醫仍用熟地一兩、黨參五錢、枸杞、麥冬、阿膠各三錢、杜仲、酒芍、當歸各二錢、炙甘草一錢服之，次早神昏不語，痰涎如涌。渠胞弟驚告，余曰：「前言一線殘陽，扶之尚恐不及，況以熟地等助其陰霾之氣乎。今陰霾之氣上彌天際，痰涎涌盛，狀如中風，蓋以肝為風木之藏，人當東方生氣將脫之頃，往往外呈此象，其實與中氣無與也。」證與脈弦數散亂，三五不調，余直辭不治，次日未刻果歿。庚午秋七月，前任天津尹丁名攀龍過余旅寓，見其面上皮裏黧黑，環唇更甚，臥蠶微腫，鼻上帶些青色。余直告之曰：「」君有水飲之病根，挾肝氣而橫行無忌，此時急療可愈，若遲至二十日，病亦發作，恐醫日多，方日雜，總不外『氣血痰鬱』四字，定出搔不著癢之套方，即有談及水飲，緩至以六君、二陳加減，峻治以滾痰、黑錫專行，此敷衍題面，而題理題神則盡錯矣。以藥試病，試坐窮而變計，雖盧、扁莫何。丁君心怪言之過激，弗聽。至七月下旬病作，中秋後漸重，九月下旬邀診。余告之曰：向者所陳之弊，今一一蹈之，前說明病發後毋庸用藥，非自今推諉，然無中生有之治法，惟《金匱》咳嗽篇用十棗湯云：「咳家，其脈弦者，有水，此主之。」又云：「支飲家，咳滿，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及一歲，亦宜用此湯。」推病根成於舊歲冬初，未及一歲，且病發止六十餘日，尚在百日之內，喻嘉言《醫門法律》咳嗽續論篇言之甚詳，俟有識有膽者用之，而余則不能。坐中有一老醫，立爭不可，余姑擬龍、牡、甘、苓行水化氣等藥而去，遂不復延。嗣余奉委到高陽辦理賑務，聞渠延醫滿座，日以熟地、枇杷葉、炮薑、附子肉桂、人參服之不斷，漸至大喘腫脹，吐血大衄，耳目俱出血，小水全無而歿。此皆怪災病之新案。
［補曰］修園之論往往過激，又於陰品必加斥罵，亦略有偏，然其痛快淋漓處，實切中時弊。
征引二
［張隱庵曰］順治辛卯歲，予年四十有二，八月中生一胃脘癰，在鳩尾斜下右寸許，微腫不紅，按之不痛，隱隱然如一雞卵在內。姚繼元先生視之曰：「此胃脘癰也，一名捧心癰，速宜解散，否則有性命之憂。」與一大膏藥，上加末藥二三錢。午間烘貼至暮，手足蘇軟，漸至身不能轉側，仰臥於書齋，心煩意亂，屏去家人，至初更時癰上起一毒氣，從左乳下至肋下脅，入於左腎，入時如燒錐刺入，眼中一陣火光，大如車輪，神氣昏暈，痛楚難言，火光漸搖漾而散，神昏始蘇，過半時許，其氣復起，其行如舊，痛楚如前，如此者三四次。予思之，此戊與癸合也，然腑邪入臟，自分必死，妄想此毒氣不從脅下入腎，得從中而入於腸胃則生矣。如此靜而行之，初次不從，二次即隨想而仍從於左乳下入於腸中，腹中大鳴，無從前之痛楚矣。隨起隨想，因悟修養之道，氣隨想而運用者也。運氣法大能起鼓膈之證，勞怯咳嗽，亦妙。至天明大泄數次，胸膈寬疏。繼元先生復視之曰：「毒已散解，無妨事矣。」至次年中秋復發，仍用膏藥、末藥，毫無前番之狀，而腫亦不消，予因想運氣之妙，行住坐臥，以手按摹，意想此毒氣仍歸腸胃而出，如此十餘日而散。
［按］讀此案知病家不能深信，斷斷不可勉強相從，且不必言及治當何法，應用何方，恐後到之醫矯吾言而走入錯路，又恐其從吾言而還致生疑，不如三緘其口之為得。
征引三
喻嘉言《寓意草》云：「王岵翁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然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事，前病獲安，兢以為人參之力，而卸禍者反以居功，謂其意中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余商確，以示詳慎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誤再誤也。前所患虛風證，余用甘寒藥二劑稍效，俄焉更醫而致危，不得已又召余視之，雖用旋覆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證，尚無暇於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兢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參酌，獨不思虛風蘊釀日深，他求日再良治，不能及矣。余向為岵翁視病，言無不聽，獨患此大病，竟不樂於交談，且日來喜食羊肉、河豚以召風，然亦不自由也。蓋風煽胃中，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即清薄之味尚不易化，況於肥甘乎？今之醫家，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語以虛風之證，竟不知虛風為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彼時余適有浙游，旋日復得重恙，召診時語余云：『一病幾危，今幸稍可，但徹夜撰改本草不輟，神亂奈何？』余對曰：『胃風久熾，津液乾槁，真火內燔，宜用知母一兩，人參、甘草各一錢，日進二劑自安。』眾議方中用參太少，且無補藥佐之，全無取義，竟置不用，連進參、朮大劑不效。越三日，劑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高不返而逝。」
［按］讀此按以自知醫理，與平時心服之人，忽為時醫蠱惑，侍從尼阻，竟至不能用而死，可知命之所定，非人力所能主也。嘉言既盡，其道可告，無罪於王岵翁，而人言不足卹也。余因之有感焉，天下事，事後易為智，大病一愈，邀功者議補議溫，紛紛不一，以致既愈之後，仍留遺患者有之，垂成忽敗者有之。夫大病自我愈之，而善後之計不復一商者，其故有二。一以勝任有人也。一以酬謝可免也。偷薄之風，適以殞命，堪發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