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可易言乎哉。在圣门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顾所谓小道者，特视大学之道，位天地育万物为小焉耳。神圣作之于前，贤哲述之于后。李唐而降，斯道浸微。非实有至精至神，方可与斯之一境，胡为史册所载，代不数人，若仓公、扁鹊、华元化一流，则更无代兴而特起。江氏艮庭有云：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牖执手，切其脉也，而孔子教人游艺，如礼记疏所称夫子脉诀，卒未闻传之其人，岂真以方伎而贱之，盖其慎也。忆余幼时曾以春温误服麻黄，致举室怔营。迨咸丰丙辰，以副车入赀为比部主事，留滞京邸，又以寒痢为医投凉剂而误。更医复然，危状迭见。赖友人检方书鉴前弊而拯之，得以无虞。余于是始有志于医。恒诣厂肆购书，置之几案，朝夕披览，虽至困甚，亦冀鬼神来告，不悟彻不已。久之为人疗病，时或幸中，谬窃虚誉。然自甲子改官邑令，所宰晋祁皖舒，皆地当孔道，差务络绎，又不用门丁一人，事无巨细，靡不亲裁，计束医书高阁者，凡十八年。洎壬午调任盱眙，自分无治剧才，甫捧檄，即乞疾而归，戢影蓬门，无以遣日，则复取群籍，研求加邃。乃喟然曰：余向之于医，犹门外汉耳，今其或者可与入门矣。夫学问之道，不外致知力行两端医，何独不然。致知之书，如素问、灵枢、本草经尚矣。而伤寒论、金匮要略，则又南阳先师本致知以为力行之书，灵素本经，悉括其中。学人能即是而寝馈笃好之，积以岁月，真可引伸触长，施用无穷，然而谈何易也。人知辨证之难，甚于辨药；孰知方之不效，由于不识证者半，由于不识药者亦半。证识矣而药不当，非特不效，抑且贻害。窃怪古来注仲圣书者，无虑数十百家，独于方解，鲜精确澄彻。其故在本草之学，自来多不深求。识本草如是，遂视方义亦当如是。于古人因证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读仲圣书而不先辨本草，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夫辨本草者，医学之始基，实致知之止境，圣人列明辨于学问思之后，其功自非易致。谫劣如余，何足语此。然而遐轨勉蹑，乐岂辞疲，秉烛之明，岁有增益。
自戊戌春有六气感证要义之刻，嗣于药用有心得者，即征诸方；方义有见及者，并印以药。
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着稽之，得药百二十八味，聊依纲目编次，厘为四卷。大抵援据仲圣两书，而间附以他说他药，随手札记，殊无体例。余老矣，值时局之艰虞，念儒冠之多误，是惟弓冶，可得蝉嫣。爰命孙儿智浚，录付剞劂，以垂来许，并问世焉。
若云臧否人物，以自表异，斯医工之故习，而非余之所敢蹈尔。
光绪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岩自叙于微尚室，时年七十有三。
绪说
（本草思辨录甫授梓，适有客以彼都近事医会相告，窃不自揆，为发其 ，而余夙尝欲辨不果者，至是亦纵言及之，名之曰绪说，列为卷首，欲学人知审择端趋向也。）
医虽艺术，而深诣甚难。西医挟形质之说，蔑视我中医；而中医之厌苦其难者，得彼说则大喜，相与扬西而抑中。不思古圣垂示气化，实由洞明形质；而西医解剖形质，何从窥见气化。故西医之在中国，能疗内证大证为遐迩传颂者，不少概见。乃求医者并不竞慕乎西，而业医者反欲自弃其学。今且狂澜特起，有訾黄帝内经，神农本草，南阳先师伤寒论、金匮要略，为谬、为荒诞、为羌无故实者矣。此等妄谈，岂足撼数千载而上悬诸日月不刊之圣经，而素问九卷，有王太仆补足者一卷。灵枢一经，或疑即王氏窃取素问为之。近人何西池，尝静坐数息，每刻约得二百四十息，以灵枢日夜计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不经。此类固间有伪托，灵不如素，难经又不如灵素，要在人分别观之；而其中渊理不可思议，体之人而实万无不验者，已数千载奉之为圭臬，岂癖嗜耶，抑别有所希耶。非人愚而我独智，盖彰彰明矣。今不商量加邃，而徒以风会所趋，创为丧心病狂之举，诚世道之隐忧，可为太息者矣。
伤寒论、金匮要略，直可上拟圣经，不当与诸医书同论。医书汗牛充栋，大抵下驷十之七，中驷十之二，上驷十之一。上中驷之书，无不由研求内经与仲圣书而出。今贱中医贵西医，而治病则仍以中医，上中驷之书，已为彼所唾弃，其将于下驷书求进步乎，必不能矣。
医家故习，每好议前人之失，而己亦不能无失。然皆其人勇于卫道，矫枉过正，或隐奥之义，所见不同者有之；未有毫无学问，医亦走方者流，因得见脏腑，遂谓道即在是，敢以无理之诟争，上侮古帝昔圣，如着医林改错之王清任者，可谓谬妄之至矣。试历举而论之：第一篇脏腑记叙，开口即以宋元人脏腑图论，与内经混驳一番。脏腑图论原不足取，乃其与内经并举，概称古人，其胸中无黑白可知。谓古人错误者不一而足，而不言其所以错误。忽指称灵枢曰，手少阴三焦主乎上，足太阳三焦主乎下，而灵枢实无其文。尤可笑者，谓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岐伯鬼臾区，故名素问。尤可忿者，谓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妄对，遗祸后世。庄子有言：哀莫大于心死。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欤！第二篇会厌左气门右气守卫总管荣总管气腑血腑记，按此篇记其所见，不为不详。谓出气入气吐痰饮津涎，与肺毫无干涉，古人误以咳嗽等证为肺病。肺管两旁，有左右气门两管，下至肺管前半截处，归并一根入心。从心左后下行至肺左，过肺入脊，复下行至卫总管。卫总管有对背心两管，有对腰两管，有腰下两管，腰上对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饮在管中，由管中之气上攻行过心，由肺管前出左右气门，接卫总管之下。气管之多如是，痰饮究从何管上至两气门，何者从左出，何者从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知也。谓卫总管俗名腰管，腰上长两管，一管通气腑，气腑是抱小肠存元气之物。元气即火，元气足则食易化，虚则难化。然则元气在小肠外，能化小肠内之食。气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气管内之痰饮，有是理耶。经言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惟肺管清虚，故能运管外之痰饮，否则肺管已为痰饮塞满，何问痰饮。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为无用之死脏也。第三篇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接第一篇饮食由小肠化粪一段，宜并入此篇。与第四篇脑髓说，余俱有论列下。第五篇气血合脉说，人之有脉，与脉之可以验病，断不出内难经所言。清任谓人身气管出气，血管藏血。脉从气出，无与血事。手腕肉浓者脉短，薄者脉长。大小者虚实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气与血若不相贯，则人为呆物；脉非指下难明，则人皆知医。又谓古人论脉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说者，非谓古人无容足之地，恐后人对证无谈脉之言。此冀掩其短而适自暴其短，书中证治数十条，所以无一字言脉也。第六篇心无血说，西医谓心内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窍，为生血回血之用，正与内经说合。而清任以心为气出入之路，其中无血。
又云猪心刺破，则腔子内血，流入于心；不刺破之心，内并无血。是以盆盎之盛水比心。心非腑，焉能盛血。清任于图内肝下亦注绝不能藏血五字。古书岂得呆看，经不又云脾脏肉乎，吾知清任必更骇之矣。卷末附辨方效经错之源，论血化为汗之误一篇。仲圣麻黄桂枝两汤，清任改其文为麻黄汤治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干呕、无汗，桂枝汤治证如前，而有汗。谓伤寒初得，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未有两胳膊两手不疼痛发热恶寒者，用麻黄汤，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独不愈两胳膊两手者。岂不是方虽效而经络实错之明证。改仲圣文而又坐仲圣以过，何便宜乃尔。按项强为阳明病，四肢烦疼为太阴病，断非初得时所兼有，时疫则有之，方不的对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医所得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亦在是。
要知仲圣为天下后世立法，不能为庸医诡遇也。谓有汗是伤风，从未见桂枝汤治愈一人。伤风岂定是有汗！？桂枝汤不能治伤风，近世医者多有此论，而不知其故由本领不济乎。清任以桂枝汤不效，因头疼、身痛、发热、有汗非伤风证。此与桂枝汤别一条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似乎无异，而非无异也。仲圣不言脉者，以太阳病汗出恶风者脉自浮也。
为问果太阳病乎？脉浮恶风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而又加身痛，则桂枝汤宜加减也。何为而不加减乎？己不细审而遽责效于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汤而尚不知为何证。曰非伤寒证也，乃吴又可所论之瘟疫也。又教其侄曰，欲明伤寒，须看吴又可论。是清任固尝读又可书者。又可因其时疫气流行，时师多以伤寒法误人，故着瘟疫论一书。清任时亦疫气流行，胡为以桂枝汤治疫气。夫疫气与疫气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应而用仲圣法，用仲圣法又不应而复用又可法乎。若然，则无往不误矣。谓目痛鼻干不得眠，是邪热上攻头脑之证，仲圣以葛根汤治之，又是方效经错之明证。按伤寒论葛根汤证，何尝如是。内经有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之文，活人书二问亦有之，并不言宜葛根汤。葛根汤治此证，则是陶节庵全生集，于葛根汤加白芷升麻，云即葛根解肌汤，其证尚有发热、头痛、微恶寒、无汗、脉微洪等字。清任既不知阳明病之脉证为何，而又张冠李戴，妄诋仲圣，昏蒙殆无其比。谓人生气血两管，气管通皮肤有空窍故发汗，血管通皮肤无空窍故不发汗。是知汗非血化，汗固非即是血。然汗为心液，亦血中之热气所蒸而成。故夺汗者无血，夺血者无汗，试无不验。夫血既蒸为汗，则已由静之动，故能透毛孔而出。若汗出而血亦出，或无汗而血自出，则血应静而不静，不为阳之守也。其义皆在内经，清任何足以知是。
泰西一切艺术，竭其智能，孜孜不已，无废于半途。其医于内证虽未见擅场，苟参以中国经训，探本穷源，亦必有登峰造极之诣，如中国卢扁其人者。吾中国医流，有恒者鲜，每读一书，旨趣未得，辄生疑畏，故往往古籍遗亡，不可复见。至内科之有器，更未之前闻，而不知古固有之。其在宋重医学之日也，四库全书提要载，周密齐东野语曰：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 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象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 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案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仲南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今宋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按此则西洋蜡人形，不过具有体质，而兹并 穴用针之法，悉寓其中，智巧亦何逊西人。今虽不可见矣，然吾中国近年杰士奋兴，创制奇器者，亦颇有之。苟其挽医学之颓波，复铜人之巧制，施之证治，用彰明效，医林之幸，正不独医林之幸也。
唐氏容川所着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持中西之平，阐造物之秘，洵为有功医学，余复何赘。兹读中西书若有所得，有可以翼唐氏书者，敢抒其一得焉。阴者藏精而起亟，故肾之精华，必聚于上，上为末而下为本，西人谓脑主知觉，心不主知觉，是但见其上之精华而不见其下之蕴蓄也。是不知阴为阳守，阳为阴使也。阴阳动静之理，吾中医亦岂能测识，所幸者有神圣之遗经耳。医至今日，可谓逸矣。西医自中国周烈王时即有解剖之学，至今析极毫厘，何如其旁，而不知犹是迹象也。内科理法云：凡人愈留心，则知觉之事愈明。又云：凡能留心者，视物较清，后亦易记。不曰留脑而曰留心，可见主权自属于心。又全体通考云：脑筋由心丛而来，其丛乃脊髓百结两根之所为。脑筋既根于心丛，自属心主知觉，脑髓听命于心。此可譬之电线，心发电，脊过电，而脑其至所也。盖肾生精化髓而输于脑，心以阳而为肾之使，理固如是。必泥迹象以求，则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者，西医必更斥其诞矣。饮食入胃，厘清浊两路而出，非经中间泌别不可。唐氏引西说饮水入胃，即散走膜膈，以明水之不入小肠。然小肠岂是专受谷食者。全体通考论胃与小肠篇，皆中有糜粥字，是胃与小肠，明系水谷杂居，外受相火之蒸化，说较胜矣。而于水谷之纳入输出与泌别若何，则一字不题，殆未能了了也。此当以我中国圣经为断，曰：五谷入胃，其糟粕精液宗气，分为三隧；又曰：中焦亦并胃口出上焦之后，此所谓受气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
按泌别在中焦，当即西医之谓连网，王清任之谓津门者是。水不尽散膜膈者，为其分三隧也。夫水谷经胃与小肠蒸化而后，所余皆弃物，其扬帆直下可乎？而清浊有异也，又乌得不泌别。此又圣经明告之矣，曰：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焉。杨上善注云：下焦在脐下，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而不纳。自来医家，从不言有两泌别者，圣经实尝言之，理亦诚然。然则泌别在下焦何处乎？西医谓肾主生溺，其图将肾竖割之，内有万锥漏斗肾盏等名，下有溺管，肾之外廓，亦无进溺之口，溺固为肾生矣。然余不能无疑焉。凡人饮水多者溺多，少者溺少，明系溺由饮来，一也；所饮之水，若全不化溺，必将有肿胀泄泻等病，二也；溺待肾生，势必不给，三也；肾生之而旋泻之，竟无所用，四也。西医因何致误，殊不可晓。唐氏谓左右两肾系有窍最深，贯脊骨，通三焦，复有两管下接膀胱。若然，则水从中焦下焦而下者，皆历肾系抵膀胱，肾系实为泌别之处。经言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是合三焦与肺之力以施其伎巧。故知此处泌别，最有关系。内科理法云：肺与皮肤出气多则溺少，出气少则溺多。此即内经气化斯出之理，膀胱惟无上口，所以溺出必待气化。乃西医言有上口，而王清任曾谛视者，又言无上口，其殆有上口亦在包自西医脑髓司知觉之说，行于中国，而中国人不察，信之者众。试更论之。肾精生髓，由脊入脑，犹草木果实之结于顶上。余考西医每云脑筋从某来者，多是上来至下，以本为末，以末为本，其弊实由于是。然即其说还叩之，亦有可正其非者。肾有髓质，西医言之不一，他处无有，肾上核则言脑筋极多，非髓由肾生而何？中国谓心系贯脊属肾，而西医亦谓心丛乃脊髓百结两根之所为，非心与脑相通而何？西医言脑有透明之密质，心房之里膜，亦言薄滑透明，非脑之明根于心之明而何？此皆见于全体通考者。抑内科理法不云乎，背脊髓不通于脑髓，即不知觉。是又隐以脑髓为不司知觉矣。大凡西人之性，最长于化学，其习医亦无非化学。诘以阴阳五行之理，人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营卫溪谷之游行出入，则茫然无知，即告全体通考德贞氏自序，以中医为守旧，为妄作。实乃坐井观天之见。善守旧者，其旧皆不可变之天道，惟笃守而精研之，新义斯出。今日之中医，非守旧乃弃旧耳。弃旧故妄作，非德贞氏之所谓妄作。吾慨夫以西人之智而惟斤斤守解剖之学也！解剖至此，形于何遁，然但见其所可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气之帅血，犹君之帅臣，夫之帅妇，此理岂尚有可议。乃德贞氏不信，而转疑帅气之无物，盖剖胸则止见胸，剖腹则止见腹，局守形质之弊，必至于此。自序又极诋中医脾动磨胃之说。脾磨曰动，此中医之谬谈，不出于古经。脾伤不磨则有之，脾若不能磨食，则消化之具，何以脾列其内，非彼之所自为者乎。德贞氏悯中国之无良医，而欲中国立剖验之馆，用心良浓。不知中国古昔未尝不行此术。太素有云：若夫八尺之土，皮肉在此外，生可度量切循而得，死可解剖而视。下文即继之以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不可不察。古圣惟不专讲解剖，是以医学得诣于至极。西医之短，即在其守旧不变，吾知西医居人身阴阳，无判然各具之理，阴阳虽分左右，而左亦有阴，右亦有阳，故经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不言左者阳之道路，右者阴之道路。大抵肝木自左生心火而上升，心火克右之肺金协胃而下降，胃亦金也。管子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正与此合。水生其木，而肾之真阴偏位乎左，以坎为阴中之阳也。火生其土，而肾之真阳偏位乎右，以离为阳中之阴也。盖生土者命火，而克土以腐熟水谷者，少阳之木火。肝与胆皆木也，故弦为肝胆两经之脉，而皆见于寸口左关。近世西医有肝右之说，而中医亦从而和之，于义实无所取。且肝亦何尝居右也，肝居脊之正中，而胆藏其右叶，则左叶自当为肝之正体。天地之道，左阳而右阴，肝得少阳生气，亦必左出而右入。诊肝脉于右关则谬矣。周慎斋主肝右者也，云一人病左胁痛，后传之右当不起，痛传于右，邪入脏矣。噫，岂其然乎！？胁痛在右者比比，未闻一痛即死。此必其人肝病已深，移右而并戕其胆，生机全灭，故即不起。伤寒论循衣摸床、微喘、直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非以弦为有生机乎。又有以右胁痛为肺病者，肺居膈上，胁非其部，亦未闻小柴胡汤不治右胁痞硬也。郑氏康成驳说文云：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若反其术，不死为剧。郑氏以儒而知医，此可为医者当头民非水火不生活，人身五行亦惟水火尤贵。经云：一水不胜二火。所谓一水者，先天肾脏之水也，坎中一画为阳，火即生于其中，与后天木火为二。水阴也，火阳也，阴静而阳动。人之动作云为，全赖乎火，经所以有君火相火之名也。自来医家，于此二义，各执一说，纷纭莫定。或以君火属命门，或以相火属心包络，或以君火专属肝肾，或以相火专属三焦，或谓君火生右尺相火，或谓相火为元气之贼，不知其于经旨实悖也。经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王注谓：君火在相火之右，不主岁运。相火守位以禀命。君相二字本不费解，盖犹人君端拱而无为，相臣协赞以宣力，故一主岁运，一不主岁运。然则君火果何指也。经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以南面与太冲之义揆之，少阴自当谓足经。相火果何指也。经云：少阳之上，相火主之。少阳亦当谓足经。虽然，肾为坎水，而其所藏之火，实与心之离火相应。心以肾为体，肾以心为用。君火实兼手少阴心，视守位禀命之相火，则大有不同。故少阴之上，热气主之，不言火气主之。火气以少阳主之者，明乎其为臣也，非火与热有二也。夫君火兼有两经，未尝专属心。相火亦兼有两经，自以三焦配胆。或疑六经惟三焦不言何火，心包络不言何火。心包络非君火，三焦安得为相火。曰：三焦主出纳，主腐熟水谷，皆火之所为。其火即少阳木火也。心包络乃心之宫城，专于卫心，主权不属，然其托体甚高，亦不下济相火，故君火相火两无所与也。前人惟张戴人识此意，曰：人之心肾为君火，三焦胆为相火。王宇泰采入证治准绳消瘅门，不知戴人尚有论否。赵养葵偏见之重，与戴人同，其识高之处，亦有可节取者。赵以命门火为水中之火，君主之火。谓应事接物者心，栖真养息者肾。肾尤重于心。赵虽未知手足少阴皆为君主之义，论亦前后不符，而此数语，却暗与经合。试更为引伸以足之：先天之火，有南面之尊，安得不为君火，惟恃有应务接物之心，故得以栖真养息。火则同出一源，故同为君火。至赵用八味丸治多病，不可为训。而八味丸补水中之火，则是正方。盖水中之火，不宜偏用阳药，有桂附必得有萸地。若肾中中有寒邪，则宜以姜附驱邪，如四逆汤之类。恐水中之火出而相拒，则加胆汁人尿以靖之，不加壮水药。此仲圣本经立方之旨也。后人用其方，而并得其旨者盖寡。证治准绳发热门，肾虚火不归经，用十全大补汤吞八味丸一段，王氏谓水中之火不可以水折，故巴蜀有火井焉，得水则炽，得火则熄。桂附固治相火之正药也，以桂附为正药而譬之巴蜀火井，则其于水中之火之治法，犹未深知。岂忘乎十全大补之有归地，八味之有萸地乎。相火关乎人身之重，犹国之重赖乎相，盖其秉东方甲木之气，人身得之，则四时皆春，生机不息，经之言少火即此火。肝则非其比也，肝为厥阴，厥阴之尽，主疏泄而下降。人或以相火属之，由其视相火为肾火也。夫阴阳之道诚难言耳，以心与肾较，则肾火主静，而心火主动；以心肾与胆三焦较，则君火主静，而相火主动。君火所以属少阴者，照四方而神蕴乎内也；相火所以属少阳者，生万物而功普于外也。经之所已言者，吾以文绎之；经之所未言者，吾以意逆之。庶乎其不至逞臆说而失真理也。
素问以工不知标本为妄行，而标本之属不一，自启元子注天元纪大论，以三阴三阳为标，寒暑燥湿风火为本，而后世奉为金科玉律，实乃大误，不容不辨也。夫阴阳者，无形之六气，六气者有形之阴阳，绝无分于上下，安得别之为标本。经之言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明明以寒暑燥湿风火，指为三阴三阳，对下下应而言，故曰上奉。又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天地且阴阳之所积。若论标本，阴阳不更为本乎。窃尝统览全经，凡言标本，皆判若两物，敢以经文一言蔽之曰不同。肾与肺，病与工，先病与后病，其不同之显著者不具论。少阳之右，阳明治之云云，此申明左右有纪，以不同之间气为标也。少阳之右，火气治之云云，此申明上下有位，以不同之六承气为标也。按此两言气之标，皆不同于本。故下结以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两语。若空说本不同标，标不同本，何至有此骈枝。不同二字，自须着眼。其次一气之标，词句佶屈，罕得其旨。高士宗素问直解，以六气为上一位，中见为中一位，三阴三阳为下一位。阴阳六气，本属一家，乃擘分两下，杂入中气于中，可发一噱。亦足征王注之误人，其弊必至于此。玩所谓本也一句，不着于中见阳明之上，而着于其下，尚得撇中气于本外乎。着气之标一句于见之下，尚得谓标气不在中见之下乎。中见与本，因互为表里，故俱得为本。不能无表里之分，故中见为本之下。本之下，中之见两句，义盖如是。在见之下者，则舍六承气而奚属。观新校正以此与六承气一节，均引六元正纪大论为证，亦隐然见及之矣。或曰：厥阴之上，风气主之，风气在厥阴之上，故厥阴为标。不知此上字，犹蔡邕独断所谓上者尊位所在也，与上下之上有别。不然，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何以不云下见少阴。子午之上，少阴主之，何以不云热气主之。观所谓本也是谓六元，两句连下，厥阴之上风气主之等句，亦两句连下，本字兼顶三阴三阳，玩味之即见。王氏惟误认标本，故其注至真要大论也，强名其标本之同异，以阴为寒，阳为热，有本末同，本末异之说。天地造化之机，其阴阳错综，难以迹求。少阳太阴，看似本末同矣，而甲木与乙木同气，厥阴非阳，己土与戊土同气，阳明非阴，同之中暗藏有异。少阴太阳，看似本末异矣，而肾水亦阴，小肠火亦阳，异之中兼寓有同。况经有六而以寒热概之，标本多寡相悬，且绝无界画可守，恐无此颟顸之经文。历考医集以表里先后之类分标本者，皆灿若列眉，不稍淆混。依王说列六经标本，则皆意为分隶，按之各家，互有出入，信乎王说之不可为典要也。然则六气标本所从不同者何谓也？曰：此一语是冒下总纲，下即申明不同之故与所从之何气，又继之以从本者化生于本云云，明乎其从之为化生，非病之化生。下文百病之起一节，乃是说到病生，经文何等明显。盖本犹主也，中犹宾也，标则亦本亦主而未有定分者也。是故从本则中气从本，从中则本气从中。推之从标亦然。犹主宾之相为酬酢，而他人不与焉者也。自专以人身之病言，而论者偶触一事，遂诩心得，并不统会全文。如刘潜江以葛根起阴气为从太阴行化，合阳明从中气之义。是葛根之从，非本文之所谓从。陆九芝以湿温为阳明生于中气之病，治以苍术白虎。不特仲圣湿温无此说，即许叔微之论贼邪亦不然。至他病之从生，律以此而不合，与厥阴亦当有中气病，则两家皆置不议矣。素问言从言化生，不可胜数，而此一节论者咸以病求，总缘未明标义。余盖于此又得一标本相反之旨焉。
相反者不同之极，亦不同也。何以言之？六气中从本从标者，止少阴太阳。少阴一脏，兼具水火，自反者也。而中气太阳之水，又与少阴之火反。太阳水也，而中气少阴兼具水火，自反者也，其火与太阳之水又反。其余四气，则皆木火相生，土金相生，欲不以反为标义得乎。且此义经又明告之矣。曰：病反其本，中标之病；治反其本，中标之方。按所从以化生言，故从标者止少阴太阳。此以病言，统乎六气，故反乎本即为标，如间气六承气皆是。乃王注言少阴太阴二气，余四气标本同。既以二气为反，独不思二气之反，是水火本具之反，非恍惚无凭之反。王氏意中，惟横一悬拟之标本，故既不知反之概乎六气，而将四气除去，又并二气之本相反者而故昧之。处处欲伸其说，实处处自贡其瑕。顾余则因而参考前后，得以四通六辟，亦王氏之启余也。其木火相生，土金相生，而一则从母，一则从子者奈何？陈修园谓木从火化，燥从水化，是矣。但天气不加君火，而相火禀君之命以守位，不能为木所化。土位中央，有面南之尊，不能为金所化。要之皆相从而后生者也。其从标而有取于相反者奈何？水与火势均力敌而不容偏废。壮水之主，则阳光以镇。益火之原，则阴翳以消。相反之中，实有相济之妙。故进则为主，亦退则为宾。不能专从标，而或则从本，或则从标。经文又煞有斟酌如是。或曰：王氏训标为末，本诸说文，不当创为别解。曰：末者名也，不同则征以实，反又不同之所推而极之，皆末之一义所引伸也，岂戾古哉。抑王氏尤有误者，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之下，王注标者病之始。本标不同，所以气应异象，下句方以病言，标有何病，本又何以不病。况先病为本，后病为标，经之明训。何反以病始为标。阮氏经籍 诂引之，亦未之深考矣。素问之有训诂，权舆于全元起，而今不复见，学人多宗王氏。王氏释经之功，自不可没；而其 驳，则亦往往而有。自宋而后，注家每有是正，独标本无疵之者。不揆 昧，窃拟斯篇，愿与学人共商之。（此余旧作素问标本王注辨，今复加研核，似尚无漏义，故录存之。）
徐洄溪、陈修园，皆尊信本经与仲圣之至者。徐谓神农为开天之圣人，实能探造化之精，万自谓探本溯源，发其所以然之义。所着伤寒论类方，自谓于方之精思妙用，一一注明，发其所以然之故。陈谓药性始于神农，不读本草经，如作制艺不知题在四书。仲圣集群圣之大成，即儒门之孔子。又其所着本草经读，自谓透发其所以然之妙，求与仲圣书字字吻合。今按二家之书，于本经皆止顺文敷衍，于仲圣方皆止知大意。徐虽较胜于陈，而不能实践其言则一也。试姑举人参一物以明之。小柴胡汤，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萎实一枚。
徐注云：不呕不必用半夏，烦不可用人参，栝蒌实除胸痹，此小陷胸之法。按心烦喜呕为少阳本证，或烦而不呕，则方有加减。观心烦喜呕之用参，即可知参之去，为烦而不呕。不呕自无需半夏，故以去半夏人参并言之。盖呕则胸中之邪，不至于窒，若不呕而用参，则更闭其邪，故去参而加以荡胸之栝蒌实。徐以不呕与烦拆讲，又但知别录栝蒌实主胸痹，而不知证之何以胸痹，故其注语全不中肯。况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烦而有参，柴胡桂枝干姜汤，烦而不呕无参，不可参观而得之邪。陈谓桂枝加生姜芍药新加汤，特提出沉迟二字，以辨身痛不是余邪，乃营血凝滞作痛，故以人参借姜桂之力，增芍药领入营分以通之。不知仲圣云：沉者营气微也。又云：迟者营气不足，血少故也。人参入营生脉有专能，故以脉沉迟，明加人参之故，岂以为营血凝滞之故。又谓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俱不加参，虑阴柔之品，反减姜附之力。而论中有四逆加人参汤者，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茯苓四逆少佐以人参者，以烦躁在汗下之后也。按二方之证，兼有外热而利，故虽脉微不加人参。四逆加人参汤，恶寒脉微而身不热，故加之。夫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仲圣固明明言之。是其加参为脉微，非为利止亡血。至茯苓四逆汤，乃少阴阳虚，上扰其心，故烦躁。以四逆扶阳而平躁，茯苓入肾而抑阴，人参入心而去烦，各味俱有实义，何得以颟顸了之。二家之论方辨药，大率类是。又不独二家为然。语有之，儒学医，菜作 。噫，岂易言哉！（集中人参未言治烦，故补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