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为官者,只是淡无嗜好,静不多事,便是生民无限之福。要知得“淡静”二字,即是纯臣。凡人只是安分不妄想,但享许多自在之福。

当四海升平,但有奏请,以及廷臣面对,建置更革,或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万民滋害,可不慎欤。为官者,往来仕客甚多,如何应酬?但须酌量轻重,速赠速去,不可听在本地招摇生事,致污官箴

我生于顺治末年,如今寿将七十,江都县的官,我眼见更换几十人,再不曾见熊县官,自康熙二十六年到任,至三十三年,在任八年之久的。

这熊县官,讳开楚。他是湖广人,只是不肯多事,小民便享许多安静之福。那时汤抚宪颁有对联云:

不生事不懈事自然无事

能养民能教民便是亲民

凡为官的,须把此联时刻警佩。熊公做到二年后,闻有个刘御史坏了官,自京都回家,由扬州经过。熊公即备程仪银十二两,前去迎接。柬房禀道:“这个御史是削职回去的,老爷可以不必送礼迎接。”熊公笑道:“世人烧热灶的极多,烧冷灶的极少。本县性情专喜用情在冷处,但本县与此人无交,只此便见心思了。”

柬房不敢违拗,因随熊公到东关外刘御史船上相会,御史立于舱口,惊叫道:“人情浮薄,我自罢官,一路来无人睬着,今何劳贵县远迎,又送程仪呢?”熊公道:“些须微敬,不过少尽地主之谊。卑职不敢动问大御史,因何被议?”御史道:“我在朝房议事,科道各官,多有妄行改革。我说:‘当此太平之时,民以无事为福。’那众官俱以我为庸才,暗中竟说我既喜无事,只宜致仕闲逸的话奏闻。蒙皇上削职还乡,今贵县问及,不胜惭愧。”

熊公道:“凡治民之法,利不百,不可轻易变法,在上台更为紧要。倘上宪若喜多事,再遇不善奉行的下司藉情滋扰,小民受无限的苦累,上台那里晓得?即如做县官的,若喜多准词状,多听风闻,那恶棍并衙役人等,便藉倚着遍地里诈骗愚懦百姓,就难以安乐了。若地方上有大奸大恶,又须严刑尽治,榜示众知,令棍徒敛迹。若是一味安静不理。则虚费朝廷俸禄,而奸恶得志,百姓反不得安生了。总之,滥准、株连、差拘、监禁,此四件是为官大忌,请教大御台,以为何如?”刘御史点头道:“此论深得为官妙法,我心敬服。但我平生自爱,沿途以来,从不谒客,今虽承贵县光顾,又承赐惠,感激不已,即日开船起程,亦不敢到贵县告辞,说完打恭,相别而去。

到了康熙三十三年,正值大计,考察各官贤否。江南督抚会题,竟将熊公填注才政平常,揭语已经到部。熊公探知此信,就打点罢官回去。过了两个多月,忽然京中飞报到县云:“江都县熊知县大有才能,已奉旨行取来京内升。”遍传此报,府官同大小各官,两城乡绅士民,都到县贺喜。

这熊公甚是惊疑不信,只恐虚报。续有都中来的亲友细说,方知刘御史去后年余,因有一县官多事,百姓聚众鼓噪,皇上闻知,想及刘御史曾说“民以安静无事为福”的话,特召进京供职。此时科部已将熊知县议令解任。刘御史看见,因而抗众议道:“目今四海升平,为州县官的,不肯多事,与民安静,最是难得,这知县不可不行取进京升赏,以厉各官。”因同了天下遴选卓异的好官,并列上奏,奉旨依议,才有此报。

熊公方才知感,又向县柬房道:“岂料昔日些微,今得如此好报。”便择日起程进京。这日,官宦士民齐到县前恭送,人千人万,拥挤不开。前边列着“奉旨行取”的两面金字朱牌,许多旗执整齐,好不荣耀,无人不赞扬。虽是熊公清正,却深亏刘御史之力。可见人要抬举人,切不可遏抑人,亦不可随俗炎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