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冯世芬右肩受了伤，呻吟在亭子间里养病的中间，一样的在上海沪西，相去也没有几里路的间隔，但两人彼此都不曾知道的郑秀岳，却得到了一个和吴一粟接近的机会。
革命军攻入上海，闸北南市，各发生了战事以后，神经麻木的租界上的住民，也有点心里不安起来了，于是乎新闻纸就骤加了销路。
本来郑秀岳他们订的是一份《新闻报》，房东戴次山订的是《申报》，前楼吴一粟订的却是替党宣传的《民国日报》。郑去非闲居无事，每天就只好多看几种报来慰遣他的不安的心里。所以他于自己订的一份报外，更不得不向房东及吴一粟去借阅其他的两种。起初这每日借报还报的使命，是托房东用在那里的金妈去的，因为郑秀岳他们自己并没有佣人，饭是吃的包饭。房东主人虽则因为没有小孩，家事简单，但是金妈的一双手，却要做三姓人家的事情，所以忙碌的上半天，和要烧夜饭的傍晚，当然有来不转身的时节，结果，这每日借报还报的差使，就非由郑秀岳去办不可了。
郑秀岳起初，也不过于傍晚吴一粟回来的时候上楼去还还而已，决不进到他的住室里去的。但后来到了礼拜天，则早晨去借报的事情也有了，所以渐渐由门口而走到了他的房里。吴一粟本来是一个最细心、最顾忌人家的不便的人，知道了郑去非的这看报嗜好之后，平时他要上书馆去，总每日自己把报带下楼来，先交给金妈转交的。但礼拜日他并不上书馆去，若再同平时一样，把报特地送下楼来，则怕人家未免要笑他的过于殷勤。因为不是礼拜日，他要锁门出去，随身把报带下楼来，却是一件极便极平常的事情。可是每逢礼拜日，他是整天的在家的，若再同样的把报特地送下楼来，则无论如何总觉得有点可笑。
所以后来到了礼拜天，郑秀岳也常常到他的房里去向他借报去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过去，她居然也于去还报的时候和他立着攀谈几句了，最后就进到了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谈一会的程度。
吴一粟的那间朝南的前楼，光线异常的亮。房里头的陈设虽则十分简单，但晴冬的早晨，房里晒满太阳的时候，看起来却也觉得非常舒适。一张洋木黄漆的床，摆在进房门的右手的墙边，上面铺得整整齐齐，总老有一条洁白印花的被单盖在那里的。西面靠墙，是一排麻栗书橱，共有三个，玻璃门里，尽排列着些洋装金字的红绿的洋书。东面墙边，靠墙摆着一张长方的红木半桌，边上排着两张藤心的大椅。靠窗横摆的是一张大号的写字台，写字台的两面，各摆有藤皮的靠背椅子一张。东面墙上挂着两张西洋名画复制版的镜框，西面却是一堂短屏，写的是一首《春江花月夜》。
当郑秀岳和冯世芬要好的时候，她是尊重学问，尊重人格，尊重各种知识的。但是自从和李文卿认识以后，她又觉得李文卿的见解不错，世界上最好最珍贵的就是金钱。现在换了环境，逃难到了上海，无端和这一位吴一粟相遇之后，她的心想又有点变动了，觉得冯世芬所说的话终究是不错的。所以她于借报还报之余，又问他借了两卷过去一年间的《妇女杂志》去看。
在这《妇女杂志》的《论说栏》《感想栏》《创作栏》里，名家的著作原也很多，但她首先翻开来看的，却是吴一粟自己做的或译的东西。
吴一粟的文笔很流利，论说，研究，则做得谨慎周到，像他的为人。从许多他所译著的东西的内容看来，他确是一个女性崇拜的理想主义者。他讴歌恋爱，主张以理想的爱和精神的爱来减轻肉欲。他崇拜母性，但以人格感化，和儿童教育为母性的重要天职。至于爱的道德，结婚问题，及女子职业问题等，则以抄译西洋作者的东西较多，大致还系爱伦·凯、白倍儿、萧百纳等的传述者，介绍到了美国林西的《伴侣结婚》的时候，他却加上了一句按语说：“此种主张，必须在女子教育发达到了极点的社会中，才能实行。若女子教会，只在一个半开化的阶段，而男子的道德堕落，社会的风纪不振的时候，则此种主张反容易为后者所恶用。”由此类推，他的对于红色的恋，对于苏俄的结婚的主张，也不难猜度了，故而在那两卷过去一年的《妇女杂志》之中，关于苏俄的女性及妇女生活的介绍，却只有短短的一两篇。
郑秀岳读了，最感到趣味的，是他的一篇歌颂情死的文章。他以情死为爱的极致，他说殉情的圣人比殉教的还要崇高伟大。于举了中外古今的许多例证之后，他结末就造了一句金言说：“热情奔放的青年男女哟，我们于恋爱之先，不可不先有一颗敢于情死之心，我们于恋爱之后，尤不可不常存着一种无论何时都可以情死之念。”
郑秀岳被他的文章感动了，读到了一篇他吊希腊的海洛和来安玳的文字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竟涌出来了两行清泪。当她读这一篇文字的那天晚上，似乎是旧历十三四夜的样子，读完之后，她竟兴奋得睡不着觉。将书本收起，电灯灭黑以后，她仍复痴痴呆呆地回到了窗口她那张桌子的旁边静坐了下去。皎洁的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她探头向天上一看，又看见了一角明蓝无底的夜色天。前楼上他的那张书桌上的电灯，也还红红地点着在那里。她仿佛看见了一湾春水绿波的海来斯滂脱的大海，她自己仿佛是成了那个多情多恨的爱弗洛提脱的女司祭，而楼上在书桌上大约是还在写稿子的那个清丽的吴郎，仿佛就是和她隔着一重海峡的来安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