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亦称“阿片”。为棕色或黑色干膏状块，有特殊臭气。含吗啡约10％，用作药物，有镇痛、止咳、止泻等疗效。但长期应用，容易成瘾，而一旦成瘾，就难以戒除。吸入、吞服、注射过量鸦片，或鸦片中提炼的吗啡，或吗啡的衍生物海洛英等，会引起中毒。急性中毒的病人先有短暂舒适感，渐渐地目眩头晕，昏昏欲睡，瞳孔缩小，呼吸缓慢，严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呼吸困难而死亡。
解放前，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报纸时有披露。《申报》1931年4月1日刊登《寓客吞烟自尽》一文，文章说：“前日晚上，有自称山西人之徐怜吾，年约三十余岁，独自一人，至法大马路宝兴里东首某旅馆开房间借宿。不知因何刺激，……吞服生烟土自杀。追昨日上午，茶房叩门，……撬开房门入内，……已气绝身死，口吐狼藉……”
那个时代，旅馆内，树林中，草丛里，河滩上，经常发现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年轻姑娘。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或者受了某种刺激，而吞服大量鸦片，中毒身亡。翻阅当年报刊，轻易就能找到这类材料。
染上鸦片瘾的人，会因长期吸食鸦片而发生慢性中毒，造成性格变化，精神萎靡不振和营养不良。四十七八岁以上的人，恐怕很多都见到过解放前的烟鬼，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靸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警，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
特别是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而烟膏一般都掺假，所以中毒身亡的人不知凡几。
旧时广西容县一带财主常用这样的话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
很多财主都懂得，抽鸦片会倾家荡产
解放前抽大烟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们把抽大烟当作消遣解闷的一种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
他们很讲究烟土质量，嫌“新土”有火气，不够醇，要吸陈年“老土”。所用烟具非常考究：紫檀嵌花的大烟盘，套上白铜打的小烟盘；烟灯的灯台，白铜钻花的还看不上眼，要景泰蓝或金银空花的；灯罩要用清水厚玻璃磨成；烟枪要饱要陈，最好是百年烟枪，并有象牙、玉石翡翠作底口；烟斗要空，要老，要用“彰鹿”、“咏香”名斗。
许多阔老家里都备有三五套精致的烟具，并辟有抽大烟的密室。富家子弟因抽大烟成为破落户的，不在少数。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10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不得温饱，身体赢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之时或之余吸几口鸦片。
一旦上了瘾，不吸鸦片就无法干活，而越吸鸦片身体越消瘦，精力就越不支，生活就越困苦。另外，解放前的医疗条件极差。比如贵州，全省只有一所设备不全的医院，总共才10多张病床。除此之外，私人诊所也只有寥寥几家。一般人生了病，是住不进医院的，为减轻病痛，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鸦片。因鸦片有麻醉、镇痛和收敛的作用，对一些小病有一定疗效。
但这无异“饮鸩止渴”，表面上治了病，骨子里中了毒。吸烟者一个个成了形容枯槁之人，并且因抽烟而耗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
四川金阳县派来乡唐家营盘，1944年时共有10几户人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吸食鸦片。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才有气没力地上工，干了不到4小时，就疲惫不堪，支持不住，只得收工回家。安科乡的苦齐阿达家，8口人中有6个吸鸦片，不到两年，180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以及16家娃子（农奴）都卖光了。
安科乡的苦斯呷家，有3人吸鸦片，不但将18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及4家娃子卖掉，连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四川有个女孩，年仅10岁，其母无钱过烟瘾，以25元价格将她卖给了一个姓黄的地主为婢。重庆十八梯轿铺巷，有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其母吸烟，无钱过瘾，将其逼迫致死。街坊愤愤不平，要求警察分局惩办其母，警察巡官当着众人说：“这类的事，很是寻常，无从办起。”
在他们看来，因吸烟逼死子女的事，实在司空见惯，不必大呼小叫。
劳动者用血汗挣来的家业，地主、豪绅、富商等聚敛的钱财，化成了镣绕的鸦片烟雾。鸦片，将很多穷人和一些富人，赶到了乞丐的行列。
禁烟黑幕
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雷厉风行”地禁烟，有的或明或暗反对禁烟。
但如果认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鸦片问题上分成了禁烟派和反对禁烟派，那就错了。高喊禁烟的，往往就是反对禁烟，或是借禁烟渔利的。欲明真相，请看下文。
“烟是军队经济命脉”
鸦片为什么禁不了？因为官僚、军阀不想禁。而不想禁，主要原因又在于他们不肯放弃鸦片税这笔巨大的收入。
1943年，杨若瑜被刘文辉委任为四川芦山县县长。上任前，杨若瑜先去拜见了省保安处长王靖宇，想从他那里讨点为政的“诀窍”。王靖字很关切地对杨说：“别的没有什么，只是禁烟的问题，要把它拿稳，须要去好好向主席请示。”
杨若瑜根据王靖字的指点，去拜见了省主席刘文辉。在谈了一些有关县政方面的问题后，便着重提出“禁烟”之事，向刘文辉请示，该如何办理。本来，关于禁烟，法令条文很明确，照章办理就是了。实际上，制定法令的人，并不希望下面的人完全照法令办事，而要他们“随机处置”。
这就要下面的人揣摩、领会上峰在法令之外的真实意图。
杨若瑜经人指点，懂得了这个奥妙。但刘文辉只是含糊其词他说了两句，另外，叫他动身前去找下伍参谋长（培英）。杨一听，知道有些话不便由省主席之口说出，而得由伍培英代达。果然杨若瑜见到伍培英时，伍直截了当地说：“关于烟的问题，这是有关本军经济命脉的问题，杨县长到芦山后，要慎重处理。公文上当然是要严厉的，这就要你善于应付了。”
这就是说，禁烟是要喊的，但不能真干，以致伤了“本军经济命脉”；禁烟，公文上“严厉”就行了，具体办理，只需“应付”、“应付”。
杨若瑜摸到了刘文辉的意图之后，就走马上任了。那时。烟苗已破土而出，省府严禁种烟的公文一道又一道下达。杨若瑜采取了“空雷不雨”的办法来应付。
上任后不几天，杨若瑜就召开了县行政会议，特别强调禁烟问题的严重性，和省府在年内禁绝鸦片的决心。警告乡镇长们不可意存侥幸，以身试法。尤其是种烟，为法令所绝对不容许。如有发现，须立即铲除，否则拿乡镇长是问，他杨若瑜认法不认人。杨若瑜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弄得乡镇长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隔不几天，杨若瑜就带队出巡。一到乡公所，便召集乡保长和地方绅士训话，口气之严厉，超过了县行政会议上之讲话。乡保长们连声“是是”，表示一定遵命。训话后，乡长摆开丰盛的筵席。杨若瑜带去的士兵和所有的人伕，都一律就坐。杨若瑜坐在客厅里，由该乡几个头面人物恭陪。席间，谈笑风生，话题无非是当地风物。
杨若瑜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他作为本县父母官，很是关心民瘼。吃喝了半天，乡公所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杨县长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去了。如此这般地跑了10来天，一天一个乡，算是巡视完毕。各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连问都没有问一声。
巡视完毕，在县里休息了几天，又陆续收到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严令铲烟的公文。杨若瑜照抄照转，立即用公文严令各乡镇，迅即、彻底查铲烟苗。并命秘书将自己上任后如何重视禁政，如何亲自带队挨乡挨镇督促铲烟，写成报告，呈报省府和总指挥部。
不几天，总指挥部再次下达催铲烟苗的公文，杨若瑜也再次严饬各乡镇立即将烟苗铲尽，并说明将再度出巡复查。同时手令各乡镇长，在他复查时，绝对禁止铺张招待。当时杨若瑜的考虑是：奉到上级关于禁烟公文，毫无反应，不向下面传达，不采取一些动作，不虚张一点声势，一旦被上面知道了，就要担当“玩忽禁政”的罪名。而下去巡查，又怕乡镇长们兴师动众地把当地绅士召集来，请他发表关于“严肃禁烟”的宏论。
这一套千篇一律、心口不一的高论发表多了，有损于他的威信。故他这次挨乡出巡，轻车简从，只带几名武装人员，并事先通知严禁铺张招待。他到一个乡，乡镇长就在路旁迎候，把他请到乡长的家里。不像上回那样，接到乡公所，召集保长和绅士们听训话了。乡长们的家，都宽敞舒适，早已陈设一新。
乡镇长把杨若瑜安顿好后，借故走开，由杨的秘书或杨带来的科长陪杨闲坐聊夭，翻翻小说。快到吃饭时间，乡长才露面。说是吃便饭，其实比办筵席还讲究。大家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铲烟的事。玩了半天，杨若瑜便坐轿回城。就这样，接连搞了10多天复查，末了，又命秘书起草报告，向上峰汇报他是如何严肃、认真地进行了铲烟复查的。
杨若瑜挨乡作客，游山玩水，轻松愉快。对上面，他有两个报告可以交待。杨若瑜自认为他很好地贯彻了“善于应付”的指示。
隔了个把月，已经到了1943年年底，杨若瑜突然接到总指挥部一件训令，大意是说，总指挥部接到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电令，对总指挥部的一份报告严加斥责。因总指挥部在报告中说一三六师师长刘元琮（刘文辉之侄）已率领部队把烟苗铲除，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得到的情报，刘元琮实则并未带队去铲烟。
军委会限令铲尽烟苗，“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对有关人员，决予严行究办”。总指挥部前已一再严令芦山县县长查铲，今再次命令芦山县县长限期铲尽烟苗呈报。“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定予依法严办，决不宽贷”。看了公文，杨若瑜大吃一惊。省府和总指挥部，那是自己人，他们讲发现烟苗要依法追究责任，不过是公文上冠冕堂皇的词句，是不算数的。这回是军委会下了文，语气这么严厉，把刘文辉的侄子都点出来了。万一刘文辉抗不住，他肯定不会办他的侄子，而要拿个把县长开刀。杨若瑜顿时觉得，当这个县长倒霉透了。他在惊恐之余，学着总指挥部对付军委会的办法，嘱咐秘书起草公文，严令各乡镇长“限期肃清呈报”，并须交出查铲保证书。杨若瑜想：“我且先把公文上的脚步站稳，万一认真要查究时，我也可以往下推。”
杨若瑜把总指挥部的公文拿出来反复琢磨，感到语气从未有过这样严峻。执行吧，烟土是“本军的经济命脉”，伍参谋长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这么一回事。铲了烟苗，伤了本军的经济命脉，刘文辉不要怪罪吗？如若不铲，军委会再给总指挥部施加压力，怎么办？总指挥部不会牺牲一两个县长来搪塞吗？
烟苗铲不行，不铲也不行。铲和不铲都有性命之虞。杨若瑜进退失据，决定到雅安去面见刘文辉，探探他本人的口气。杨在公馆见到刘，问到：中央来电这样严厉，究竟该怎么办？刘文辉说：“赶快铲呀！咋个你还没有动手？快回去铲！”
刘文辉态度认真，语气肯定，但杨若瑜还是觉得把不准，临走时又吞吞吐吐地请示：“主席……铲烟的问题……”
刘文辉大声回答说：“铲！铲！铲！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
刘站起来送杨时，又重复说：“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铲！铲！铲！”
一边说，一边还打着手势，好像拿着铲子在铲烟。
走出刘公馆，杨若瑜又去见总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证实一下省府和总指挥部是否确实下了铲烟决心。张伯言反问杨若瑜：“你去见主席，他是咋个向你说的？”
杨把刘文辉的话复述了一遍。“对啊！回去快铲啊！”
张伯言说道。听张也这么说，杨感到心里踏实了，决定回去铲。
要各乡乡长去铲，他们是不会干的。要铲，必须县长亲自带队下去督促。经过一番研究，杨若瑜选定凤禾乡作为铲烟突破口。该乡乡长杨步月小学教员出身，是一介书生；乡里武力薄弱，比较好对付。凤禾又在芦雅交通线上，铲烟影响大。
于是杨若瑜调集了200多名武装人员，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凤禾。杨若瑜立即命令杨乡长抽调几十个民工，在乡公所对面不远处开始铲烟。杨若瑜见民工已动起手来，很是高兴。在田塍上，坐在椅子上，跟秘书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坐了好一会，抬头一看，几十个人才铲了很小一块地方。只见民工把锄头举得很高，就是落下很慢。
杨若瑜命乡长催民工快铲，尽管乡长和保长大声叱骂，不停催促，但速度并不见加快。这时，卫兵递上一封信，说是金连长差专人送来。杨若瑜拆开一看，信中写的是：这里有金连长种的烟，请杨县长手下留情……杨当即沉下脸来，把信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说道：“不管什么人的，一概给我铲光！”
乡保长见金连长说情都不中用，只得继续铲。
过了一会儿，四周山上突然枪声大作。县长秘书吓得瘫在地上。杨若瑜虽然吃惊不小，但仍强作镇定，因为他知道，这时刻是万万慌乱不得的，越慌越出事。要是他被几声枪响吓软了，便威风扫地，以后就无法统治全县。于是他把心一横，站起身来，叫中队长传达命令，县里下来的武装人员，一律站在原来地方，不许妄动，不许擅自还枪。同时叫杨乡长继续督促铲烟。
山上枪声响了一阵，也就停止了。又铲了半个钟头，黄昏已近，杨若瑜便下令收工。
晚上睡在乡公所里，杨若瑜在床上越想越害怕：再硬干下去，必定激出事变，被打死在这里才冤枉呢！就是不死，刘文辉也会斥责他不会处事，惹是生非。第二天早饭后，杨若瑜就借口部队人多，地方供应困难，把铲烟责任交给杨乡长，自己带队回城了。
杨若瑜在凤禾总共不过铲了10几块地，就得罪了很多人。回县不几天，到雅安向刘文辉庆贺50大寿，在彩棚里，省训团的处长金搏九就挖苦他说：“究竟青年县长，大大不同，所到之处，一律肃清。”
杨见到刘文辉，他绝口不提铲烟，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一样。杨后悔不已，怪自己胆量太小，听了几句话就坐不住了。有了这次教训，决心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坚决不铲烟。
可是过了不久，杨若瑜听说成都行辕要派出禁烟考查团，考察地点之一便是芦山县。杨若瑜平静没几天的心情，复又紧张起来。考查团是要实地巡查的，比不得来公文，可以虚与委蛇。考查团又是国民党中央所派，很可能是要借禁烟问题，找跟“中央”貌合神离的刘文辉的碴。
考查团发现遍地烟苗，必定据实呈报。而“包庇种烟”，罪莫大矣，是要处死刑的。刘文辉即使抗着不执行，杨若瑜也得被撤职。丢官以后，他在四川就待不下去了。想到此，杨若瑜心烦意乱。他跑到雅安去见伍参谋长。伍说：“这次考查团来，你不好应付，自有总部的刘参议（刘敦礼）应付的。”
杨又去见禁烟督理处副处长杜履谦。杜说：“有郑少成一道，会帮你打招呼的。”
原来考查团由成都行辕、禁烟执行总监部、禁烟督理处、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西康省政府各派一人组成。行辕派的人任团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和禁烟督理处分别派刘敦礼、郑少成参加，这两个人都是刘文辉的人。杨若瑜又打听到，刘文辉发下话来，考查团到，送点钱就得了。
杨若瑜赶回芦山，作起准备来。他决定在考查团必经之路两旁，把烟铲掉。因为这点表面文章都不做，到时就难怪考查团打官腔了。考查团从雅安到天全以后，杨若瑜不断派人打听考查团由天全到芦山的路线。他得到准确情报，考查团由天全经芦山施延乡到芦山县城。
这条路很短，要蒙过考查团员们的眼睛是很容易的。杨若瑜把施延乡乡长召来，对他说，这次考查团非比一般，是“中央”派的。弄得不好，他们会扣办乡长的，施延乡乡长一听，先就给吓住了。杨若瑜又说：为照顾你的困难，眼下不要求你将全乡烟苗铲绝，但初步必须做到将路旁烟苗铲尽，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乡长一听，县长这么体恤下情，还能不照办吗？
第二天，杨若瑜就带队到施延乡督铲。有个保长不卖力，杨当即命令将其拘押回府，听候处置。其他保长不敢怠慢，总算把短短一段路两旁收拾干净。过了两天，考查团来到芦山，杨若瑜率部属在城门洞口欢迎，将他们接到县府。除了召开一次大会，请考查团训话以外，就安排他们吃、喝、玩。杨全力以赴，殷勤招待，唯恐不周。开头姓王的考查团长还打官腔，第四天早上，总指挥部派来的刘参议悄悄对杨说；“已经一枪下马，不用担心了。”
原来刘敦礼到雅安从伍参谋长那里弄到一小箱钞票（400万），当天早上送到王团长房里，请他对禁烟问题，马虎了事。王团长起先还说：“敦哥，你不能陷我于不义！”
经刘一再劝说，王团长便顺水推舟收下了钱。从此，就词色温和。考查团又在县府住了两天，没有到下面去看一眼，就到宝兴去了。后来，考查团上报的公文，将芦山县说得最好，禁烟完全没有问题。芦山县府招待考查团共用去了20多万元。杨若瑜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他摊派40万元到各乡。只有施延乡不派，因该乡铲了些烟苗，已付出了代价。各乡乡长对杨很是感佩，乐于交纳本乡承担的费用。农民银行本是鸦片银行。
1933年，蒋介石大规模“剿共”，军费开支浩繁，越来越感到财政拮据。为了开辟“财源”，蒋介石决定把全国巨额特税划归南昌行营直接掌握，有关特税的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无权过问。
同年夏天，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豫、鄂、赣、皖、闽、湘、苏、浙、陕、甘等省特税收入。督察处分支机构，很快遍布全国。该处直接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之命行事，不受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和各省当局的牵掣。禁烟督察处的口号是：“两年禁毒，六年禁烟。”
声称要在六年之内将鸦片禁绝。实际上是打着禁烟旗号，改鸦片私收私运为统收、统运，实行鸦片专卖，从中搜括钱财。督察处下设会计处和监察处，会计处的会计长和监察处的监察，都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会计长黄为材，就是蒋介石的军需处长，特税的一切收解手续都由其办理。
1933年秋，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号召官商合资成立农民银行。规定当地25家土膏行，每家投资2万元，另由政府拨款50万元，作为资金。但是只有4家土膏行被逼出了钱，其他21家确实榨不出油来。经由当时督察处长李子宽向蒋介石请示，决定改为先由督察处拨款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的朋友郭外峰被委任为农行总经理。农民银行成立后，全国所有特税收入，均须全部向农民银行交纳。当时每担烟土抽特税200元，外加附加费10％。全国最大监狱武昌监狱，就是用附加税的一部分（每年不下一二十万元）修成的。农民银行不但收特税，还对鸦片烟商开展抵押、贷款、折现种种业务。
烟商如一时无力交税，或周转不灵，可以现货向农民银行抵借，押款额照市价六至八折计算，利率月息一分以上。2至3月不赎，即将押货拍卖。农民银行靠鸦片起家，财力越来越雄厚，不久即成为全国四大银行（中国、中央、交通、农民）之一。农行资金，没有一元钱不是来自烟土，人们不称这家银行为“农民银行”，而是称它为鸦片银行。因为它确实不是为扶助农民和农业而办，跟“农”字毫不搭界，是盗用了“农”字。
农民银行每年所收特税二三千万元，主要充作“剿共”军费。军情紧急时，催款急如星火，款子不足，就由监察处召集土膏行店摊派借垫，由监察处担保，以后在特税项下扣还。再不足，就由农民银行动用各土膏行店申请执照时交纳的保证金。农行收存的这种保证金高达几千万元，每年可收一笔可观的利息。
蒋介石对各省军阀的补助费，也来自农行所收特税。如每月补助湖南军费30万元，广东四路军总部10万元，广西近20万元。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的特税，都有一定的截留，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军阀的补助。这些帐，只有督察处长和会计处长心中有数。因为票据是会计处长签发的，然后由督察处长报行营核销。
蒋介石的私人应酬，一般也都从农行所收特税中开支。每逢过年过节，蒋往往要给老上司、老朋友送钱，一封私人函电，就可以提取10万、8万。由督察处送致。其中有两个人，每次馈赠几乎都是少不了的。
一是许崇智，蒋曾在他手下当过参谋长。每次给许崇智送款子，蒋都是派李鸿基去。李曾当过许的军需处长，跟蒋是同事。
另一个人是杜月笙，蒋介石跟他关系密切，不同寻常。逢到年节，蒋总要送钱犒赏杜月笙手下的大小流氓。每次都由李鸿基出面，托上海办事处主任吴志刚转交。农民银行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私人银行。
烟禁愈严，烟祸愈烈
旧社会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盐越禁越好贩”。旧社会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烟越禁越好卖”。
禁烟越是喊得凶、查得紧、罚得重，私种、私贩越是猖獗，烟土生意越是兴旺，“烟官”越是可以借禁烟渔利，“禁政”的弊端越是严重。私种、私贩烟者就怕烟官不贪，不怕烟官索贿。烟官受了贿，私种、私贩烟土就有了护符。
不少烟官本来就是贪赃奸吏。他们的官位或是用钱买来，或是通过关系得到。据《中国黑幕大观》透露，“禁烟狂热之时”，某些省份公开出卖禁烟局长官职。按油水多少标价，上等大洋2000元，中等1000元，下等500元。公然收受，不顾廉耻。有些人买得禁烟局长后，便出卖禁烟调查员的职位。根据地段的“肥瘠”，定价钱多寡。“以金钱买得差缺，安得不以金钱为目的？”
所以烟官们一上台，唯此为大的事情便是千方百计捞钱。
好多烟官，本身就是大烟商，或出身鸦片世家，故利用鸦片发财，对他们来说，是熟门熟路。如上海禁烟督察处长郑寿芝，为上海鸦片巨商郑氏后代。因潮州烟商在上海势力衰微，郑寿芝便转而在上海交易所进行投机活动。1933年，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以禁烟为名，实行全国鸦片专卖的“禁烟督察”计划时，郑寿芝曾参与策划。
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成立后，杨永泰将郑寿芝安插到上海禁烟督察处。郑到任后，将一帮潮州烟商拉入禁烟督察处。上海禁烟督察处下设采办商12家，多由过去法租界12家潮州土行老板负责；上海华界各街道分设土膏行、土膏店和售吸所，其中不少由潮州烟商掌管。
督察处规定，各个土膏店和售吸所每承销10两烟土，必须上交烟灰（可供再次吸用，或掺入烟土吸用）4两。所以有人说：“所谓禁烟督察处是一个刻毒老辣的鸦片烟商大集团”。再如广西梧州禁烟督察局，有一任局长叫陆炎，是个烟帮头子。
曾是桂系首领之一的黄绍竑回忆说：“用烟帮头子做禁烟督察局局长，岂不是对‘禁烟’的讽刺？的确那时中国各地的所谓‘禁烟’措施都是对禁烟的讽刺，有几个当禁烟局长的人是不抽大烟的呢？更没有一个人不是借着禁烟为名而筹经费充腰包的。”
据说陆炎在禁烟督察局长任内得了港币50多万元（一说10多万元）。白崇禧将陆炎扣起来，要他交出这50万港币。陆炎不交，且口气很硬，白崇禧下不了台，于是以“谋叛有证”的罪名，将陆炎处决。
越是有利的事，烟官们越要去钻。烟商们就利用这一点，用“包袱”、“熟性”（贿赂）将其击中。有个姓梁的人，于1937年任广东省琼山县查禁委员。他才到海口市，就有几批曾开办过烟馆的商人找到旅馆，向梁请求承办琼山全县的鸦片售吸所。并对梁暗示，只要梁点个头，他们会送“熟性”的。
有些烟商每月愿出“熟性”800元。有些商人表示，仅承办海口市和府城两处售吸所，每月可给“熟性”600元，承办县内其他各市售吸所，“熟性”另给。还有的商人说，只要县查禁委员与他们合作（实即做他们的后台），由他们承办售吸所，赚得的利润，可与县查禁委员平分。姓梁的人经过考虑，决定交由土膏店的商人承办，并就“熟性”当面议定两点（给区查禁委员的“熟性”另有规定）：
1、每月头三日内，承办售吸所的商人必须送给查禁委员800元，不得借故拖延。这是定期“熟性”。
2、土膏店每煎一次烟膏（每月至少要煎7次），必须送查禁委员“茶水费”50元，另送纯净烟膏（不掺烟料）一茶杯（约3两），供查禁委员“应酬宾客”之用。送过“茶水费”等，可免查禁委员到场监督、检验煎膏，土膏店掺假就方便了。当时琼山县查禁委员每月可捞到1000多元。而台山县查禁委员黄开成捞的就更多了。他串通烟商舞弊，包庇、纵容烟商出售红丸，每月可得3000多元钱。
有些大烟官不是几百元、几千元钱所能买通的，得下大本钱。而一旦买通，那作用非小小烟官可比。
有一次，国民党中央禁烟总办黄天民到成都，四川的大烟商曾俊臣向他请求，四川的烟商受上海、湖北、广东、贵州烟帮的压制、排挤，请他给四川烟商以扶持，让他们在进出口税方面享受跟上海、湖北、贵州等地烟商同等的待遇。（四川烟土出川，每担纳出口税300元；进入湖北，又须交纳进口税1020元。而贵州烟土运出黔省，每担出口税仅100元；入湖北境，进口税实际只800元。因而成本比川土低得多。）
因“手续”没有到堂，黄天民打官腔，不给四川烟商照顾。又有一次，黄天民在汉口故意刁难曾俊臣。曾俊臣在汉口积压鸦片两万多担，销路被汉口帮压住。他玩了一个手法，以每担1400元到1700元的价格，买进600担货，把行市造动起来。等烟价升到2000多元时，便以2300元一担的高价，把存货一齐抛出。
而正当曾俊臣出手买货、行市上涨时，黄天民以中央禁烟总办名义通知各银行不要对曾俊臣做押款，在资金上卡曾俊臣脖子。曾俊臣跟黄天民打了两次交道，深感不打通他这一关，烟土生意是不会顺顺当当的。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巴结黄天民。曾俊臣要从重庆调100万元到宜昌，向湖北税局交纳进口税。
这笔款子如汇到宜昌，每千元要交40元汇水。湖北的税局收到这笔款子，通过农民银行平过调成都，上交国库，不用交贴水。曾俊臣发现在不同的地方交税款，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便去找黄天民，要求将交湖北的100万元税款，改在重庆交纳，汇水可以照付。黄天民叫曾俊臣写个报告。曾俊臣说：“公事上怎好说汇水的事呢？”
暗示黄天民汇水是不打算交给税局的。黄天民一听就明白了曾的用意，同意曾俊臣不用写报告。曾俊臣开了一张两万元的支票给黄天民，也不向黄要收条。黄天民将支票装入荷包，连忙招呼下面给曾俊臣办好纳税手续。从此，黄天民对曾俊臣不但不打官腔，还很讲交情，处处给以关照。曾俊臣在这笔交易中实际还赚了两万元汇水，沾了大光。
销毁“烟土”
私贩烟土一经被警察局、所查获，私贩者就要受到罚款、拘押、徒刑等轻重不等的处罚，所有烟土，都要没收，存入官库，定期销毁。警察局、所的帐簿上记得清清楚楚，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缴获烟土几斤几两几钱几分，可谓锱铢不漏。警察局、所声言，烟土积到一定数量，就要择日当众销毁。
销毁烟土的这一天，观者如堵。地方官绅亲临现场监督销烟。销烟地点都选在空旷之地。一箱箱、一包包烟土堆积得很高。一声令下，便有专人点起一把火，顿时烈焰熊熊。瘾民们见烟土堆积，起先为之垂涎尺许，继而见火光中烟土化成灰烬，又为之惋惜不已。
烧毕，人群散去后，复有一批瘾民聚拢来，在余烬中搜寻剔刮，想收集一点鸦片烟灰。抓起一把剩灰嗅一嗅，毫无烟土气息。
记者曾就此事向警察局的某科员打听，某科员起初不肯吐露实情。一再询问，他才笑着说：“被烧的哪里有什么真烟真土！大凡警察所、局员役，无不熟谙掉包之术。所有查获烟土，到了警察所、局，每经一道手，必定去掉真烟土若干。
例如查获烟土10两，原经手之侦探警士，要拿去210，剩下的交给看门的长警。长警又拿去210，剩下的交给警佐。警佐又去掉210，将其余部分交警长。警长官高权重，独享410的烟土。10两烟土，分量一毫不差，但都成了赝品。”
记者不解地问：“销烟之时，众目睽睽，难道不怕被人识破吗？”
某科员说：“虽然是赝品，却能以假充真。看颜色，显然是烟土。称分量，明明是几斤几两几钱几分，跟帐簿所记数量相符。至于假烟土，大多是用益母膏冒充。药铺里卖的益母膏，粗粗看起来，跟烟土无异，但跟烟土价值相去甚远。所以，警察局、所销毁烟土，不过空有其名，销毁益母膏，才是事实。”
拘留所里过烟瘾
凡有烟瘾者，一听说拘留所，无不毛骨惊然，畏为地狱。一般人认为拘留所管理严密，一经入内，不但不能吞云吐雾，而且即便戒烟药（内含有鸦片成份，多少可以过下瘾）亦无从得食。然而据知道内情者透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载，某年春天，有一个烟瘾很深的人（烟鬼甲），有事从外地来南京。身怀烟泡数枚，在南京火车站被警察搜获。因其“违犯烟禁”，被扭送警察署，关入拘留所。才过了几小时，烟鬼甲就呵欠连连，涕泪交流，坐又不稳，眠又不安。他悲叹道：“今晚看来没命了！”
旁边有一个人斜眼看了他一眼，笑了起来。烟鬼甲见那人烟容满面，顿时板起面孔说：“你也嗜好这东西，有什么值得笑的呢？”
那人（烟鬼乙）说：“先生大概是头一回吃官司吧，无怪乎这样。”
烟鬼甲是个机警的人，听烟鬼乙话中有话，便附在烟鬼乙耳边问道：“我的烟瘾很深，您有救急的办法，我将终身感激。”
烟鬼乙格格大笑，说道：“天下无难事，只要七钱三。您不见我仍然精神抖擞吗？”
烟鬼甲心领神会，随即掏出5元钞票交给烟鬼乙，说：“拜托，拜托。”
烟鬼乙取钞票在手，大声招呼：“茶房，买点心！”
茶房应声而至。烟鬼乙摸出铜角子10余枚，夹在钞票中，低声说：“……药……药……”
茶房点头而去。当时，拘留所监管人员正虎视眈眈地注视这间拘留室。不一会儿功夫，茶房回来了。手里托着大饼一叠，请监管人员检查毕，送入拘留室。烟鬼乙将每块大饼掰开，每块饼中都藏有戒烟药一包，取完药回头对烟鬼甲说：“怎么样？”
烟鬼甲大喜，急不可待地将戒烟药接过来，吞了下去。顿时，呵欠不作，鼻涕与眼泪尽退，精神为之大振。他这才知道，拘留所也不是那么可怕，不也是照样可以过烟瘾吗？
温建刚之死
国民党政府实行禁烟，有时似乎雷厉风行，要拉几个人出来枪毙。其中不仅有一般的毒品制造者和私贩者，还有包庇、参与毒品制造和私贩的相当级别的官员。但这些官员的被处决，与其说是因为鸦片问题，不如说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温建刚之死就是一例。
温建刚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经常代表吴铁城与各方交接，并不时代表杜月签对一些暂时失意的官僚军阀问寒嘘暖，馈赠钱物。在上海滩有相当势力。
1930年左右，四川军阀及烟商在重庆、宜昌一带开设吗啡加工厂，高薪聘任日本人为技师。这些加工厂，只能制成黄吗啡（俗称“粗坯”）。1000两烟土，大约可提炼100两黄吗啡。黄吗啡提炼出来后，运到上海，经过再度加工，才能制成“白货”（普通吗啡）。
上海南市有一家全上海最大的吗啡制炼厂，由原潮州土行会计、苏州人华清泉牵线，潮州人郑芹初出贤，温建刚撑腰，开办起来的。而温建刚所以敢于入伙，是得到了吴铁城的同意和杜月笙的支持。吴铁城特地为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向各有关方面疏通，并取得蒋介石默许。温建刚见关节都已打通，便有恃无恐地干了起来。
温建刚等人的上海南市吗啡厂，重金聘用了高级技术人员，购置了最新技术设备，炼制出上等的白吗啡。产品销路很畅，很快获得暴利。温建刚踌躇满志，得意非凡，连陈果夫也不放在眼里。陈果夫追求上海名妓“小林黛玉”，没有达到目的，温建刚居然敢跟小林黛玉串通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中叫陈果夫丢尽脸面。
陈果夫愤怒已极，派人调查搜集温建刚的材料，掌握了温建刚参与开设吗啡炼制厂的详情，立即报告蒋介石蒋对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虽曾默许，但因陈果夫控告，也不得不派人调查。调查人员找到吴铁城，吴声称他绝不知情，是温建刚一人私自所为，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调查人员找温建刚本人谈话，温态度傲慢，不屑回答调查人员的提问。他大声说道：“这事不必问我，你们回南京去问‘老头子’（指蒋介石）好了！”
使得调查人员很难堪，他们当然要向蒋介石如实汇报。蒋本来并不想办温建刚，但听调查人员汇报说，温建刚口吐狂言，把他也牵扯上了，于是大为震怒，马上下令把温建刚押到南京，交军法处议处。因怕温在南京说出实情，不几天又把他转解南昌行营。
当时一般人猜测，温建刚到南昌监禁一个时期，还是会被释放的。在那边放出来，目标小，不易招来非议。可是陈果夫紧迫不舍，收集并抛出了温建刚又一批材料。并且利用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接连失败后的温怒心情，对温建刚一再攻击。蒋介石终于下令将温建刚在南昌处决。
温建刚被拘捕时，吴铁城赶紧把上海南市的吗啡厂查封，将老板郑芹初和两个伙计关押。华清泉事先得到风声，溜掉了。郑芹初被解到汉口行营，郑家上下用钱，买通了行营军法处。温建刚一死，行营军法处将全部罪过往死者身上一推了事。郑芹初和两个伙计得到开释，贩毒所括来的钱财，因这场官司而用得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