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本是在明末清初民族斗争尖锐之时应运而生，却并未在民国时期随着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应运而亡。它在政治上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在组织上反而恶性膨胀起来。许多帮会头目招收门徒时越收越多，越收越滥，动辄成千上万人。
比如上海青帮“大”字辈帮首张仁奎，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学各色人等。张的徒弟、上海第一号“闻人”杜月笙，共收南北门徒数万人。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曾拜黄金荣为师，他自己也收徒一下余人，包括上海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
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尚武曾任海宁路汇司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此人身在青、红两帮，有徒弟2000余人。专贩女孩的后台尤阿根，曾任当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收徒5000余人。在北方活动猖獗的一贯道头子，同样是遍地“开荒”（到没有一贯道的地区去吸收道徒立佛堂），广收道徒。
一贯道大头子张天然在“七·七”事变以后，在日寇支持下，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组织，仅在天津市就设立了18个“坛”，并设立了一个“总坛”。此后，又派了很多“点传师”到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开荒”。如“点传师”齐国瑞、郭长福等到塘沽及连云港等地“开荒办道”，就先后骗入3000多道徒，建立了30多处佛堂。据说，从抗日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开荒下种”所骗入的道徒足有数十万人。
民国时期的帮会，上与达官要人勾结，下向社会各界渗透，成为吞噬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
“开香堂”奇观
清帮中人收徒，必须例行一种隆重的而又戏剧化的典礼，名曰“开香堂”。何谓“开香堂”？这就得从入帮的程序说起。
凡是“空子”（帮外人）想进门槛，必须先行觅得帮中人带领，开明履历，经引见师批准之后，再备了正式帖子去拜师。帖面上写明“信守”二字，内面写“敬拜某某老师门下”，下面写“自心情愿”字样。在师父名字旁边，要写三代姓氏，末后署名“某字辈门生某某谨具”，旁边写“引见师某某押”，“传道师某某押”，其郑重程度，可比作过去田契纸上的卖主与中保具名一般。
开香堂地点大都在僻静的庙宇中。事先必须禀明老头子，正中供定翁、钱、潘三位师祖的神位，在上面挂起罗祖像，各点香烛一副，桌下又点五支香，两头都甩红纸包着，叫做“包头香”。庙门外又设“陈四主爷神位”，也点一副香烛。“陈四”者，据说是第一个进门槛的人，因为犯了帮规，逐出山门，后人念他入帮最早，所以在开香堂时也给他一副香烛，但又因此公已被逐出帮外，故将其神位设于山门之外。
开香堂大典时，凡是老头子的前人，和一般同参兄弟，都要到场，名叫“赶香堂”。赶香堂的越多，老头子面子越大。万一开香堂时没人赶香堂，或赶香堂的人很少，那个老头子就倒了楣，不但人家瞧他不起，连徒弟也觉得见不得人了。
待到香堂布置妥当，候补的人挨次进入，便传命紧闭山门。老头子居中坐定，赶香堂的人分立两旁。然后由引见师引领各“空子”到罗祖和翁、钱、潘三主爷神案前各磕三个头，再到老头子面前也磕三个头，然后向六部各师父前同样磕头，同时在赶香堂的各人面前，也得磕上三个头。总而言之，须是逢人便磕，如果老头子面子大，赶香堂的人多至千儿八百，有些新徒弟就得磕上两三千个头。
徒弟们磕头之后，引见师便命他们在檐下排成长龙，司香的执事就把桌下的包头香划开，分给众人拿在手里。赞札的人便高呼下跪，大家便黑压压跪了一地。这当儿另有执事端上一盆清水，要每个人呷一口，谓之“净口”。净口毕，老头子便在上面厉声问道：“你们是自愿入帮，还是有人教你们入帮？”
“入帮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
“十大帮规要遵守，你们知道吗？”
众人便在下面齐声答道：“入帮自心情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
老头子便再谆谆训海一番，在末尾说道：“如果违犯帮规，定须家法从事，办得到么？”
众徒弟也齐声答应。之后，便由传道师给各人分发一本小折子，上面写着三帮九代的名称，以及各种“海底”盘答方法，这是帮中最重要的东西，徒弟们必须秘密珍藏，不得让门外人阅看。至此，仪式就算完毕，众人再向祖爷、老头子各磕三个头，分班侍立两旁，老头子便安排筵席，跟赶香堂的各前人各兄弟，欢呼畅饮，赶香堂的人也要向老头子道喜，然后入席。这一顿大嚼，费用概由新进门槛的徒弟们分摊。经过此番典礼，“空子”就变成帮中人了。
红帮收徒仪式，也叫“开香堂”。一定要上过香，才算正式入门。香堂分两种，一称“大香堂”，一称“小香堂”。开“大香堂”适用于人数较多时，其礼节也繁杂得很。大体是凡欲入帮者，要预先到帮中专事发展组织的头目部里报名登记。等到积有数十或上百人之后，由山主（红帮组织一般称某某山）派一头目专门负责开香堂的工作，称之为“老大”。老大奉令后，乃选择一个僻静的庙宇，作一番布置。
大香堂布置，有称为“红花亭”的。正中设关帝位，上悬“忠义堂”匾额，中间设置供桌三层供祖师牌位，各用红纸或黄纸书写。堂中又另设大方台一张，右供大片子（大刀）一把，左供小喷筒（手枪）一支）正中焚起一炉香、一对烛，台口又置有线香一束。另外还张红灯，外层3盏，中层8盏，内层21盏，意把“洪”字拆开为“三八二十一”。
香堂布置毕，便命新入帮会徒鱼贯入内，并请山上资格较深的各位大爷同时参与盛会，谓之“赴蟠桃”。照例是不准有帮外人参观的，即庙中僧道亦须驱赶出去。然后紧闭山门，传令各新徒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则有一位大爷向帮徒详解种种帮规，按条宣读。接着便将台口线香执于左手，右手则握供于台上的大片子，怒目环视众徒道：“以后各位如有不遵山主命令，不能严守帮规者，即以此香为例。”
说话时高擎大片子，猛砍线香，一刀两段。斩香既毕，即将所有断香分授新徒，每人身藏一支以为纪念，亦资警戒。然后令各帮徒环立成一大圈，聆听大爷向他们朗诵入帮诗一首，复令同帮兄弟按规矩各行一礼。最后一个仪式是入会问答。主香人问：“天地日月，如何称呼？”
众会员答：“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
又问：“你们能严守帮规吗？”
答：“能！”
最后一一发给“票布”，令各珍藏。至此开香堂方告完毕。
随着帮会收徒愈来愈滥，入会形式也日趋简化，但大体上不脱帮会旧习。如社月笙30年代创“恒社”，入社先要填一张祖宗三代的“履历表”，并备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称的“入社费”，由杜的总帐房万墨林递进去，这当然也要先送一份厚礼。等杜点了头，或单独，或集体，要举行一次见师典礼，最初还是叩头，以后“现代化”了，改成三鞠躬。如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老师”还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经过这番手续后，理事会才开会“审查”，发给社证。
利益——帮会膨胀的秘密
民国期间，帮会组织何以能急剧膨胀？要解开这个谜，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帮会头目为何大张旗鼓地滥收门徒？二是社会各界为何有许多人急于挤进帮会门槛？
关于第一个问题，先让我们看看黄金荣收门生的故事。
在帮会头子中，黄金荣收门生是比较滥的一个。晚年退居以后还是不断收纳，多多益善，以致闹出了“爬香头”的笑话。
何谓“爬香头”？原来青帮师徒相承，最初以20字定辈份，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20个字。到了清末，20字用完了，又添上了“大通悟觉”4个字。民初辈份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青帮中称为空子。按规矩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收的帮徒是没有字辈的门生。只因他位高势大，无需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反比几个大字辈的吃得开。他自己也常得意地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
虽然如此，在黄的门生中，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这些门生再开堂收徒，按理说就是黄金荣的徒孙辈了。而这些徒孙又辗转请人介绍，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一来，徒孙们就和他原来的者头子成了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叫做“爬香头”，是一件犯忌的事。
可黄金荣管它犯忌不犯忌，还是照收不误。因为这里头的好处大着呢。黄退隐后，想将黄家祠堂扩建为花园。钱从哪里来？在黄门子弟中募捐。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少则三四十元，多则千余元。募捐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得几万元余款。
自从6O岁生辰后，黄金荣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敲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100元礼金，多的往往送500或1000。因他性好阿堵物，门生摸透他的脾气，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都以现金相赠，不送礼物。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等各项开支，至少可赚一两万元。黄门子弟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一个门生通常都妄送上几百元的节礼，黄门子弟众多，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由此可见，多收一个门徒就多了一条财路呵，安得不滥？
这种情况不独青帮如此，别的帮会亦然。一贯道的师尊张天然利用迷信不知骗取了道徒多少钱财。1946年他去四川时，用飞机就运去1500条黄金。北京的一个点传师韦玉林，原来很穷，当了点传师后，用骗来的钱买房80多间，他得意地说：“我发财，全靠老佛爷。”
一贯道的《碑文》里，专门有一段赤裸裸地向道徒伸手要钱的话：“众神天空站，站在空中把帐算。哪个该，哪个欠，哪个还。你们把钱收到不行功，到那时后悔迟，阎王叫你三更死，想活四更也难言。就有金银也拿不去，满堂儿女要丢完，你们要好好尊师，效法前人。快点行功，以后加倍还。”
一句话，威胁加劝诱：“拿钱来！”
一个初进道的道徒，都要立愿“三施”：一曰财施，即出钱；二曰法施，即出力；三曰无畏施，即舍身办道，服从指挥。立了“三施”后，就要经常缴纳各种费用。这些费用分两大类，即功德费和财施。
功德费是道徒必须交纳的。它有一定数目，由各地道首任意规定，逐级上交。包括：入道费，即入道时交纳的手续费，少则数元，多则一二十元；超拔费，又叫渡亡灵费。道首欺骗道徒说：“已死的亲属尚在地狱，必须超拔，才能升入天堂。”
申请超拔亡灵的道徒必须交一笔超拔费；渡大仙费，这是欺骗富裕道徒超渡无名鬼魂成为大仙时交纳的费用。
财施又名行功费，是平时对道内应尽的某些义务所出的钱财，名目繁多，包括月助、供果费、了愿费、尽孝费、开荒费、献心费、免冤费、印书费、开班费、求寿费等等。此外还采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训练班”的办法，搜刮道徒的腰包，要道徒们“牺牲财产净尽，为大义”。
沈阳广化坛，在1948年内，仅行功费就收入4.45亿多元，银元360多块。张天然在北京渡大仙，几天之内就收入钱财折合面粉达4000多袋。一贯道的骗财机构北平“中华善书局”，在日伪时期每天收入18条黄金以上。北京点传师刘景泰骗取道徒1.5万斤玉米。
上海的潘华玲称为“渡仙大王”，有一次在上海渡了一个大仙竟骗取道徒20条黄金。1939年天津有个姓娄的道徒渡了一个“毛遂大仙”，竟花1万银元。有人说，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是钱，一点不错。难怪道首们那么热中于遍地“开荒”了！直接以帮徒作为榨取钱财的对象，这只是一条生财之道。
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生财之道：旧社会有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对于帮会头子来说，徒多则势大，势大则财多。为何如此呢？因为民国时期的帮会，多从事不法营生，什么贩卖鸦片啦，拐卖人口啦，包赌包娼啦，划地为霸啦，没有一帮势力勾结起来就干不成。比如说吧，西南各省军阀贩卖鸦片，用轮船把烟土从重庆运到上海，先雇红帮头目沿途保护，因为红帮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中游一带。船到上海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再交上海青帮集团接运。
船上的服务员及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又大多数是红帮成员。这样相互依赖，相互勾结，才能把事情办成，人少了是不行的。所以，帮会头目谁收的徒多，谁的势力就大，谁的“经营”就发达，财路就宽广。这也是帮会头目滥收门徒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从门徒这方面来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想跨进帮会门槛呢？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有些新老军阀、官僚入帮，为的是借帮会为号召，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军阀韩复柒曾拜青帮老头子张仁奎为师。
有人问韩的入帮介绍人葛光庭：韩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一个无权无势的张仁奎？葛解释说：“过去左宗棠出兵新疆，当行军到平凉的时候，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向左宗棠要求暂停一日。左问他们什么原因，答是要迎接大龙头（军士多是帮会成员）。你看，以左帅之威，军令之严，官兵甘冒军法，宁愿得罪左帅，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老头子的威力，祖师爷的规矩，入人心之深了。左后来也拜了老头子，于军法之外，用帮规约束部队，因此加深了和将士的关系，取得了用兵的胜利。韩复榘拜了张老太爷（张仁奎），他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
二是有些富户殷商，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还想沾点便宜，于是送重礼，找门路，进帮门，寻求保护。上海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板是浦东人。他发了财，想在家乡盖一幢别墅，以便周末、假日去享享田园之乐。不料，有个姓黄的当地大亨硬说破坏了他家的“风水”，侵越了他家的祖基，先是率众破坏，继而向法院起诉。绸布店老板请人调解，不成；提出赔偿损失，对方索价愈来愈高。这时，有个朋友向这位绸布店老板进言：“你与其求小鬼，何如求菩萨？如果你能拜杜先生为师，那就谁都不敢再碰你了。”
于是这位老板托人向杜的当家大徒弟万墨林送了一大笔钱。过了几天，回话来了，说“杜先生”先是不愿意收这个徒弟，后来活动了，建议“打铁趁热”，先送一份“起眼”的礼。于是，他花了近1万元，打了“福、禄、寿”三尊金像，装潢好送去，承蒙“笑纳”了。不久即来了消息，说杜已定期行收徒礼，但一切从简，见面时三鞠躬好了。开香堂那天，礼节果然简单，杜坐在正中，他进去鞠了三个躬，杜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事多找墨林谈谈。你的委屈，墨林给我谈了，你去找章大律师，他会办好的，我已关照过了。”
前后不过5分钟，“典礼”完毕。章大律师开的“手续费”要5万元，说一不二，他也只得如数交纳。果然不几天开庭，败诉改判为胜诉，对方不服上诉，也被驳回，而报纸记载，也一百八十度翻转过来，描绘他是一直受冤枉、被欺侮的受害者。他后来对人说：“气是出了，官司打赢了，钱可花了不少。原来黄某只想敲诈1万元，这下连打点、送礼加上律师费，共花了我近10万元。”
而这位大律师则暗中向他说明：“这5万元，要送杜先生3万，给你在法院上下‘铺路’约花5000，应酬新闻记者5000。我实得的1万元，还要分些给助手和写状子的。”
三是有些吃江湖饭的人，包括一些艺人、江湖医生等，拜老头子是为了跑码头时有个靠山，好比请了一尊门神，“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比如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拜黄金荣为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
顾竹轩对待被聘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许。常乃提出辍演的要求，顾暗中指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信芳也知道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把顾竹轩召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
顾竹轩虽然是有名的恶霸，但一来曾拜黄为师，二来其势力不如黄远甚，只得遵命。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四是一些实业家加入帮会，为的是借重老头子的牌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这些实业家常常有钱无势，每每成为各种帮会恶势力敲诈的对象，如果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了。1929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受伤，不治身死，曾哄动了上海银行界。事情是这样的：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并已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
稍后，上海三大闻人之一的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静安寺和尚与朱成章当然不允。一天早晨，朱带自己的女儿和护士从寓所坐汽车外出。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朱小腹上中了一枪，并被绑架而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探得线索，用重金把朱赎回，送医院抢救，终以伤重不治而亡。
此事一出，银行界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请出了青帮老头子张仁奎来“压邪”。实业界人士由此事接受教训，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不在少数。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师的。他说：“像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
第五种情况是大批流氓、把头等专吃“白相饭”的人，拜老头子是为了仗势称霸，仗势欺人，仗势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这在帮会中人数最多，为害最大，是帮会黑势力的主体。仅拜在黄金荣门下的知名流氓头子就有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法租界粪大王马鸿魁、大包作头谢彬衡、好莱坞等赌场老板朱顺林、烟土贩子刘怡章、大世界总管闵采臣、流氓律师许福宝和金立人、徐家汇大流氓顾玉书、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日新池老板舒长泰、杭州大流氓王五权、星相把头孟禄久等。
像杜月笙原本是十六铺一家水果店的学徒，生活穷困不堪，他得了个浑名，叫“水果月生”。只是巴结上黄金荣以后，才逐步发迹起来。此后，他又成了另一批流氓赖以发迹的靠山。如此陈陈相因，互相利用，遂使帮会组织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综上所述，无论是师收徒，或徒拜师，除少数被欺压者寻求保护者外，多数是把帮会作为实现其私利的工具。
在旧中国那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帮会曾使许多流氓无赖一变而为大亨巨富乃至党国要人，使许多穷困潦倒、游手好闲之徒飞黄腾达，享不尽荣华富贵。这便是帮会组织急剧膨胀的社会根源。
应当提及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大都市的工人参加帮会者甚众。如上海邮局职工参加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20％，全市职工人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我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职工大众生活无着，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很多人以为帮会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懂得，参加帮会，会被反动分子和社会恶势力所利用。但这部分人参加帮会，跟前面几种人参加帮会，情况是有本质区别的。
义气——帮会之内聚力
利，是帮会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基础。除此之外，帮会所以能在几百年间聚而不散，实因维系于一种强有力的传统观念——“义”。
青帮中流行这样两句话：“铁树不开花，安清不分家。”
意思是凡同帮者即自家人，均须以“义”相待。除非铁树开花，同帮才会分家。这种观念，在红帮中也很牢固。红帮中人把入会视为“义结金兰”，有所谓烧“三把半香”之说，即“头把香，羊角哀、左伯桃结生死交；二把香，刘、关、张桃园结义；三把香，梁山宋江有仁义；半粑香，雄忠至死忠刘王。”
在开香堂仪式中，要恭迎关帝圣驾。“拜把令”一首这样说：“今朝拜把结同心，关圣当前作证盟，谨守十条和十款，自然事事吉星临。”
可见红帮的传统中，也是很重义气的。
在早期的帮会中，义气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互助观。青帮原本是潜运水手们秘密结成的互助组织。按照青帮帮规，帮徒穷困，老头子须救济资助；老头子有难，各帮徒亦须救助供养；同帮弟兄，也必须互相救济，以义相投。这种情况，在青帮早期组织中确是存在的。如清代的一份官方文件曾这样记载：“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五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以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得居处饮食。遇事群起应之，口号所通，趋救立至，不必素相识也。”
青帮帮规甚至规定，假如帮中某甲将拆帮外人的梢，被拆梢者如是帮中某乙的同胞或亲戚好友，则乙仍不得护卫，否则就叫做“保牛子过关”，犯了家法。其理由为既然甲乙同在帮，就都是自家人。而拆梢的对象是“空子”，故视为“牛子”，理所当然地应供帮会之敲诈。所以，帮徒们若遇自己亲属被帮中人敲诈，应当站在同帮兄弟一边，或虚张声势以恫吓，或假充好人以解劝，直至达到目的，这样才叫做讲“义气”。
在洪门的义气观念中，也是首重互助精神的，洪门帮规就有“互信互助”一条。值得一提的是，洪门的互助观是与其平等观相联系的。有一条“通令”云：“任你在朝中官居极品，结盟后就不论富贵贫穷。”
入洪门者不论职位高低，入会先后，一律以哥弟称呼。既为哥弟，虽属异姓，无殊同胞。兄弟有难，则必视如自己的事，全力以赴，不得袖手旁观。这种观念，突出地反映在洪门的“三十六誓”中。如第27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凡二京十三省过州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尔家中，须当以礼相接。如有不法之人，不认兄弟者，一月内，死在七孔流血而亡（查出打七十二棍）。”
第36誓云：“入洪门后，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一百○八棍）。”
第25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若有被外人富强大族欺负，务要通知众兄弟，出力报仇。如有不法之人，见兄弟被人欺负，不肯出力相救者，死在妇人之手而亡（查出打十八棍）。”
从这些誓言中体现的互助观和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但是，这种“义气”所维护的，仅仅是帮会团体内部狭隘利益，而对于帮会外部的同样是受压迫的群众，则一点也不讲“义气”，甚至于出种种为害群众、扰乱社会的坏事来，诸如群殴斗狠，或盗或窃，杀人越货，以及在生活上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等。对人对早期清帮这样记载：“安徽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动为非，声气甚广。”
正因为如此，许多本来是纯朴的劳动者入帮之后，就渐渐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他们既在帮会义气的维系下抱成团伙，又在这些恶习的支配下逞凶肆虐，直至完全堕落成为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集团，充分暴露了帮会义气的反社会性质。
民国期间，随着帮会组织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以及整个帮会的逐渐变质，原在帮会内部实行的互助精神逐渐削弱，而为帮会头目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所代替。当时苏北有个红帮组织叫春保山，山主叫保三，表面上义气不离嘴，但见到哪位兄弟强过他，必设计谋杀而后已，因此而致死者不在少数。他下面有个头领叫王得标察知他的祸心，悟到“此人不可与共安乐，只可与共患难！”
便暗约心腹弟兄若干人不辞而别，到葵花岗另立山头。保三怀恨在心，便重贿一名心腹李某前去刺杀王得标，并答应事成之后再赏千金。李某效《三国演义》黄盖的苦肉计，割断一根臂筋，包好伤痕，带一心腹直奔葵花岗见王得标说：“我跟保三共患难五六年，今为一点小事就割断我的臂筋，忍无可忍，特来投奔山主，万望收容。”
王得标不知有诈，待李如同上宾，朝夕相聚，深为投合。一天早晨，岗中适有事等王得标处理。谁知日上三竿，王犹未起。推门一看，只见一把白刃刺入王的咽喉，早已气绝身亡。遍查同门，仅缺李某，方知他是保三派遣而来，但已追之不及了。那李某行刺得手之后，兴高采烈地连夜返报保三，领取酬劳。保三如约付予千金，且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又派他到邻县办事，一面却于暗中另遣一心腹于要路等候。当李某经过时，一声枪响，李应声倒于血泊之中，保三杀人灭口之计又得逞了。当时各地的帮会在“义气”的漂亮幌子下，演出了多少互相残杀的闹剧！
当然，有些帮会头目曾获得“讲义气”、“够朋友”的美名，上海的杜月笙便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把他捧为“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那么，杜的所谓“讲义气”是怎么回事呢？
杜的一个特点是肯花钱结交人。但是这种结交有个前提条件：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并有很大赚头。倘符合这个条件，他总是能很快答应别人的请求。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对人帮助有其特有的一套手腕：自己往往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
而代他出面的人，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更加感激，到处宣扬他的“义气”。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也使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这样就可以掩护他放开手脚经营种种“特种事业”了。这正是：花钱买义，以义生财，实乃一本万利的生意经。用杜月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
杜月笙还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那一路人干的，只要他出面便可平安无事，但他却碍于“义气”从来不答应做这种事。而对于帮助同帮兄弟发横财有时却非常之“够朋友”。1946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即能发横财。杜的一个朋友找杜商量，杜果然为之谋画，且亲自出面说情，终于顶到一个仓库，使他的朋友一次赚黄金3000多两。从这里可以看到，杜的所谓“义气”，乃是他勾结各种黑势力的手段。
1927年4月11日夜，杜月笙跟黄金荣、张啸林等，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告天地，喝酒结义。次日晨，他们便指挥青红帮的徒子徒孙们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各据点，为蒋介石的“全面清共”建立了殊勋。这里的“义”，完全是帮会头子为屠杀共产党人所结成的反革命之“义”了。家法——帮会之强制力。
帮会的巩固和发展，不但在思想上依赖于“义”的维系，而且在组织上依赖于“法”的强制。如果说义气是帮会的内聚力，那么，家法则是帮会之强制力。二者都是帮会封建性的典型的表现。
青帮有着极严格的家法制度。相传翁、钱、潘三人领导时期，虽有家法刑杖，很少使用。其后，潘清得意门徒石士贤肇事潜逃，乃订家法十条，并以香板为刑杖。清乾隆帝南巡时，在金山寺皈依佛门后，化装到杭州，看了青帮家庙及粮帮公所，认为管理有方，传谕嘉奖，并钦赐盘龙棍一条，上书“违犯帮规，打死无罪”八字，以为帮中镇山法宝，供奉佛堂香案。
青帮施用家法时，还有一套仪式。先由犯规弟子的本师，会同传道师和引见师，并传到本门弟子若干人，开设香堂，如同收徒时的开香堂一般。将“家法”（或板或棍）供于香案上。接着是上香、上烛、请祖、参祖一套仪式，完毕之后，便传犯规弟于前来，命跪于香案之前，询问事由。
待到把犯规情节问清楚了，本师即请执法师、护法师等，议处应得的罪名。再问犯规者是否心服口服？犯规者承认之后，就请家法，由执法师向家法行三跪九拜之礼，将家法棍顶在头上，口念诵词云：“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钦赐棍一根，汝既犯规当责打，下次再犯火烧身。”
念毕，即派人执刑。执刑人进前参拜，跪接家法，顶在头上，立起站于左上首。又命犯规者跪听宣布罪状，完毕即命爬在地毯之上，双腿交叉靠紧，由四人分别揿住上下身。执刑人即对犯规者说：“我与你一无仇，二无怨。今天你犯了祖师爷的帮规，我奉执法师的命令，责打你几十龙盘棍。一要你心服，二要你情愿。”
犯规者须答：“心服情愿。”
执刑人再念诵词道：“法师堂上把令行，手执家法不容情，谁人如把帮规犯，不论老少照样行。”
念毕，即举棍责打。打完，又诵词：“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香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
念毕，将家法送交执法师，置于原处。犯规者爬起叩头谢罪。由两名帮徒扶至堂下。执法至此完毕。
青帮的十条家法，包括对违犯帮规者、忤逆双亲者、不遵师训者、不敬长上者、侵占帮中财物者、殴打帮中老少者、不务正业者、奸盗邪淫者等的处治办法，表面看来，也似乎是惩恶扬善，实际上却是帮会中的“把头”们欺压、凌虐帮徒的工具。他们的“香堂”就是私立的“公堂”，“家法”就是私刑，老头子们可以随意动用。
清代的一篇《刑部咨文》里，曾记录这样一件事：嘉庆帮的一个刘把式指使他的徒侄赵玉，借口一件小事对一名水手严会生动用私刑，把他的左耳割掉。《咨文》对此评论道：各帮水手结党后，“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这种风气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
例如抗战胜利后，天津一个号称“四霸天”的青帮头子王家保兄弟四人，曾因工人抗议其剥削沉重一事，而将六名工人“手足捆绑，倒悬马棚，鞭棍交加，神魂数绝。经工人亲属再三跪求，何二说项，立誓悔改，始释绑饶命”。于此可见青帮把头凶恶嘴脸之一斑。至于帮徒因触犯帮规或得罪了老头子因而被暗中处死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红帮的家法制度比青帮更为完备，也更为严酷。其规则有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十八律书、十条、十款和议戒十条等等。兹举十条为例，可见其纪律之大概。
十条的内容是：一、尽忠报国；二、孝顺父母；三、长幼有序；四、和睦乡邻；五、为人正道；六、讲仁讲义；七、叔嫂相敬；八、兄仁弟义；九、遵守香规；十、互信互助。按照各种帮规，凡违反者，处罚甚严。依据犯规情节轻重，分为“五刑”；极刑，凌迟或刀杀；重刑，挖坑活埋，或沉水溺毙；轻刑，三刀六眼，或四十红棍；降刑，降级或挂铁牌；黜刑，抓去光棍，或降入生堂，永不复用。
红帮的这些家法可不是虚设的，执行起来至为酷烈。江苏红帮组织春保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小头目率领20余名帮徒到海滨贩盐，行至半途，遭到10余只缉私船围攻。这个小头目率死党10余人力战得脱，而舟盐及银两均被夺无遗。他们深知返山报告势必获罪，便结成一个小团体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鼠窃狗偷的营生，帮中黑话谓之“跑底子”。
一日，忽与帮中派出的一名探子遇见，这个探子立即返山密报山主。等到轮船靠码头时，立时围而捕之，无一获免，解至春保山中。专司赏罚的老五问道：“帮规第三条你们忘了吗？”
犯规者同声战栗而答道：“不敢忘，临阵逃脱者斩。”
又问：“第六条你们忘记了吗？”
又同声叩头答道：“不敢忘，吞没水头者斩。”
那者五拈须冷笑道：“好一个不敢忘！你们临阵脱逃，擅跑底子，一次也没有回山禀报，是何原故？”
那几个犯规者犹欲申辩，老五突然对两旁的值日兄弟道：“去，放了他们，快放了他们！”
出言未毕，即有专门负责“放人”者捉之而去，不问情由，头颅已滚滚而下，10余人无或幸免。复将各尸体分成数段，以芦席卷成一束，抛于江中。并立时布告全帮，以警其余。原来，红帮所谓“放人”，并非把人释放，乃杀人之谓也。
红帮还有一条帮规，即不许外人冒充。帮内流行这样两句话：“冒充进红，一刀两洞。”
汉口就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个乡下人到汉口，在法租界燕子窠吸鸦片，他放烟枪的位置，插烟签的位置，放茶壶的地方，拿茶杯的手法，吸香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俨然是大哥身份，小么（小兄弟）看见了，报告大哥，说是什么山头的大哥到这里来了。
当时，红帮头目、湖北饭店经理王静哉听了禀报，就去招待他，同他辩道（盘问底细），但此人所答非所问。就问他为什么胆敢冒充红帮大哥，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胆敢扯红帮大哥的旗号，他说没有。一切一切，都是巧合，他根本不知道帮里的规矩、手法、姿势、位置等。
几个红帮头目经过研究，还认为他是有意冒充，犯了帮规。乡下人叩头求饶，结果，死罪虽免，还是割了一只耳朵。红帮本是反清秘密组织。严格的家法制度是为了严防奸细的需要。后来，反清斗争结束，家法制度就完全失去了原先的意义，纯粹成为帮会头子控制、凌虐其会徒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