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骗子行骗，在民国时期，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大体有两条门径：一条门径是利用社会新闻来行骗。比如，旧上海洋场，每天奇事怪闻是不少的。像20年代初期阎瑞生和妓女黄莲英的故事，黄慧如小姐和汽车司机陆根荣主仆恋爱的故事，都曾轰动一时。其他如财产纠纷、妻妾艳闻、拐款潜逃等，都是社会新闻的原料。读者是会有兴趣、急于知道下文的，而当事人则最怕见报。
于是，一些骗子主笔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大体是先写好一个新闻梗概，由一位记者去找到那位当事人，关切地说：“这是我报刚收到的新闻，不知是否准确，被我‘扣’了一下，请你过目，有没有可补充的？”
自然，看的人满头大汗。于是讲条件，讨价还价，最后视其事体之大小，当事人家资之厚薄，拿出一笔钱来，少则数百，多达数千。特大“新闻”也有上万的，条件自然是“不见报”。像这样的事件几乎每日都有，收入是十分可观的。
此外，还有以奸徒恶棍为诈骗对象的。大凡奸徒皆恶言其奸，恶棍则讳道其恶。报界骗子乃利用这一点，每遇奸徒恶棍作恶为非，则必详加采访笔录。然后暗中使人把他们招至报馆，把新闻稿给他们看。佯言“有人投来，特向您核实”。奸徒恶棍必然请求不要登报。于是报界骗子乘机敲诈：“此稿已上了版面，如欲删去，必须重补一篇，重补需费时间，这就会影响到本报明日的出版了，可是事关本馆之信誉呀。再说誊写上版，均用药水，所费不小，实在难以删去。”
必待当事人出钱若干，才允许不登，少则十数元，多则上百元。其他如官员收贿、奸徒敲诈，一旦被这些报界骗子得知，他们是断不能独享的。
报界骗子行骗的另一条门径则是以读者为行骗对象。民国五六年间，上海有一家“商务报”，专以欺骗读者为业。起初是编发说明书，盛称本报之佳，又分函全国绅商学界人士，劝其订阅全年报纸，并附“福利券”一张。券中有“等奖”字样，而于“等”字前面空一格。旁注：若以火烘券，于“等”字前现出“一”字者，即为一等奖。不可多得，得之者须以全年报费10元邮寄本社，本社除照发全年报纸外，附送金表一枚。
一时受其愚弄者，不可胜数，原来大家都烘得一等奖券，争先恐后地把钱寄往报社。结果，谁也没有得到金表。该报社主任王某是个无赖，犹不以此为满足，又创设招考编辑之法，大登广告，声称有人投考被取者，第一、第二名保送日本大学学习新闻专科，费用由报社支付。第三名以下，为本社学习编辑，亦可得月薪数十元。
于是全国失业之士，及少年学子慕报馆职业者，纷纷报考。投考者须先报名，缴报名费三元，不取者发还。两月之内，报名者达8000余人，王某遂坐得2万余元。及开试，用通信法邮寄试卷。榜发，第一、第二名实际上并无其人，其余均为备取，为“候补编辑”，既没有月俸，又不得收回报名费。众人渐悟其奸，纷纷投书指责，王某置之不答。公众更加愤怒，竟有人投书至商务印书馆大骂，商务印书馆不得已，登各报声明，商务报虽与本馆名称相似，但并非本馆分部云云。
自商务报王某开赠彩骗钱之先例以后，各报纷纷仿效。先是有家“沪报”以赠彩之法，使订数增至于余，收入9000余元。主笔开印刷所，置田园，居然小康。接踵而起者有“民魂报”、“小说日报”、“新共和报”、“民达报”、“大声报”等，但西洋景均被一一拆穿，报纸于是威信扫地了。
后来，有一些报界骗子，租小屋一间，挂“某某报”招牌一块，就算报馆成立。再向印刷所印日报数张，其新闻无非取材于各大报，因而费资甚少。印就之后，每张附以赠品彩券一张，专门寄往市外各机关、各商店。其章程仍为得一等奖者，交订阅一年之报费，赠金表一只。有人信以为真，持彩券专程往报馆领奖。该馆接待人员大为惊讶，原来此券专寄外埠，不寄本地，以防亲身领彩之时，无以对付。若由邮局领取，则可以不答了之。见有外埠人亲到，接待员只得说：“先订阅一年报纸再说。”
领奖者道：“先拿金表来，再将一年报费奉上。”
接待员则支吾道：“请先订报，至于金表，因向外洋批购，货尚未到，请迟几天来取。”
于是，领奖者皆洞见其奸，谁还订报？皆讥讽斥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