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史，记事者也。”有国史，有野史。国史载累朝实录，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尚矣。野史记委巷贤奸，山林伏莽，自汉唐以来代有其书，大抵皆朽腐之谈，荒唐之说居多。求其一二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者，吾则重有取于黄子之《岭南逸史》云。
夫文章之道，贵乎变化。变则生，生则常新而可久。逸史者，离奇怪变，盖不知其几千万状也。即女子也，而英雄，而忠孝，而侠义，而雄谈惊座，智计绝人，奇变不穷，抑亦新之至焉者乎？且予尝南游永安矣，见夫一门三孝坊石，犹岿然存也。西至罗旁，过九星岩，击石鼓，渊渊有声；登锦石，诵屈子铭，其所表见皆不虚。夫岂无《幽明录》、《搜神记》诙谐诡怪足动观听者？然而不近人情，莫能征信，识者笑之。安所得如逸史者之千变万化而复无事荒唐也！使其付之梨枣，传之其人，知必有以吾言为不谬者。故序之。
时乾隆甲寅之蒲月五日，西园老人题于双溪之草堂。
花溪逸士者，余叔也。穷居武陵山中，孟夏日长，振笔作《岭南逸史》。越数月而成，以示余，且嘱序焉，余拜而受之。始余与逸士，数同塾，年俱少，负意气，以举子业为急急。当是时，二人者，风雨鸡窗，昏黄月旦。广搜纵取，互为吐纳，以相砥砺，极日夜而不休。既屡见黜于有司，卒以自困。而乃搜罗今古，旁究百家，举凡忠孝贞廉、文人女子，与夫人心风俗之邪正，山川形胜之怪特，莫不参互而详考之。嗟呼！此《逸史》之所为作也。
夫史者，所以补经之所未及乜，而逸史者．又所以补正史之所未及也。经为圣人手订，亘万古而不易。史则自左氏班马以外．不少概见。虽以韩子之贤，犹辞不就职，盖亦有难言者乎?逸史者，固无史官拘挛之责，而乐得行其游放不羁之气，以成就其逸也。然独眷眷于粤何哉？逸士已不为用，思有以自见。粤为灵奥之区，山海甲于天下．耳目之所常经，谱乘之所备载．而罗旁、水安间，瑶壮纷沓，事迹较多荒略，故三致意焉。于是编其简次，成如干卷．始明神宗．迄于某年，而自署其上曰《岭南逸史》云。
今日者，余年凡四十矣，家故贫，且好游．回首蘧庐，碌碌无可称道。以视逸士之阐微显幽，褒贬予夺．托之裨官以垂不朽，其为人之同不同何如耶!逸士诗文甚富，尝苦知音者鲜．无事乃旁游其意，涉笔是史，然以质之海内而好古之士．览其布局、运法、立意、命词，波诡云谲，结构精严，以补正史所弗及，惩劝善恶于将来，亦可恍惚以见其一斑也夫。
时乾隆癸丑中秋月醉园狂客谨志。
《逸史》者何?花溪逸士所著也。花溪逸士者何?余之友耐庵也。其曰岭南者何?详其地也。盖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奋于予夺功罪之中。见夫善恶颠倒、美刺混淆，致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而愤时嫉俗，往往寓其褒贬。然则，非史之必出于逸，殆因逸而始托于史，故孔子作《春秋》、司马作《史记》，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逸士自少寝食于古，穷奇索隐，上窥姚姒，下逮百家．与夫所历山川之险怪，治乱之兴衰，靡弗博闻强记，以自得于风雨晦明之外。其发为文章，豪宕自雄，勃勃有奇气，知所凭藉其厚．比虽见抑有司，困厄闾里，犹肆搜罗，为书之癖，郁其所蓄，思征试其才，遂取水安、罗旁遗事，综其始终而予夺之，若者宜劝，若者宜惩，而《逸史》于是乎以成。
嗟乎!使其得用于朝廷，而其才岂不足以颠倒天下士欤!奈何长自寤叹，而为逸者之史?徒以彰善瘅恶之惩，权托诸空言以自见。惜哉!虽然，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面目异形，穷达殊致．而能取诸怀抱，吐其蓄积，微而显，臧而达，俾贤者薰而善良，不肖者姓名畏知，可以少补麟经汉史者，抑亦圣人之徒也．又何必印累绶若，而始成其不朽之良史哉!
呜呼，逸士亦人杰也哉!
岁在甲寅蒲月中浣琢斋友人张器也撰。
凡例一是编悉依《霍山老人杂录》、《圣山外记》、《广东新语》及《赤雅外志》、水安、罗定、省府诸志考定，间有一二年月不符者，因事要成片段，不得不略为组织。
一诗词歌谣，有可考者悉入之，其不可考及辞意未畅者，则以己意足之，以成天观。
一是编期于通俗，《圣山志》多用土语，如谓“小”曰“仔”；称“良家子”曰“亚官仔”，如南海差役谓逢玉“尔这亚官仔”是也，谓“无”曰“冒”；谓“如此好”曰“敢好”，如“敢好后生冒好花”是也，谓“我”曰“碍”；谓“鱼”曰“牛”；谓“饭”曰“迈”；谓“碗’曰“爱”，如珠姐谓“牛是碍迈爱”是也；瑶谓“我’曰“留”，“不”曰“吾”；“来”曰“大”；“兄”曰“表”；谓“有心意’曰“眉心眉意”，如梅小姐谓“志龙表吾大留也眉心眉意”是也。诸如此类，其易晓者悉仍之．其不易晓者悉用汉音译出，以便观览。
一是编期以通俗语言鼓吹经史．人情笑骂，接引愚顽。故凡忠臣孝子，如陈起风、黄让父子，足为世劝者，固为尽情畅发，即饶有、足像、金亦诸秽琐，足为世戒者，亦不稍为避忌。
一诸事于诸书散见错出，苦无头绪，愚逐节录出，复取正史及诸家诗文注记、故老遗闻，参互考订，得其始终，始授笔书之，阅三月而成。辞语间多不雅驯者，因走笔直书．功阙磨洗，尚期博学名流为余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