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叶紫著。作于1935年，是《丰收》的续篇。曹家垄的农民在云普叔“丰收成灾”的教训面前，逐渐觉醒起来，认清了阶级敌人的凶残面目，在党的领导下，捣毁地主庄园，解除反动武装，最后奔向革命根据地雪峰山，参加工农红军。作品中的云普叔经过血和泪的惨痛教训，对地主豪绅产生强烈的憎恨。随着抗租斗争的开展和儿子立秋被捕，他清算了过去的糊涂思想，认清了旧世界“吃人”本质，激发起强烈的反抗情绪。青年一代的农民代表立秋在抗租斗争中进一步成长。他机智老练，富有组织才能，成了农民反抗斗争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当他被何八爷逮捕时，坚强不屈，壮烈牺牲，表现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作品以充沛的革命激情歌颂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赞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气魄和力量，生动地表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真理。

下午，太阳刚刚落土的时候，那个红鼻子的老长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间里来了。
“怎么？汉少爷！……”那个老长工低声地微微地笑着，摸着胡子：“守湖的事情……”
汉少爷放下手中的牙牌书，说：
“我去！我对爹爹说过了的。……”
“真的吗？”秋福夹在中间问。
“真的！”

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到长沙天心阁侧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愤慨，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因为贪图便宜，客栈底主人便给了我一间非常阴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后面的窗门，靠着天心阁的城垣，终年不能望见一丝天空和日月。我一进去，就象埋在活的墓场中似的，一连埋了八个整天。

一种绝望的焦虑的情绪包围着梅立春。他把头抬起来。失神地仰望着芦棚的顶子，烛光映出几个肿胀的长短不齐的背影来，贴在斑密的芦苇壁的周围，摇摇不定。

叶紫著。作于1935年，收于《叶紫创作集》，见《中国现代散文选》第4卷。文章描写作者及其母亲在长江轮上目睹的一幕惨剧。一个怀孕的农村妇女因无钱买票，把自己吊在船体下。她的悲痛的呼号惊动了作者和他的母亲，好容易将她救上了甲板，第二天却终于被茶房发现。一顿拳打脚踢之下，她不仅遍体鳞伤，而且过早地把胎儿生下来了。那妇女自知养不活孩子，将小生命抛入了江中，而她自己还是逃脱不了被强拉上岸的命运。农村妇女的悲痛和怯懦，茶房的凶恶，帐房的冷酷，周围乘客的麻木乃至幸灾乐祸，都有相当生动的刻画。而作者的母亲从发现并救起那个乡下妇女，到阻止茶房的毒打，帮助产妇分娩，最后为她募捐并倾囊相助，充分显示了一位母性的仁慈、善良和热诚，给阴冷的画面增添了一丝暖色。

《最近社会秘密史》创作于1910年。共28回，描写了上海社会种种光怪陆离、丑陋畸形的现象。作者笔下的上海就是一个巨大的染缸，小说中的都市场景和人物活动大多渗透着租界文化的因子，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梭其间，上演着一幕幕人间闹剧。小说对租界化上海杂糅的都市空间、畸形繁华的商业、尔虞我诈的人情社会、唯利是图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摹刻画。

《杨柳青青》以北京海淀姑娘杨桂枝与青年军官赵自强及官家子弟甘积之三人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绘了一出悲喜剧。歌颂了下层军官和普通民众的忠贞爱国，鞭挞了某些中上层军官和士大夫的自私虚伪，误国欺民。

长篇小说。张恨水著。1941年10月上海百新书店初版。1944年成都百新书店蓉1版。是讲抗战时期，江东人纷纷入蜀避难。途中，青年职员冯子安与白玉贞小姐邂逅。冯对白一见倾心，百般殷勤。船抵重庆，冯子安准备与白小姐结婚时，白玉贞却已“ 神龙不见尾”……一场爱的梦幻，终成泡影。

现代长篇小说。蒋光慈著。最初在1929年3月至5月的《新流月报》第1至3期上连载，1929年8月1日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蒋光慈自称创作这部小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意图是表现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贵族阶级的必然没落和灭亡，新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力量将代之而起，成为历史舞台的主人。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叫丽莎的白俄贵妇。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她不仅失去了昔日安富尊荣的生活地位，而且要被迫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时刻都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危险。她随丈夫白根(一个白俄军官)逃离俄罗斯，流浪到了上海。长期的剥削阶级寄生生活，使她在命运发生巨变之际，惊慌失措，连最起码的生活本领也没有。最后堕落为娼，不得不靠出卖色相肉体苟延残喘。小说写出了伴随一场大革命运动必然而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作品抒情性强，如一曲挽歌，对丽莎沉沦后的痛苦生活与迷惘感伤心理刻划细致，因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小说出版后，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同反应。有人认为作品社会认识价值较高，表明了“旧的阶级必然要没落，新的阶级必然要起来的社会进化过程”;在艺术上也摆脱了初期普罗文学的标语口号倾向，是一部“散文的诗，诗的散文”(冯宪章《<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但更多的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作品的主观动机是和客观效果相违背的，客观上“只能激动起读者对俄国贵族的没落的同情，只能挑拨起读者由此而生的对于‘十月革命’的愤感”(华汉《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更有人严厉批评作者“代白俄诉苦”、“已流入反革命道路”。

现代中篇小说。蒋光慈著。1928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作品运用梦境和幻觉的表现手法，描写一个青年工人为复仇而自杀身亡的故事。16岁的王阿贵聪明、好学，他在S纱厂做小工时，报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秘密开设的平民义务学校学习。在共产党员教师沈玉芳和工友李全发的教育和启发下，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后来S埠发生了空前政治大变动，大批工人、群众被杀，沈玉芳、李全发相继被捕，王阿贵也因参加罢工而被厂里开除。回到家里，王阿贵看见害病的父亲和憔悴的母亲，遂生自杀念头。但白天看见的一场蚂蚁混战，使他想到：小蚂蚁被他的同类欺侮了还要拼命地抵抗一下，难道自己“连蚂蚁也不如”?于是，王阿贵产生了强烈的复仇心理。他从保管枪支的工友张应生处偷拿了一把小手枪，通过各种方法，先后杀死了张金魁等4个工头、暗探。最后他被巡捕包围，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用手枪对准自己胸膛，面带胜利的微笑，随枪声倒了下去。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蒋光慈著。1932年湖风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易名为《田野的风》。作品描写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党领导下早期农村革命运动的面貌，显示了中国农村革命斗争的伟大力量。作品描写了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时，革命工人张进德和革命知识分子李杰回到了家乡，在农民中播撒了反抗的火种，土地开始咆哮了。他们组织了农会，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这巨大的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农民们开始觉醒。不久“马日事变”发生，反动势力卷土重来。觉醒的农民在张进德等的领导下武装反抗，冲出包围，夺回了“金刚山”。作品着重塑造了两个革命者的形象。张进德是一个矿工。他沉着老练，耿直勇敢，阶级觉悟高，反抗性强，讲究斗争策略，善于联系群众，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一位成熟的农民运动领导干部。李杰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他曾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卷入革命洪流中。他看到某些假革命的真面目，于是回到家乡做实际工作。他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与地主家庭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赢得了农民的信任，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作品崭新的主题和人物在当时的进步文坛上具有开拓意义。小说既有浓郁的革命激情，又有细致的客观描绘，生活实感很强。《咆哮了的土地》是作者长篇小说的代表作。收入《蒋光慈文集》第2卷。

中篇小说。蒋光慈著。1926年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小说出版后即在广大读者、尤其是在广大进步青年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自1926年至1933年，先后印行了十五版。这是蒋光慈的第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书信体形式的小说。作品集中描写了佃农出身的贫苦青年汪中，在父母双亡之后漂泊四方，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饱尝了人间的冷暖，最终由自发地反抗逐步走上了自觉地为革命事业而英勇斗争的道路。汪中的命运表明了时代青年只有奋起反抗、投身现实斗争、献身革命事业，才有真正的出路，才有壮烈的人生。汪中的艺术形象以及整部小说，曾经激励过许多进步作家和时代青年走上革命斗争的人生道路。由于作品鲜明的进步倾向，这部小说从30年代起就一直成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查禁的对象。《少年漂泊者》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最早描写人民革命斗争、最早歌颂党的领导以及最早塑造优秀共产党人形象的作品之一。小说完稿于1925年11月1日，及时而深刻地展现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斗争。这是一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创性的作品，因此被称作“革命的前茅”。

日记集。蒋光慈著。1930年1月现代书局出版。这是作者旅居东京的日记，起于1929年8月25日，止于当年11月9日。前有极短的《序》。日记中间有失记的地方; 也许是作者公开出版时抽掉了，因为《序》中说“这是我在东京养病时一部分的日记”。这册日记的一部分，曾发表于《拓荒者》创刊号上，题为《东京之旅》。《异邦与故国》是部极好的抒情散文。1929年8月，作者迫于国内的险恶政治形势和个人处境，又加以肺病缠身，所以东渡日本去治病和创作，而日记中流露出的却是爱国的挚情，却是对政治和文艺动向的关心。日记的主调是对故国之思，书名为《异邦与故国》，也表明了这一点。日记的收束是：“呵，我应当归去，我应当归去，重新投入那悲哀的祖国的怀抱里!”这爱国的挚情，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异邦与故国》又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日记册。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年蒋光慈的革命工作和创作活动。首先，他组织了太阳社东京支社。大家开座谈会，交流有关国内及日本文坛信息，交流创作经验，讨论修改文稿。其次，蒋光慈结交日本文艺界朋友，特别是与日本著名评论家藏原惟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再次，蒋光慈完成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创作和苏联小说《一周间》(里别津斯基作)的翻译。最后，日记记录了蒋光慈阅读苏俄文学理论著作的情况。这些真实的日记和珍贵的资料，对我们研究蒋光慈的思想和创作，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中篇小说。蒋光慈著。写 于1927年4月。1927年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小说。1927年春，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大会。会议决定全市总同盟大罢工。由于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党中央委员杨直夫在中央与区委的联席会上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决定在北伐军即将攻占上海时，继续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作品结尾工人占领了浙沪警察厅，勾画出第三次起义胜利后的某些欢乐景象。作者以奔放的革命激情，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展示了这伟大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作者在创作时“几乎忘了自己是在做小说”，只感觉“在后边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因此激越浩荡的革命热情形成一种奔腾澎湃的文气，粗犷的笔触遒劲有力，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诚如作者自己所说： “这本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种证据，就是有点粗糙的地方，可是也自有其相当的意义。”(《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

现代中篇小说。蒋光慈著。上海创造出版社1927年11月20日初版。这是一部以“革命与恋爱”为题材的小说。作家陈季侠搬家后结识了新房东女儿、小学教员淑君。淑君对陈季侠逐渐从敬慕产生了爱，但陈季侠只是尊重淑君。失恋的痛苦促使淑君积极投身秘密的革命工作，她向陈提出介绍自己入党。不久，陈季侠又认识了小学教师郑玉弦，并很快就爱上了她。时局日渐紧张，淑君为着秘密的革命工作而劳瘁。而郑玉弦在反革命大屠杀即将开始时，动摇了，离开了陈季侠。而淑君却仍然冒着被逮捕杀头的危险，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最后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小说采取对照的手法，描写了两个不同的女子形象：热情有主见的淑君和外貌美丽而思想平庸的郑玉弦。当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一个勇敢地战斗，直至献出生命;一个胆小怕事，在革命的浪潮中退却了。作品通过这两个不同人物形象的描写，客观上反映了知识妇女在革命危急关头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现代中篇小说。蒋光慈著。初载上海《创造月刊》第1卷第9、10期。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1929年后再版时，书名曾改题《汉江潮》。小说塑造了20年代一群献身于大革命的进步青年形象。主人公江霞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向往革命，特地从S埠来到革命根据地H镇。菊芬和她的姐姐梅英不顾家庭的反对也从重庆逃到H镇。梅英的爱人在重庆大屠杀中被害，因此她立志“为我的爱人报仇，为我的同志们报仇”。菊芬的情人薛映冰也是一位革命者。但菊芬读过江霞的进步诗集后，对他非常敬重，江霞也爱慕这位热情美丽的少女。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革命形势，决心牺牲自己的爱情，彻底地献身于革命运动。H镇的革命形势变得严峻，江霞觉得在这拿枪的时代，必须做一名拿枪的真正战士，文学“不过是空口说白话而已”，并不能阻止反动派的屠杀。菊芬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江霞有文学才能，应当热心地去表现可歌可泣的革命时代。就在这次讨论以后不久，江霞收到了菊芬的信，信中说梅英已经被捕，而她则已拿起武器，准备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信中还告诫他在革命低潮面前切不可失望，丧失斗志，她坚信“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我们终究是要胜利的!因为我们占大多数，因为我们的要求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光明的”。这种信念鼓舞了江霞，他立志“效法菊芬、崇拜菊芬”，投身到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去。小说描写了大革命的时代风云，带有较强的鼓动性，但也有当时“革命文学”的某些通病。

长篇小说。蒋光慈著。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小说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柳遇春、王曼英、李尚志在四一二政变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所走的不同的道路：柳遇春投向反动营垒以逞一己私欲;李尚志则仍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继续坚定地从事着艰难危险的革命事业;王曼英一度产生过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情绪，用肉体的放浪和堕落对现实进行一种变态的反抗，后来在李尚志帮助下才重新振作起来，投身工人运动。小说通过对大革命失败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的描写，揭示出只有李尚志的道路才是青年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革命道路，只有劳苦大众和置身于他们当中用革命理论引导他们的李尚志型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小说对青年知识分子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对革命力量的自觉寻求的描写，都富于积极的思想意义。但是作者生活根底较差，时有偏离生活真实的杜撰;对革命者和革命斗争的描写带有浪漫蒂克倾向，显示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与狂热;对王曼英堕落放荡生活带有欣羡态度的描写，则流露出作者低格调的趣味。

收录向恺然所著短篇小说八篇：《无名之英雄》、《孙禄堂》、《快婿断指》、《无锡老二》、《鬎福生》、《黑猫与奇案》、《岳麓书院之狐异》、《恨海沉冤录》。在前清光绪二十五六年之间，湖南因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一班豪杰之士讲求新学，设立时务学堂，湖南的风气为之一变。就是乡村里的蒙馆先生教学生，也不似从前专教《四书味根录》，做破承题、起讲了，也和学校里一般的有地理，有历史，有算学，有国文，分科教授。不过蒙馆先生的知识有限。外国语言文学，以及几何、化学等专门学问固然是没有，便是算学、地理，也只能拿着《数理精蕴》和《方舆纪要》等书，拣自己看得懂的说给学生听罢了。

《绿林之雄》收录短篇小说十一篇：《一个三十年前的死强盗》、《皋兰城楼上的白猿》、《虾蟆妖》、《侠盗大肚皮》、《绿林之雄》、《近代侠义英雄传》等。在下有一个十多年的同乡老友张君，为人甚是精明干练，思想也甚新颖，对于神鬼怪异的事，从来是力辟荒谬，绝对不相信世间所谓神鬼狐祟等等乃实有其事。最近四五年来，在下和他都为着衣食的问题，各干各的生活，彼此不能会面。直至昨日，张君忽因其职务上的关系，到了上海，承他念旧之雅，顺便来探望在下一遭。

短篇小说集，收录向恺然所著短篇小说五篇：《何包子》、《秦鹤歧》、《神针》、《梁懒禅》、《杨登云》。合肥何包子，是六十年前驰名南北的捕头，于今已死去四五十年了。而合肥人不谈到侦探与武侠的事情上面去便罢，谈必拉扯出何包子的轶事来，做谈论的资料；不过各人所知道的有详有略，与传闻异词罢了。即此可见何包子的事迹，印入一般人脑筋至为深切。在下屡次听得合肥朋友谈起，情节都大同小异。因其有可记述的价值与必要，所以尽屡次所听得的，破工夫为之记述出来，或有情节为朋友谈论所不及的，就只得付之缺如了。

现代长篇小说。胡也频著。上海光华书局1936年6月初版。作品描写女主人公素裳为了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舍弃安逸舒适的贵妇人生活而投奔革命的历程。素裳的丈夫徐大齐是20年代中后期的新贵。素裳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中感到寂寞，她思考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渴望工作，服务于社会事业，不满沽名钓誉的丈夫和他周围的那批政客。素裳通过好朋友叶平，认识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从南方来北京准备去欧洲的共产党人施洵白。素裳在同施洵白的交往中，对他产生了爱情，并在施洵白的影响下，产生了革命的信念，两个人决定同去莫斯科。徐大齐偷看了素裳的日记，在他们动身的前夕，告密于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秘密逮捕了施洵白，并在当夜处决了他。素裳得知真相后，新仇旧恨使她下定决心，“她要继续着洵白的精神，一直走向那已经充满着无数牺牲者的路。”她在叶平的帮助下，当天夜里独自出走，去上海找关系，到莫斯科去。作品还刻划了一些受当时不同思潮影响的女性。胡也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主张新文学必须要“着实地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到莫斯科去·序》)。《到莫斯科去》就是作者这种主张的实践。

长篇小说。胡也频著。春秋书店1930年10月出版。小说以“五卅”运动后北平为背景，描写无政府主义者白华和共产党人刘希坚在爱情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由于信仰上的不同，他们一见面总是始而热情交谈，继而争论不下，终于不欢而散，给这对热恋的情人带来感情的痛苦。后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领导了群众运动，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崇尚空谈，事实教育了白华，终于使她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真理，从而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而转向共产主义。小说通过白华的转变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必然战胜无政府主义和一切非科学思想而成为革命指南;并通过刘希坚的形象歌颂了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作品结构清晰完整，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方法刻划人物性格。但作品对社会生活描写的深度不够，人物性格也较单一、平面。

短篇小说。穆时英作。1934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描写一位男性医生见到女病人的裸体时的性心理;

现代长篇小说。靳以著。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9月初版。全书分为4部。这是一部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没落大家庭中20多个成员不同的经历遭遇，反映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生活。作者在《序》中说：“在这一个长篇里我企图描写的并不只是琐细的家事，男女的私情，和在日趋没落的一个大城市的家庭中一些哀感。我希望我的笔是一个放大镜，先把那些腐烂处直接地呈现出来，或是间接地衬托出来。”作品着重描写了女青年黄静玲终于走出旧家庭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成长起来的经历。她的父亲黄伶之思想偏于保守，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保持了民族气节。他们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力量。作品也刻画了众多的时代落伍者，较有意义的是在唯心论哲学严重影响下的个人主义者静纯，游戏人间的享乐主义者静珠。虽然作品缺少经过精心构思而提炼的典型情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欠深刻，在表现抗战前夕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和动态上也显得较散漫，但作品表现了一部分旧中国知识分子走上新生道路的矛盾和心态。

短篇小说。柔石著。写于1930年1月。初载于同年3月由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1947年2月由上海世界语编译社出版。它是柔石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篇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作品以三十年代初期的浙江农村为背景，采用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传神的心理刻画和朴实、深沉、凝炼的语言，描写了勤劳善良的连姓名也没有的农村劳动妇女春宝娘，因家中“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而被丈夫典给邻村的一个秀才地主。作为传种接代工具的春宝娘，不得不离别三岁的儿子春宝，开始了一种屈辱的奴隶生活。后来，她又生了秋宝，而凶狠的地主婆在三年期满后，马上从她怀里夺走了秋宝，并一脚把她踢出门外。与秋宝的永诀使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拖着“脸色枯萎如同一张干瘪的黄菜叶”般病弱的身体，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而等待着她的是“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小说以催人泪下的真情实感描写了当时浙江农村中发生的野蛮的典妻故事，通过春宝娘血泪斑斑的悲惨遭遇，鲜明地展示了一幅旧社会农村阶级对立的图画，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劳动妇女遭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重压的悲惨命运，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野蛮和残酷，以及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堕落。它从本质上否定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小说显示了作者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杰出成就，它是旧中国劳动妇女悲剧命运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