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中篇小说。郁达夫著。1932年4月20日上海湖风书局初版。不久，被指为“普罗文艺”遭查禁。1933年12月经删节，易名为《饶了她》，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排出版。小说以生动的情节，变化有致的矛盾冲突，描写了杭州某校三个意识志趣各异的女性所走过的不同的人生路径。清末官僚家庭出身的郑秀岳，虽然学习优良，但十分羡慕富家子女的穿着。她的好友冯世芬由于受到革命者的影响，经常晓之以理，要她懂得“女子的堕落阶梯的第一级便是这虚荣”。她们的同学李文卿，出身于商人家庭。在其父的引诱下，成了一个有变态性欲的女性。冯世芬投身革命后，郑秀岳经不住李文卿的诱惑，竟堕落到与教员私通。“一·二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上海。郑秀岳惨遭日寇轮奸致死。小说以大革命时代为主要背景，细致地描绘了郑秀岳由一个纯洁少女，最终变成一个以追求性欲来解脱苦闷的女人的复杂过程，塑造了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灵魂与肉体横遭摧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小资产阶级弱女子的形象，从而肯定了投身工人行列，走向革命道路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女性冯世芬，否定了资产阶级的女性李文豪，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女性郑秀岳;同时，作品还揭露和批判了新旧军阀的横行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作品的政治倾向十分鲜明。“他写郑秀岳的弱，写李文卿的不堪，都能给与读者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印象”(杜衡《她是一个弱女子》)。在艺术上，作者有意摆脱早期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向写实主义转变。它标志着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短篇小说。郁达夫著。写于1923年，初载于1924年2月28日《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小说以贫民窟里的知识分子与烟厂女工的生活为对照，写出了他们共同的不幸命运。作品中的“我”是一个正直的青年，对劳苦大众怀有同情。他有才学，通晓多国文字，也能创作。但在旧中国的畸形都市中，他却穷极潦倒，蜷缩在贫民窟中，依靠翻译卖文为生。由于生活的煎熬，他染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失去了世间的一切温暖，甚至失却了白天，只有在春风沉醉的晚上，才能孤独苦闷地在街头徘徊。与他同楼而居的陈二妹是一位有着美好心灵的青年女工。苦难的生活在她的心中深深地播下了爱与恨的种子。她爱那些与她同命运的人们，恨那些骑在人们头上的压迫者。两个邻居互相信任以后，开始表现了异常的关怀和同情。当她对他的夜游及“来历不明”的挂号信(实为译文稿费)的来源生出误解后，便善意而诚恳地规劝他莫走“邪路”。一旦误会冰释，她便坦率地承认错误。作者通过细致而传神的心理描写，成功地刻画了一个青年女工善良美好的心灵，突出了她在苦难中的坚韧意志和朴素的反抗精神，从而表达了作者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因此，作者自己也认为，它是“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作品(《达夫自选集·序》)。在艺术上，布局严谨，格式规范，结构也较为精致。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描写工人的优秀作品之一，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一间黑漆漆的不大不小的地房里，搭着几张纵横的床铺。与房门相对的北面壁上有一口小窗，从这窗里射进来的十月中旬的一天晴朗的早晨的光线，在小窗下的床上照出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的睡容来。这青年的面上带着疲倦的样子，本来没有血色的他的睡容，因为房内的光线不好，更苍白得怕人。他的头上的一头漆黑粗长的头发，便是他的唯一的美点，蓬蓬的散在一个白布的西洋枕上。

故事说的是一名叫陈逸群的海龟青年，因病去到杭州静养，想起自己的各种罗曼史，以及在杭州各种艳遇的事情。故事表达出了当时在各个西方列强压迫下，中国爱国青年的愁苦和无助。本篇最初发表时，未完，作者未曾续写，也未收入集子或单独出版。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除第四章最后一节）曾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创造月刊》第四期上发表过。

《茫茫夜》于1922年3月15日发表于《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是郁达夫从日本归国后所作的第一篇小说。小说在发表之初遭到了很多批评，当年六月的《时事新报·学灯》刊载了郁达夫《茫茫夜发表以后》一文，其中回应了评论界对《茫茫夜》的诸种批评，同时作家指出，虽然小说“似乎失了中心点的样子”，但自己意在描写的是“一个灵魂的生长”。小说以A城（安庆）为背景，主人公于质夫从上海与吴迟生在黄浦江码头告别，到A城法政学校的风潮；从在北门外商店搭讪少妇，到在妓院结识满足Three Conditions的妓女海棠，通篇看起来像是作者在安庆生活的日记。

短篇小说。郁达夫著。初 载于1923年2月1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这是一篇以清代诗人黄仲则的生活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作品描写黄仲则在学生时代爱上了一个纯洁的少女，但后来少女逼于家庭压力而“嫁作商人妇”，留给他的只是“不得所爱”的深深的悲苦;他凭吊李太白墓深感自己也是怀才不遇，大骂当时红极一时的大学者戴东原来是抒发自己的一腔愤懑。小说刻画出了黄仲则因社会的腐败、文人的排斥，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得不到施展的痛苦，以及孤傲敏感的性格特征。小说是借历史人物给作者自己和与作者同时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写心”，抒发了他们面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孤独愤世的思想情感和超脱凡俗、大胆叛逆的精神。作家善于通过描写自然风景来衬托主人公特有的心境，其中穿插的许多律诗，与主人公的性格浑然一体，把诗人的个性气质表现得栩栩如生。

现代短篇小说。郁达夫著。初载1932年12月《现代》第2卷第2期，初收入1933年2月上海天马书店版《忏余集》。作品用第一人称描写“郁先生”应邀到杭州西子湖畔翁家山与久别的旧友翁则生会面的情景。翁则生原是颇有雄心的留日学生，后因患肺病和失恋而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师，在复杂的心境下决定了婚事。则生的妹妹翁莲早年婚姻不幸，丈夫死后回到娘家过着凄清的寡居生活，但仍保持着青春健美的人品和天真乐观的性格。在则生的结婚仪式上，郁先生把已入中年的新婚夫妇比做山野间迟开的桂花。郁先生与翁莲同游五云山和云栖寺时，不禁为她形象和心灵的美丽而冲动，然而在这株秀美的“迟桂花”面前，感情很快得到净化，并表示愿与她永久结为最亲爱最纯洁的兄妹。小说通过则生兄妹的生活遭际，固然也反映了人世的冷暖和社会的炎凉，中心立意却在赞美那种虽然晚发但却格外馥郁而经久的“迟桂花”精神。作者自称本篇与法国作家林道的《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近”(《忏余集·沧洲日记》)，说明篇中确实也流露了作者当时脱离现实斗争的消沉情绪。作品以“迟桂花”为中心，写人写物，写景写情，构成幽远清新的意境，文笔舒徐清澈，饱含浓郁的诗意，是郁达夫后期小说中最为人称道的格调高远、技巧圆熟之作。

中篇小说。郁达夫著。初载 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5号。小说以1927年大革命时代为背景，描写地主分子董玉林极端贪婪、残酷，对乡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甚至社会慈善机构施舍给穷人用以活命的一点东西他也从中克扣肥私。大革命风暴到来之后，他又利用女儿嫁给革命者钱时英这重要关系，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的座上宾，执掌乡里大权的头面人物。随着董玉林反革命面目愈益暴露，钱时英在现实教育下省悟过来，愤而焚烧了董玉林全家然后出奔上海。小说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狠毒、阴险、刻薄的阶级本质，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地主阶级极端憎恨的态度。小说对青年革命者钱时英身上那种耽溺男女情爱，贻害革命事业的浪漫蒂克气质，给予一定程度的针砭与否定。这是作家最后一篇小说，较之以前那些着重抒写自我遭际的自叙性小说，这篇作品写革命和阶级斗争，思想上有了重大变化;艺术手法也由重主观抒情而变为冷隽、客观地写实，善于通过典型化细节刻画人物的本质特征。

雍正十三年的夏天，中国全国，各地都蒸热得非常。北京城里的冰窖营业者大家全发了财，甚至于雍正皇帝，都因炎暑之故而染了重病。可是因为夏天的干热，势头太猛了的结果，几阵秋雨一下，秋凉也似乎来得特别的早。到了七月底边，早晚当日出之前与日没之后的几刻时间，大家非要穿夹袄不能过去了。

陈天华著。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下半年写成。共四章,初刊于日本东京。文中以弹词手法，描述了外国欺凌中国之惨剧，以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针对“无奈我们的同胞沉迷不醒，依然歌舞太平，大家自私自利，全无一点团结力”，要求我四万万同胞，“除党见，同心同德”。强调“无论是为士、为农、为工、为商，都不可丝毫扰害，都要极力保护”。特别强调“讲公德，有条有纲”，认为公德是立国强身之本，“若是大家都讲公德，凡公共的事件，尽心去做，别人固然有益，你也是有益”，“我看外国人，没有一个不讲公德的，所以强盛的(得)很”。指出“若还不讲公德，只讲自私，不要他人来灭，恐怕自己也是要灭的。”提倡男女平等、改善妇女受奴役的地位，“兴女学，培植根本”。指出“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说，真正害人得很”，认为中国女子没有知识，是根本坏了，因为“往往有大志的人，竟消磨于爱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里”。文中还从其他方面论述了爱国主义思想。收入《陈天华集》。

章回小说。近代张春帆著。四卷二十回。小说集中暴露晚清广东官场诸般丑恶，以“形容怪状，唤醒痴迷”。叙广东臬台金翼，立志禁赌，上任后经访察，出其不意率亲兵入一大赌场擒获大赌棍王慕维。不料审讯时王犯已由举人卢从谨代之，巡抚李中丞又加庇护。金明知系下属所为，苦无佐证，又无法严治卢罪。时金已升藩台，正欲上报，总督、巡抚串通一气，谕金网开一面。金不从，为上司诬陷加害，吐血而亡。王慕维依旧横行，赌风愈炽。本书既揭示清官难做，又抨击贪官横行，深刻暴露了晚清官场的腐败。笔法与《官场现形记》相仿，将所叙人物的许多故事串联而成。初载于宣统元年八月至十二月(1909.9.—1910.1)《十日小说》杂志第一至十一册，未完。同年冬上海环球社出版铅印足本。另有中华书局《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本，1960年出版。

朝鲜王朝肃宗年间，小说家金万重所著长篇古典小说。原文为朝鲜文，后译成汉文。手抄本。作者反对用汉文写小说，主张用本民族文字创作，才是真正的国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有两种不同的记录：一是作者因反对肃宗废闵王妃而被流放到南海之后，在流放地写了这部小说;一是在被流放离开家的前一夜，为了安慰母亲在一夜之间写了这部小说。作品以中国唐代社会为背景，虚构了一个爱情故事：五台山莲花峰六观大师的大弟子性真和尚奉师命前往洞庭龙宫会见龙王，途中遇思凡的八仙女，定情而返，禅学之路因而受阻。大师大怒，将性真和八仙女打入地狱，可是阎罗王十分怜悯他们，将他们送还人间。性真投胎于淮南杨家，取名杨少游，聪颖过人，少年时状元及弟，后戍边时屡立战功，被封为燕王。他先后同八仙女转世的贵胄秦彩凤、洛阳名妓桂蟾月、江北名妓狄惊鸿、京城郑小姐及其侍女春云、周王的妹妹兰阳公主、吐蕃刺客沈枭烟、龙女白凌波结婚，享尽荣华富贵。后经高僧点化，顿时大彻大悟，与八位夫人一起恢复本来面目，同皈佛门“极乐世界”。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人的一切富贵、功名、荣华，只不过是一场春梦。作品语言生动，文字优美，情节富于浪漫色彩，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作品用朝鲜文创作，对国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不可低估的贡献。大部分国文古典小说都未能摆脱传奇故事，而这部作品却探讨人生问题，而且这部小说将儒教的伦理思想和道教思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国语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欣赏态度和封建贵族阶级“人生如梦”的没落思想以及佛教的虚无思想，是不足取的。

民国文学大师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先生所著小说，1955至1957年写就，改编自传统民间故事孟姜女。

中篇小说。庐隐著。初载于1931年《小说月报》第22卷第6至9号、11至12号。次年因上海发生一二八战争，商务印书馆遭焚，最后三节未刊完。1934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它是一部以二十年代活跃在北京文坛的女作家石评梅和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为原型的传记小说，“忠实的替我的朋友评梅不幸的生命写照，留个永久的纪念”(《庐隐自传》)。作品以张沁珠为主人公，描写了她不幸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悲剧。张离家赴京求学时，其父的学生伍念秋骗取了她纯洁少女的爱情，过后才告诉她已婚并有两个孩子，从而铸成了沁珠难以痊愈的心灵创伤，并由此而萌生了“自私浅鄙”的处世态度。后来，她结识了革命者曹子卿，曹赠给她一对颜色纯白、雕刻精美的象牙戒指，表明他真挚、纯洁的爱情。但沁珠因初恋的挫折，而怀着“游戏人间”和“为了爱而独身”的消极态度，却表示同曹保持“冰雪友谊”，致使曹咯血住院。其后，当她决心接受曹的爱情时，而骗子伍念秋竟偷偷地在报上发表了昔日与她的来往情书，导致她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也迫使曹病逝。于是，她把一颗“忏悔和哀伤”的心献给了已死的曹，不久也抑郁而死。作者以生动的、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细腻而又传神地坦露了人物内心复杂微妙的奥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娇羞、痴情而又紊乱、失悔的在“表面浅笑下深藏着悲哀”的悲剧女性。这种病态表现在当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一批追求光明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和情感要求。

中篇小说。庐隐著。初载于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12号。初收于1925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小说集《海滨故人》，是作者的代表作。作品描写露沙、玲玉、莲裳、云青、宗莹等五个女青年曾在海边相聚欢乐，后来当她们旧地重游，露沙已经远去，彼此离情悠悠，空自叹息。她们苦苦地探索人生，提出了“人生到底作什么”的问题，深感社会的恶浊，人生的干枯，人心的险恶。全篇充满感伤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女知识青年在旧社会所受的压迫，同时也反映了她们思想上的软弱性。正如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所指出的：她们“几乎全是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闷徘徊、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其中露沙的原型是作者自己，借此，作者尽情披露了自己的心踪，作品文笔美丽，感情热烈，写得亲切自然，但结构欠严谨。茅盾认为： “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哀乐主义边缘上的青年心理这一点看来， 《海滨故人》及其姐妹篇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

中篇小说。庐隐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6月初版。作品为日记体裁，描写了女主人公纫青重返北京半年间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有与朋友间往返宴饮的情景，有对亡夫的思念痛悼、也有再次陷入恋爱的矛盾心理和痛苦感受，更多的是抒写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感喟。在孤寂感伤的氛围中，表现出对人生社会的憎恶。

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傲的：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总未曾忘记过“自我”的伟大与尊严……
这就是我现在还能挣扎于万恶的人间绝大的原因。庐隐的创作生涯很短，但其思辩才识相当健全，文学创作体悟非常，在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涉猎也相当广泛和深入。她提出了妇女独立获取人生价值的必要，也提出了文学对历史进步应起推动作用及革命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等看法。文如其人，庐隐的作品展现出她的豪爽、朴实、倔强和她的独特的温柔。她无掩盖地暴露她的思想感情，她无顾虑地摊开矛盾、爱憎。从她作品中，可以寻到她“游戏人间”的踪迹，可以看到是怎样“玩火”，可以听出一个挣扎在时代车轮辗轧下的女性的怨诉与哀吟。

短篇小说，庐隐著。《丽石的日记》是惊世骇俗之作。小说中的丽石是一名学生，也是一个要奋斗的女子。她要奋斗却又找不到出路，只能陷于烦闷之中。好不容易在同性朋友沅青身上找到一点精神安慰，不料沅青最终与她的表哥恋爱，结婚弃丽石而去，这对丽石是一个致命打击，最终她在“忧郁而死吧！忧郁而死吧！”的绝望哀叫中死去。

茅盾曾说，读庐隐的作品，“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悲哀是庐隐一些重要作品的主旋律，它在庐隐小说中的位置，恰如母爱在冰心作品中的位置一样。庐隐小说里的女人，仿佛正是我们今生的前世。庐隐在《一个情妇的日记》中充分展现了第三者痴恋的痛苦。庐隐可谓真正懂得女人的心的，女人有时最难战胜和面对的其实就是她自己。作为第三者，历来为千夫指、万人弃。可“我”爱上仲谦已经胜过爱“我”自己，只要能爱他，“一切的困苦羞辱”，便是死了也是情愿的！“我”的烦恼，丝毫不逊于少年维特的烦恼。

长篇小说。李劼人著。1947年5月6日至1948年3月18日连载于成都《新民报》。共二十九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整理出版。作品广泛地描写抗战时期四川社会的黑暗现实。通过奸商老金、马为富、陈登云、陈莉华、白知时、唐淑贞等一群投机者在官商中心“八达号”、娱乐中心“归兮山庄”和黑市交易所等地的活动，揭露了官僚资产阶级、军警特务与美军人员内外勾结，贪污贿赂，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勾勒出一幅投机“天魔”恣肆狂舞的群丑图。与此同时，作者把笔触向两面伸展，一方面是投机家们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一方面是广大人民在鬼魅世界里的痛苦挣扎，从而展现了大后方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经济凋蔽的一片黑暗景象。作者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社会众生相，在构思和布局上颇见功力，并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李劼人著。作于1936年。以四川成都为背景，写辛丑条约至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变化。作品通过成都一个半官半商家庭内外的矛盾纠葛，着重写一群知识分子在维新浪潮中的各种不同的政治态度。成都闹起了红灯教的反清活动，不久被清政府镇压。在官府任职的郝达三的儿子郝又三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鼓吹维新思想的文明合作社。在这个社里，苏星煜对清政府镇压红灯教首领深为不满，积极提倡办新学。在他的影响下，郝达三办起了广智小学。这时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的尤铁民接受孙中山的委派，回国积极向郝宣传革命思想，但郝对革命顾虑重重。不久，革命党准备暴动的消息走漏，官府要在全城大逮捕，搞得人心惶惶，终因军界、学界多方活动而未能动手。作品着力刻画三个不同知识分子的典型：郝又三是维新组织中的保守派，他奉行既不革命也不反动的中庸哲学。苏星煜是改良派，他怀着救国抱负，在日本接受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思想，一心想到北京做议员，当官享福。尤铁民是激进派，他高叫流血、革命，但对革命以后建立怎样的社会毫无所知。作品通过在维新运动和反清浪潮中这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不同态度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

长篇小说。李劼人著。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55年经作者修订后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它是作家连续性的“大河小说”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还有《暴风雨前》、《大波》)，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01年义和团失败为历史背景，以四川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天回镇为中心舞台，描写了社会上两种恶势力的争斗和消长，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生活画面。“哥老会”本码头的大管家罗歪嘴，指使婊子刘三金迷住土粮户顾天成，骗他上赌台输个精光。顾蓄意报复，趁正月闹灯宵之日动手侮辱罗的姘妇邓么 姑，挑起了殴斗，反被痛打。顾回家大病一场。因报仇心切，便借教会势力与罗作对。不料，北京兴起了义和团，顾吓得无处安身。但很快，洋人占了上风，顾趁势出主意，官府出兵抓罗歪嘴，罗逃走，邓么姑被打成重伤。顾向邓求婚，邓竟然也应允了。 小说形象地揭示出：原先只有封建势力横行的“死水”般的清末社会，之所以有“微澜”泛动，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教会势力的增大。作品以罗、顾冲突为中心，展现了大量的对特定时代、特定地区各阶层人物的性情、行为、语言和心理状态的刻画。 作品对地方风俗习惯、人际关系、饮食服饰乃至城镇建筑等都有十分精细逼真的描写，表现出高度的写实技能，具有较高的历史认识价值。 作品问世不久，郭沫若即以《中国左拉之待望》为题，称赞《死水微澜》是“一位健全的写实主义者”的“伟大的作品”，是“小说的近代史”。

李劼人著。共四部。作于1937年。以1911年四川争路事件为中心，从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发展以及各地同志军的武装斗争和赵尔丰对运动的血腥镇压，一直写到清王朝的覆灭，真实生动地反映辛亥革命这一规模巨大的民众运动。第一部写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消息传来，成都铁路公司里群情激奋，成立以立宪派罗纶为首的四川省保路同志会，运动迅速由成都扩展到全省各地，掀起了罢市罢课、罢捐罢税的热潮。总督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数万民众赴总督衙门请愿时遭到血腥镇压。第二部写赵尔丰的倒行逆施激起四川民众的更大愤怒，同盟会联络哥老会组织同志军、学生军，与清军展开武装斗争。这时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衙门里一片慌乱，成都城内草木皆兵，幕僚政客纷纷避难。第三部写督办大臣端方奉旨率领湖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同盟会夏之时等在全国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带领义军起义，龙泉、重庆相继宣布独立。赵尔丰利用立宪派弱点，表面上交权，成都虽告独立，而清朝官吏依然执政。同时，同盟会发动新军倒戈，使端方遭到应有的惩罚。作品广阔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政治事件，描绘了新旧势力冲突中各派人物的不同面貌，既具有历史的时代特点，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大波》与前两部长篇，形象地展现了历史，被郭沫若誉为“小说的近代史”。

现代长篇小说。王统照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12月初版，列入“良友文学丛书”;上海晨光图书公司1948年5月重版，改题《春华》，列入“晨光文学丛书”。收《自序》1篇。小说反映了山东济南的一群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后各自所走的不同道路。作品描写坚石原是黎明学会的中坚分子，学生运动受了挫折后，他从斗争中退出，对理想感到茫然。为了避开苦闷的人生，他决定离家出走。过了8个月的佛门生活之后，他后悔与老朋友分道扬镳，最后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巽甫是个幻想变革的青年，他辞去路政局的美差，与一些青年去苏联考察，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回国后参加了实际斗争。身木立志科学救国，努力读书，后来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送往海参崴学习深造。义修是个矛盾论者，又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当遇到挫折后，便感伤厌世，看破红尘。作者采取若干主角平行发展的结构方式，“在不同的生活途径上显示只有大同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动态”《自序》)。

长篇小说。王统照著。写于1932年12月。1933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它是作者的代表作。作品的问世，标志着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新发展，正如作者在1949年4月将初版诗集《这时代》赠给友人郑爱居时，在书的扇页上明确说明：“民国廿年时东北已为日人所据余之山雨长篇亦成，中国从此变局余之思想遂经移易凡有写作不请事空念与少年期回异”。小说以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山东农村为背景，以主人公奚大有的性格发展为主线，采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记叙了原有不足十亩地的自耕农奚大有一家，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势力的层层盘剥，其父奚二叔被逼卖地，含恨而死;奚大有率众反击，也身负重伤，不久又被抓兵差，逃回家又正遇饿兵强占村庄，饿兵“恰是一大群乞丐”，将全村所有的衣物吃食抡劫一空。最后，奚大有狠心卖光了剩下的一亩地，举家逃到T岛靠拉洋车度日，并开始觉醒。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把旧社会的苛捐杂税、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天灾匪祸的描写与拉夫、筑路、饿兵强占村庄等情节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形象地展示了一幅灾祸横至、大难迭起的动乱局面，揭示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深刻地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榨下，“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王统照《<山雨>跋》)暗示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发展趋向。因此，作品问世后，引起了文坛的注目，茅盾给予作品以很高的评价：“长篇小说《山雨》，在目前这文坛上是一部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全书大半部的北方农村描写是应当赞美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这不是想象的概念的作品，这是血淋淋的生活记录。”(东方未明《王统照的<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