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是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

短篇小说。丁玲作。载《小说月报》 1927年18卷12号。梦珂是一个出身于没落封建家庭的女性,进入大城市后,在个人奋斗过程中经受了爱情与事业上的种种凌辱与挫折, 最后从一个纯真的少女而变成一个出卖灵魂 与色相的“明星”。小说反映了青年女子在旧社 会的不幸,也反映出作者的迷惑与苦闷的心情。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解放区文学史上极富争议的文本。它发表于1942年，当时延安的性别/个人叙事几乎毫无例外地统摄于抗日救国的宏大目标。但丁玲的“有感”却偏离上述思路，在一片“抗战建国”的大话声中，她关注女性日常经验，并暗示革命和民族国家的价值目标未能在女性日常生活领域得到验证。丁玲的这篇言论给她招来阵营内部的激烈批评，又被不少研究者推为以女性主义视角反威权体制的典型文本。可除此之外，在这篇短小的杂文中还包含着丰厚的历史信息。结合丁玲的早期创作和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若干重要主题，本文试图探究现代中国关于女性问题的多种话语冲突，以及作为一支反抗力量的女性主义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中的定位和出路。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创作于1920年代,阿英是一个通过赤裸裸的世俗追求来体现女性自主意识的形象,作为以妓女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丁玲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通常被看作一个鲜明的性别文本,通过妓女阿荚从早晨到晚上一整天的生活,展示作为妓女的阿英"纯粹的实实在在的女性心理的和身体的经验".作为类属的女性,阿英身体之于女性存在有着如下的意义,即:女性通过身体言说自我,建构主体;女性通过身体思考人生,介入世界,把握命运;女性通过身体嵌入历史,丰富存在,改进现实.

中篇小说。丁玲著。写于1931年夏,初载于1931年9月至11月《北斗》1、2、3期。作品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天灾人祸造成农村的破产和带给农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在现实面前认清了反动统治者的真面目,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是湖南一群遭了水灾的农民,水灾使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过着“日子不得完,饥饿也不得完”的悲惨生活,他们先是和凶猛的洪水斗争,后来又和饥饿搏斗,最后逃难到长岭岗镇,在死亡线上和地主官僚的欺骗中逐渐觉醒起来,在那个裸身汉子的鼓动下,他们愤怒了,咆哮了,“天将蒙蒙亮的时候,这队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咆哮着,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作品第一次以人民大众为主人公,真实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与斗争的图景,歌颂了他们为改变自己穷困的境遇和不合理的社会的英勇斗争精神,显示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作品以充实、高昂、振奋、有力的基调,奔放的激情,粗犷浓烈的油画风格,透露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它以深刻的思想性和较为熟练的艺术技巧体现了左翼文艺的新收获,给文坛带来一股新风,标志着左翼文学创作已经冲破狭小的题材圈子,进入了工农大众斗争生活的广阔天地。茅盾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赞扬作品: “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而且在事后又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是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它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品。

短篇小说。丁玲著。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5月初版。描写女子伊萨在上海因厌倦生活想自杀,写下自杀日记;当房主催交房租时,她让房主将日记拿去出卖抵债。

《阿毛姑娘》是丁玲早期作品之一，描绘了一个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姑娘面对外界诱惑而心理失衡最后自杀而亡的故事。丁玲通过阿毛的心灵之声，道出了中国农村在城市文化冲击下动荡的焦虑，在落后的传统观念压抑人性下中国现代农村妇女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也为人们抖落了潜藏在惶恐不安的灵魂中的各种隐秘,尤其是因自我丧失、人性异化、灵魂无所依托所致的痛苦和焦虑,也正是这些心灵之声透露了丁玲对生活从容的观察和大胆的思索。阿毛是丁玲笔下的一个鲜明的人物。时至今日,阿毛的文化选择仍然为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

丁玲的短篇小说,初载于1941年11月延安《谷雨》创刊号。1942年8月载于重庆《文艺阵地》时,易名为《在医院中》。作品描写了一个青年医生陆萍,从上海来到延安后与周围环境产生尖锐矛盾的故事。

短篇小说。丁玲著。写于1940年底。初载1941年6月20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收入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3月远方书店初版)。作品写了一个曾经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遭到蹂躏,后来受抗日民主政府派遣,到沦陷区去收集情报的年青妇女贞贞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贞贞原是一个农家少女。她十六、七岁时,同村里的青年夏大宝相爱,决心要嫁给他。她爹坚决反对,要把她许给西柳村一个近三十岁的米铺小老板为妾。贞贞不肯接受,就跑到天主教堂里,请求外国神父收留她当姑子。就在她去教堂的那天,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霞村,她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在虎口里她忍辱生活了一年多,当和自己人有了联系后,她忍着剧烈的病痛,坚持给抗日军队送情报。后来,她回到了霞村,遭到村里一些人的议论与歧视,而她父母却可怜她,夏大宝仍挚爱她,但是,这时的她已不再以自由婚姻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决心到延安去,到新的天地去,在学习和工作中去发挥自己的力量。作品着重描写了贞贞回村后,村里不同思想的人们对她的态度和议论,以及她明朗坚毅的性格特征,写出了人物的命运,人物的个性,细腻地表现了人物在特殊的处境下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而心地纯洁的青年女性贞贞的形象,是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突出成就。

短篇小说。丁玲著。写于1927年冬。初载1928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收入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它是作者的成名之作。作品用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形式,以一个患了肺病的少女莎菲和苇弟、凌吉士两个青年男子的感情纠葛为主要线索,描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莎菲的叛逆、追求、幻灭和绝望。莎菲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和幸福婚姻,一个人离家来到了北京,社会的冷酷,使她感到苦闷和彷徨。苇弟真挚地爱着她,她却觉得他太没男子气,太没爱的技巧;她不爱他,只是有点可怜他。而新加坡阔少凌吉士俊美的外表,燃起了她少女的不可遏止的激情。她渴望得到凌吉士的爱,可是又发现“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他并不是理想的知己,但仍为他的仪态所倾倒,竟不能自制地渴望并终于得到了凌吉士的拥抱和接吻。过后她又鄙夷自己,伤心地哭了。最后,她决计搭车南下,到无人认识的地方去寻求和探索。作者采用新的结构和大胆的描写,运用细腻的心理剖析刻画了莎菲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她对个性解放和爱情的追求,以及因对现实不满而寻求出路的苦闷和挣扎。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个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国际友人尼姆·韦尔斯说:“作为一个作者,丁玲是第一个来率直地描写少女的内心和情感,她的表现是那样震惊了文艺界和学生界,以致她一旦便成为中国最流行的作家之一。”(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作品曾引起文坛的注意和争议。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丁玲著。写于1946年11月至1948年。作品以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及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艺术地再现了广大农民在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前途。暖水屯开展了土改斗争,但群众仍未充分发动起来。恶霸地主钱文贵老谋深算,狡猾阴险,他过去曾积极地为国民党政权和日本侵略军效劳出力,现在又凭着他特有的阶级敏感,在共产党解放了暖水屯的时候,让儿子钱义去参军,成了一名“军属”,并把女儿嫁给村治保员张正典,与贫雇农联亲,还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同时,他又伙同娼妇白娘娘、小学教员任国忠搞迷信,造谣言,散布变天言论,诬陷干部和积极分子,他还和儿子搞假分家,分散田产财物,自己名下只留少量土地,扬言他家不过是个中农,企图把水搅混,转移斗争目标。暖水屯的穷苦人都对钱文贵怀有深仇大恨,但又耽心钱文贵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因而不愿过早地显露声色。在这种情况下,斗争一度出现了曲折,不但部分村干部,就连土改工作组长文采,都认为钱文贵应该划成中农,而富裕中农顾涌却被错划为富农。土改斗争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县委宣传部长章品来到暖水屯,他一方面依靠党的政策,一方面充分发动群众,和工作组、村干部一起检查了错误,总结了教训,统一了认识,终于把钱文贵押上了历史审判台,取得了土改斗争的胜利,贫苦人民真正获得了解放,并掀起了支援解放战争的高潮。这部小说是作者创作生活中最重要的收获,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长篇小说。茅盾著。初载于1929年6至8月《小说月报》第20卷第6至8号。1930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小说原计划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茅盾《〈虹〉跋》),但只写到1925年的“五卅”为止。从已完成部分看来,也能自成一个整体。它在“五四”至“五卅”的时代背景上,描写了青年知识女性梅行素从封建统治下觉醒、反抗、走向新的生活的历程。梅行素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开始追求自我价值,追求人生的意义。她冲出了包办婚姻组成的家庭而独立走向社会。在黑暗险恶的生活中,她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征服环境和命运,同时用意志的利剑去斩断“过去”在情感上的纠缠。但现实生活里的一切都使她感到苦闷和彷徨。这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和“生活意义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的苦闷。最后,她离开了固陋的四川来到更广阔的天地上海,认识了许多青年革命家,开始对社会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并奋不顾身地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中。本篇通过梅行素的生活和思想发展道路,典型地表现了二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推翻封建压迫和寻求光明前途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并为二十年代初中国壮阔的历史留下了鲜明印记。主人公的青春活力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象彩虹一样绚丽,昭示着光明和希望,这一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思想从苦闷转向振奋的新起点。作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生动而有层次地刻画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梅行素的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她的道路是旧中国知识青年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表现了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进展。

长篇小说。写于1942年。全书14章。前9章连载于《文艺阵地》7卷1号至4号。后5章以《秋潦》为题,连载于重庆《时事新报·青光》第1期至第29期,署名茅盾。1943年5月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单行本。茅盾在《〈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中说,小说“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1927年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但后来发生了变化,未能实现原来的创作意图。已完成的部分,是一部反映从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社会生活的作品。小说以江南一带小县城为背景,以惠利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为发展航运事业所遇到的困难挫折为主线,展开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小说描写人物心理委婉曲折,并借助自然环境烘托人物性格;布局摇曳多姿,结构错综变化;文字简洁、典雅,具有民族传统特色。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生命在都市空间中被重新思考。穆时英以他所敏锐感知到的现代情绪,穿透"五月"的都市寓言,透过男女两性以恋爱为名义所进行的自我找寻的失败,言说了物质与人性的冲突。

茅盾著。1941年连载于香港《大众生活》,同年上海华厦书店印单行本,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大连、长春、太行、晋察冀等地区出过多种版本。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腐蚀》是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是一部“暴露书”,如作者所说,“《腐蚀》是通过赵惠明这个人物暴露了1941年顷国民党特务之残酷、卑劣与无耻,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只是日本特务组织的‘蒋记派出所’……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中不少青年分子是受骗、被迫,一旦陷入而无以自拔的”(《腐蚀·后记》)。作品写于1941年初夏,是第一篇对“皖南事件”作出反应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腐蚀》又是一部忏悔书,一个“心灵破碎了的人”的忏悔自白。它以主人公赵惠明内心独白的日记体裁的形式,表达沦为特务的堕落生涯人的痛苦和悔恨,塑造出一个心上布满累累创痕,最终走上忏悔自新道路的复杂人物。作者带几分残酷又带几分宽容地驱使这个女主人公陷入堕落与悔恨交错,痛苦与复仇交织,绝望与追求交杂的心理漩涡,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把人物按进污浊水之中,又让她在强烈的犯罪感中结晶出心灵的珍珠,从而完成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性格,一曲回肠荡气的心灵交响曲。

中篇小说。1935年创作。共13节。1936年刊于《文学》6卷1期,1937年5月由文学出版社出版,现收入《茅盾全集》第4卷。小说以上海附近的小县城为背景,以地主兼资本家唐子嘉1934年年关时节的债务纠纷为线索,来组成复杂的故事。他是华光织绸厂大股东兼董事长,因金融恐慌,产品销路困难,已停工数月,无力支付工人的欠薪;他还是立大当铺三大股东之一,存户前来索款也无钱支付。为了度过年关,他加紧在城里收房租,大铺子拖欠,小铺子又交不起;农村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敲榨和剥削,农民也无力交租。唐子嘉处于欠人债务不能偿还,人欠的帐目又收不回的窘况之中。从中可以看到1934年间城市金融的危机,农村经济的破产,人民生活的贫困。小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追求通俗化。作者善用白描手法,从一连串行动中,以简劲的笔墨勾勒人物形象的特点。布局紧凑而又曲折,作品以唐子嘉的债务纠纷为线索,巧妙穿插儿女情事,形成两重多角关系。语言朴素、明快。

长篇小说。全书27章。小说从1948年9月9日至12月29日在香港《文汇报》连载。1979年作者修改时,将发表于1934年《文艺先锋》的《走上岗位》第5、6章修改后,移作《锻炼》的第14、15章。1980年12月和1981年5月分别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现收入《茅盾全集》第7卷。小说以 “八·一三”战争开始到结束为背景,广泛地展现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各阶层的社会动态。抗战爆发后,上海及其郊区人民同仇敌忾,以各种行动参加、支持战争。国华机器制造厂总工程师周为新、助理技师唐济成、总务蔡永良以及工人群众冒着敌机轰炸,紧张地进行迁厂活动并与妥协动摇的资方开展尖锐的斗争。爱国知识分子陈克明教授、苏子培医生及爱国青年苏辛佳、严洁修积极地投入各种抗日救亡斗争。作品还描写了国华机器厂经理严仲平在迁厂过程中的动摇; 大学教授崔道生和青年罗求知在国民党反动政策压力下的屈服; 国民党当局在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中卖国投敌、迫害学生的反动政策,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堕落。全篇采用开放型的结构形式,将多条情节线索交错进行,庞大繁杂而又井然有序,从而展现了特定阶段的时代风云,描绘了众多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笔触摇曳多姿,色彩缤纷,在艺术构思上别具一格。

短篇小说,茅盾作,最初发表于1932年7月15日《申报》月刊第1卷第1期,后收入开明书店1933年5月版的短篇小说集《春蚕》中。这篇小说与《子夜》、《春蚕》一起,是茅盾计划“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林老板是一个谨慎小心而又精明能干的小商人,“一·二八”事变以后,大批上海难民来到这个江南小镇,林老板独出心裁的“一元货”,使他的商店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林老板的生意经,改变不了洋货倾销以及农村经济破产带来的市场萧条的局面,债主坐逼,同业倾轧,苛捐杂税,逼得林老板无路可走,而国民党党部的官老爷黑麻子、卜局长之流更是敲诈勒索,逼林老板的女儿为妾,构陷迫害,无所不用其极,林老板万般无奈,被迫带着女儿破产出走,林家铺子的倒闭,对于朱三阿太、张寡妇这些把自己仅有的积蓄存在铺子里的贫民来说,不啻是致命的打击,小说就在这些不幸者的疯狂惨叫声中结束。作品深刻地写出了旧社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真相,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提出了愤怒的抗议。作者用高度凝炼的艺术手法,塑造了林老板这样一个有着两重性格的典型形象,展示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民族工商业者的艰难处境。作者抓住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审视,因而他能够通过一家小店铺的倒闭,写出如此深广的社会内容,充分显示了茅盾的高度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朱自清在论述这篇小说时说,“层层剖剥,不漏一点儿,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私意认为这是他的最佳之作。”

三部曲,长篇小说,茅盾作,包括《幻灭》、《动摇》、《追求》 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曾先后于1927年至1928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1930年5月开明书店以 《蚀》为总名出版单行本。小说生动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个三部曲表现了“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 (1) 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即到面前时的幻灭; (2) 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 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幻灭》所取的是一种单线结构,故事的背景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它的主人公静女士,是一个“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幻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动摇》把故事的背景放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时武汉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反映当时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三等劣绅”胡国光投机钻营,混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而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软弱动摇,使得反革命势力有机可乘,小说以这两人为中心形成两条线索,时有交叉; 《追求》则描写了王仲昭、张曼青、章秋柳这三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生活的不同追求。《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三部曲长篇小说,几乎是和历史进程同步问世的,它是大革命时代中国社会风貌、阶级斗争格局的迅速而真实的艺术反映,它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中的曲折而痛苦的心理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作者自己的苦闷、彷徨的心境。小说在鲜明而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塑造了一群“时代病”患者,特别是“时代女性”的形象,她们有正义感,极想有为,不愿与旧世界同流合污,但由于自身的狂热性、软弱性、动摇性,最终还是陷入苦闷、迷惘和幻灭。作者那种自觉地追求主题和题材的重大性、史诗性的创作特色,在长篇中有着生动的体现,这些都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开出了新生面。

长篇小说。茅盾著。1933年5月出版。作品以1930年春末夏初蒋冯阎军阀混战、帝国主义转移经济危机、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为背景,通过对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典型形象的塑造以及有关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命运的真实描写,展示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驳斥了当时托派鼓吹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揭示了旧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本质。小说的主要成就,是塑造了吴荪甫这一具有鲜明、复杂个性的民族资本家典型。吴荪甫出身封建官僚世家,又曾游历欧美,学得一套近代资产阶级经营企业的本领。他不仅在家乡双桥镇办起了当铺、钱庄、油坊、米厂、电厂,还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大丝厂,而且联合孙吉人、王和甫等民族工业资本家组织益中信托公司,以狠毒果决的手段吞并同业的丝厂、绸厂,还一口气吞下了八家中小工厂,幻想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王国。当他遭到以美国金融资本为后台的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包围并屡受挫折时,便一方面向工人转移危机,加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镇压,另一方面则在公债市场上与赵伯韬斗法,企图摆脱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控制和压迫,最后甚至把自己的工厂、住宅也抵押出去作背水一战,结果完全失败,只得破产出走。全书以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这场争斗为主线,并将吴荪甫同时置于办企业、搞公债投机与镇压工人运动这三条火线上,充分展示了他刚毅果决、精明强干而又暴躁狐疑、软弱空虚的复杂个性;生动、真实地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其必然破产的历史命运。小说以宏大而缜密的艺术结构表现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物命运,主线突出,支线纷繁,纵横交织;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而又浑然一体,富有立体感和节奏感;尤能将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运用多种手段精细地刻画其心理;同时,人物语言个性化,叙述语言明快、细腻、色彩绚烂。全书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成就,显示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实绩,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据《新唐书·艺文志》，温庭筠撰有小说《乾巽子》三卷，今尚有三十三篇小说散见于《太平广记》里，内容涉及文人轶事以及鬼怪妖狐的奇闻异事，有简洁的琐记杂录，也有内容丰实的长篇故事。程毅中在《唐代小说史》中言：“《乾巽子》是一部兼有志人、志怪和杂记琐事的小说集，它有综合性。

当代长篇小说。李英儒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小说以作者自己当年在河北保定做地下工作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描写了1943年作为华北日伪指挥中心的河北省保定城内,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伪组织内部进行政治攻势,为争取、瓦解和分化敌伪军以孤立日寇所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小说着力塑造了杨晓冬这个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坚定刚强、沉着机智的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的形象。他只身深入虎穴,与伪省长谈判;为了破坏敌人抢粮,他化装大夫借口给商会会长治病,进入商会,严厉警告商会会长不许以交通工具支援日本侵略者;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出其不意,袭击了敌人防守省城的治安军司令部,使正在围剿根据地的日伪军不得不迅速撤回;被捕后,他仍坚贞不屈,利用宴乐园的盛大酒筵场面,作了大义凛然的演说,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斗争精神。小说还描写了金环和银环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同胞姐妹的形象。金环泼辣、勇敢,对敌人嫉恶如仇,对同志热情如火,她忍受着丈夫牺牲的痛苦,为了革命工作压制住对梁队长的感情,奔走于党的内线与外线工作之间,最后不幸陷于敌手,受尽酷刑,临牺牲前依然想的是党组织、革命事业和同志。银环性格与姐姐相反,她沉静温柔、善良朴实,严格要求自己,忠心耿耿为革命而忘我工作,出入魔窟而毫无惧色,寒冬腊月,当掉毛衣为周伯伯治病。金环牺牲后,她更积极活动,大胆地劝说日伪军官关敬陶夫妇反正。她的性格在斗争中一步步从软弱走向坚强。小说“紧张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是通过真实生活的反映被表现在朴素的艺术形式里”(李希凡《也谈〈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长篇被译为日、英、俄、朝、保等多种文字,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银幕。

长篇小说。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小说以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革命者的斗争事迹为素材。两位作者都是这场斗争的亲身经历者。解放战争后期,中共重庆市委出版地下《挺进报》,传布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敌人惊恐万分,加紧搜查。由于甫志高叛变,许云峰、成岗、江雪琴、刘思扬等先后被捕,关进“渣滓洞”、“白公馆”。面对凶狠残暴的国民党特务,共产党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许云峰一次次挫败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威逼利诱,并以惊人的毅力用手指抠松地牢石墙上的条石,为同志们开辟了越狱通道。江雪琴身受毒刑,始终顽强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华子良装疯15年,完成了长期隐蔽和地下党游击队建立联系的特殊任务。狱中同志还以集体绝食、为被特务打死的战友开追悼会、新年联欢等方式同敌人进行斗争。重庆解放前夕,敌人开始了大屠杀,江雪琴和许云峰英勇就义,华子良率领难友通过许云峰留下的地洞,冲出牢笼,与前来接应的华蓥山游击队胜利会师。小说用血与火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尽管斗争十分艰苦,尽管敌人非常残暴,但共产党人却始终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小说把斗争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样性统一起来,表现了人物丰富的精神境界,塑造了英雄群体形象。对反面人物如徐鹏飞等也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显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性格特征。全书构思精巧,场面广阔,叙述清楚,描写生动,构成一部宏伟的地下革命斗争的史诗。小说先后印刷26次,发行量达70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和多种戏剧,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声誉,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教科书”。

我蹲在树上，渐渐有点害怕，太阳也落下去了；树叶的声响也唰唰的了；墙外街道上走着的行人也都和影子似的黑丛丛的；院里房屋的门窗变成黑洞了，并且野猫在我旁边的墙头上跑着叫着。

罗教创始人罗清所著经卷。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分上下册)、《正言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皆以释道言语、通俗韵白、偈子、唱诗、曲牌等凑集成文,宗旨为清净无为,劝人修证来世。禅宗临济宗第二十七代松庵无住道人王源净曾补注五部六册,书名《开心法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