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短篇小说。完成于1936年5月27日,最初发表于同年7月1日《文学》7卷1号“儿童文学”专号上(预告题目为《流浪儿》),署名茅盾。先后收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出版的《烟云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茅盾文集》8卷,1980年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与1985年出版的《茅盾全集》9集。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散文特写式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流浪儿的典型形象。通过他的生活经历描写了他的卑贱与纯真,特别是自发的是非观念:好人帮好人。他悄悄送回游行者遗失的钱袋,并和他们一块游行喊口号——他开始觉醒了。作品通过这一典型人物塑造反映了大动荡时代气息: “一二·九”运动带来的变化。

茅盾著。《农村三部曲》之三。发表于1933年《文学》1卷1号。写农民在秋收以后又遭到地主官僚的压迫,生活濒于绝境,终于要求改革社会,纷纷起来抗争的故事。黄道士胡诌“真命天子”出世,他在屋里供着三个“草人儿”,又弄出十一岁的孩子,充当“真命天子”。由于农民迫切要求改革现实,不少人信以为真,幻想“真命天子”能够解除他们的苦难生活。地主武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把那个“真命天子”抓走,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忧乱。这时以多多头和陆福庆为首的贫苦农民,早已组织起来,他们从地主武装手中夺得武器,并向群众揭穿了所谓“真命天子”的迷信把戏,教育农民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时,起初不理解孙子的老通宝,在临终前承认多多头所走的道路是“对的”。小说从多多头等人的抗争经历,揭示了过去贫苦农民展开吃大户的经济斗争,并不能解除困境,只有组织起来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才是真正的出路。但作品所揭示的农民武装斗争还处于自发的阶段。

茅盾著。《农村三部曲》之二。发表于1933年《申报月刊》2卷5期。写谷贱伤农的故事。老通宝经历了春蚕丰收的悲剧,落得白赔桑地又负债,还生了一场大病,全家只好吃南瓜和芋头过日子。但老通宝并没有因此失望,他把希望寄托在水稻秋收上。先向吴老爷赊了三斗稻种,后向小陈老爷借债购买肥料。于是水稻猛长,田水不足,老通宝又借债租洋水车,指望丰收后好还去一半债。可是老通宝的希望很快破灭,水稻收成虽好,米商不断压低粮价,而讨债人又川流不绝地催款,农民只好忍痛粜米。老通宝的惨痛经历,生动地揭露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加紧剥削农民,造成谷贱伤农的悲剧。小说还描写了春蚕丰收成灾以后,农民活不下去,终于走上了反抗的征途。他们在老通宝的孙子多多头和陆福庆的领导下,发动了吃大户、抢米囤风潮,从乡镇拥向城市,遭到了反动当局“保安队”的弹压,后经过商人绅士采用软化政策,才平息了风潮。小说通过多多头的形象,表明旧中国农村中贫苦农民从灾难中开始觉醒。

短篇小说。茅盾著。写于1932年11月。连同以后发表的《秋收》、《残冬》,合称为《农村三部曲》。《春蚕》描写浙东一户普通的蚕农老通宝一家在春蚕季节紧张、艰辛、充满希望与焦虑的劳作,通过他们赢得春蚕的空前丰收反而进一步负债、卖地的结局,反映了3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凋敝、农民丰收成灾的残酷社会现实。老通宝是旧中国受尽三座大山压榨的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不仅把他逼向破产,也给他的思想带来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具有我国农民勤俭朴实、坚韧顽强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的落后生产方式局限和封建思想的毒害,又形成了他因循守旧、固执迷信的性格特点。作者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刻画了老通宝的典型性格,揭示其悲剧的根源所在,从而相当完整地概括了3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通宝的儿子多多头,是与之相对照的新一代农民形象,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滋长了怀疑和反叛的情绪,开始有了朦胧的觉醒。在《秋收》、《残冬》中,多多头的性格进一步发展,终于带领饥饿的农民群众走上了自发反抗的道路。通过多多头等年青一代农民的逐渐觉醒,也显示了30年代农村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

茅盾的第一篇短篇小说,1928年2月完成,最初发表于同年4月,《东方杂志》25卷8号,署名茅盾。先后收入大江书铺1929年7月出版的《野蔷薇》、天马书店1933年4月出版的《茅盾自选集》,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出版的《茅盾文集》第7卷、1980年4月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叙述父亲已死、且小有财产的青年君实要亲自“创造”一个半新半旧——继承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而又是解放了的女子——的理想夫人。但两年后,君实创造结束之日,也是他理想失败之时,夫人不辞而别。这是一篇通过谈妇女解放来谈中国社会解放的作品,证明了中庸之道的失败。说明被解放了的思想是束缚不住的,它将冲破一切阻拦,勇往直前。表明了革命虽失败,并且还会失败,但最后终于要胜利的信念。《创造》标志着写《幻灭》以后,茅盾第一次思想上的变化。在艺术上,茅盾构想用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来试写小说:两个人物,在一个早晨,在一间房子里发生的矛盾。

短篇小说。完成于1943年7月22日,最初发表于同年11月文艺阵地社出版的“文阵新辑之一”:《去国》,署名茅盾。后收入重庆建国书店1945年出版的《委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茅盾文集》8卷、1980年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及1985年出版的《茅盾全集》9卷。作品通过军人张文安因病准予长假并得师长馈赠一千元医药费转赠重病在床的军人陈海清之妻的故事,揭示了国民党统治下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命运,赞扬了农民之间传统的互相救助的高尚品德,同时也表明了农民抗战到底的热情与决心。故事感人,作者巧妙地通过局部生活的描写,多方位地反映了旧社会的实质。

明代文言短篇小说集。3卷。赵弼撰。本书是仿照宋人洪迈《夷坚志》及明人瞿佑《剪灯新话》等书而写的。全书3卷共收入25篇作品,上卷收有《续宋丞相文文山传》等11篇,中卷收有《三贤传》等6篇,下卷收有《青城隐者记》等8篇。书后有赵弼写于宣德三年(1428)的后序。后序说,自己写的26篇(实为25篇)传记,“皆闻先辈硕老所谈,与己目之所击者。初但以为暇中之戏,不意好事者录传于士林中。每愧不经之言,恐贻大方家之诮,欲弃毁其稿,业已流传,收无及矣。因题其名曰《效颦集》,所谓效西施之捧心,而不觉自衒其陋也。”本书所记,主要是宋末元末及明初轶事,以元至正年间的事最多。其文采不能与洪迈、瞿佑相比,其中大部分篇章故事性不强,只能算是艰涩的散文。但本书对于考稽宋元话本颇有用处。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6评本书:“言寓劝戒,事关名教。有严正之风,无淫放之失。”这一看法只是着眼于它的教化作用。本书有明代宣德年间原刊本传世。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11月出版有本书的点校排印本。

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1936年11月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收小说9篇:《萧萧》、《山道中》、《新与旧》、《菜园》、《烟斗》、《失业》、《知识》、《薄寒》、《自杀》。

文学评论集。沈从文著。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出版。该书收入的文章有:《论冯文炳》、《论朱湘的诗》、《论落花生》、《论焦菊隐的〈夜哭〉》、《论施蛰存与罗黑芷》、《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中国创作小说》、《论徐志摩的诗》、《论刘半农的〈扬鞭集〉》、《伟大的收获》等。作者以著名作家评论同时代人的创作,有不少独到之处,其中有些文章中的论述,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

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发，署周作人编译，其中鲁迅十一篇，周作人译十九篇。《现代日本小说集》的目的是在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所以这集里的十五个著者之中，除了国木田与夏目以外，都是现存的小说家。至于从文坛全体中选出这十五个人，从他们著作里选出这三十篇，是用什么标准，我不得不声明这是大半以个人的趣味为主。但是我们虽然以为纯客观的批评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观去妄加取舍；我伞兵方法是就已有定评的人和著作中，择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内，所以我们所选的范围或者未免稍狭；但是在这狭的范围以内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价值的。

现代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1月初版。列入“新文艺丛书”。内收《石子船》、《夜》、《还乡》、《渔》、《道师与道场》、《一日的故事》等短篇小说6篇,《后记》1篇。其中《一日的故事》写青年作家晋生苦于生计而又“总觉没有可写的东西”的人生烦恼。《石子船》记叙青年水手八牛,因生活苦闷,在一次下河摸鱼时,“他的手”不幸被石缝卡住而死去。《还乡》描写“我”在回乡途中,辰州税关码头的稽查见“我”身上无利可图,便以“不服检查”的罪名将“我”带到税局,后见“我”与局长原是熟人,又“忽然跪到我面前不起来了”。《夜》描写一个舞女的悲苦生涯。在一次舞会中,“她”偶遇一“白脸男子”,想真心爱他,而他却跳完舞就“与同伴走了”。一个舞女的爱情只能永远象梦一样“随了夜而消失”。作者在《后记》中指出:“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我只平平写去”,“在忧郁情调中找出诙谐的风致”。

地狱游记是一本介绍阴间地府的指南，该书于1976年所著，当初仙佛为劝化世人，特将地狱奇景公诸于世，在台中圣贤堂以扶鸾的方式传真了地狱里生灵涂炭的一面。《地狱游记》乃奉玉旨而作，由济公活佛引导杨善生魂魄，赴幽冥巡访地狱十殿，与罪魂对案谈话，辑录成书。说明因果报应真实不虚，人的身体死亡，而灵魂依然不会消失。若生前作恶多端，死后灵魂亦将受罚，堕入恶道，受种种苦报和轮回磋磨。愿世人读阅此书。一切作为清白无污，合道则进，非道则退，修身悟道，地狱早空。

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除戏剧外,收《入伍后》、《岚生同岚生太太》等短篇小说8篇。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威县冀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沈阳东北书店1949年9月再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主要描写解放区婆媳间的矛盾。李成娘一家3口,儿子在区上工作,平时家里只有婆媳2人。勤俭的李成娘恪守“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的信念,认为做媳妇的只能拈针、纺线、忙家务。她守着她的“三件宝”——纺车、针线筐、黑箱子活了一辈子,而且还很执拗地要“把这份事业一字一板传下去”。可是儿媳金桂却认为“那里边没大出息,接受下来也过不成日子”,她宁可花钱买衣服、鞋子,也要腾出时间去“参加主要劳动”。泼辣能干的金桂,不仅参加了村上的工作,当上了妇联主席,还承担了田里的全部农活,农闲还赶集卖煤,成了劳动英雄。最后,李成娘终于在媳妇面前认了输。作品反映了两个时代新旧妇女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和命运。

短篇小说，张天翼著。作于1934年。描写了老柏在对恋爱至上的女友和事业的选择中的痛苦和尴尬。

短篇小说，张天翼著。作于1934年。《移行》写处在大革命时期的桑华,由于惧怕进行革命所遭受的苦难而逃避革命,精神空虚,最后嫁给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李思义。当她的心思被六姐问出之后,她干脆邀六姐带上两瓶酒去划船,追求暂时的刺激。在她看来,好也是一生,不好也是一生。

短篇小说，张天翼用辛辣的笔法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新旧两派势力夹击之下, 变为 “中间人 ”的过程 。以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为中心, 小说还探讨了新文学幼稚病、国民性等问题, 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也作了一定反思。《畸人手记》写于1936年,介乎《包氏父子》(1934)和《华威先生》(1938)之间,可视作张天翼创作高峰期的作品。

长篇小说。张天翼著。作于1936年。小说塑造了一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史兆昌的形象。史兆昌嗜读武侠小说,又是道家武术的忠实信徒,整天幻想着当一个侠客,并找一个像十三妹一样的女侠客,一起去打败日本人,救国立功。他随父亲从北平到了上海以后,经人介绍,做了“太极真人”的徒弟。他对师傅超人的法术深信不疑,捐了四千元钱,作为建昆仑山炼丹台的费用;同时,他还结识了演“救国女侠”的歌女何曼丽,也捐了一笔钱,给何所在的摩登歌舞团。但何曼丽只是骗他的钱而已,他们的“恋爱”也告吹。他路见一个卖艺的姑娘,认为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十三妹”,结果被她父亲吆喝开了。“八·一三”沪战开始,他发疯似的冲到街上,一面念着符咒,一面挥舞宝剑,口含仙丹(实是硬糖),头上飞机在扔炸弹,他若无其事,终于受伤,被人抬进医院。小说通过这些看来荒唐的描写,意在讽刺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的畸形的社会相。小说成功地运用讽刺笔法,读了令人捧腹;语言运用也十分出色。

《唐人街》是由国学大师林语堂于20、30年代所著的一本描写海外华人的英文版小说，后译为中文版。二十世纪初，来自中国的老汤姆一家在纽约唐人街同舟共济“创业”，最终实现“美国梦”的故事。老汤姆是福建的农民，从美国东海岸淘金到纽约，开了一个地下室洗衣店。在二儿子的资助下，把妻子和两个小儿女从家乡接到了纽约团聚，全家的梦想是攒够钱开一家中国餐馆。他们同大多数唐人街的中国人一样，勤劳节俭，每周工作近100小时，靠着智慧和劳动在唐人街生存。有一天，老汤姆突然遭遇车祸死亡，由此得到的5000美元保险金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成就了他们开餐馆的梦想。虽然美国的生活使最传统的母亲相信了耶稣，但其骨子里依旧保持着东方妇女的传统思想，希望子女都能有好的归宿。大儿子洛伊与一个意大利女孩结了婚；二儿子弗雷德不顾家人的反对，和一位中国交际花结婚，不久便分了手；最让母亲满意的是小儿子汤姆的婚姻。小儿媳是一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中国女学生，为了参加抗日救亡社团的募捐工作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她在唐人街认识了汤姆，汤姆教她英语，而她教汤姆中文，俩人渐渐产生了感情。经过一系列波折，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

散文。又名《报任少卿书》。西汉司马迁作。关于本文写作背景,汉代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关于本文的抒情特色,后人多有评论。梁代刘勰曾用“志气槃桓”来评论此文(《文心雕龙·书记》)。明代孙月峰评论说:“直抒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执升说:“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序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痕迹,而段落自尔井然。”(同上)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说:“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李兆洛说:“厚集其阵,郁怒奋势,成此奇观。”(《骈体文钞》卷十九)本文是司马迁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文中通过回答任安关于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指责,申述了自己因为李陵主持公道而获罪被刑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极度的愤闷和痛苦之情,揭露了汉武帝不辨忠奸、肆虐专横的本性和当时上流社会的冷酷,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了他为实现自己的著述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这对于了解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文中还提到古代一些圣贤发愤著书的例子,指出了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这对后人也有很大启发。从写作技巧上来说,本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借题发挥。回环往复,议论、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格调激愤劲健,沉郁浑厚,语言精炼简洁,流畅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周作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文化与生活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尤其是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十分深入，翻译有大量日本文学名著。二十世纪初，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周作人成为当时中国较早认清日帝侵略真面目的知识分子之一，从开始的专注于纯日本文学研究，转向对日本国民性的探讨和深思，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日本的民族宗教国家神道做了深刻的检视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种种假设和建设性意见。

本书是著名学者、文学大师、一代幽默大师林语堂的经典小品文选集。作者以他天赋的幽默才能，极其雍容的文笔，娓娓讲说他的人生哲学。他力求将中国古代的生活智慧同现代工业文明完美的融合起来，成为一种宜于享用的中产阶级的哲学：旷达、温厚、适度、快乐。幽默是他的哲学精髓。在书中，从人类观念，人生态度，直到种种的具体问题，如婚恋、家庭、日常生活、大自然，以及文化方面的享受，无论巨细，都有着酣畅的议论，切当的批评，哲趣的感悟。古今杂糅、说东道西、引经据典、亦庄亦谐，具有酣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充分显示了性灵小品的魔力。

本书从作者浩繁的著述中，选取有关人生的纪实和思考的部分散文，以展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在凤凰的石板路上，在湘西的大山深处，在都市的街头巷口留下的深深足迹；展示一个以小学毕业的学历而成为作家、学者，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旅途上的奋斗与挣扎，辛酸与欢乐，失败与成功；展示一个普普通通的灵魂的苏醒与叛逆、磨炼与裂变……

陈独秀著。陈氏系安徽怀宁人。《新青年》的创办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独秀文存》收录陈独秀1915年到1922年之间的文章,共三卷,分为论文、随感录、通信三部分。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陈独秀这一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人物的思想主张,而且几乎可以管窥新文化运动中新思想的全貌。书中认为要倡导民主与科学,就必须树立新的思想风范和人格楷模,即进行“国民性质行为改善”,要独立自主而非奴性,要积极进取而非退隐保守,要科学实利而非想象虚文,要强健开放而非懦弱自守。与此新人格、新思想相呼应,陈独秀还努力提倡“文学革命”,倡导“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新文学,以反对专制的、玄虚的、陈旧的封建文学。书中还有一部分文章是对封建旧思想的申诉,对正统儒学、圣人孔子的批判,表现了作者与封建文化彻底决裂的坚决态度与勇敢精神。书中认为孔子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是维护封建体制的,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不仅不适合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更与民主共和国的精神背道而弛,不可调和。因此,只有彻底消除孔子学说,才能维护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对待西学与中学、批判与继承、吸收与扬弃等问题上,陈独秀的某些言论过于极端,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声。原书1922年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后多次再版。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重版,将三卷合为一册,最便读者。

现代长篇小说。张天翼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4月1日初版,列入“良友文学丛书”。收《后记》1篇。小说描写了官场社会中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卑下势利及其幻想的破灭。书香门第出身的白慕易不甘于在乡村当一名裁缝,遂托在城里当录事的舅舅梁梅轩谋求职业。梁四处奔走为白谋得了文书上士的位置,但因为白没有正规的学历,被降为“传令下士”,整天与勤务兵为伍。接着,他又通过族兄白骏疏通当处长的刚舅舅的关节,得了录事的差事。从此白慕易做起了由录事的台阶往上爬的美梦,每当逢年过节都向刚舅舅送礼,而对被裁缺而赋闲的亲舅舅梁梅轩反倒产生厌恶,甚至连这位老人垂危之时,也因害怕承担丧葬费用而东藏西躲。不久,刚舅舅失去了处长的位置,白的幻想也成了泡影。于是他又投靠江湖骗子李益泰,并以候补县长的名义,与冒充某旅参谋长的李益泰一起倒卖鸦片。事发以后,他便投江自尽。自杀前,白慕易竟还留下遗书,要求妻子抚养小儿“上进,千万莫下流”。《一年》的出版广告曾指出:作品“极力描写着一班小官僚阶层由幻想而趋于没落的过程,心理的和动作的刻画,均表露尽致。有些地方,似乎很受鲁迅的《阿Q正传》的影响”,而作者“也很想写出象阿Q那样的几个没落社会的典型人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