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长篇小说。刘知侠著。写于1952年至1953年，1954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电视连续剧等，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作品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枣庄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不堪忍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政委李正、队长刘洪、王强为首，组织了一支铁道游击队，同敌人进行勇敢斗争的故事，展示了游击队的产生、成长和壮大的过程。游击队员在枣庄、临城、津浦线上，捣洋行，打票车，扒铁路，拆炮楼，采取灵活多变、神速机密的行动，分化、瓦解、打击日军和伪军。同时，与当地农民武装相配合，充分依靠广大群众，建立了微山湖游击队根据地。他们活跃在山东、华中地区的交通线上，英勇顽强地多次粉碎日军汉奸的疯狂”“扫荡”和“围剿”，从战略上配合了正规军的战斗，坚持到最后胜利，迫使日军铁甲列车部队投降。日军投降后，铁道游击队又投入到与蒋伪军斗争的行列中去。作品忠于生活，没有回避游击队内部两种思想的激烈冲突，而是从他们在与错误思想、与动摇叛变的斗争中，从历史的发展出发，歌颂了他们英勇机智、坚毅顽强的革命精神。小说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将党的领导和工人的自发斗争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工人阶级战斗集体，谱写了一曲抗战的凯歌。作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说书手法，写得质朴自然，线索分明，故事有头有尾，许多章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故事与情节高潮，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

长篇小说。杜鹏程著。1954年出版。作品在解放战争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真实地再现延安保卫战艰苦卓绝的胜利历程,反映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必然趋势。全书以周大勇和他的英雄连队的战斗经历为中心线索,描绘青化砭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长城线运动战、九里山阻击战、沙家店歼灭战等各有特色的重要战役,在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中,塑造了周大勇、王老虎、孙全厚、李诚等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群像;特别是第一次在长篇小说中成功地刻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同志的感人形象,既表现了彭总作为杰出的军事将领运筹帷幄、巧布战局的高度指挥才能,又描写他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朴素无华、平易近人的淳厚风貌,充分展示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纯朴崇高的精神境界,热情赞颂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全书气势恢宏,笔力雄健,富于激昂的战斗诗情与深刻的哲理意味,被誉为建国后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部“英雄战争的史诗”。

短篇小说，废名著。《火神庙的和尚》写了一个叫金喜的和尚。他本是一个流浪汉在三十岁的时候流浪到了当地在好心人王四爹的关照下被荐到了庙里做和尚这一做就是三十年最后孤寂而死。他出家做和尚的初衷并不是一心归佛也只不过为生存、生计着想罢了。所以小说也并没有着力写金喜的“佛性”而是写出了他身上的日常生趣。小说选取了金喜后三十年中的生活片断来写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和尚的日常生活状态写得很有生趣有时甚至能让我们忍俊不禁。但仔细品味后却有另一种滋味涌上心头。

短篇小说。彭家煌作，载1929年5月，上海大东书局。描写一位受社会和经济压迫的医生仍无偿地为穷人看病的善良品德;

短篇小说。彭家煌作，载《文学》1934年2卷4号。写贫苦农民拔老爹盼望外出的儿子岛西出人头地、衣锦荣归，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他被捕入狱的不祥消息，从侧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作品以反语命题，意在暗喻：在反动派统治之下，千万劳苦大众永远不可能盼到“喜讯”，只能得到“凶讯”，含意深切，发人深思。

现代短篇小说。彭家煌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10月初版。列入“一角丛书”。小说描绘沿海小镇底层社会惊人的黑暗与污浊。贫病交迫的朋加,为了摆脱彻夜失眠的折磨,离家来到钱塘江畔的朋友处休养。朋加的友人在一所由破败的潮神庙改建的小学里当校长,由于工资菲薄,过着举债度日的生活。在这个肮脏贫穷的小镇上,朋加每天见到的是男子吸毒、姑娘卖身、夫妻殴斗,甚至连和尚也热衷于赌博和宿娼。这些丑恶的现象,在他忧郁的心灵上更增添了许多烦恼,使他感到“宇宙是愁惨的”,失眠症越发严重,终于逃离了潮神庙。作品以深沉的笔触,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忧患和愤懑,在平淡素朴的描述中流露出“比同情心更为伟大的一种意识”(茅盾:《彭家煌的〈喜讯〉》)。

短篇小说。彭家煌(署名岛西)作，原载《无名文艺》1933年6月1期。写后方留守处的排长黎纯五患眼病求医的故事，在向全排士兵讲话时，他控诉了旧军队的黑暗罪恶：“革命革命，革来革去，没有革出什么，只是反而多革出一些贫民，一些残废”。劝告大家“要明白，要下一个决心，团结起来，打开眼睛，向着你们所认为对的方向，光明的方向，勇敢的向前冲去”。小说也嘲讽了江湖医生秦永扬的自私、势利。这一作品曾受到《无名文艺》主编叶紫的称赞，认为它“描写细致沉痛”、“词章隽永诙谐”，是一篇“生动的作品”。

中国现代作家陈西滢的散文集。其中的篇目首先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后于1927年成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内收文74篇。在集中作者对于20年代中国社会的众方面进行了批判和评价。内容上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社会批评类,包括《粉刷毛厕》、《五卅惨案》、《中山先生大殡和我的感想》等篇,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国内外政治事件的态度;一是文明批评类,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冲突》、《罗曼·罗兰》、《中国精神文明》、《民众的戏剧》等篇。反映的是他对国内外文化现象的评价。整个集子文字晶莹透剔,流畅自如,具有从容淡泊的风格。

短篇小说。作者路翎。载《人民文学》1954年第1期。这是一篇反映抗美援朝战斗生活的作品。志愿军司机刘强和助理司机王德贵,奉命将一批朝鲜妇女儿童从前沿护送到后方。一路上,他俩机智地避开敌机的扫射轰炸,战胜了初冬雪夜的严寒、疲劳和伤痛,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小说以饱蘸激情的笔触,通过细腻的艺术刻画,表现了我志愿军战士与朝鲜人民在感情世界和现实境况中,声息相通、血肉相连的情谊。

中国当代中篇小说。作者路翎。写于1953年,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编入《路翎小说选》。发表后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小说通过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纯朴的爱情的描写,反映抗美援朝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19岁的新战士王应洪单纯、机灵,当他意识到善良、纯洁的金圣姬的爱情时,严格地遵守了革命纪律,十分珍惜这种纯朴的爱,却没有接受。但是这种感情鼓舞着他为祖国、为人民英勇作战,在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同时还塑造了班长王顺这一丰满、真实的形象,表现了蕴藏在战士和人民之中的饱含着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深厚友情。真实感人地把战士写得极富人情味。以爱情为题材,来反映战争,角度新颖。是当代反映抗美援朝的优秀小说。

长篇小说。路翎著。小说描写一个复仇的故事。三个出生不同阶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复仇者围绕着夺回被地主霸去的田产和世代冤仇的纠结， 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极其尖税的斗争。《燃烧的荒地》创作于1948年，以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个沉闷的村镇——兴隆场为背景，刻划了几个挣扎在崩溃边缘与命运决斗的底层人物——何秀英、张少清和主人公郭子龙，在他们身上展示出来的生命原始的强力，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悲壮而痛苦的漂泊流浪情怀，以及纠缠不休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形成了路翎小说特有的“情感结构模式”，而人物那种以生命价值感为核心的强烈的生命意识集中体现在这种“情感结构模式”之中。

现代中篇小说。路翎著。桂林南天出版社1943年3月初版。小说通过生活在矿区附近的农村青年妇女郭素娥挣扎、反抗、被害、毁灭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展示了劳动人民,尤其是劳动妇女的痛苦和不幸,赞扬了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作品着力塑造了郭素娥、张振山、魏海清3个人物。郭素娥是个强悍而美丽的农家姑娘,她的丈夫刘寿春是个年老多病、吸毒、好吃懒做的无赖。他逼郭素娥去卖淫,甚至要把她卖掉。原本大胆、泼辣、性欲强烈的郭素娥与强壮豪放的青年工人张振山热烈地相爱了。她要求同张振山远走高飞,到城里去做工,过自由幸福的生活。当她被丈夫当作物品出卖时,她面对暴徒没有屈辱,而是用生命来维护自己女性的尊严,拼死与践踏自己的恶势力进行抗争。张振山有一定的反抗精神,但他的反抗又是原始自发的。当他的情人被抢走时,他只能狂怒地放一把火,尽管他声言还要回来,可是,这毕竟是朦胧的。魏海清的性格充满着矛盾,他爱郭素娥,但出于嫉妒,向刘寿春告密。郭素娥的死,极大地震撼了他,这个逆来顺受、任人欺侮的老实人,毅然地选择了复仇的路。他怒打了刘寿春,同流氓决斗,最后伤重死去。小说着力刻画了3个主要人物的反抗性,力图“透过社会结构的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的底苗”(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使人看到了中华民族性格深处的“蛮性”。发表以后曾以内容的深刻而在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胡风、刘西渭、邵荃麟等都对本作给以很高的评价。

长篇小说。路翎著。全书分成一、二两部,分别于1945年和1948年出版。作品以“一·二八”事变后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剧烈动乱为背景,描写苏州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蒋捷三的家庭及其儿女们的复杂命运,反映了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腐朽与没落,又通过蒋家儿女的命运,对动乱时代中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作了一些探索。第一部主要写蒋家儿女为争夺家产的一场恶斗,表现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及其向资产阶级蜕变的复杂过程;第二部主要写蒋家小儿子蒋纯祖在抗战初期的曲折经历,并穿插着蒋家其他儿女在抗战中的悲剧命运。小说的主要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复杂个性的剥削阶级子弟形象。其中蒋家大儿子蒋蔚祖是地主阶级的没落子孙,懦弱卑琐,终在变态的情感纠葛中自杀。其妻金素痕是剥削阶级走向灭亡时必然产生的精明强干而又放荡堕落的典型,她施展种种诡计,夺得蒋家大部分家产,并逼死了丈夫,最后自己也陷入精神崩溃。蒋家二儿子蒋少祖,年轻时摆脱家庭束缚,热衷于社会活动,但未能从思想上脱离剥削阶级,逐步变成反动政客的帮闲文士。蒋家三儿子蒋纯祖亲身经历过战乱与逃难,参加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演剧队,还到乡下当过小学教员,但由于一味追求个性解放,一步步走入个人主义的死胡同,在个人感情生活中也反复无常,终于消沉颓唐而病逝。作者吸取欧洲文学名著及“五四”新文学的创作经验,写作了这部近九十万字的长篇。构思宏大,展示社会生活面较广,尤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心理,包括变态心理,均颇有特色。但由于对笔下的一些堕落者缺乏应有的批判,影响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

短篇小说，穆时英著。《骆驼·尼采主义者和女人》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但其意涵的丰富性与矛盾性并未被篇幅限制，并且作者与男主人公选择的相似使本篇有一定的讨论空间。“灵魂是会变成骆驼的”——这便是男主人公沙色骆驼牌香烟不离手的原因。“骆驼”这一意象出自尼采《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之三变，所谓“三变”，即指“骆驼”“狮子”“小孩”三种精神的转变，意在譬喻灵魂从承受重压发展到冲破束缚、毁灭一切并建立新价值的三种阶段。

短篇小说，张天翼著。1931年12月，张天翼以中学同学戴望舒为原型，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一篇小说。“猪肠子”是叙述者“我”的中学同学，两人在车站偶遇。“猪肠子”在问候“我”时，说“你还记不记得同学都叫我猪肠子？那时候还有老鼠……你以后看见麻子没有——你看过他的诗么？”

现代散文集。吴伯箫著。文化生活社1941年5月初版。收《话故都》、《马》、《羽书》、《我还没有看见长城》等散文18篇,为作者1933年至1936年间所写。作者依据自己所熟悉的事物,展开亲切的回忆和遐想,表现他对乡土、祖国和历史的眷恋。他多方铺排,纵笔挥洒,把自己所感受的生活情趣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铺写山屋四季给人的种种情趣和“雪夜闭户读禁书”的快乐;漫话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它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力量;围绕家乡的马、啼晓鸡、灯笼、天冬草、萤一类习见的景物,描出一幅幅温馨的乡土风俗世态画;他话羽书,说长城,表达他对付强敌虎视的激情。他从许多熟悉的题材中挖掘出清新、健康的生活情绪和积极向上的思想主题,把自己对自然乡土的向往,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对驱除胡虏、渴望祖国自由解放的期待,表现在繁富的铺叙之中,情趣饱满,知识丰富,联想活跃,语言绚丽,给人以充实的美的感受。

萧红著。发表于1936年《作家》创刊号。小说反映旧中国城市中一所学校里的生活。主人公王亚明是生于洗染店的姑娘,全家节衣缩食供她入学读书,但由于她有一双从事染衣劳动变黑了的手,受到校长的斥责和歧视,同学的厌恶和责难;由于她文化基础差,学习吃力,又不断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讽刺。尽管她学习刻苦,校长却不准她考试,让她提前离校。作品通过她一系列的不幸遭遇,有力地说明旧的教育制度对劳动人民子弟的歧视、摧残,表达了作者对劳动者的无限同情。小说在人物刻画上抓住主人公俭朴和勤奋的特征,进行反复渲染;在情节的设置上注意悬念,以“手”设谜,直到文尾解底,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短篇小说。萧红著。发表于1936年10月《文季月刊》1卷5期。写一个女仆五云嫂的悲惨故事。五云嫂为了寻找当兵的丈夫,便背着孩子进城探询丈夫的下落,一路上饱尝艰辛,以至想跳河自杀。几个月后,轮船将一批逃兵送到城里来枪毙,但这批逃兵中却没有她的丈夫,因她的丈夫是逃兵的三个为首者之一,已被就地“正法”了。她孩子八岁后即被送进豆腐坊,她自己成了女佣。作品通过五云嫂的悲剧,深刻揭露了军阀统治下的兵役给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小说采用主人公的回忆和讲述以及牛车上听故事人的反应,并运用悬念、倒叙等手法,生动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构思新颖独特,技巧较为圆熟。

《在城市里》以生活底层的小人物丁寿松为引，上演了一出生活在南方小镇的各色人物的悲剧人生。那些迷失在欲望的城市里，在麻将桌、酒桌上，茶馆酒楼甚至妓院里虚度光阴的空洞灵魂，他们的人生仿佛阴雨霉天里屋檐下单调又寂寞的水滴，滴着滴着就织成一张灰暗的网，叫人发闷，叫人绝望，在黑暗的漩涡里灭亡。作者冷峻、犀利的语言，像利剑一样直击我们的灵魂，笑过之后，才发现，里面也有你我的影子。

中篇小说。张天翼著。初收于1936年2月上海文学出版社初版《清明时节》;1943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小说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南方某小镇两个区董为买卖一块“风水宝地”而引起的一场勾心斗角的纠纷。“棋盘角”原是谢家的祖产,地中央埋着谢家的祖坟。由于生活日益困顿,谢老师只得以低价将地卖给另一区董罗二爷。卖出后, 谢老师又不甘吃亏,便狡猾地不迁祖坟。清明时节,谢氏兄弟前去上坟, 遭到罗家狗腿子的毒打;上罗家去说理,又被罗二爷辱骂出门。为了雪耻,谢老师暗中唆使三个“侉子兵”化装伏击罗二爷。事发后,谢老师唯恐遭殃,赶忙出卖了三个为他报仇的无辜士兵。罗二爷则乘机要挟,硬逼谢家将祖坟迁走。作者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漫画式的笔触,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以及富有喜剧性的细节描写,描绘了两个中国旧式地主的争斗,深刻而尖锐地暴露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揭示了他们尔虞我诈、险恶毒辣的卑污灵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旧中国农村经济日益破产的真实情景。小说结构严谨,描写详略得当,充分显示了作者剪裁生活的艺术功底,是我国现代中篇小说的佳作。

短篇小说。张天翼著。发表于1931年《文学生活》1卷4期。写乡村家族权势下的地主阶级的荒唐无耻。农妇任三嫂为了摆脱族绅长太爷的调戏,远走溪庄,跟上姓刘的情人。事发后长太爷以“淫奔”罪派人把她捆绑回乡,在祠堂里把任三嫂的上衣脱下,把任三嫂的脊背打得皮绽血流,而长太爷却在一旁睨视着任三嫂白嫩的奶子。为了侵占任三嫂,长太爷以逼债为名强迫任三嫂作抵押,每夜来服侍他。任三嫂在长太爷到桥头迎接时乘机把他打倒在地,连夜与情人私奔他乡。但长太爷却“打肿了脸还称胖子”,声称脸是被“淫妇”气肿的。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地主乡绅满口仁义道德、其实淫邪无耻的嘴脸。作者采用喜剧的形式暴露传统道德的虚伪,文笔轻松诙谐,读来妙趣横生。

当代长篇童话。张天翼著。《中国少年报》于1956年10月4日至11月5日曾选载部分章节,翌年1月至4月号《人民文学》全文登完。1958年3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曾译成蒙古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分别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新疆青年出版社(1961年)、延边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外文出版社1959年7月、1960年9月先后出版了英文本和德文本。作品写一个不爱动脑筋、有贪图现成思想的孩子王葆,小时候听奶奶讲过宝葫芦的故事,故事中说那些人得到了宝葫芦,全过上了好日子。于是王葆很想也有一个这样的宝葫芦,代他做算术、替他种最好的向日葵、帮他做电磁起重机玩具等。后来他在梦中果然得到了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他本想靠这个宝葫芦求得舒适、幸福和快乐,结果事与愿违,反而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和痛苦,欲摆脱而不能。最后他决心把宝葫芦从怀里拿出来,把来龙去脉和盘告诉了老师、同学和家长,从而破了宝葫芦的魔法。作者通过这个梦幻故事向小读者揭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人们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是可耻的。

林语堂著。本书主要借浪漫文学来讲述人的人品、个性或者人的文笔、才华。《无所不谈》并不是讲浪漫文学，而只借此讲讲人品及文笔之潇洒。因为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谨愿者以工，才高者以逸，在做人，在行文，在画画，同一道理。若苏东坡之冠代才华，自然独往独来，无窒无碍，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但是我所要讲的是，无论何人总可表示一点逸气。把真性灵吐露一点出来，不可昏昏冥冥战战兢兢板起面孔以终世，这样的人生就无味了，充满这种人的社会也成了无味的社会。但若只求多寿多福多子混过一世，也不要什么性灵。这也未始不可，至于艺术创作却以此一点性灵风骨为生命。

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是徐念慈在看过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和《法螺先生续谭》二文之后，撰写的戏仿之作。包天笑的译作是根据日本岩谷小波（1870-1933）翻译的小说《法螺吹き男爵》重译的，其原作是德国的民间故事“敏豪森男爵历险记”，讲述一个爱吹牛的男爵的冒险经历，小说以荒诞戏谑为其主要成分。《新法螺先生谭》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新法螺先生在高山之巅，灵魂和躯壳一分为二，躯体下坠至地心，见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种祖”，灵魂则向上飞升，先后游历了月球、水星、太阳，最后回到地球和身躯合二为一。经过此番游历，新法螺先生发明了万用能源——脑电，由此大兴教育，传授脑电之术，不料却导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失业，于是新法螺先生只得潜归故里。

文集，王国维著。选录王国维教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甲骨、金石、简牍、古史、西北史地和论学诸领域的代表文章。读者藉《王国维文存》，既可观王国维学术精华，又可明了其学术思想与治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