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祥的朋友高华素，和黄伯祥一样是广东人。他是一个在来往于香港与美洲之间的大轮船上供职，当欧战的时候因为私运军火而发财，后来没落了的海员的儿子。——他的身体比黄伯祥还要壮健，高大；有着一种暴烈而难以扼制的性格，富于果敢和机智。他的过度敏感的思虑常常取消了自己一切的打算；有时候他是黄伯祥的一个正确、可靠的保护者，但是有时候他要把自己和黄伯祥两人之间累积着的秘密破坏无存，使黄伯祥再也不能承认他是自己的朋友而陷于孤独。
“一·二八”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的晚上，黄伯祥听从了另一个朋友的劝告而决定离开虹口的工场，向中国军的阵地逃走的主意。
他偷偷地对高华素这样说：
“走吧！兄弟，光做一个开车佬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把卡车抛掉了怎样呢？老实说，我很想到部队里去当兵去。”
“不必讨论，”高华素坚决地说，“如果要走，就在这时候走吧！几大几大（要来的事怎样大都由它吧）！犹豫不决的不是男子！”
但是黄伯祥在这个决定中有着他更多的内容。黄伯祥在说一声“走”的时候必须连带着想起他的家，他有年老的双亲，弟弟，老婆和一个不满七岁的女孩子；他不比高华素那样干脆，高华素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单身汉。
但是他终于和高华素一道走了。
黄伯祥的另一位朋友，患了不能治愈的肺病的瘦鬼，他有一个奇异的健全的脑子，他要洞察一切，了解一切。为了知道的东西太多，常常使他的身体像一个倒空了的麻袋似的陷于可怜的疲乏。……他神秘地教导了黄伯祥在战地上所必具的知识，而且指示了黄伯祥当到达预定的地点之后如何加入部队里去服务的途径。
在七十八师司令部里，高华素非常厌恶那卡车驾驶员的职务，——他变得很瘦，尖尖的下颚长着凌乱的胡子，一副牙齿像给石头击碎了头颅的老鼠似的显得破碎而爆裂，鼻子又低又小，头发长得像一个囚犯，他衰丧，疲乏，然而非常激动地对黄伯祥这样说：
“来吧！来吧！到这边来吧！我们不曾看见自己用刺刀杀死一个日本人，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比用刺刀杀死一个日本人更有意义些，这句话是对的，——对的！……但是我却不想这样干了！中国军有时候是螃蟹，他们的眼睛直望着日本军的阵地，行动起来却是横的，偏斜的。有时候呢，是一只乌龟，——和他们相比，十九路军是不退缩，不偏斜的一枝箭。兄弟，认清楚吧，是一枝箭！我们要做箭，我们要加入十九路军！”
他一面说，一面疯狂地拉着黄伯祥的手，在许多散兵的队伍中磕磕撞撞，——昆山城的用碎小的石子砌成的街道，污秽而狭窄，这一边的屋檐和那一边的屋檐几乎要衔接着。有时那石子砌成的街道像蛇的背脊似的突然高起，在上面走过的兵士们仿佛立足不牢似的向街道的两边倾斜着，簸颠着，时而紧紧地集拢起来，时而松懈地散了开去。黄伯祥显得萎缩而胆怯，高华素的手一挥动，他几乎为了惊惶而发出颤抖。
“走吧！走吧！”高华素继着说，“为什么老是当一个开车佬呢？你不是说过了吗？光做一个开车佬是没有用的！我们不能老是做一辆卡车的附属品！”
黄伯祥的面孔疲乏地泛着浅绿，他完全陷于被动的位置，他回答的声音很模糊，几乎是自言自语，仿佛高华素是在严厉地斥责他，而他是在苦苦地追悔着，刚才正做了一件大不了的错事似的。
高华素带黄伯祥走进一间馆子里去，请黄伯祥吃鸡，喝酒。他反复地查问黄伯祥在军队中干出了些什么，对国家民族贡献了些什么，——他的骄据、夸大、自以为是的态度常常使黄伯祥离开了嘴里所谈论的一切而发出了大大的忿怒。
黄伯祥扼制了所有的怒火，平心静气地对高华素这样说：“对于我自己所做的事，我始终未曾忽略过。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五六旅司令部的副官长对我说：‘舅子，开车吧！’这样我把车开走了；除了开车，我不会作出别的更好的事来，——但是我已经下了更大的决心，我的意思和你的完全一样，我很早就对你说过了，我愿意当一个兵！”
黄伯祥想起了许多复杂、琐碎的事，像给人在背上猛击了一拳似的痛苦而衰颓。他时时感觉到自己是一颗暴烈的炸弹，如果一撒手，这炸弹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但是他所显示给别人的是一副灰暗，沉郁的脸相，当他在人家的面前走过的时候，他的样子只能引起他们的厌恶和忿怒。他走路的时候，头是低垂的，一副巨粗的肩膀沉重地和四周的空气起着搏击，默然地仿佛表示着自己力乏而毁败的悲哀。
晚上，黄伯祥和许多伕子一起，在一间很小的民房里歇息下来。有一个又胖又矮的中尉副官走来了，他快活地、阳气十足地闪着一对老鼠一样细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跳着，企图着当他还没有走近门口之前就叫人知道他做的是怎么一回事。他抓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年约三十五光景，瘦弱，脸孔的轮廓并不是不漂亮，然而在左颊上像宣布了死刑似的无可挽回地长了一个有毛的难看的黑青疤的女人。他用肥胖的颈沉重地紧压在她的瘦弱得几乎高拱起来的脊梁上面，不时地从她的侧边伸出了一只粗糙的手猛击在她的脸上，叫她那又尖又小的青色的鼻子像要从她的脸上脱落下来似的发出颤抖。同时又挥起脚尖踢她的屁股，而他的笑，跳，永远继续着。
他发出了蝙蝠一样的怪异的声音这样唱。
“春景呀向天，
锣鼓响丁当，
江山早收场，
小卒，王孙呀公主，
江山呀——早——收——场，
……”
这刺耳的乱暴的嘈声使黄伯祥像大病方愈似的感到衰弱而乏力，他用着原来的姿态坐在一块黑色的四方木上，不说不动，有时候他的灰暗、沉郁的面孔突然地非常紧张，以至于几乎要对那中尉副官发出严厉的警告，——整个的房子都快活起来了，悬挂在壁上的马灯怪异地使发出的光亮变成排红，照红了许多伕子的脸，像喝醉了酒一样。
中尉副官撤了手，黑青疤的女人立即倒在一个伕子的身上，那是一个高大、壮健的漳州人，尖的额头，两眼离得很开，几乎和两边的耳朵相连接。他突然像发疯了似的用一种非常凄苦的声音号哭起来，不错，号哭。除了号哭再没有能够发泄他的快活的了，他紧搂着她的细腰，痛惜而悔恨，像母亲对着死去的儿子的尸身，要唤醒他，时而重重地敲击他的头颅，用痛苦叫他追回失去的灵魂，失去的智能和记忆，——而怪异的是那黑青疤的女人也快活地号哭着，不，快活地大笑着……
中尉副官于是严厉地发下了他的命令：
“好了！你这个漳州伕好了！现在要交给宋文郁，宋文郁吻她吧！吻她的手、她的膝头都可以……”
宋文郁是一个学生出身的因为犯错误而撤差，现在降为伕子的马弁。他年轻而漂亮，壮健矫捷的身材，恰像操场上所常见的活泼、英武的教官。他极力地敛束着身体，像一只蝇虎似的对着那女人的半腰猛扑下去，两个肩胛骨像鸽子的翅膀似的异样地发出颤抖。
以后是张法和杨学林……
轮到了黄伯祥的时候，中尉副官突然地冷静下来，像一只狗似的扼低着脊梁，向天的鼻孔为了发现新的异样的臭味而耸动着，他这样狞恶地走近了黄伯祥的身边，闪着两只毒辣的细小的眼睛，叫着：
“站起来！举手！”
接着冷冷地笑了笑……
但是他突然地怒吼起来了：
“滚蛋！滚蛋！——懂么？懂得这滚蛋二字么？……滚！滚！
黄伯祥像一只骆驼似的迟钝地笨重地站立起来，阔大的上身在空中摇摇不定的摆动着。
“我是一个开车的。”他冷静地说。
“什么？开车的？为什么开到我这边来？哈哈，那真奇怪了！你认得老子，老子却还未认得你呀！……滚蛋！——滚！——滚！”
他一面这样叫，一面像让人杀死了他的父亲一样的暴跳着。
整个房子都静默下来了，——马灯晕蒙的亮光照在黄伯祥的紧张，痉挛，起着疙瘩，然而非常惨白的脸上，他为了要把所有暴胀起来的怒火都倒吞在肚子里，眼睛，面孔的神情完全变了，鼻子低平了下去，上颚显得很突出，像狼一样。
高华素走来了，他壮健地站在黄伯祥和中尉副官的中间，挥着手，叫那黑青疤的女人走。
“来吧！来吧！”他痛苦地把坚硬得像石打一样的颈项扭动着，用锐利的目光居高临下地俯瞰着那胖得可笑的中尉副官的灵魂，“我高华素是谁都认得的，谁都认得我是高华素，来吧！来吧！副官大人有什么见教请来吧！”
黑青疤的女人像一个可怕的幻影似的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面。矮而肥胖的中尉副官嫩弱地、像吃了重重地一棒的狗似的从肠肚里哼出了一种颤抖的变态的叫声，罟骂着，怨恨着，走了，走到他的声音再不会令人听见的地方去。
黄伯祥常常对高华素这样说；
“如果我一旦变成了一个战斗兵，老高，那是多够味儿的呢！有了枪在手上，对这些专横跋扈的军棍们就用不着客气了！”
“是的，”高华素说，“只要是一个正式的战斗兵，那么除了上面直属的官长之外，谁还能够动一动他呢！”
这时，黄伯祥突然红了脸，他很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当了兵，我是不是还能够回到家里去呢？……家里，我知道，我的母亲，老婆是等着我回去的……”
高华素非常傲慢地紧闭着嘴，他抬起头来，望着屋瓦，双眼可怕地发白，这样苦苦地思索了好半天之后才回答说：
“有什么呢？兄弟，有什么呢？当兵就当了，算了，喂，怎么样？这总不是怎么大不了的事！”
黄伯祥觉得很有安慰，——这是他们碰到那黑青疤的女人好几天后的事，为了总退却的时候在前线失去的卡车太多，没有车好开了，现在黄伯祥和高华素都给降入伕子的群中，和所有的伕子一无二样，用肩膀在搬运那山样堆积着，永远搬运不完的慰劳品。他们两人的身体都变得像叫化子似的又脏又瘦，身上的单衣也破烂了。——天空低压而发白，盐一样的结成碎点的微雨在空中飘散着，从粮服部到小河边去的一条破烂而充满污泥的小街，在人们的践踏下仿佛患了不能治愈的疾病似的叹息着，啜泣着。当他们一度在木船上卸完了货物，又从那街上走回来的时候，在冷汗和寒风的侵袭之下，黄伯祥再也不能抵挡得住似的颤抖起来了，他直竖着那长长的头发，剧烈地交战着牙齿。
“如果我一旦变成了一个战斗兵，”他说，“老高，那是多够味儿的呢！有了枪在手上，也不会没有勇气，在火线上冲锋，就是下雪也不见得会怎么冷……”
“是的，”高华素说，“在今日，已经是一致对外，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时候，做一个战斗兵，就是战死了倒在沟渠边，也比较贵重些。”
黄伯祥沉默了半晌，他突然又红了脸。
“不过，如果我当了兵，我是不是还能够回到家里去呢？”
高华素诡谲地眨了眨眼，他回答得更空洞，更糊涂。黄伯祥却从此更坚定了起来，他获得了更多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