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澜生一跨进小客厅门限,便欢然高叫道:“欢迎!欢迎!足下是几时到省的?”

才待作揖,看见王文炳从藤心椅上站起,向他伸出右手,他赶忙用两手抓住,边摇边说:“真正久违了!足下一晌就未在省吗?一定在外府州县奔走。人还好吗?”

黄澜生的口硬似刚刚斫断杩槎的都江堰,滔滔滚滚的语流,连标点符号都来不及加一个,直向面色犹然苍白,身体犹然孱弱的罗升冲击下来。虽然没把他冲倒,却也把他冲得昏头眩脑,奓开一张大口,不晓得回答哪一句话的好。

黄澜生登时就沉下脸色,摆出威权莫上的样子,吆喝道:“一定要叫人来请,你才回来!哼……”

黄澜生吃吃疑疑地摇了摇头道:“说这话的人不少,甚至连我们朋友,向有诸葛公之称的葛寰中,也以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劝我把在满城租佃的房子,赶快退了的为便。”

黄澜生于是将楚用参加学生军,在犀浦打仗受伤一事,尽其所知,叙说一遍。

黄澜生不想再在楚用身上发议论(因为他的内心并不赞成楚用搞革命,还批评过楚用为革命而流血;楚用回新津娶亲,他又怂恿过),遂有意把话头引开道:“我莫问你,你们在省外闹革命,可也知道方今天下已经大乱起来?”

黄澜生一边把自己手上的纸捻吹燃,递过去,一面问道:“怎么说,你不跟子才他们毕业吗?”

菊花送盖碗茶出来。

罗升忽然搀起嘴来道:“正要回老爷。肃大嫂找到我,眼泪婆娑地求我哀恳老爷太太施恩到底,别退她的房子。肃大嫂说,若是老爷太太不再租她的房子,她和她的儿子只有穷死、饿死。因为从七月起,将军就再没发过他们额外户的济贫口粮。得亏老爷太太租了她的房子,她们娘儿母子才算得了生路。她有钱吃药,病也渐渐脱体。肃大嫂说,啥子旗人排汉人,啥子不准汉人再进满城,都是流氓痞子造的谣言,安心整他们旗下人的冤枉的。肃大嫂说,他们旗人离开了汉人,咋能生活哟,拿她自己打比,她那几间破房子,要不是老爷太太的恩典,他们旗下人能够租吗?肃大嫂说……”

罗升在门外咳嗽了一声。不等主人问询,便掀开门帘进来。弹着两只长袖,微带喘息说:“老爷唤我吗?”

王文炳非常惊异地问道:“楚用为革命而流血?”

王文炳问道:“澜生先生可晓得楚用什么时候方能回省?”

王文炳眯着眼睛笑道:“澜生先生,何以会问到这些话?还这样迫不及待?”

王文炳满不在乎地淡淡一笑道:“毕业!毕业不过挣个资格而已!眼见革命已快成功,革命成功,另是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区区腐败资格,要来做啥?何况我目下正在奔走革命,革命事大,也无暇计及这个资格。”

王文炳大笑道:“真是无稽之谈!”

王文炳呵呵笑道:“岂有不知之理!只怕有些新闻,你们在省城的,还未必知道。澜生先生,这倒并非说是你们耳目不周,实因你们的耳目已被赵尔丰完全蒙蔽了。”

王文炳不由慨然说道:“不料楚用这家伙居然着了先鞭,我才说上省来加以说辞,拉他去革命的……但是,为什么又在这紧要时候,却跑回去讨老婆?岂不自行消磨了英雄志趣?唉!楚用就是这样一个没宗旨的人!”

楚用虽比王文炳大一岁多,但在黄澜生眼中、心中,始终把他看作一个大孩子,顶多是初初成人的一个没有世故的青年。唯独对王文炳,从第一面起,黄斓生不知是何缘故,一下就重视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寻常中学生。这个人有学问、有世故,前途变化莫测。因此,每每与楚用谈到他的同学,总叫楚用要多亲近王文炳,要以王文炳为模范,学他少年老成的样子。及至听楚用说起王文炳在学堂里,不特是他们这一班的头儿,甚至全学堂的同学都拱服他;不特学生们这样,甚至教习先生对他也要客气三分。也就因为这些,他才成为屠致平的眼中钉、肉里刺,只管不舒服,却又拔不掉他。黄澜生于是更为敬重王文炳,把他拉平,把他抬高,认为确是一个值得纳交的朋友。

当下,肃然起敬道:“哦!足下原来奔走的是革命!我还以为足下光是在奔走同志会哩!”

但是罗升却侃侃说道:“老爷说过,要等奎先生的回信嘛!”

他很生气地吹着手上的纸捻(纸捻也同他调起皮来,老吹不燃),几乎忘记了身边还坐有一个远客。

他一面从衣袋里摸出一盒强盗牌纸烟。抽出一支,拈在指头上。

不等他说完,王文炳已经气哼哼地挺起腰板;并在镍边眼镜后面,把一双眼睛鼓得圆彪彪地大声叫喊道:“屠致平还敢这样专制霸道?呃!岂有此理……呃!可惜不多几天,我又要出省。不然的话,我硬要约集同学,扎实收拾他一下。”

一阵礼貌上的亲热寒暄,真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其实黄澜生之认识这个中学生,为时并不久,前后也只几面。

“高金山?”王文炳接着问道,“是另一个人,还是我们学堂里的那个小工?”

“高金山哩,怎不叫他端出来?”

“老爷不是打发他进满城喊罗二爷去了?”

“犯了什么过失吗?”

“澜生先生说得对。我是从七月十五那天,打铁路公司翻墙逃走后,遂变更宗旨。觉得光凭口舌笔墨,是奈何不得盛宣怀、端方、李稷勋、赵尔丰等人,强权世界,安有公理可言?除了采取激烈手段,实在别无他法。恰巧,路上碰见几个要到荣、威、自、贡一带去作革命运动的同盟会朋友,一谈之下,彼此契合,因此,我才投身于革命潮流……”

“正是你们学堂里的小工。”

“是啊!你还不晓得吗?”

“打听过了……”

“我最初也认为是无稽之谈。继而仔细一寻思,却也在情理之中。何也?因为说到革命,就连带着排满,听说武昌反正的当晚,便拿旗人开的刀。荆州的驻防旗人几乎是斩尽杀绝。汉人排满,满人当然要排汉。北京城的消息或许不可靠,然而荆州与武昌的事情,难道尽属子虚?……”

“怎么样?是不是旗兵都出了队?是不是奎都统亲自坐镇在小东门的城楼上?是不是几处城门楼上都架了大炮?是不是满城里的汉人都着撵走了……”

“怎么会转到府上来的?”

“就是等到高金山来叫我的时候,还没有回信。”

“因此,成都驻防旗人才先下手为强,不等革命,遂动手排起汉来。可是这样的,澜生先生?”

“因为小价罗升病了,急切不能起床,我正打算多用一个底下人。恰好,你们屠监督把高金山开销了。”

“回信呢?”

“嘿,嘿,这却难说了!他走的时候,说是不等请假期满,就将回省。但是,婚姻大事……照新名词讲来,叫度蜜月。嘿,嘿,蜜者甜也,正在甜蜜蜜的日子里……”

“嘿,嘿,潮流,硬是潮流!所以像楚子才那样淳谨的人,也居然能为革命而流血!”

“啊!足下还不知道吗?这几天,全城都传遍了,连制台衙门的人都在这样说,摄政王把东三省的八旗满兵几十万名全调进了山海关,赵次帅挂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印;第一着,先把北京的汉人杀完……”

“原来澜生先生打算迁居满城?”

“你就这样没转变,难道不能自己去打听一下?”

“也不尽然,”黄澜生摇着头极力否定道,“我们这里还是有许多消息的。比如说,革党在武昌举事啦,好几个省份都已起而响应啦,端午帅已到重庆啦,虽然不见有公文发布,然而口口相传,老少皆知。不过谣言也重得很,一天一个样,只要你肯听,包你两只耳朵不得空。上个月的谣言是,同志军要按城,说得多凶,几乎连日子、时候都安下了。现在哩。又变喽,说的是……”

“不知道。据高金山说,只是由于你们屠监督的脾气越来越大,一句话答应得不对头,莫说小工……”

“……咹!怎么样?一件事情都没打听到吗?……呃!呃……真是你妈个饭桶!”

黄澜生截住他的话头道:“我并没说过要退她的房子。莫非高金山漏了什么话?”

“不是的。肃大嫂求我在前。她打了转身,高金山才去。”

“那么,此话从何说起的呢?”

“我也问过她。肃大嫂说,因为听见好几处搬住进去的老太太、姑太太、姨太太、大人、老爷们,都信了谣言,在退房子。有些人连招呼都不打,连大门都不锁,就各自走了。所以她才特为跑来找到我,说那些话全是谣言,求老爷太太莫信。”

“当真全是谣言吗?我刚才问的那些……”

“是的,正要回老爷。各条胡同里,还是那样清静,并未见有旗兵逡巡。别的城门楼上,没去看过,不晓得有炮没炮。我们这条西御街小东门城楼上,还是跟前些日子一样,只驻扎了不多几个旗兵,不说没有炮,连枪都没拿,全是空手。看样子,都统大人好像也没在城楼上……啊!还有一件事要回老爷。我送信到奎家时,奎先生不在,他家老太太特为把我叫到堂屋里头,向我说,他们听见好些人说,有一大伙革命党已经赶在钦差端大人前头进了城,联络好凤凰山的新军,正估逼赵制台响应湖北省的革命党,扯起反旗来反对皇上。还说,若是赵制台不答应,他们便要杀进满城去,杀个鸡犬不留,叫赵制台来担这血海干系。奎老太太说,她晓得这多半是谣言。不过她想来,无风不起浪,说不定大城里头,真有革命党在图谋起事。她说,奎先生在学界里头,听不到啥子真消息。想来,老爷在制台衙门当差,耳目要长些,若有啥子风吹草动,千祈老爷给他们一个信,她同她的儿子好早打主意。”

“妙!妙……这才叫谣言满天飞!”黄澜生用拿着纸捻的手向罗升一挥道,“进去,把这些话给太太说一遍……等着我,不忙走,歇会儿,我还有话吩咐你。”

等到罗升退出小客厅,他才转面对王文炳叹了一声道:“我看大清朝的国运已经走到尽头处,就不革命,这江山也会易主的!最近省城尚发生一件极关紧要的事情,绝不是适才所说的那些什么无稽之谈可以比拟,你们在外府州县闹革命,恐怕未必知道底细吧?”

“还有为我所不知道的要紧事?”王文炳颇为注意地说道,“倒要请教。”

“当然要奉告。那便是赵季帅与端大臣之间的龃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王文炳一跃而起道:“对!对!我这次上省的目的,正为打听他们两个人是如何的钩心斗角。澜生先生既知其详,请你赶快谈一谈。”

高金山一头走了进来,不及与王文炳打招呼,径直向他主人报告:“郝大少爷来了。”

接着,郝又三掀开门帘,大声唤道:“澜生先生,澜生先生,我特来奉访,事情大有转机……”举眼看见王文炳站在当地,遂伸过手去笑说:“原来是你这位王先生……我就说啰,能到这个地方来起居的,断非什么生客。”

黄澜生等到他们彼此问好落座之后,才忙问:“所谓大有转机,莫非赵季帅松了口了?”

“嘿,嘿,倒还不只松口哩……”

这几天,赵尔丰反而沉静了许多,已不像前几天动辄发脾气,动辄骂人。

一班保护他的人,从草上飞张麻子起,都放了心,认为“不管世道再怎么变,咱们大帅福气大,是摔不下去的”。

但是在他身边和贴身服侍他的人,却提心在口。

李夫人悄悄问大丫头来龙:“大人昨夜睡得好吗?”

来龙紧皱起一双浓眉,摇头叹道:“又跟前夜一样,随时都听见他在翻腾。”

“今天的早点呢?”

“一汤碗燕窝都没吃完。”

李夫人非常焦心道:“像这样吃不成吃,睡不成睡,如何好呢?”

不错,如何好呢?何况老头子已经是满六十岁的人了,何况交卸四川总督之后,还要返回打箭炉外冰天雪地,去吃酥油糌耙,去与蛮家周旋!

八月二十三日实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的上谕,是打在赵尔丰头上的第一棒——梆!多么沉重的一棒啊!得亏下文是“在岑春煊未到任前,仍以赵尔丰署理,俟岑春煊到后,再行交代”。所以他发了一阵脾气之后,希望犹存。革党在武昌起义,无异给他保了险。他料定岑三爷既已逃回上海,那就只好在上海养疴,要来四川接事,起码得等到长江通行。“然而长江通行,岂是易事!”赵尔丰是大清朝的边疆大臣,当然不希望革党成功。不过就私人利害计,革党暂时猖獗,倒也是“心焉窃喜”的。克实说来,这一棒固然不轻,还不算致命打击。

九月初三日北京资政院复会。头一桩议案,就是奏劾盛宣怀违法侵权,激生变乱。而奇怪的是,这次朝廷也太听话了,并不经过什么各部会议、内阁会议、御前会议等等照例的拖延手续,而竟在资政院纠参的同一天,便下了上谕说:“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不特轻易地罢免了盛宣怀,而且同一上谕还说:“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着交该衙门议处。”这对赵尔丰说来,虽非直接的一棒,也算间接的一棒,敲在头上,不是——梆!而是——啵!因为第一,四川乱事始于争路风潮,即发源于盛宣怀一意孤行的国有政策,这不用讲了。他赵尔丰之能在今日巍然不动,尽管反对他的人滔滔皆是。固然他二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力不小,而在内里,却全靠盛宣怀的支持维护。现在冰山忽倒,他再投靠谁呢?第二,那就是朝廷俯顺舆情俯顺得太快,翻遍大清各朝实录,从未发现这种例子。推想起来,必因时局日非,情势益紧,朝廷为了收拾已去人心,所以才不能再拘文法,才来了个“有求必应”。那么,外间流言说的革党北上大军,已沿京汉铁路攻至京郊,北洋劲旅不败即变,是真的了。设若朝廷真个倾覆,或者天命犹存,仅只像咸丰帝之北狩热河,慈禧太后、光绪帝之西狩西安(在赵尔丰的信念中,当然只能有后者,而不能有前者的),总之,对他都是不利的。尤其使他不安的一件事,就是证明华北地方既然不靖,则他在奉天同直隶所暗地招募的三千子弟兵,怎能迅速开来?

然而更沉重的一棒,打得赵尔丰两只眼里火星进发的,是端方揭参他的那通电奏。虽然朝廷旨意尚未处分到他,但是田征葵、王棪、饶凤藻,这两个股肱、一个心腹,撤职的撤职,降职的降职,这不仅是打了梅香,丑了姑娘;而且准定是杀狗在前,伤人在后。以前希冀端方查办其名,或许由于利害相同(他更多地相信端方是川事祸首,四川人之恨端方,必百倍于恨自己),必能与他通力合作,来应付四川这些民匪。他也听说有几个成都和重庆的绅士迎到万县,当然对他有些不满控诉。他并不放在心上,认为这位查办大臣,必定要按照成例,有什么举动,总得先与他商量,而后拿主意。谁知道端方比他狡猾,一方面敷衍他,不要紧的事每天都有电报同他商量,甚至派随员来省当面禀商。而另一方面,却本着他在宜昌启程时和端锦等几个心腹商定的既定计划,一入川境,便拉拢绅士,到重庆后,竟自来了这么一手。不消说,端方用意表明:他不是来查办川事,而是来夺取他赵尔丰的高位的!所以当他顶住这一棒时,他是暴跳如雷,脾气大得不得了,逢人必骂端老四不是东西;甚至当着尹良也这样骂。看得出,他是借那个老四在骂这个老四;同时,要这个老四将他的意思传与那个老四。

恰好,那个受了冤枉而确实不能算作赵党的周善培,服不下这口气,先写了一个禀帖给赵尔丰,力说自从路事发生,他周善培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七月十五日的事情,他并未预闻。但听说端方在重庆采集谣言,竟以他为主谋,要奏参他,他说:“时势至此,一官无足惜。唯是非所关,去留有道。”要求赵尔丰“将七月十五日之事,究由宪台独断?抑由何人告密、主谋?电知端大臣,俾免误听”。接着他的那一篇几千字长的“上端大臣书”,就做好了。先将底稿拿去请示。赵尔丰一读一叹,虽然假意劝了劝:“老兄何苦来哩,是非自有公论!”结果,还是默许他拿到官报书局,用四号铅字印了十万份,派出四十个人,专送到一百四十二州县去张贴。并且隔不了几天,赵尔丰自己也想到确有与端方辩一下的必要。同时,也向朝廷表示“他得力的人,没有得到他的同意,还不容许任意宰割”。其次,无异间接告诉端方:“你的权力还不配支配我!”再其次,是要他的手下人切不可灰心丧气,“凡事有我,只要与我贴紧,即今天垮下来,也有我这个高汉子撑住。你们在我帡幪之下,不会吃什么亏的!”他趁着意料中的处分未下,赶先发出了这样一封“致内阁”的电报:

尔丰待罪川疆,不幸因路事发现逆谋,乱端既开,遂致滋蔓。两月以来,拊循激厉,幸将士效忠,兵卒用命,勉为朝廷守此岩疆,尚无陨越。旬日之间,迭闻湘、赣不靖,昨接黔抚电,又知滇告独立,噩耗频传,方深悲愤!不意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诡谲反复,希图见好于川人,谬信讹言,罔究事实,不恤将士竭忠救乱之诚,妄徇川民偏私要挟之见,罗织参办将领司道多人,释放倡乱首要各犯。未幸朝旨,已一面将奏稿传示绅民,一面大张晓谕。风声所播,已定之人心,又复骚动;各将领尤人人自危,兵卒亦皆解体;佥谓是非倒置,功罪不明,我辈虽愿效忠,亦将无由上达。密谋偶语,情形叵测。本月十六日,竟有派驻龙泉驿陆军一队,忽尔叛变。尔丰已飞饬该军将领,迅往招抚。唯事变至此,以后情形如何?实非尔丰智虑所能逆料,亦非尔丰才力所能戡定。传闻宜昌革党己上窜夔府,端方即日将带所部鄂军,退驻省垣。外闻传言,欲纠众欢迎端方为名,即行要求,立将蒲、罗诸人释放。是何变局?尚不可知。唯有仰恳天恩,迅催岑春煊刻日启程,并派大兵随后继进;将尔丰历次电请交大理院办法宣示。如再迟误,有不堪设想之势!至于端方奉命督办川路,始则徜徉鄂省,唯日电迫尔丰严压川民,又电劝骈诛首要。及至督兵入蜀,是时省城附近各州县匪徒蜂起,亟盼援兵,迭奉谕旨,饬其迅速来省,与尔丰和衷商办,尔丰亦复一再电催;乃端方不肯由小川北路进省筹商,迂道改赴重庆,逗留月余;及闻武汉、宜昌失陷,已无退路,仓皇失措,遂不顾国家利害,唯计一己安危,倒行逆施,莫此为甚!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尔丰临难,唯知尽忠,不得不迫切预陈,以求圣明鉴察!再川省军事,自端方遥居重庆,不肯来省会同协商,尔丰每有咨商调遣,辄被掣抑,一军两帅,已觉无所适从。营务处总办田征葵,现为统兵大员,两月以来,勤劳王事,其部下亦无妄杀要功情事。况各省事变纷呈,皆由军队内变。今川省军队既未赏功,而练兵之官先行查办,实足以寒军心而长匪胆。应恳天恩,迅赐昭雪;温谕勉慰陆防备军;并将川省军事,准予岑春煊未到任以前,责成尔丰一人专办,庶可任事一日,勉尽一日之忱。是否有当,伏候圣裁!谨请代奏。

赵尔丰会同老四、老九,以及几个心腹,拟具好这封强硬的、迹近要挟的电报。满以为朝廷正当风雨飘摇之际,为了安定西陲,必会将就他几分;至少,不再听任端方干涉他的事权了。

他绝对没有料到,最后而致命的一棒,到底当头打下。这一棒把赵尔丰打闷了,却也把他打醒了。

九月十六日上谕:“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候补侍郎端方,于岑春煊未到任前,暂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毋庸署理。钦此,钦遵!”

这封电谕,赵尔丰始终没有录交收发室发表。不过也无须乎他发表,端方毕竟循着东大路向成都而来了!

端方于九月十五日离开重庆向成都出发。九月十五日——即夏之时他们在龙泉驿拉起革命旗、敲响自由钟的同一天。不过端方是上午离开重庆,夏之时等是傍晚起义;端方由东向西,夏之时由西向东;前者走的是东大路,而且是按着官站徐徐而进;后者走的是小川北路,不但无官站可按,而且还故意纡回在岗陵溪谷之间。端方走过永川县,方从成都方向接到紧急情报说,卫戍在龙泉驿的一个支队叛变。查其形迹,似有窜扰东大路,“以阻行旌”之势。希迅饬前队开到资州截堵,以备不虞。

端方鉴于武昌反正主要由于陆军叛变。并且是不多几营陆军,而竟引起了长江几省的独立。所以对于龙泉驿起事,他比赵尔丰更为重视。除了飞令走在前头的一营,兼程赶到资州截堵外,并沿途张贴告示,通札有关府厅州县,悬挂赏格:活捉夏之时叛弁来辕者,赏纹银三千两;斩其首级来辕,验明属实者,赏纹银一千两。

端方绝对没有料到夏之时这支革命军,只几天工夫,竟从三百多人膨胀到八百多人(若连非战斗人员计算,足有一千四百多人);而且待端方统着大军,浩浩荡荡,于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资州之时,夏之时等正得了安岳王孟兰的帮助,最后决定,要杀向他重要的后卫重庆去当导火线。

端方认为他在重庆的布置是稳妥的。后队的鄂军已逐渐由夔府、万县、忠州、涪州集中到重庆,虽然队伍不大,但比起这个地方任何实力都强。地方上的兵力哩,添募的巡防一营,以及川东警察总队、水上巡警等,都掌握在重庆知府纽传善手上。这人,不似川东道道员朱有基那样懦弱,而是非常干练、精明,有了这个人,地方上是不会出事的。何况新成立的城防营,又是他特别从广东调来的、最为相信的李湛阳在训练统率。重庆商会所组织的商队和重庆绅士所组织的民团,用来维持地方秩序,防范土匪奸宄,都还可靠。算来算去,这地方纵无泰山之安,确有磐石之固,要说革命党会在这里生事,那简直难于想象!

固然,重庆也有保路同志会,在端方来到之前,也闹得起劲。但自武昌革命发生,保路性质已然转变;接着盛宣怀丢官,国有政策,无形消灭。从九月初旬以后,同志会名义虽尚存在,已没人注意;举凡开会演说,拍桌打掌这些慷慨激昂举动,当然都成为陈迹。因此,端方初初听见资政院参倒了盛宣怀,心里很是吃紧,生怕影响他的前程;继而看见这把刀并未朝他头上斫下,他不特放宽了心,并且由于铁路事件不再有人提起,使他少费许多唇舌,少用许多心机,他反而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轻松愉快。何况,同志会里一班正派而有力的绅士,他都曾招呼来面谈过。比如,听说在成都临时股东会上闹得最为激烈的股东代表朱之洪这个人,自从在万县见面,倾谈之下,他觉得朱之洪的态度,就从激烈而转为温和。到重庆再一次见面,更变了,对之不但恭敬有加,而且表示,只要他能俯顺舆情,采及刍荛,今后的同志会,还将改变宗旨。如何改变?朱代表虽未明言,但据川绅施纪云揣测,大有转而拥戴他,为他羽翼的可能。唉,唉!这更是“塞翁失马”,为始料所不及的事啦!

绅士方面,联络得很好。商界这面,更不消说,因为李湛阳本人,就是重庆商界里最有力量的天顺祥银号的老板。

最爱闹事的学界哩,端方也放心。因为由重庆知府纽传善禀称,这里只有府中学堂里几个喜事少年可疑。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勘号沧白这个人,是一个不大过问地方公事的秀才。虽说是个新派,又深通洋务,又懂英文,曾经在叙永厅中学堂当过监督,又在成都什么中学堂教过英文,好像都有过一点嫌疑。不过自从去年担任本府中学堂监督以来,尚属驯谨,并未看出什么劣迹。只是最近两月,风闻该学堂时常有人聚会,深夜不散,出入品类,也甚复杂。他曾派人侦查过几次,仅只查出该学堂监学张培爵和几个教员有聚众密谈行迹。但是有一次,杨庶勘似乎觉察有人在调查他们,他竟自跑到知府衙门来质问纽传善。纽传善描绘他们那次的问答如次:

杨庶勘:“昨夜三更时分,鄙人由学堂公毕返舍,亲见有三个人跟踪不舍。鄙人今天调查清楚,据说,是太尊派的侦查人员,在敝学堂门外已经盘旋多夜。此事是否属实?敢请明告。”

纽传善:“有这一回事。”

杨庶勘:“那么,请问太尊,却是为何呢?”

纽传善:“风闻学堂里藏有复杂分子,经常密聚;当此时局不稳之际,理应查一查。”

杨庶勘:“太尊意思,是否以为敝学堂里藏有革命党人?所谓复杂分子,盖革命党之代名词耳。”

纽传善:“诚如贵监督所云。”

杨庶勘:“若然,太尊将鄙人收监究办好啰!”

纽传善:“贵监督何出此言?”

杨庶勘:“因为敝学堂并无革命党溷迹其中。太尊疑有,只有鄙人足以当之……曾记宣统元年,成都举办全省学界运动会,学警冲突,以致学生流血。鄙人偕同已故的刘士志先生晋谒赵次帅,为学生申理。彼时,赵次帅便疑鄙人是革命党人。既然注名在案,鄙人何必推辞……”

因此,纽传善才敢于向端方断言:“学界当中,大体上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并且他的幕僚刘师培也告诉端方:“杨庶勘是一个纯粹文人。听说会做文章,会做诗,会写字,也会办学。却不知道是否加入过同盟会?因为在东京时,并不知有此人。至于平日言论激烈,不过时代趋向,无足为虑的。”

就是新纳入幕中的同志会代表朱山也说:“成都方面,但凡学界中知名之士,几无一人不参加保路同志会,几无一人不在风潮汹涌时候,投身潮流,或是慷慨陈词,或是痛哭流涕,或是撰写诗文;至不济,也要在呈文或通告末尾,搭上一个名字,表示是爱国爱川的一分子。唯独重庆这面的同志会,绅商各界参加的很踊跃,学界参加的,学生多而先生少。至于办学的人,如领袖群伦的杨沧白这个人,就自始至终连名字都不肯出。如此看来,杨沧白——还不止杨沧白一人为然——对于国家大事,非常冷淡,似乎还置身事外,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这样无大志的人,徒负虚名,产生不到作用,应当不予重视!”

情形是这样地好,端方当然放心启程。

但是后来事实表明,杨庶勘岂但是革命党人,而且是同盟会四川支部的一个负责人。争路事起,他确实表现得很冷淡,外间许多人议论他,说他壮志消沉了。他的盟友们也很怀疑他,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起初,他只笑笑。其后,同志会闹得风起云涌,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一班同盟会的同志都认为民气开张,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机。他才拈着纸烟——他的纸烟瘾很大,几乎随时都有一支燃着的纸烟拈在手上,以致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都被烟子熏黄,一排门齿也被熏焦了,说道:“时机倒是时机,但是若仍跟着立宪派屁股转,光是闹一阵废约保路,到底不是根本之图。”

“怎么办呢?”几个地位高、资格老的盟友问。其中就有重庆教育会会长、川东师范学堂监学,在桂香阁办了一个两等小学堂和一个女子学堂,自任两个学堂监督的朱之洪;就有巴县中学堂监督、朱之洪的兄弟朱蕴章;就有光绪三十三年在成都图谋革命不成,逃到陕西开办实业社,今年潜回重庆,即隐身在桂香阁女子学堂教国文,废去谢愚守这个被通缉的名字,改名谢持号慧生的这个人;就有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就有在府中学堂当监学的张培爵;就有在府中学堂当教员的黄圣祥、向楚这些人。

“最好是利用奋发的民气,将革命思想注入大家脑海,把风潮老实搞大一些,即使达到了争路目的,大家还是要闹,不休止地闹。一方面,我们必须悄声匿迹,暗地里联络同志,极力准备,等到事机成熟,而后揭橥革命,推倒满清,建立民国,实现中山先生的伟大抱负。”

大家一齐说:“对!尊论甚属有理!”

因此,等到朱之洪在成都股东会播下革命种子,跑回重庆,他们在重庆的机关部里,便着手组织起来。他们除了飞函各府厅州县,邀约各地方负责任、有力量的盟友,齐集重庆,商量大计外,他们还分了一下工作:杨庶勘担任决疑定计,筹划财政,延揽同志,并和地方官吏周旋;张培爵担任的是交通、联络,征集武器,运输武器,规划发难时候纲要,并且指导各地同志的行动;朱之洪是铁路股东代表,便担任联络官绅,交通主客军队,往来各地,以通广声息;文字上的工作,交与向楚等几个教国文的先生;谢持不便露面,只好帮助杨庶勘统筹全局。

上下川东的革命党人(绅、商、学各界以及哥老会的大爷都有),都前前后后来到重庆。安岳县的王孟兰也来了。只有隆昌县的曾省斋不来。但是他却提出一个建议,非常重要。他写的回信上说:“诸公雄才大略,发难定然有成,重庆地当冲要,影响亦必甚大。唯是发难必须倚赖民兵,而民兵多系仓猝召募之众,纵有利器,恐难敌清廷训练之师。区区之意,以为重庆暂勿发难,而令诸同志分赴外县,同时揭竿起义,既足以张大声威,又足以牵制清兵,分其势而杀其力。俟重庆空虚无备,而后振臂一呼,庶几费力小而成功大……”

曾省斋不只在书面上说说而已,他本身首先实行起来。他纠集了百十人一个队伍,凭借几支明火枪和一些刀叉梭镖,就趁垫江县不备,夺取了县城,获得了不少洋枪现款。一月之间,纵横川北两府数县,不但牵制住上十营的巡防军、盐防军和小部分陆军,而且在十月初一日,还在广安州召开了民众大会,组成蜀北军政府,被举为当时四川境内第一个都督。

杨庶勘等采纳了曾省斋的建议,分遣盟友各回原籍举事(果然,在重庆独立之前,下川东,尤其沿长江的州县,大都起了义,并且都组织起了民兵,都组织起了政府,都接受了重庆同盟会机关部的命令和指示)。一方面,朱之洪、张培爵他们还趁李湛阳招募城防营,商会招募商队,城内外招募团练,把盟友、学生和比较接近的人,尽量介绍进去,高的当到中队长,至不济,也要抓个上士。学生队伍也非常隐秘地组织起来。学生队伍名叫敢死军,武器是自己用铁壳和化学药品制造的、据说威力大得惊人的炸弹,因此又叫作炸弹队。

他们的机关部设在炮台街重庆府中学堂监学室。但是他们秘密集会的地方却不在这里,而在距中学堂不远的一条更僻静的街道上和在通远门旁边、打枪坝后面的桂香阁。所以老奸巨猾的纽传善只管疑心府中学堂里有不轨之徒,聚而密谋,只管派遣侦探在学堂四周窥伺,到底查不出什么行迹,遭杨庶勘一番硬顶,也只好罢了。

但是在端方未离开重庆之前,他们虽然派遣几个加入过同盟会的学生,用各种方法,和鄂军中间少数几个革命党人联络上了。一则由于革命的系统不同,二则由于彼此境地不同,都不敢深说,并且不敢把关系扯得过宽。因此,重庆机关部的人多所顾虑,不敢大肆活动。一直等到端方走后,听见云南、贵州两省都已独立,人心非常不安,于是杨庶勘才向张培爵说道:“列五,看来时机已到,你的部署如何?是不是可以发动了?”

比他年纪轻,比他精力旺,比他兴趣好,甚至比他身材高大(其实也只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张培爵,搓着两手,嘻着笑脸说道:“正待告诉沧白先生。安岳县的王休——就是那个大胡子表字孟兰的,打发他一个学生兼程赶来报称,有一个我们的盟友,统率了一支革命大军,正由安岳取道向重庆来,大约不多几天便到达。我的意思,等到这支人马到达,联络好了,再谋发动不迟。”

“这个盟友叫什么?”

“据说叫夏之时,进过日本东斌学堂。”

“嗯!”

长江各省纷纷独立,谣传北方几省也不稳。邻近四川的云南、贵州,据闻也前后反正。重庆人心不安,绅商界尤其惶恐,趁着端方没离开,一递一递地跑去见端方,要他拿主意。

端方老是态度悠然,拈着颊髯微笑道:“不要紧啊!无论乱党如何猖獗,纵然半个中国都独立了,我敢断言,乱党还是会被扑灭的……”

他的理由,倒不像有些腐败头脑所说的“天命未漓,国运永庥”,而是当时一班洋务派的通见,认为列强是不允许中国革命的。洋务派引的例证是,打倒太平天国军队的,是英、美、法各国帮助清朝训练的常胜军的力量,而扑灭不可一世的义和团、红灯教邪匪,更是八国联军的功劳。但是列强为什么要帮助清朝,消灭革命?洋务派只能说,因为太平天国、义和团(当然也包括现在孙逸仙所倡导的革命党,和国内一些秘密的革命团体在内)都是反对洋人的缘故。但是端方到东西洋去考察过宪政,不仅住过道道地地的洋房,吃过道道地地的大菜,还亲眼看过、亲耳听过道道地地的外洋社会上的情伪,他自以为所见较高。他的见解是,东西洋列强都是文明国家,文明国家的人民最赞成的是人道主义,最反对的是野蛮流血;而革命恰恰要流血,恰恰是野蛮行为,所以文明国家的人民都反对革命。其次,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闭关时代可比。闭关时代,不说别的,就是造反作乱,尚可自由自主。而今哩,中国大陆已为列强划为各自的势力圈,每一处地方的安危定乱,无一不与列强的利益有关。列强要在中国经营商务,办理实业,乃至开矿筑路,都是不能容许暴乱分子来破坏,甚至扰乱秩序。现在革党暴动,即令朝廷能够宽容,暂时得逞,但是到了损害列强利益时,他们岂能袖手旁观,而不出头干涉吗?对于庚子年义和团的往事,应该从这上头去研究,对于目前革党骚扰,更应该从这上头去着眼。何况革命排满,乱杀无辜,争城以战,血流漂杵,还是一种最不人道的举动。

端方说这番话,并不是光为了安定人心,的确也出于他的信念。他并且仗恃手下有四营精练的鄂军,可以为之效命。使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重庆这个后卫布置妥帖之后,率兵到成都,把四川总督的关防抓到手上。那时,做骆文忠公也得,不做骆文忠公也得。

但是,到他启程西上以后,时世日非,谣言日盛,就是最为信服他说话的绅商两界人士,也因为重庆四周和沿江各州县纷纷起义反正,而朱有基、纽传善这班擅作威福的官吏,不特毫无办法,还一天几次电报打到成都,向赵尔丰辞职,恳求“迅委能员,肩兹重任,以遏乱萌,而靖地方”!因此,都恐慌起来。

这人对那人说:“事到而今,身家性命要紧!走又不能走,躲又无处躲,怎么办呢?”

那人向这人说:“有啥办法!只好求菩萨保佑。我看,万寿宫的罗天大醮,还是早点打的好。”

“你这是迷信。革命党人讲维新,要打破迷信,神道奈何他们不得。”

“那么,只求革命党快点起事,重庆反了正,就天下太平了。”

“你希望革命吗?听说革命要流血,要闹到杀人如麻!”

“杀人当然有的。或者也只杀那些做官为宦、不肯投降的人。你我收租吃饭,将本求利,平日安分守己,革命党人来了,赶先挂顺民旗,要银子献银子,要东西献东西,这样百依百顺,难道革命党真是张献忠不成?”

“果然如你所说,能够保全身家,顾得了性命,我也希望早点反正。不过,听说革命党都是红头发、绿眼睛,翻了脸连娘老子都不认,恐怕比张献忠还凶。所以才有人说,革命党像洪水!像猛兽!”

“如此说来,那还是早打罗天大醮,求菩萨保佑的好啰……”

到九月二十九日,消息传来,有一支上万人的革命大军,从东安县乘船,循着涪江顺流而下,不日就要抵达重庆!简直天降祸害!没有人能够吃得下饭,睡得稳觉,多数人是由于恐惧,少数人是由于喜欢。也有一部分人不恐惧,不喜欢,莫名其妙,例如一般耳目不够长的小市民,和一般目不识丁、只看别人嘴巴扭的、专凭自己手艺与气力吃饭的人。这类人就不少。

第二天是九月三十日,重庆城的绅商两界的恐慌,以那个时候的语汇言之,就是“达到极点”。同时,同盟会机关部和一班富有革命性的学生,又都欢天喜地,那情况,用那时的语汇来说,就叫作“达于沸点”。

“达于沸点”的这部分人当然不舍昼夜地在做准备;并且也已商量定了反正之后,如何组织,某些人担任某项工作,某项工作应如何进行。但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除了代替黄龙旗的十八个小圆圈围绕一个大圆圈的国旗由一个盟友把样式从上海秘密带来,有所依据外,即如政府名称,就众议纷纭;后来虽确定为“中华民国军政府蜀军都督府”,还是有些人咬文嚼字地訾议说:“不好吧?一个名称里头,就有两个军字,两个府字。”因而有的人攒眉蹙眼说:“那就把军政府三字删掉,只用中华民国蜀军都督府也行。”但有人挥拳攘臂不同意说:“军政府三个字万不能删!这是同盟会总部确定,而且《民报》上也使用过的。要删,只能删都督府三字。”可是“中华民国军政府蜀军”又不成词。研究了几天几夜,结果,一字未删,一字未改。到底妥当不妥当?谁也不敢肯定。即此一端,可以推想创业确是不容易啊!

“达到极点”的那部分人却糟糕透顶!他们连日麇集在陕西街重庆总商会内,你说过去,我讲过来,话说了几箩筐,不但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反而越说越乱。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使重庆丝毫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要找一个方法,能够把这个山城弄来同外面无论什么地方隔开,永远维持像目前的情势。大家叹息道:“听说汉口的英国租界就好。隔一条不到五丈宽的歆生路,管你革命党不革命党,都不许过界。尽管这边在闹革命,在杀人,在抢人,在奸淫妇女;可那边,依然歌舞升平,金吾不禁,做生意的仍旧打开铺子做生意,搞工厂的仍旧放汽哨上工、放汽哨下工。我们重庆,怎么能一下变成外国人的租界,那便好啰!”因此,有人深为感慨上年所划的日本租界,为什么不让人家划在重庆城内,却偏偏主张划在南岸下游王家沱?

没法把重庆一下变成租界,也没法打一道上齐三十三天、下抵十八层地狱的大围墙,把重庆包围起来。那么,逼到眼面前的这一关,总得要过。到十月初一日,终于被他们想出两种办法:一是硬着头皮去与已经走到江北黄桷树、正在舍舟登岸的革命大军办交涉,送他们一笔像样的款子(有人主张送十万元。有人说少了,不行,加十万,凑成二十万元。最后有人主张慷慨一点,只求兵不进城,大家不受损失,再加一倍,送四十万元也不为多),要求夏之时改道他去,不要进城来“骚扰”。一是知道潮流之来,只可顺应,而不能逆阻。顺应了,尚可于中取利;逆阻之,将会倒灶背时。他们因而研究出,与其听外人钻进来闹独立,不若就找自己人出头闹反正。自己人同心同德,无论如何总会听自己人的话,顾盼自己人的。而且这样一来,也可应付外来人了,既可以使夏之时没有理由不改道他去,也可堵死别一些革命党再来生事的漏洞。虽然这些想法没人公开讲出,但大家一听到“开端”,不期然而然也便料到“结果”。因此,大家遂热烈拍掌大呼:“好绝了!好绝了!用不着再研究,我们一致赞成,就这么办!”

但找谁去与夏之时办交涉?绅商两界的人,平日同官府周旋,在什么境地中,取什么态度,在什么时间里,说什么话,他们都熟习,而且掌握得住分寸;对于军界,已经感到生疏,何况夏之时这支队伍,更不同于一般军界;这次交涉,也不同于平日的周旋。举眼一看,只有专门讲维新的学界中人,可以克当此任,而参加会议的朱之洪更其合适。

有些人略一思索,就推举了朱之洪当代表。有些人还逗了一下耳朵,才喊出赞成。学界中不论是否同盟会分子,当然早一致认为再好也没有了。

朱之洪抓住机会,一面摆出义不容辞的样子,一面却也提出了退步。他正颜厉色问大家:“承蒙各位推举兄弟当绅商学各界联合会的代表,去与外来队伍办理交涉。兄弟不才,当然要竭尽绵薄,把交涉办好,以副各位盛意。不过有话在先,设或外来队伍不一定是革命军,而果如有人说的是同志军,那么,阻止他们不要进城,送他们一些钱,请他们向别处去,兄弟倒有把握。万一这支队伍不是同志军,而真是革命军,他们不要钱,不要别的什么,坚决要进城来,兄弟无法阻止,那又怎么办呢?”

众人好似没有想到这一层,一下都呆住了。学界中的人纷纷接上说:“那就欢迎他们进城嘛!”

“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很多人反对。

朱之洪笑道:“既不欢迎,又不能阻止,这交涉就不好办了。兄弟是不是可以不去?”

“怎能不去?非先生你去不可!非先生你去不可啊!”

“那么……”

于是几个可以负责任的人挺起胸膛,非常认真地说:“朱先生,你只管代表去,到那时候,我们再商量好啰!”

办交涉的人决定后,接着来的就是找什么人出头来闹反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要有资格,要有地位,特别重要的还要是自己人!有人提出杨沧白。但立刻被几张嘴巴顶了回去说:“那咋个对啊!这个担子,不是他们学界老酸们担得起的!”

不知是谁提出了李湛阳。

哗一下,整个会场都喧闹开了。声音嘈杂得使糊在窗棂上的粉对方纸,都战战作响。几个主持会议的人呆住了,颇为骇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再注意一听,原来闹嚷的,才是:“这不就好了嘛!李道台能出来,还有啥说的!一他是我们自己人,又有钱,又有势,现又担任着城防,不找他,还找哪个?”

其中还有一个专做出入口生意的大老板卫胖子,更是嘻开阔大的、上下唇都很肥厚的嘴巴,挥起两手大叫道:“听我说!听我说……李大人还是端大臣的红人,如其将来革党打败,端大臣或是什么统兵大员带起官兵杀回来的时候……嘿,嘿……那时节,那时节,我们颠过屁股,取消反正,也好说话呀……”

虽然没有人公开出头来附和卫胖子,可是好多人都你瞅着我、我瞄着你,发出一种会心微笑。

也有人提出异议,不主张找李湛阳,说他是油滑的巧宦,不配革命。但说这话的人,大概是学界中的斯文一派,声势不大,没有被大绅粮、大老板们瞅睬,只好默尔而息。

一阵声震四壁的巴掌,作为全体通过。当时就推出三个代表,赶到李湛阳公馆去劝驾。

在一间光线不足,但是设备尚相当华丽,在中国式的木炕桌椅之间,居然摆了几件由上海运来的弹簧软椅和沙发之类的家具的大客厅中,李湛阳和三个代表见了面。

不等送茶,不等代表陈述来意,甚至不等寒暄,李湛阳先就惊惊张张地向三个人说道:“各位先生可知道不?刻下革命党人遍布城内外,听说都已安排就绪,只待外军一到,即行宣布独立,情势已经迫在眼面前了!”

三个代表也来不及就座,几乎一齐在发话:“所以各界联合会才及时召开……”

“有结果吗?”

一个代表赶快说:“有。”

另一个代表接上说:“因此推举我们来……”

第三个代表抢着说:“要求你李大人出来担任什么叫作都督的这个官位。”

李湛阳蹙起眉头,连连挥手道:“这怎么使得!这怎么使得!首先,我还有老母在堂,我又不是革命党人……”

“呶!对啰!正因为你李大人不是革命党,大家才要求你李大人出来,大家也才放心。”第二个代表说时,不但笑容可掬,还作揖打拱。

第一个代表是学界,跟着说道:“希望观察垂念桑梓,挺身而出,抱牺牲小己精神,为父老昆弟造福,观察不出,如地方何!”几乎每一句都加了一个感叹符号。

“你李大人手上有兵,难道还压不住那些革命党吗?”这是第三个商界代表说的话,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李湛阳摊着两手,做了个莫可奈何的样子,慨叹道:“各位先生难道真不晓得我那城防营业已被革命党人运动过去,变成他们的武力了?再告诉你们,连警察总队,连永道巡警,连巡防军,也完全变向革命党那面。适才纽元白纽太尊跑来向我说,他简直没有料到重庆革命党的手段会如此玄妙,不知什么时候,竟把他手下的军警勾通;他现在不特对军警指挥不灵,反而感到行动都不大自由。他问我,下一步如何自处?我答复他,只有等到革命党宣布反正时候,他同朱道台、段知县一班有守土之责的官员,赶快缴印投降。我说,好在学界人士不比那些只晓得丢炸弹、耍手枪的暴烈分子。何况乎平日你与他们都有往来,人熟了,他们绝对不会不顾一点香火之情的……”

没等他说完,那个商界代表很为惊讶地打岔道:“莫忙,莫忙,你大人说学界人士不比那些暴烈分子,这话,是怎么说起的?”

“怎么?你们连什么人在重庆搞革命、闹独立,都不晓得吗?”

那个学界代表微笑道:“不然!他们晓得的。只是好多人都不相信杨沧白先生、张列五先生能够承担这个重任!”

李湛阳立即转向那两个代表,正正经经说道:“这就不对啰!学界先生们既能号召革命,怎会担不起反正重任?”

两个代表都沉默着不说什么。

“说到兄弟我,我大小算是清朝一个臣子,也吃过十几年朝廷俸禄,即使朝廷糟到不可名状,我是不能背叛它的……革命二字,我实在不忍出口!然而学界中人便不同啦。他们无官守、无言责,和朝廷没有密切关系。他们为了爱国主义,为了救亡图存,不能不提倡革命,以应潮流……而今时机成熟,各省独立,我们重庆的学界先生们起而响应,更是事理当然。不管将来如何,总之,革命、独立、反正,另外成立政府,维持地方秩序,这些重担,都只能由学界先生们来负。漫道我李湛阳有老母在堂,不应当出来捡人家的落地桃子;我还以为,除了学界先生而外,其他无论何界的人也都不宜去妄参末议……”

那个学界代表插嘴说道:“那也不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革命事大,任何同胞都应参加的。”

大家还劝驾了一回。

李湛阳态度很是坚定。最后竟是这样说道:“革命,我一根笋就不赞成。既不赞成,当然不便参加。然而事到而今,我也不反对。我已经给城防营的军官下了命令,叫他们把士兵约束好,等到反正时候,全部服从新政府指挥。我现在对于革命别无要求,只希望学界先生们在担起责任后,一本以前爱国主义,好好生生把国家整顿好,尤其把地方秩序维持好,真正做到拨乱反正,庶民乐业,使我们这般前朝遗民,能够优游林下,这便足之够矣!”

李湛阳说到这里,不知为了什么,竟自凄惶满脸,汪然泪下起来。

第二天,是辛亥年十月初二日。用公历计之,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重庆正式宣布独立,也即是当时流行的名词叫反正了!

天才亮,东方天际并无红霞影子,反而一抹阴云,好像万山之外,又涌起了几层峰峦。不了解重庆天候的人,认为今天必又是个细雨迷蒙的天气。不然,就是一个浓得化不开的大雾天。然而停泊在上下码头的一些大小木船,却都推篷解缆,持篙驾橹,热热闹闹地开了头。熟悉气象的艄公们全说,今天天气好,没有雾,没有雨,说不定到下午还有半天小太阳哩!

这时节,重庆城的生活资料,不似成都那样缺乏,上下流的交通,也不因各府厅州县的起义而阻塞,就是载运货物的大木船,也同样可以顺流而下,打广到湖北的沙市,也同样可以把应时的洋广杂货、匹头洋纱,满船满载地逆流拉进来。重庆城一般市民,尽管处在时代潮流中,对于时局的关注,便不似成都市民那样切。这几天,重庆局面如此不安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他们也感到一些不安,不过在白昼还能坦坦荡荡地做着本等事情,到夜里还能放心睡大觉。这天,清晨开门出来,却也使他们大吃一惊。尤其是住在下半城最为热闹的,如陕西街、道门口、黉庙街、一牌坊、二牌坊、三牌坊、段牌坊,一直到鼓楼一带街道上的人。

他们看见满街的兵。全是服装齐整,带上各式各样武器,一整队走过去,还没走完,一整队又走过来。虽然样子严肃,可都眉开眼笑,不同于想象中的凶神恶煞。最稀奇就是每个兵的右手臂上,都缠了一幅白布——啊!一幅崭新白布缠在手臂上!是什么意思?

并且也看清了这些兵,并不是不认识的从外面来的兵,而就是一向驻扎在重庆的川东道直辖的炮兵营,重庆府知府添募的川东巡防军,一向在河边船上的水道巡警,一向在街道上巡逻的警察总队。还有咔叽布军装、黄牛皮腰带、着五子快枪,和端方所带的鄂军相仿的城防营,还有服装很不一致.甚至穿着普通短打,头上不是军帽,而是缠一条青纱帕或是青布,在肩头上的除了生锈的旧枪,并且有关刀、矛子、羊角叉的团练,还有服装也还整齐,就只着武器的少、摔着空手的多的商会办的商勇。总之,不管是哪一类队伍,每一个人手臂上都缠有一幅新崭崭的白布,这到底是为了啥?

他们还看见一小队、约莫二十多个穿学生装的青年。年纪总不过二十上下,细条身材,清秀面容,虽然斯文一派,但看那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似乎每一个都赛过拼命三郎石秀。他们身上没带枪刀之类的武器。可是每个人的右手都高高擎着一枚用手巾包裹、有拳头大小、其形浑圆的家伙。——后来才晓得那便是学生们自己制造的,据说威力大得吓人,只须丢出一枚,便可毁掉半条街的炸弹!有的人竟自吐着舌头说:“阿也!早晓得是那个东西,格老子还敢跟着去看热闹吗?”——打头还有一个带队的汉子,穿着短打,不习惯地死捏着一柄极为沉重的旧式手枪。他们全队保护着一个也穿了一身学生装、年纪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眉目英俊的人,直向朝天观府城议会走去。

许多人都逗着耳朵在说:“看啰!看啰!就是他!府中学堂监学张列五张先生……带着炸弹队到城会去,敢莫他就是革命党的头子……嗨!这才是草帽子底下看不出人才哩!”

城会的会场不很大,才二百来人,把内内外外的地方都填满了。

今天在会场中的,大约学界最多。大部分穿的学生装,其次是洋服,也有穿军装的,几乎与到会的军界中人没什分别。军界中的人全没带肩章,连帽子上表示军阶的金线绦都摘去了。鄂军代表田智亮在会场,就没有人看得出他仅只是个上士阶级。而且这班人的发辫全剪了,有的在脑后留一撮白鹤尾巴,有的简直剃成一个和尚头。

张培爵一到会场,仍像平日一样,满脸带笑地见人打招呼。今天更特别些,点了头之后,还一定要伸出细白而有力的右手,和人结结实实握个满手,不管你是哪一界的人,只要他的手臂够得到。同他握过手的人感觉得到,他这种表示,毕竟有些差别存诸其间。比如同学界、军界人握手,他的手指亲切而热情;同一班绅界、商界人(这些人,还是和昨天一样长袍短褂,只是绝大多数已把发辫剪了;有几个老头子,为了谨慎起见,不肯一下就变成反叛,把一条“王道不绝如缕”的小发辫盘在脑顶上,用一顶特大瓜皮帽一磕,也就遮过了别人的眼睛)握手,那就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但是这些人已经知道,顷刻之间,这位向不知名的中学堂监学先生,便将成为新政府执掌大权的人物,据说新名称叫都督。拿官阶说来,在重庆,当然比川东道道台还要大,在四川全省,似乎也不比总督部堂小。“吙!能同这样大的新官握手,还了得!虽说革了命,大家都平等了,可是普通人能挨得上边吗?他亲自把手伸过来,漫道是同它把握,就叭地打在脸巴上,也是荣耀的呀!”

还没有走到当中摆的一张铺着白布的大餐桌前,杨庶勘、朱之洪、谢持几个人,同着十多个穿军装的青年,从侧面一间小房间急匆匆走来。

杨庶勘仍然是那件古铜色花缎夹袍,上面什么也没套。头上一顶青缎瓜皮帽,仰在脑后;脚下却是一双考究的下路黑皮鞋;白白净净的脸上,挂一副金丝近视眼镜;右手指上拈着一支刚咂燃的三炮台纸烟。

“列五,预定的时间已到了。但纽元白一直没来!”

“朱有基呢?”

朱之洪接口道:“躲了。不过川东道印已交来。”他接着张口笑了笑,“朱有基这人一向昏庸腐败,谁也没把他瞧上眼。其实他不躲,谁还耐烦去找他?倒是纽传善这家伙,真狡猾……”

张培爵收起笑容道:“的确狡猾!昨天讲好了的,今晨到这里来交印投诚,这时节还没人影!”

谢持摸着蓄起不久的虾米胡道:“巴县知县段荣嘉也没来哩。”

杨庶勘把纸烟从嘴上取开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我看这光景,要等他们自己走来是不成的……”

谢持把右手举起一挥道:“沧白说得对,这些奴才,就是刀架在颈项上,还要耍手段……”

死捏着一柄旧式手枪,表现得非常猛勇的周国琛,在旁边吆喝道:“等我带几个人去把他们抓来好啦!”

朱之洪连忙摇手道:“慢着!慢着!他们身边还有几十个亲兵哩!不如打发人去晓以利害,叫他们好好地来,免致冲突流血的为是。”

杨庶勘点头说道:“我赞成叔痴的话。但是叫谁去呢?”

朱之洪道:“当然我去!”

周国琛道:“我陪朱先生去。”

朱之洪把手摇着道:“又不是去赴鸿门宴……”

杨庶勘道:“你留下,有用你的地方。”

“……对!等他来了,再显你老周的威风好啰!”

张培爵把眉头一皱道:“朱先生,你总不能一个人去吧?”

“当然!我顺路找李觐枫同我一道去。有李觐枫在场,他们准可放心来的。”

朱之洪一走,这里就急急部署起来。川东道的铜印装在印盒里,放在大餐桌当中。有人主张把它先切了角。但多数人却说,等重庆府和巴县的两颗铜印交来,再一并当众切角。

两幅一丈见方的新旗也交叉挂在堂口上——那是两幅黄色素缎,在正中由一个姓余的女教习用黑丝线绣了一个钵子大的大圆圈,绕着大圆圈的周遭,也用黑丝线绣了十八个茶碗大小圆圈。

就是那个做出入口生意的卫胖子,悄悄问一个麻子老绅士道:“这就叫国旗吗?”

麻子老绅士叭着那支紫竹身、玉石嘴的叶子烟杆,“嗯”了声,不说什么。

卫胖子偏着大脑壳(发辫倒也剪掉。但留下的头发,还足够弹到背心,要是搭上假发,仍然可以打一条油光水滑的长发辫哩),数着旗上的小圆圈道:“十八个!为啥要画十八个?呃!哦……十八省哟!中国十八行省。老太爷你说是吗?”

“嗯!”麻子老绅士依然叭着叶子烟。

卫胖子又眯起眼睛,把旗子打量了一番,咕哝道:“太素净了!说句天理良心话,革命国旗硬没有黄龙旗打眼。”

麻子老绅士眼皮都不抬一下,也不再“嗯”,便走开了。

已经把发辫剪掉、穿了一身便衣的李湛阳,陪着脸色苍白、手足无措的纽传善、段荣嘉跨进会场时候,奉命到通远门外去迎接革命大军的朱之洪,恰也打着马,向高峙在山坡上的通远门走来。同着他一道的,是一个四川高等学堂学生张颐。这个少年是杨庶勘的学生,在叙永厅读中学时候,便同一些同学参加了同盟会。朱之洪到成都来开临时股东会,就彼此商量过,要利用同志会争路民气来进行革命运动。到七月十五日以后,同志军风起云涌,一般在成都学界中的革命党人,大都潜身出省到川南、川东奔走联络。张颐到了重庆,报告了荣县、威远县、富顺县一带革命运动情形。接着被派到夔府侦察鄂军动态,及时与鄂军后队里面几个革命党人接上了头,带回一封嘱令前队党员,相机起事的密函。刚回重庆,又被派到川南去走了一趟。这时节,伴着朱之洪出通远门迎接夏之时,他是说不出的满身是劲。本来是个五短身材,但是爬坡上坎,走得比马还快,虽然免不了要张开口喘大气。

通远门的两扇厚城门仍然关锁得严严密密。一班守城的川东巡防兵,尚不晓得下半城的事情,手臂上既没有缠白布,也不听朱之洪的招呼。

那个样子粗鲁的什长,两手叉腰,横身拦在城门当中,凶声恶气地说道:“少说些,我听不懂!我是纽大人派来的,要开城门,除非有纽大人的手谕。没有纽大人的手谕,管你啥子人,格老子就是不开!”

张颐冒了火,项脖子一下又粗又红起来。

朱之洪气喘吁吁地说道:“莫吵闹……莫跟他吵闹……也怪我想得……不周到,没曾叫纽元白……写张字条带来……”

“等我赶回去找他写。”

“来不及了。昨天我与夏之时约过,如其我不及时去迎接他们,就表示城内还有问题,说不定事情尚有反复,他们便安排攻城。炮火一响,事情就不好办了。现在是急于去迎接他们要紧,时间是一分钟也耽搁不得的。”

“那么,怎么出城去呢?”张颐把什长睖了眼:“你听见了没有?”

那什长搓着两手,做出很为难的样子说:“城门委实打不开。说真话,倒不一定要纽大人的手谕,要的是钥匙。钥匙在衙门里,你们不拿钥匙来,叫我怎么开这把大铁锁?”

事实如此。但是朱之洪非赶紧出城不可,怎么办呢?还是守城的巡防兵出了一个主意,那便是在城墙外面搭一架长梯,从城上翻爬出去。据说,许多人都是这样出城的(当然,寻常人便非花钱不行,这话不便说,只好不说)。而且有现成梯子,几个兵从城脚边抬来,斜斜地架在城墙外面,不但长短合适,而且梯子的头还高出城墙将近一尺。

朱之洪连忙把长袍的下摆提起,卡在腰带上,巴着梯头往城外一看,不过丈把高。感到是容易下去的。而且城外山坡上的丝茅草有八九寸长,虽未转黄,已着行人踩倒,很似铺了一条厚地毡,即令有什么不测摔跌下去,想来,也不会伤着什么致命地方。

他刚要跨上雉堞,张颐已伸手挽住他手臂道:“三先生别忙,让我代表你去!”

“不!等我去!”朱之洪摇摇头道,“我亲自与夏之时约过,不去不好。何况此去欢迎的,除了他私人外,还有一个副都督哩。”

张颐睁起两眼问道:“还有一个副都督?”

“是啊!我们已经商量停当,军政府里,我们推举列五出来担任正都督,推举他夏之时担任副都督。我此刻去,重要是将列五的亲笔信交给他,要他答应了,好一同进城去宣布就职……”

“就是如此,也得我代表三先生你去!”

“为啥呢?”

张颐用手向城外高高低低的丘陵一挥道:“三先生你翻城出去了,可是马呢?现在一眼望去,不见夏军踪影……或者他们还在浮图关。这样远,三先生你能走吗?”

“顾不得了!”朱之洪翻出雉堞,理着梯级,一步一步直往下爬。

恰在这时,城门跟前忽然人声鼎沸。起初尚听得清楚,是一个人呼叫开城门,一个人答应没钥匙;接着就是一个人叱骂,一个人回骂,几十个人吆喝;最后便是一片嘈杂,人声之外,尚有一种又清脆、又结实的打击——叮咚!叮咚!

张颐慌忙从城墙上奔下来一看,原来是一大群体育学堂学生军,由朱之洪的兄弟朱蕴章统率着,也为了出城去迎接革命大军。虽然学生军手上没有枪刀,可是都持有可以当武器用的棍棒哑铃。而且体育学生们大都高一头,窄一臂,气象威猛,把十来个巡防兵逼在城门两侧,手上的九子快枪也被夺去;有几个人正用铁哑铃在敲打门上的铁锁——叮咚!叮咚!

张颐刚刚奔拢,铁锁也刚刚打落,城门也刚刚打开。

他挽着马缰,向众人高叫道:“诸位同志,让我先出去!”

“为啥要让你?你有啥子权力?你特别些吗?……”

“是张君!好的,让你先走一步!”朱蕴章认得他。

张颐牵马奔下高坡,看见朱之洪垂着头,颓然坐在路旁一块大石包上。

不等张颐问询,朱之洪先就摇头叹息道:“只好请你代劳了!”并伸手从怀里把个大信封取出,递了过去说,“这就是列五的亲笔信。一定要当面交与夏之时!一定要他答应!一定要他整队进城就职!事情非常重大。假使夏之时怀有别意,不答应,我们今天城内的部署便非从头来过不可了。唉!我若是不熬几个通夜,今天不多跑几趟路,此刻不头昏目眩、四肢乏力的话,我真该亲自去的!”

“三先生你尽管放心,这桩事诚然重大,我相信还能办好。”

待到夏之时同张颐率领着军容整齐的全队,并辔进入重庆时候,全城人家都悬出了白旗。

上半城坡高路陡,梯坎极多,是住宅区。一到小什字,属于下半城范围,那便热闹了。不但房屋修得密,修得挤,也修得高大结实。货栈、旅馆在这里,会馆、庙宇、机关、衙门也在这里。大小商店更不必说,从朝天门起,沿着比较平坦的一条长达数里的街道(当然分成很多小段落,取了很多的街名),二合二面,全是推光黑漆门面,悬着金字招牌,货物堆得满满实实的什么行,什么号。

街道窄得只能容三顶大轿并排而行。幸而两面都是没有楼的平房,淡淡的秋阳尚能普照到从各家檐口斜撑出来的白旗。

旗子悬得多极了。每一户人家,每一间铺面,用长竹竿撑出来的,不是一面旗,几乎都是两面旗。忽而突之,居然把几千年的专制政体推翻,又忽而突之,居然把二百六十七年的异族统治摆脱。为了表示心情的喜悦,为了表示赞成这种不流血的革命,同时也为了庆贺蜀军都督府的成立,大家争着多悬一面旗,倒也在情理之中。

在街上走的人也多。几乎全山城的人,除了病人,除了行动不得的老年人,就是吃奶的小娃娃,也被当妈妈的抱着揽着,走出了平日颇难走出的庭院,或者内阈;即使不去游街,也要坐在门前看别人游街;并且嘻哈打笑地指点那些服色依旧,只是剪了发辫的男子们,捂着嘴向女伴议论说:“和尚不像和尚,道士不像道士,怪难看!”

游街从清晨就开始了。

一种是有组织的,由重庆城防营游击队开始,到夏之时的队伍进城,算是达到了高峰。

夏之时的队伍,除了专门担任运输的长夫和炊爨兵不计,他的战斗人员足在八百人以上,包括步、马、炮、工、辎五个兵种。步兵数量最大,在安岳县改编时,足足编了四个大队;其次多的是骑兵,编了一个大队;其余各编一个中队。今天整队进城,从上半城走到下半城,又从下半城回转到上半城,弟兄们虽然奔波了上千里程途,仅只在安岳县休息三天,在从东安县到江北厅的船上休息了三天。今天依然跋涉了不少路程,但在重庆街上踏着正步时候,却一直精神饱满,兴致蓬勃,在悠扬的军号间隙,还放开嗓子,唱了几首不合时宜的军歌。

夏之时没有去游街,一走过上半城,他就离开了队伍,偕同在龙泉驿一道起义的同事(包括了官还原职的林绍泉。这人的腿伤,差不多全好了,已能骑马,仅只走起路来稍稍有点瘸),跟随张颐,直向刚由巡警总署改为的蜀军都督府而来。

蜀军都督府刚刚成立,说不上有头绪,进进出出的人不少,都是生面孔;也不知道各人应当做些什么事。

夏之时等跨进一间像是办公事的大房间。一群人正站在一张挺大的签押桌侧,七嘴八舌地不知说些什么,看见这班穿军装的人,方好奇地住了嘴,向两侧一闪。

张培爵笑容可掬地从一张太师椅上站起来,不等坐在旁边的朱之洪和站在当地的张颐介绍,早迈开健步,对直走到夏之时跟前,伸出手去道:“亮功兄,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欢迎!欢迎!”

接着,他便转向闪在两边的十来个穿长袍、也有穿洋装、穿短打的人介绍:“同志们,这位就是到我们蜀军都督府来担任副都督的夏亮功先生。他是军界同志。在日本军事学堂毕业,对于军事深有研究。又是同盟会盟友,奔走革命有年。我说,从目前起,我们蜀军都督府的军务方面事情,便由夏副都督一力主持,同志们想来一定赞成……”

连分坐在四下里的人,都一齐站起来,一边拍巴掌,一边高呼赞成。

夏之时红涨了脸皮,环顾着众人,显得很为踧踖不安的样子。

隋世杰凑着他耳根说道:“发表几句演说!”

“嗯!没有什么说的。”他低声回答,“都是比我们高明得多的学界先生们……”

恰好,杨庶勘、谢持、向楚、李湛阳一伙人走了进来。他们后面还跟进两人,原来是在城会写了誓约书,当众把发辫剪掉,表示投降的纽传善、段荣嘉。这一伙人登即把整个房间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巴县知县段荣嘉,还是平常那种木讷样子,亸着两只马蹄袖,恭恭敬敬站在房门边,仅只脸上颜色有些灰黯。

唯有平日狡猾得像狐狸、高傲得像骆驼的重庆府知府纽传善,简直好似换了一个人。刚一进门,就把头上戴的一顶青缎瓜皮帽抓在手上(众人简直不明白他这种举动,以为他在表白发辫确实剪了,并未像有些人把它挽个髻子,暗藏在帽里的缘故。只有深通洋务的杨庶勘,晓得他在学洋人行脱帽礼),“鞠躬如也”地对着散站在房里的人,不知道鞠了多少躬,口里还不住地说:“恭喜!恭喜!”

有几个人似乎居心要同他过不去的一般,彼此咬了一下耳朵,一个姓周的,遂挺身向张培爵吼叫道:“都督!我们重庆独立,真个就不流一点儿血吗?我主张至少也得搞块把顽固官吏来开刀祭旗,才显得我们独立,硬是从革命中来,并不同于儿戏啊!”

这对纽传善无异是个晴天霹雳,使他怕死的战栗,再一度从心窝里发出,传遍全身。他连忙扑到杨庶勘身边,紧缩着项脖,抓住杨庶勘的衣袖,嘶嗄着叫道:“杨先生……唉!杨先生!你不是担保……担保过……我生命……的安……安全吗?”他平日的伶牙俐齿全不见了,而且比起在城会被人剪发辫时候,更像一头牵到杀房的驴子,甚至连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

杨庶勘静静地嘘了两口纸烟,似笑非笑地说道:“是啊!我担过保,不但在城会会场,就在游街时候,从没人损及你纽太尊一根毫毛。足见我姓杨的说话,硬是作数。但是……”他把近视眼睛越过金丝镜片,向张培爵瞟了眼,“但是这里是都督府。在这里做主的,是都督。我和谢先生,只是都督的高等顾问,我们无权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该怎么办,请都督裁夺。”杨庶勘知道张培爵不会杀降的,不过有意要他行使一下他的权力,好使纽传善对于新政府既畏威,又怀德。

怕死的纽传善回头望着张培爵哀告道:“张都督,你们是讲和平主义的……总……总不至于……”

张培爵似也懂得这意思,但却举眼瞅着夏之时,点点头道:“在这个时候,该不该杀人流血?我想,到底是军界的事。请夏副都督来决定一下,如何?”

“阿也!我尚投有拜印接事,就派我来当宰把手吗?他们存的啥心肠哟!”夏之时寻思着,看那个纽传善,业已面色如土,全身打抖,两只手把杨庶勘的衣袖挽得死紧。

他回头去看他的同事。隋世杰、贾雄、宋振亚、孙和浦几个人,全无表示,看不出他们是赞成杀人?还是反对杀人?

这时,林绍泉开了腔。他非常轻声地说:“革命已经成功了,就不该再有野蛮举动……”

夏之时因才面对张培爵,正正经经说道:“我看,还是不流血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