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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乱昏昏的上海租界里住着,四季的变迁和日子的过去是不容易觉得的。我搬到了邓脱路的贫民窟之后,只觉得身上穿在那里的那件破棉袍子一天一天地重了起来,热了起来,所以我心里想:

“大约春光也已经老透了罢!”

但是囊中很羞涩的我,也不能上什么地方去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灯光下呆坐。在一天大约是午后了,我也是这样地坐在那里,间壁的同住者忽而手里拿了两包用纸包好的物件走了上来,我站起来让她走的时候,她把手里的纸包放了一包在我的书桌上说:

“这一包是葡萄浆的面包,请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还有一包香蕉买在这里,请你到我房里来一道吃罢!”

我替她拿住了纸包,她就开了门邀我进她的房里去。共住了这十几天,她好像已经信用我是一个忠厚的人的样子。我见她初见我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那一种疑惧的形容完全没有了。我进了她的房里,才知道天还未暗,因为她的房里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阳反射的光线从这窗里投射进来,照见了小小的一间房,由二条板铺成的一张床,一张黑漆的半桌,一只板箱,和一条圆凳。床上虽则没有帐子,但堆着有二条洁净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只小洋铁箱摆在那里,大约是她的梳头器具,洋铁箱上已经有许多油污的点子了。她一边把堆在圆凳上的几件半旧的洋布棉袄,粗布裤等收在床上,一边就让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样子,心里倒不好意思起来,所以就对她说:

“我们本来住在一处,何必这样的客气。”

“我并不客气,但是你每天当我回来的时候,总站起来让我,我却觉得对不起得很。”

这样地说着,她就把一包香蕉打开来让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只,在床上坐下,一边吃一边问我说:

“你何以只住在家里,不出去找点事情做做?”

“我原是这样的想,但是找来找去总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么?”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们都不和我来往了。”

“你进过学堂么?”

“我在外国的学堂里曾经念过几年书。”

“你家在什么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问到了这里,我忽而感觉到我自己的现状了。因为自去年以来,我只是一日一日地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么人?”“我现在所处的是怎么一种境遇?”“我的心里还是悲还是喜?”这些观念都忘掉了。经她这一问,我重新把半年来困苦的情形一层一层地想了出来。所以听她的问话以后,我只是呆呆地看她,半晌说不出话来,她看了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脸上就立时起了一种孤寂的表情,微微地叹着说:

“唉!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

微微地叹了一声之后,她就不说话了。我看她的眼圈上有些潮红起来,所以就想了一个另外的问题问她说:

“你在工厂里做的是什么工作?”

“是包纸烟的。”

“一天做几个钟头工?”

“早晨七点钟起,晚上六点钟止,中午休息一个钟头,每天一共要做十个钟头的工。少做一点钟就要扣钱的。”

“扣多少钱?”

“每月九块钱,所以是三块钱十天,三分大洋一个钟头。”

“饭钱多少?”

“四块钱一月。”

“这样算起来,每月一个钟点也不休息,除了饭钱,可省下五块钱来。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么?”

“哪里够呢!并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厂的。你吃烟的么?”

“吃的。”

“我劝你顶好还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们工厂的烟。我真恨死它在这里。”

我看看她那一种切齿怨恨的样子,就不愿意再说下去。把手里捏着的半个吃剩的香蕉咬了几口,向四边一看,觉得她的房里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来道了谢,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里。她大约做工倦了的缘故,每天回来大概是马上就入睡的,只有这一晚上,她在房里好像是直到半夜还没有就寝。从这一回之后,她每天回来,总和我说几句话。我从她自家的口里听得,知道她姓陈,名叫二妹,是苏州东乡人,从小系在上海乡下长大的,她父亲也是纸烟工厂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来和她父亲同住在那间房里,每天同上工厂去的,现在却只剩了她一个人了。她父亲死后的一个多月,她早晨上工厂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来也一路哭了回来的。她今年十七岁,也无兄弟姊妹,也无近亲的亲戚。她父亲死后的葬殓等事,是他于未死之前把十五块钱交给楼下的老人,托这老人包办的。她说:

“楼下的老人倒是一个好人,对我从来没有起过坏心,所以我得同父亲在日一样地去做工,不过工厂的一个姓李的管理人却坏得很,知道我父亲死了,就天天的想戏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亲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亲是如何的一个人,死了呢还是活在哪里?假使还活着,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她却从来还没有说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