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许多人问我,我生平写许多小说,有没有背景?我对于这种问话,是很难答复的。因为照理论说,小说的取径有三种,一是幻想人生,一是叙述人生,一是两种兼而有之的。我的小说,大概都是叙述人生,换句话说,就是不超现实。但叙述人生,不一定就是把社会上某一件事情,整个写出。而且社会上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得像小说构造一样,那末有戏剧性。所以我写小说,只有像《虎贲万岁》那种为民族争光明的故事,我才尽量把握事实,当野史一般写。此外,我只是摄取人海里一种现象,构造出几个角色来扮演。你说书中人物指谁吧?也像张三,也像李四,仔细想来,也不像张三,也不像李四。可是若研究小说里的故事,却不少读者曾身历其境。因之我的小说,就很能让人疑问,这是指着谁?而我又绝对答复不出来是指着谁。

这部《傲霜花》,也就是上述的这种技术下产生的。当抗战年间,我住在重庆,我在报上,把教育界的困苦情形看多了。同时,我也和些教育界朋友来往。我自己靠一支笔为生,我已很苦,看看他们,比我更苦。我颇有意为他们的生活写一部小说。但究竟因为我自身不是教育界中人,没有深刻的体念,不能写得像样。而其间有些耳闻目见的事,实在值得描写,又不愿意放弃,于是我就仅以我所知道的,摄取了一部分现象,来构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原名《第二条路》,在重庆成都两处新民晚报刊同时发表。由三十二(1943)年夏季写起,写到三十四年胜利之后,我是随写随在报上发表。原意也许有点替教育界人士呼吁。但到书成之日,时变事迁,我这覆瓿之物,也就更失它的用意了。

这一年来,工作之余,我不断整理旧作,原因是上海出版家,需要我拿稿子出售。这部书原稿,在后方恶劣的印刷报纸上剪集下来,很难再交人排印。因此请人重新抄写一遍,再加标点,改正错字,竟费了半年的工夫,方才完事。我自己检阅一遍,那第二条路的命名,不怎样应合时代。就根据了书中主角的姓名,改为傲霜花。读完这书的人,也许感到这样取名,有点幽默性。但我自信,还是不失正义感的。

抗战时代的社会故事,实在太多了,这只是一角落里的一角落。若说现在给人看了,还会发生什么呼吁作用,那也等于大旱以后,再说防旱救灾的废话。不过拿去作为谈话资料,作一点抗战的小回忆,也许有千万分之一的存在价值。这就是这部书出版以前的经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 北平南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