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三八年冀东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侧影。斗争从七月八号起,到十月间才稍稍平息。全冀东二十二县,除了昌平、临榆,没有一处不曾卷起暴动。参加的人数约计十几万。当时的领袖是李运昌,后来他在抗日期间一直是坚持冀东游击战的司令员。

一九三八年四月,清明节前后。

北宁路上,一列客车从天津开来,离滦县不远时,停在一个小站里上水。站台十分冷清,只见一个商人模样的旅客,从三等车走下来,右肩扛着个被卷,左手提着个蓝布包袱,蹒蹒跚跚地朝站外走去。他是个矮胖子,黝黑的圆脸泛着油光,两只小眼闪射着针尖似的光芒。

路警拦住他问:“包里什么东西?打开来看看!”

旅客赶紧放下行李,撩起青线呢长袍,蹲下身,急忙地解开包袱,满脸陪着笑说:

“看吧,看吧,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湖笔,刚从天津贩来,打算到这一带小学堂做做生意。”

路警弯下腰,伸手把一封一封的笔翻了翻,又吩咐旅客打开行李卷,草草地看过一遍,这才把手一挥,昂着头走去。笔贩子耐着心性,重新把行李收拾停当,斜瞟了路警一眼,迎着一阵风沙走出车站。

风从东南吹来,漫野浮荡着青草的气味,还夹杂着肥料的气息。几天前落过一场好雨,泥土又松又软,正是耩谷子的时候。粪早送过了,一簇一簇地堆在田间,可是奇怪,到处竟不见一个犁地的农民。庄稼人向来最怕误了节气,于今放着地不种,却集合一起,拖成长长的一条线,离车站约摸半里路,忙忙碌碌地闹什么呢?笔贩子一边寻思,一边顺着道路朝前走去,近了,才看清楚大群的农民正在修筑一条公路。他们的气色都很阴沉,不大作声,只是机械地忙着铲土,把路基垫高。公路贯穿过肥沃的田野,占去大片的麦地。麦苗已经长到七八寸高,颜色变成碧绿,每一铁锨铲下去,便被翻掘起来,连泥带土抛上路基。

笔贩子走拢近一堆人,觉得累了,把行李搁到地头上,坐到被卷上去,想要歇歇脚。离他不远,一个庄稼人坐着抽烟,臀底下垫着自己的鞋,身旁插着一张锨。这个人,看上去将近四十来岁,前额横刻着几道很深的皱纹,眼眉和胡须又粗又黑,像是刷子,鼻孔的黑毛特别长,笔尖似的伸到外边。他用两手抱着膝盖,嘴里含着烟袋,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地面,神色十分呆滞,仿佛和谁怄气。

一个塌鼻头的汉子掘着掘着土就停下手,对他劝道:“快来做活吧,殷老大,别尽自发呆,叫监工的看见,又是一顿打骂!”

殷老大叹了口怨气,却不动弹,也不说话。笔贩子从旁边瞅得明白,便从腰里掏出一支香烟,凑到殷老大身前,躬着腰说:“借光,老乡,让我点个火。”

那笔贩子把纸烟对到庄稼人的烟袋锅上,吸着了,撩起大襟蹲在旁边,啦起话来:

“今年的年景不坏吧?旧年冬天缺雪,这一春雨水不断,麦子长得还满旺盛。不过这是谁家的地,糟蹋这样子,叫人看见都心痛!”

殷老大的声音带点抖颤,不觉接嘴叹道:

“眼前这三亩地都是我的,祖上辛辛苦苦,留下几亩命根子,日本人说声修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给占去,口头虽说给地价,还不是骗人的话!麦子算完蛋了。再有几亩谷子,到如今还没耩下种籽,你看这日子怎么过?”

笔贩子很快地?了几?眼说:“嗳呀,谷雨都快过了,再不耩地,不就晚啦?”

殷老大耸起两道眉毛,恨恨地答道:“谁说不是晚啦!眼前这些人,哪个心里不急得像一团火?日本人可不管那一套,只顾修路,凡是村里能动的人都赶出来,从早到黑,累得要死,一个大钱也不给……”

他蓦然停住嘴,不安地干咳几声,敲净烟锅的灰,把烟袋插到脖子后,又忙着从臀下抽出鞋来,往脚上穿。笔贩子一抬眼,望见远处走来一个监工的日本人,脚上穿着马靴,两手反背在身后,横拿着一根木棍。一个庄稼人做得稍微慢点,监工的便跨上前去,大声地吆喝,又举起短棍,做出要打的手势。殷老大穿上鞋,急忙站起身,拿着铁锨走入修路的人群中,动手挖起泥来。沿着这条未完成的公路,随着无数铁锨的挥动,多少庄稼破坏成烂泥,多少田地改变了原来的形态——这是一片被蹂躏的土地。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殷老大,一颗心也被蹂躏得遍是创伤,差不多碎了。从他记事那一天起,向来就没度过好日子。他是个很守本分的庄稼人,父亲死得早,母亲把他拉扯大,十四岁那年就给他讨了个将近二十岁的女人,指望家里添人口,添份力气,可以支撑庄稼营生。女人结实得像头驴子,过不几年,替他生了个孩子,名字叫犁头。这时殷老大长成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年到头,埋着头做活,只想守家在业,把庄稼日子扶植起来。可是直奉战争爆发了。他的家离铁路三二里路,兵荒马乱的,卷进漩涡当中。他领着母亲和家小,跟随村里人逃荒,不幸半路上遇到大队的败兵,一家冲散了。他背着犁头,好不容易才寻到母亲,女人却失落得不见踪影。有人说看见她叫败兵掳去,又有人说看见她披散着头发,朝一个方向跑去。总之,以后根本听不到她的消息,多半死了。殷老大变得十分阴沉,整天紧闭着嘴,有时喝点酒,醉了,便指着天骂道:

“老天爷不睁眼,怎么专和穷人做死对头!”

他的心情像是连阴的天气,多年以来,总不见开朗的日子。犁头渐渐地长大,殷老大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盼望赚几个钱,给儿子娶房媳妇,可以传宗接代,将来自己死了,也可以有儿孙替他祭扫坟墓。他母亲有时劝他再讨个女人,他却一口回绝道:

“讨个老婆就得花几百,咱们哪来的钱?再说,犁头这么大了,我不愿意给他弄个后娘,叫他埋怨我一辈子。”

殷老大的愿望却不容易实现。一天,村里传说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了。殷老大以为东三省在山海关外,距离他家很远,不碍他的事,所以漠不关心。又一天,传说长城边爆发战事了,他才有些慌张,心里记起旧日的创伤,生怕战事再蔓延到滦县。

战事不久便停止,他似乎用不着慌张了。可是,一件梦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村长走来对他说道:

“老大,世界变了,你知道么?听说中国和日本定了什么协定,把咱们冀东划成停战区,不准驻兵;又有个叫殷汝耕的人出面成立自治政府,愣逼着每村出枪练自卫军,办联庄会,还得先派两个人到城里保安队受训,以后好回来教本村人。犁头年轻力壮,正好算一个,村里打算派他到城里去受训。”

殷老大的前额仿佛挨了一棒,脑壳似乎炸裂,失去思想的能力。他只有犁头一个儿子,夺去犁头,就等于夺去他的命根子。他百般地哀求,但是没用。村长在村里便是小皇帝,谁敢违拗他的话?殷老大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泥坑,他眼前的世界也的确变了。捐税越发加重,压得他直不起腰,骨髓差不多都被压榨出来。日本浪人如同些蠹虫,带着白面和鸦片,到村里开设起“洋行”,把朴素的农村弄糜烂了。这以后,情势转变得更快:冀察政委会仿佛昨天才成立,永定河上又起了战事,冀东便像一张荷叶饼,囫囫囵囵地吞进日本刽子手的嘴里。殷老大感到绝望,寻思再没有翻身的日子,只好等死。

犁头的行事更加使他忧愁。最初,殷老大以为儿子当了保安队,早晚必定叫枪子打死,不会活着回家。但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犁头居然回来了,不过不再是原来的犁头,却沾染着一身坏习气。他的头上留起头发,学会抽纸烟,还时常斜着斗眼,含着香烟,对女人调调情。犁头本来就愣头愣脑的,带点傻气,于今简直变成流氓。这还不要紧,最叫殷老大痛心的是,儿子竟受了日本浪人的勾引,常往白面馆跑,没钱抽时,便从家里偷东西变卖。联庄会看犁头太不务正,把他开除,他却瞪着一对斗眼,脸红脖子粗地骂道:

“不用和老子为难,等我告诉日本人,叫你们知道个厉害!”

殷老大气得抓起一条长板凳,赶上去骂:

“小兔崽子,老殷家缺了几辈子德,养出你这个东西!你张口日本人,闭口日本人,都是日本人把你毒害坏了,到死也不知道反悔,等我打死你再讲!”

犁头却扮了个鬼脸,撒开腿朝白面馆跑去。

 

就在殷老大遇见笔贩子那天,雀迷眼的时候,修路的农民才散工。殷老大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向家去,天色已经苍黑。犁头的奶奶张着两手,嘴里喊着?——哑,?——哑,正在院里赶一群鸡进窠。一只小公鸡很调皮,怎么也不肯听话,几次来到窠口,侧着小头望望老奶奶,拍拍翅膀又跑到一边去,累得老奶奶转来转去地赶,嘴里嘟嘟囔囔抱怨道:

“小死物件,我看你往哪跑?我看你往哪跑……唉,唉,我六十多岁的人啦,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老天爷不睁眼,叫我怎么过!”

她的声音像哭,又像叹息。每逢她遇到一点不如意事,便会伤起心来,自言自语地抱怨天,抱怨人,抱怨自己的命苦。殷老大把锨倚到墙上,沉着脸走到灶边,揭开锅盖,锅里冒起一阵热腾腾的蒸气。他盛了一大碗熬得稀烂的白薯稀饭,坐到门槛上,左手托着碗,右手便用筷子往嘴里唿噜唿噜地扒饭,眼睛望着碗,一声也不响。

犁头的奶奶关好鸡窠,重新结了结包头的手巾,又摇摆着两手走到牲口栏旁,解开缰绳,牵出那头白眼圈白鼻子的小黑驴。小毛驴蹙起鼻头,在地上闻了一阵,然后跪下前腿,后身随着也卧下,快活地打起滚来。什么地方有驴叫,小黑驴陡然爬起身子,舒长脖子,声音一伸一缩地也大叫起来。老太婆使劲地扯了几下缰绳抱怨道:

“叫什么?说你也不肯听,说你也不肯听!唉,唉,谁都惹我生气!几时我两眼一闭,心里才干净。”

月色很好,阴历大约是十二三。全村笼着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春天的黄昏显得又深沉、又寂静。殷老大触动心事,抬起脸问:

“犁头呢?”

奶奶用叹息的声音说:

“先你一脚就回来啦,又躺在炕头上怄气……唉,这些孽种!”

殷老大把头转向屋子,高声说道:

“起来,吃完饭跟我到地里去!大月亮地,正好耩谷子。”又对自己说:“白天得修路,地又不能荒了,眼睁睁等着饿死!只好卖命,带着月亮做吧,活一天是一天!”

里屋炕头上冒出几句恼人的话:

“我病啦,不能动。”

殷老大的脸色立刻变得通红,伸长脖子骂道:

“你装的什么病!成天价不干人事,临到做活就装病,装死也不行!”

只有奶奶心里明白,犁头不是装病,确实是闹不自在。今天傍晚散工回家,犁头浑身打着冷颤,好像发疟子,一进门便问奶奶要钱,不给,立刻噘起嘴,乱摔东西,还四处乱翻,想寻点值钱的物件变卖。可是奶奶陪嫁时的一点铜首饰早被盗光,箱笼里只剩些破破烂烂的补钉衣裳,散发着霉气。奶奶用哭似的声音咒骂,犁头却横着眉毛,全不理睬。只在爹爹眼前,他才略略有些惧怕。奶奶从小抚养他,宠着他,于今长大,他把奶奶气得掉泪,恨他不叫雷打死。但在殷老大前,奶奶又常常替他遮掩,怕殷老大教训他。她常对邻家的婆婆奶奶们说,自己的孙子原来很憨厚,都怪日本人心毒,故意开些白面馆、花会局,年轻人不懂事,把持不定,怎么会不上钩?不被拖下陷阱呢?

   老太婆牵着毛驴饮过水,重新把它拴在牲口栏里,嘴里念念叨叨地走进屋子,点亮一盏小煤油灯。她害着很重的沙眼,乍一见亮光,急忙把手搭上眼眉,又红又烂的眼睛眯成细缝,又自怨自艾起来:

“唉,唉,老不死的罪过,吃也吃不动,做也做不得,眼痛的也不行!”

犁头本来脸朝外躺着,一赌气转向里边,全身仍然不停地抖,还连连地打着喷嚏。老太婆不耐烦地悄声说:

“起来吧,不知哪世的冤家,你爸不是叫你?他这些天正没好气,看他揍你!”

犁头倒发起脾气,抖颤着嗓音喊:

“揍就揍,我偏不动!”

只听见殷老大把饭碗往锅台上使力一蹾,骂着从外间闯进来,粗黑的头发直竖竖地站着,像是猪鬃:

“小杂种,你害的什么病?明明是犯了白面瘾,还来骗我!要死给我滚出去,别死在家里,费我一张芦席!”

一边就握住犁头的脚脖子,像拉小鸡似的把儿子扯下炕来。犁头的脸色铁青,不自主地打着喷嚏,眼泪鼻涕全流出来,两手哆嗦着抱住头,朝外便跑,可是后脊梁上早挨了一拳。犁头的两条腿绞扭着,跌跌撞撞地奔到院外,嘶哑着声音恨恨地叫:

“等着吧,不用逼我,早晚有你们反悔的日子!”

殷老大把儿子追出大门,饭也不想再吃,气虎虎地坐到炕沿上,神色显得十分沮丧:寻思自己活了大半辈子,整天像是栏里那头黑驴,劳累得腰痠背痛,过的可总是苦日子,还得受官家的勒索、军队的糟蹋,于今更落到日本人手里,弄得家业破落,儿子又不成器……想到这,他的脖子似乎被人捏住,心头闷得要死,透不过半口气来。

但一转念,殷老大想到那几亩荒芜的谷子地,再听到犁头的奶奶在灶下哭似的抱怨老天,便蹙起眉头,无可奈何地喘了口粗气,带上种籽,牵出驴,把缰绳盘到驴脖子上,然后扛起犁,吆喝一声,赶着牲口往地里去了。

春天夜短,月光早移到向西一带人家的墙头上,冷清清的,像是落着满地的霜。庄户人家吃完夜饭,这该是睡觉的时候。如今可不同了,沿街可以看见许多农妇忙着推磨。筛箩的声音,吆喝驴子的声音,朦朦胧胧地好像睡梦里传来的动静。

快到五月端午,麦子长得齐到人的大腿深,从根到梢变成黄色,不久该收割了。一春雨水很厚,农民们只苦的是劳役太繁,不能及时上粪锄草;人手缺的就根本照顾不到庄稼,地里的青草一尺多高,庄稼反倒像害肺痨的孩子,又瘦又矮,长不起来。殷老大的麦子就更无望了。大路已经修好,拦腰斩断他的田地,所剩的边边角角,最多能打一升半斗粮食。幸喜谷子很肥,还有点指望。那些天,殷老大白天修路,早晚抽空到地里做活,几亩谷子才算没荒。他一家人的性命全寄托在这几亩地上,但愿鬼子别再霸占去,便不愁饿死。殷老大最有个硬劲,外表不声不响,似乎满容易欺负,心里可有主意,向来不肯叫饶。熟悉他的人说他是棉里针,其实,他这根针不刺人,只刺自己。不管生活怎样绝望,针尖大的事也能激起他模模糊糊的希望,从绝望中拖他出来。这些年,他不断地遇到挫折,不断地挣扎,心里常常叨念那两句俗语:“熬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犁头却是个败家子,地里活不做,总避着不见爸爸的面,四处鬼混;奇怪的是他居然很有神通,手边尽管穷,随时可有白面抽。

端午的头一天,殷老大收拾一口袋年前自种的黄烟叶子,赶着毛驴到附近一个镇店去赶集。他刚在街旁摆出货色,一个警防队便来刁难他,骂他不该把驴子拴在集市中心。殷老大陪着苦笑,送给警防队七八片烟叶,才打发那家伙走开,免得搅扰生意。傍晌,他卖完烟,买了三个黄米粽子,预备点缀点缀明天的节气。天怪热的,尘土又大,赶到家时,他的小褂差不多叫汗湿透,浑身都是风尘的颜色。虽然赶着驴,殷老大却舍不得骑,怕压累了它;又怕费鞋,一路都用手提着鞋后跟,赤着脚走回来,这也给他一种舒服滋味。

殷老大把粽子挂到门闩上,脱光膀子,露出一身紫红色的肉,才又走出房来,看见小毛驴站在大毒日头底下,踮起一只后蹄,垂着头,眯着眼,静静地在打瞌睡。他走上去,随意吆喝一声,替它解开盘绳,卸下驮鞍。驴背上满是汗,毛都鬈了,殷老大就用两手很响地拍着驴背,防备它受风。这当儿,门外有人高声问:

“犁头在家么?”

随着走进一个又白又胖的汉子,光脑袋,高颧骨,戴着一副墨镜,满脸都是横肉,身上穿着一件长衫。这人看起来像个屠户,殷老大却认识他叫赵海楼,是当地的流氓,帮助一个日本浪人在本村开“洋行”。他来做什么呢?殷老大不明白,心里预感到一种祸事,不觉愣在那儿。赵海楼看见殷老大,劈头就说:   “你是犁头他爹吧?到节下了,欠的钱怎么还不给送去?还得叫我冒着汗跑来要。”

殷老大惶惑地问:

“谁欠你的钱?”

赵海楼有点不耐烦,冷冰冰地绷着脸说:

“除了犁头还有谁?这些天,要不是我们供他白面抽,你儿子早瘾死了!”

殷老大听见这事,知道儿子给他惹下了麻烦,气得冒火,又有些害怕,一时变得没有主张,支支吾吾地道:

“家里坐吧,家里坐吧……”

殷老大把来人让进屋子,脸色冷落落的,十分不安,仿佛要哭的样子,又忙着叫犁头的奶奶给客人剥粽子,烧开水。老太婆先前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卷起裤脚,在小腿上搓麻绳,嘴里不知嘟嘟囔囔地埋怨什么,于今不响了,胆怯地走出走进,时时从烂眼角旁偷看来人的气色。

赵海楼的肥脸显得又圆滑,又刁横。他用左手撩开长衫的大襟,拿扇子朝着胸口唿嗒唿嗒地扇着风,紧逼着殷老大问:

“犁头的债,你到底打不打算还?”

殷老大垂头丧气地反问道:

“他到底欠你们多少钱?”

赵海楼张开左手,屈起大拇指头说:

“扣去零数,整整四百块。”

这个数目,在殷老大听来,确实吓人。他一时闷住声,半晌才说:

“先生,你看我家这份穷日子,穷得都快穿不起裤子了,哪来的钱还这笔账?”

赵海楼却冷笑一声说:

“你没有钱还没有地?人家洋人不是傻瓜,不会白拿着钱往水里扔。犁头早把你家那几亩谷地押给洋行了,还不起钱,地就归我们。”

殷老大耳边仿佛响了一个焦雷,震得他的眼睛冒出金星,耳朵嗡嗡地乱叫,脚下的地好像也摇晃起来,就要塌陷下去。那几亩地是他仅存的命根子,人家还要抢去!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刷子似的胡须轻轻地发颤,一时变老了,嘴里讷讷地说:

“要我的命行,地可不能给!”

赵海楼把扇子往桌子上使力一拍,叫道:

“我们要的就是他,谁稀罕你那条狗命!”

“地里还有庄稼呢,求你秋收以后再讲吧!”

“不行,一时一刻不能捱延。如今地价稀贱,连上庄稼,也顶不了账。你那头驴也押给洋行了,今天就得牵走。”

赵海楼一边说,一边横着肩膀朝外走去。院里已挤满了许多人,探头探脑地窥看,有的冷笑,有的交头接耳地谈论这事,还有人气得咬牙切齿地小声咒骂。看见赵海楼出来,大家闪开一条路,眼睛都盯在他身上,一直送他到毛驴前边。毛驴看见生人,掉开头,颤动着眼毛,胆怯地斜着大眼。赵海楼把扇子插到脖子后,抓住毛驴的白鼻子,又抓住它的下唇,硬扒开它的嘴,瞅了瞅牙。牙渠很深,正是强壮的时候。赵海楼却故意摇摇头,哼了一声,瘪了瘪嘴说:

“老口了,卖不上几个钱。”

说着就动手去解缰绳。犁头的奶奶颤巍巍地赶过来,用身子遮着小驴,红眼里淌着泪,大声哀求道:

“可怜可怜我这个快死的人,饶我们几条命吧!明天我刻个长生牌位供着你,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的恩典!”

这不但不能感动赵海楼,反倒惹起他的火来。他抓着老太婆的前胸,把她扯开,使劲一推,老太婆便倒退几步,扑咚地坐到地上,一声天一声地地哭起来。赵海楼横着眉毛,气虎虎地解开缰绳,回头对殷老大叫道:

“限你天黑以前把地契送过来,换回押单!不送也随便,反正地是我们的了。”

赵海楼一边用手挥开眼前的农民,牵着驴往外便走。在场的人都不做声,只用仇视的眼睛紧盯着他。老太婆知道她的命运已经无可挽救,哭得越发凄惨。殷老大却像泥人似的站在人前,垂着两手,身子微微向前俯着,动都不动。他的脸色乌黑,前额的几道皱纹变得更深,两眼却像两团火,射出逼人的光芒。蓦然间,殷老大把牙一咬,几步抢到赵海楼身后,右手抓住缰绳,左手把对方的膀子一掀,就势夺下毛驴。赵海楼打了个踉跄,撞进一个农民的怀里,那农民又把他一掀,赵海楼便像皮球似的重新滚回来,墨镜从鼻梁滑下来,跌碎了。他的肥脸涨得赤红,俯身拾起眼镜,跺着脚叫道:

“打吧,打吧,不要命的只管打!我看你们谁敢动手……”

赵海楼的话没说完,早有人骂了一声,飕地抛过去一块碎瓦片。他平日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在村里横行霸道,背后谁都骂他。今天的事更激起大家的不平,于是人们吼叫一声,碎泥块像雨点似的从四面八方朝他投去。他用两只胳膊护着脸,大声地叫骂,转身就跑,那身长衫上打满斑斑的泥点。农民们高声哄笑,有人还故意紧跺着脚,好像从后边追上去,吓得赵海楼跑得更快。这更逗起农民的哗笑。他们骂他可恶,不知犁头欠他几个钱,便赖上了,硬说是四百;嘲笑他是城隍庙的小鬼,模样儿可怕,可是泥塑的。唯独几个上年纪的人怪这些农民不知分寸,以为定准闹出祸事来了。殷老大不骂,也不笑,满脸带着杀气,牵着驴往栏里送,翻了翻白眼说:

“管他娘的,横竖是死,死也得死的像个人!”

祸事当天就来了。日头平西的时候,赵海楼撺掇白面馆的日本浪人从镇上派来五六个警防队,到村里捉人。殷老大得到消息,先一步逃出门,躲到野地里去。警防队堵住他家的门,里里外外地搜索,不见主犯,却从柴火垛底下拖出犁头,满头满身沾着茅草。这小子知道自己的事败了,不敢见人,藏藏掩掩地溜进家,躺在柴火垛下,正没有主张。他看见赵海楼和日本浪人,以为彼此交情厚,遇到救星,拚命挣脱抓着他的手,急急忙忙扑过去,紧?巴着那双斗眼说:

“老赵,老赵,你对他们讲,都是我爹闹的乱子,不关我事!”

迎头却挨了浪人一巴掌,立时被警防队捆起。浪人亲手牵走殷老大的驴,劫去殷老大的地契,又派人捉住另外几个农民。临走,他更支使赵海楼放了把火,点着殷老大的柴火垛。春天风高,火趁着风势,呼呼地燃烧起来,一眨眼的光景,柴火垛就变成一个大火球……

殷老大转回家时,警防队走了,东邻西舍的农民已经把火扑灭,可是柴火早化成一堆湿灰。屋子万幸还算无恙。屋里屋外翻成乱糟糟的一片,到处扔着破鞋烂衣,随地是打碎的缸盆瓦罐。犁头的奶奶披散着一头白发,就地坐在院心,老脸挂满泪,指手划脚地对人哭诉着事情的经过,说到痛心的地方,便放开长声叫起天来。

当殷老大一脚跨进街门,望了望他多年经营的家,不觉傻子似的铸在那儿,两眼像是熄灭的灯笼,骤然失去光辉。他歪歪斜斜地向前挪了几步,身子仿佛有几千斤重,一下子坐到磨盘上,弯下腰,两手抱着头,闭着眼喃喃地自语道:

“活不下去啦!活不下去啦……”

许多人走近他,七嘴八舌地劝他,但他一个字也听不见。他想到许多事,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只感到脑子里混乱成一团,四肢没有一点力气。那个曾经和他一道修路的塌鼻子扒拉开众人,从人缝挤进来,粗鲁地拍拍他的肩膀说:

“宽宽心吧!好死不及赖活着,怎会活不下去呢?就拿我来讲,一份家业还不是叫鬼子糟蹋得七零八落?我就不听那一套,偏硬着头皮活下去!起来,我指你一条活路!”

 

这天黑夜,塌鼻子偷偷地把殷老大引到村里小学堂去。小学堂占着天齐庙,坐落在村边,十分僻静。如今是麦收时间,正放春假,只剩教员刘先生一个人。刘先生到村里还不上半年,可是人缘挺好,每逢遇见人,老远便咧开嘴,笑着点头。他很沉默,从来不大声说话、大声笑,走路做事,总是轻轻的,像个影子。

刘先生打开庙门,放殷老大和塌鼻子进去,又轻轻地插上门,悄没声地领他们走进屋子。格扇窗大敞开着,小白蛉迎着灯光,扑进窗口,成球地绕着洋灯打转。刘先生垂着眼皮,朝上拧一拧灯捻,才抬起那张有点苍白的脸,望着殷老大苦笑了笑,表露出他的同情。

这时,一个人从殷老大不注意的角落走到近前,眯缝着笑眼问:

“你还认识我么?”

殷老大抬起眼,漠然地望了望那个人。这是个矮矮的黑胖子,圆脸,两眼闪烁着不定的光芒,好像摇晃在水皮上的太阳光。殷老大觉得面熟,可又记不起是谁。那人提醒他说:

“你忘了么?那天你修路,我从车站上来,跟你借火——我是那个笔贩子。”

殷老大噢噢地应了几声,斜坐到炕边上,把烟袋插进腰间挂的荷包里,用手按着荷包,往烟锅里装烟,可是许久许久也不拔出烟袋,眼睛只是直瞪瞪地望着地面。

笔贩子挨着他坐下,很关切地说: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振作振作吧!愁有什么用?遇到像你这类事的人,全冀东不知有多少,数也数不过来。”

殷老大叹口气道:

“我不是看不开,不过以后叫我靠什么过呢?”

笔贩子说:

“照这样下去,自然活不成,不过只要有这口气在,总有办法。你的耳目太窄,不像我做小生意,听见的多。告诉你吧,如今河北、山西,游击队到处起来了。别看日本人神气活现,可是瘦驴拉硬屎,硬撑架子。”

殷老大拿着烟袋,正要往嘴里送,听见这话,便让烟袋半路停在嘴唇边上,加重语气说:

“要是这里也有游击队,我一定干,出出这口闷气!”

笔贩子闪电似的瞟了刘先生一眼,用手一指塌鼻子,突然对殷老大说:

“游击队到处都是——不瞒你说,他就是一个。”

殷老大确实吃了一惊,一会儿苦笑道:

“别开玩笑啦!”

笔贩子的黑脸闪着油光,变得异常认真地说:

“谁开玩笑?不信你问问他。”

塌鼻子赶紧点点头,兴奋地插嘴说:

“真的,我就是一个。你想,老大,谁也不是儿孙子,哪能叫人骑到脖子上,还不回手?咱们村里也不止我一个,便衣队早就有十来个啦。”

殷老大听得呆了。这消息太奇突,他觉得像是梦,又像是个故事。他急切地想报仇,事到临头,却又有点迟疑。他记得去年冬天,有个叫王平陆的铁路工人,组织游击队,带着人找“倒流水”海关,没打下来,本人倒不幸死了,于是垂下眼皮说:

“能不能干得好呢?”

笔贩子忽地站起身,脸差不多俯到殷老大的头上道:

“这回准有把握。告诉你说,不光滦县,全冀东的便衣队都组织起来——你听说李运昌这个人么?”

这人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带过队伍,后来一直在冀东秘密地做革命工作。殷老大隐隐约约也听说过,心想必然是个要紧人物,正待询问,笔贩子早接着说:

“如今他是全冀东便衣队的司令,正在暗地里搞军队,你要有决心,这就是好机会。”

殷老大并不回答,只用眼睛紧望着笔贩子的脸,好半天,才疑疑思思地问:

“那么说来,你是个什么人呢?”

笔贩子爽朗地笑道:

“我叫盛光斗,还不是像你一样,一个受欺压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殷老大便加入村里的便衣队。他是犯过事的人,不能露头,家里更不能站脚,所以暂时就躲在庙里避避风头。他不大明白盛光斗和刘先生的来历,久了,却看出刘先生不过是利用小学教员这个方便地位,专门在百姓当中组织便衣队。至于盛光斗,准是天津一个什么革命组织派来的人,化装成笔贩子,到处活动,也在做同样的事。开头殷老大以为便衣队是个险事,参加的人一定不多。谁知农民对敌人怀恨死了,背后磨拳擦掌的,早就想动手。过不几天,人数就增到三十多。不过盛光斗等人特别小心,只拉可靠的农民加入,防备混进敌人的眼线,反倒坏事。冀东的枪本来多,一九三七年事变后,庄稼人怕惹事,多半埋了。如今便衣队员们又从土里掘出家伙,藏在不显眼的地方。差不多天天黑夜,他们偷偷地集合在天齐庙小学堂里,关严庙门,听刘先生替他们低声念报,说些旁的地方游击队的消息。除了刮风下雨的晚上,刘先生还要从炕洞里拿出一架无线电,架起来,偷听延安电台的新闻。这架机器很小,只能由一个人把耳机套在头上听。农民都抢着要听,可是一会就又摘下耳机,焦急自己听不懂。末了,大家公推刘先生来收新闻,一边记下来,再转告大家。直到夜深,他们才散开,一个一个溜出庙门,悄悄地摸回家去。

一到白日,殷老大的心情就不宁贴。他不敢露面,整天躲在庙里,闷得要死,闷急了,便站到庙墙后,探出头去了望。地里遍是麦子,熟透了,庄稼人正忙着收割。黄笼笼的麦梢上,到处闪着庄稼人紫黑色的脊梁。路上飞扬着尘土,不断有孩子们赶着大车,往家里运麦子。遍地是车轱辘轧的印子,弯弯转转的,互相错综着。殷老大禁不住想起自己的庄稼,感到心痛。夜来三更多天,他曾经溜回家去。犁头的奶奶一见他,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告诉他白面馆把他那点残缺不全的麦子地也没收去,正雇人收成;赵海楼来过几次,追问他的踪迹;犁头叫人绑走后,一直没有音信,不知押到哪去了。她用袄袖擦着又红又烂的沙眼,最后数落道:

“唉!唉!咱殷家算是叫人剿家灭门了!我前世造了什么孽,于今活受罪!”

殷老大忍不住,对她泄露点便衣队的事,老婆子却哭得更厉害说:

“好,好,但愿老天爷睁开眼,叫咱们穷人也翻翻身!”

盛光斗不常到村。他依旧装扮成笔贩子,在临近一带活动。旧历五月底,他又来了。他把全村的便衣队员召集到一起,十分严重地宣布了这样一桩事:

全冀东的便衣队发展到三万多人了。八路军准备开辟冀东,从山里派来一个支队,已经在半路上了。到的时候,各地的便衣队要同时起义,接应军队。

这桩事激起队员们很大的波动。多少天以来,他们便盼望着这个大翻身的日子。这日子终于到来。他们不再能安心做工,几个人一遇到,立刻就把脸挤到一起,小声地谈论这事。夜间的集会更频繁了,大家决定斗争的步骤是剿白面馆,包围镇上的警防队,然后再挖汽车路,破铁道……

起义的日期规定是阳历七月十二号,但这是个军事秘密,便衣队员不知道,这就不免引起他们的烦躁。

这天是阳历七月八号。已经入了中伏,一清早晨,树叶就纹丝儿不动,知了干燥燥地乱叫着,定准是个大热天。田里的高粱棵子已经长起来,不十分茂,可是影住村子,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现今麦学已经放完,小学堂开了课,眼目太多,殷老大藏到塌鼻子的家里。这天塌鼻子起早便赶着牲口到镇上粜新麦子去了,因为嫌麦子吃起来费,想要粜出去,籴进一些粗粮吃。

早晨饭后,殷老大搬一条板凳,坐到一棵山串柳下,背着人偷偷摸摸地擦枪。他脱光膀子,裤腿挽到膝盖以下,两腿夹着枪,拿一根枪探子插进枪筒里,使力地一抽一拉;脑子里想的可远,幻想暴动起来,他首先抓住赵海楼和日本浪人,吓得他们颤颤哆嗦地告饶,他可决不饶他们……随后他想:要是年景太平,犁头肯务正,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多好!而今闹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真是死逼上梁山!

四处都是知了叫,噪得要命。忽然间,什么地方隐约地响起一下松散的沙音,透过知了的噪叫。殷老大没留意,可是紧接着又是一下。这回惊得他一跳,立刻停住手,侧着头,留神地细听。街上起了乱纷纷的脚步声,有人大声地问:“什么地方枪响?”话还没完,枪就接连着地响起来了。

殷老大有点心慌,以为或许今天就是起义的日子。他慌忙站起身,披上小褂,提着枪往外就走。街门迎着他砰地撞开,一头驴驮着个口袋跑进来,塌鼻子跟着出现,还用棍子紧打着驴屁股。这人敞着胸口,满头冒着大汗珠子,一见殷老大就喘嘘嘘地问:

“你听见枪响么?”

殷老大瞪着眼反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塌鼻子气急败坏地说:

“谁知道?反正不妙!我一到镇上,就看见警防队站得满街是,挨家挨户地搜,闹得集也荒了。我牵着牲口往回就走,紧赶慢赶,赶回村里枪也就响啦。”

“刘先生说什么没有?”

“我没见他,不知道。”

“快问问他去!”

殷老大说着便迈开腿,几步跨到街上。塌鼻子从后边叫道:“慢一点,等我缆好驴。”一边赶紧把牲口拴到槽头,带上街门,一溜小跑追上去。街上站着许多女人和小孩,也有刚从地里跑回来的农民,都戴着草帽,扛着锄头。殷老大的脸色绷紧,粗黑的须眉直竖起来,胸脯向前探着,对谁都不打招呼,急匆匆地赶着路;这更惹起那些人的惊异,眼睛直瞪着他,仿佛不认识他是谁。有人拦着他探听消息,他只含糊地点着头,一侧身子走过去。

学堂里提早放了学,孩子们全赶回家去。刘先生站在庙台上,反背着手,正和几个便衣队员轻声地说着话。他的脸色很沉静,略略蹙着眉头,似乎心里盘算什么。殷老大和塌鼻子走来时,刘先生一抬眼,不觉愣了愣,随后带着微笑责备说:

“殷大叔,你这是怎么啦?大庭广众地就跑出来,还提着枪!”

殷老大低头望了望自己,难为情地笑出来,很懊悔地说:

“糟糕,糟糕,我简直急昏啦!不过这事也难怪我。平白无故地响起枪来,是不是干起来啦?”

刘先生把他们引进庙里,脚步轻轻地走在前边,寻思着低声说:“不,我想不会。不过事情太蹊跷,枪声怎么还不停呢?”一边心里想道:“还不到日子啊……要是改了日期,盛光斗必然会来告诉我。”

这时,枪声不但不停,比先前更加稠密,声音也更大了。田里的农民都转回来,又有许多便衣队员跑来探听消息。刘先生用手慢慢地掠一掠他的长发,又轻声说:

“事情真蹊跷,枪声怎么还不停呢?依我看,咱们顶好别聚在一起,叫人疑心。听说警防队正在镇上查户口,说不定会到村里来,也该防备防备。谁肯跑一趟,出去探探消息?下剩的人先回家去,把枪收拾好,说声有事,就打锣集合,都到这里取齐。”

塌鼻子拍一拍胸膛,自愿充当探子,冒着大毒日头走了。其他的农民也走散,有人还送来一面锣。庙里只剩殷老大和刘先生两个人。殷老大把枪塞到正殿的神龛里,侧着头听了一会枪声,又到庙门口张望一会,确实有些心焦不耐烦,便像和谁赌气似的想:“管他什么事,歇一会再讲。”就走进大殿,用小褂扑打扑打供桌上的灰尘,脱下鞋做枕头,躺到供桌上去。

刘先生也不像平日那样安稳。他背着手,低着头,在庙檐底下走来走去,走几趟就停住脚,向远处听一听;有时抬起头,遇见殷老大的眼睛,便随意笑一笑,打个招呼。

人在等待什么的时候,时间便爬得像蜗牛一样慢。他们熬了老半天,才到半头晌,可是还不见塌鼻子的影。殷老大等急了,心里恨起来,忍不住高声骂道:“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死了不成?”枪声越来越密了,原先只在一个方向,如今却从好几面响起来,隐隐约约的,像是豆荚爆裂的声音。

刘先生忽然又停住脚。这次,他的神色特别紧张,竖着耳朵,蹙着眉头,一面听一面说:

“殷大叔,你听这是什么?”

殷老大的耳朵尖,早听见一种轰隆轰隆的声音震动着地面,越来越近。他急忙登上鞋,蹦下供桌,把耳朵贴到地面上,全神贯注地细听一下,突然跳起身,朝外便跑说:“快看看去!”

官道上,迎面卷起大团的飞尘,冲着太阳闪出一片金光,像是狂风吹起的尘头,滚滚地朝着村庄扑来。尘头影里显出一大串日本马队,趴着蹦子飞跑,马上的骑兵斜背着短枪,挎着又细又长的马刀,浑身带着杀气。

看样子,这队骑兵是来清乡。小学堂是敌人注意的目标,一定会来搜查。刘先生藏着许多犯禁的印刷品,必须事先毁掉,消灭痕迹。他把殷老大的裤子一扯,急忙缩进庙来,又轻又快地关上大门,然后快步走回屋子,从炕席底下拉出一大抱报纸和旁的油印品,塞到外间的炉子里,划一根火柴点着。可是这叠纸张压得太结实,火苗沿着纸边烧了一圈,就灭了。他再划第二根火柴,但是太使力气,没划着,倒断了。

庙门外啪啪地起了敲门的声音。

刘先生的脸色变得比平常更白,用牙齿咬着下唇,对殷老大摆摆手,意思叫他别响。他抓过洋灯,向纸上泼了许多火油,这才把纸点着,很旺地烧起来。敲门声第二次响起来了。他端起饭锅搁到炉子上,哑着嗓子对殷老大道:“就说你是我的做饭的。”然后定一定神,故意咳嗽一声,朝外走去。庙门外的人有些焦急,敲得更重,还压着嗓子叫:“开门哪——快开门哪!”这嗓音很熟,正是他急切等待的人。刘先生胸口挂的石头一下子掉下去了,紧走两步拨开闩;一个矮胖的身影便像旋风似的跨进来,手里还提着个包笔的蓝布包袱。

盛光斗的圆脸黑里透红,浑身冒着汗,热得烤人,开口就说:

“坏事啦!坏事啦!咱们的人都哪去了?”

刘先生且不答他,略微急促地问:

“到底怎么坏事啦?”

盛光斗很敏捷地一面走,一面说:

“司令部出了内奸,把起义的事告诉了鬼子——今天一早鬼子就到处抓人……闹得没法,李司令带着人仓仓促促干起来,四处都接不上消息……这一来不要紧,准备动的还没动,老百姓倒先随着干起来,东一股,西一股,闹得真凶!鬼子派出好些兵,想要弹压……刚才还有一群骑兵从村里跑过去,不知开到哪去了。”

殷老大听见说话,早从屋里钻出来,迎着头叫:

“原来是你呀!”

盛光斗却闪着眼,朝殷老大一扬右手的食指说:

“嗳,老大,快去招集人,咱们也得马上动手!”

殷老大早就恨不得这一声号令。他答应一声,回到屋里抓起锣,又跳进神龛拿出枪,背到肩上,没出庙门便敲起锣。他顺着街往下跑,铜锣镗镗地紧响,震动了全村,他的喊叫也四处张扬着:

“大庙里取齐——杀鬼子啦!大庙里取齐——杀鬼子啦……”

随着锣声和喊声,人从每家门口涌出来,一窝蜂似的拥到街上,叫着,嚷着,笑着,骂着……无数条喉咙扭到一起,辨不出谁是谁的语音,只听见乱纷纷的一片,好像渤海湾正在涨潮。男人们蓦然又争着抢回家去,一转眼又抢出来,手里扬着锄、镢、镰刀、斧头,以及陈旧的破“搂子”。殷老大紧跑,紧喊,紧敲着锣,从村头到村尾,村尾到村头,第三趟跑过街时,觌面碰见塌鼻子。这汉子光着膀子,小褂里沉甸甸地包着些什么东西,背在左肩膀后,冒冒失失地用拐肘推着人,朝前紧撞。

殷老大直对着他嚷:

“你跑到哪去啦?才回来!”

塌鼻子满脸都是得意的神气,比比划划地大声道:“我跑出十五六里地,逢到一群人砸白面馆,跟去捡了一批洋捞!”说着就把右手反到背后,拍了拍那包东西。

殷老大并不曾细听他的话。人声太杂,他听不清,也顾不到听,又敲着锣向前跑了。赶到他转回天齐庙,庙前已经黑压压地集合了几百个庄稼人。这里边有便衣队,更多的是临时暴动起来的农民。这些农民像是烈性的炸弹,轻轻一触,立时都爆发了。

盛光斗站在庙门口的石狮子上,黝黑的圆脸闪着油光,辨不出他的鼻子和嘴,只看见两只闪闪的眼,像是黑夜的星光。他灵敏地挥着拳头,大声地叫着,可是殷老大距离太远,捉不到他的话音。太阳差不多移到当头,像是一团火,直射下来。几百条汉子挤在太阳底下,肩膀擦着肩膀,气接着气,热得也像一团火。他们摇晃着各色各样的家伙,不停地嚷,最后闹嚷嚷地四处叫道:

“剿白面馆去!打警防队去……”

就在这阵喊叫声里,盛光斗扑地跳下石狮子,没入人群当中。立刻,一个大竹竿子从他隐没的地方竖起来,上面绑着一大幅火红的旗子,火云似的摇摆在半空。大旗挪动了,人也叫着挨挤起来。殷老大压在后尾。他知道盛光斗和刘先生都在前面,想要挤上去,可是人们就像胶在一起,怎样也挤不开一条缝。大旗转到圈外,飞也似的向前飘动,人们也放开脚步,一阵风似的卷向前去。殷老大夹在人群当中,没有思虑,忘记自己是谁,只望着眼前那面大旗,狂热地向前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