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雅言去世以后,教会便把玉官调回城里,乡间的工作暂时派别人去替代,为的是给她一点时间来照料孙儿。建德这时候也在神学校毕业了,教会一时没有相当的位置安置他,校长因为爱惜他的才学,便把他送到美国再求深造,玉官年中也张罗些钱寄去给他。她的景况虽然比前更苦,精神却是很活泼的。

流水账一般的年月一页一页地翻得很快,她的孙儿天锡也渐次长大了。教会仍旧派她到锦鲤和附近的乡间去工作,可是垂老的心情再也不向陈廉开放了。陈廉对于从前彼此所计划的事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何况已经隔了许多年,情感也就随着冷下去。他在城里自己开了一间小肉铺子,除非是收账或定货,轻易不到锦鲤来,彼此见面的机会越少。

欧洲的大战,使教会在乡间的工作不如从前那么顺利。这情形到处都可以看出来。因为一方面出钱的母会大减布道的经费,一方面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们因为回教的民族自相残杀,更得着理论的根据。接着又来了种种主义,如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运动,从都市传到乡间,从口讲达到身行。这是社会制度上一场大风雨,思想上一度大波澜,区区的玉官虽有小聪明,也挡不住这新潮的激荡。乡间的小学教师时常与她辩论,有时辩到使她结舌无言,只有闭目祈祷。其实她对于她自己的信仰,如说摇动是太重的话,最少可以说是弄不清楚。她也不大想做传道,一心只等建德回来,若能给她一个恬静安适的生活,心里就非常满足了。

建德一去便是八九年,战后的美国,男女是天天狂欢着的。他很羡慕这种生活,到了该回国的年限也不愿意回来。在最后一二年间,他不再向母亲要钱,因为他每月有点小小的入款,是由辅助一位牧师记账得来的工资。在留学生当中,他算是很能办事的一个。

在一个社交的晚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南京的女学生黄安妮,建德与她一见面,便如前好几生的相识,彼此互相羡慕。安妮家里只有一位母亲,父亲留下的一大桩财产都是用母亲和她名字存在银行里。要说她学的是什么,却很难说,因为她的兴趣是常改变的。她学过一年多的文学,又改习家庭经济。不久厌恶了,又改学绘画,由绘画又改习音乐,因为她受不了野外的日光。由音乐又改习哲学,因为美学是哲学的一部门。太高深的学问又使她头痛,至终又改习政治。在美国,她也算是老资格,谁都知道她。缺德的同学给她起个外号叫“学园里的黄蝴蝶”,但也有许多故意表示亲切的同学管她叫安妮,她对人们怎样称呼她都不在意,因为她是蝴蝶,同时也是花;是艺术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当她是花的时候,其它的蝴蝶都先后地拥护着她,追随着她,向她表示这样那样。她常转变的学业,使她滞留在外国,转眼间已到了四七年华。不回国也不要紧,反正她不必为生活着急。在外国有受用处,便尽量受用,什么野球会、麻雀会、晚餐会、跳舞会,乃至“公难尾巴会”,她都有份,而且忙个不了。

建德是她意中人之一,她觉得他的性情与她非常相投。自从相识以后,二人常是如影随形,分离不开。有一次,他接到杏官一封信说要给他介绍一个亲戚的女儿。她说得天仙不如那位小姐的美丽,希望建德同意与她订婚。建德把信拿给安妮看,安妮大半天也没说半句话。这个使建德理会她是属意于他,越发与她亲密起来。

玉官知道儿子在外国已经有了女朋友,心里虽然高兴,只是为他不回来着急。她也常接建德的信说起安妮怎样怎样好,有时也附寄上二人同拍的照片。她看了自然很开心,早忘掉从前与雅言的淘气,心境比前好得多。建德年来不要她再寄钱去使用,身边的积蓄也渐次丰裕起来。天锡仍在杏官家住着,虽然到小学去念书,因为外祖母非常溺爱他,一早出门,便不定到那里去玩,到放学的时候才回来。学校报告他旷课,杏官也不去理会。玉官从乡间回家,最多也不过是十天八天,那里顾到孙子的功课。

天锡在学校里简直就是花果山的小猴王,爬墙上树,钻洞揭瓦,无所不为,先生也没奈他何。有一次他与一个小同学到郊外一座荒废的玄元观去,上了神座,要把偶像头上戴的冕旒摘下来玩,神像拱着双手捧着玉圭看来是非常庄严的。他们攀到袖子,不提防那两只泥手连袖子塌了下来,好像是神君显灵把他们推到地下的光景。他的脑袋磕在龛栏上,血流不止。那小同学却只擦破了皮,他把书包打开,拿出几张竹纸,忙忙地捂在天锡头上,不到一分钟,满都红了,于是又加上几张,脱下汗衫加裹得紧紧地,才稍微好一点。他们且不回家,还在庙里穿来穿去,那玄元观在几十年前是一座香火很盛的庙宇,后来因为各乡连年闹兵,外处侨居在城里的,人死了不能就葬,都把灵柩停厝在那里,传说那里的幽鬼很猛烈,所以连乞丐都不敢在里头歇宿。各间屋子除掉满布木板长箱以外,一个人都没有,门窗早教人拉去做火烧了。

小同学自己到后院去,试要找出什么好玩的东西。天锡却因头痛,抱着脑袋坐在大门的槛上等他。等了一回,忽然听见一声巨响从后院发出来。他赶紧进去,看见小同学躺在血泊当中,眼瞪瞪,说不出话来。他也莫名其妙,直去扶那孩子。孩子已经断了气,走不动,反染得他一身都是血。无可奈何,天锡只得把尸首撂在地下,脸青青地溜出庙门。

天锡不敢迳自回家,只在树林里坐着,直等到斜阳没后,家家灯火闪烁到他眼前,才颓唐地踱进城去。一进家门,杏官看见他一身血渍,当然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天锡不敢说别的,只说在外头摔了一交,把头摔破了。杏官少不了一面骂,一面忙去舀水替他洗头面手脚,换上衣服,端上吃的。在放学后,天锡每得在外头玩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常是吃完就睡。

过了两天,城里哄传玄元观里出了命案,引得一般不投稿的新闻访员,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赶出城去看热闹,不到半天工夫,玄元观直像开了庙会,早有十几担卖花生汤、油炸脍、芝麻糖的排在那里。庙门口已有几个兵士把守住,不许闲人进去。人们把那几个兵士团团围住,好像来到只为看看他们似地。不一会,人们在喝让道的声中分出一条小道,县长持着手杖和他的公人大摇大摆地来到庙门口。兵士举枪立正,行礼,煞是威风,在场有些老百姓看见这种神气,恐怕要想自己将来死的时候也得请一位官员来验尸,才可以引得许多人来增光闾里。县长进到后院,用香帕掩着鼻子,略为问了几句,仵作照例也报告些死者的状态。几个公人东张西望,其中一个看见离尸首下远的一个灵柩底盖板是斜放着,没有盖严,便上前去检验。也一掀开棺盖,便看见里头全是军人,还有许多炸弹,不由嚷了一声“炸弹呀!”那县长是最怕这样东西的,一听见他嚷,吓得扔了手杖,撒开腿望庙门外直奔,一般民众见县长直在人丛中乱窜,也各自分头狂奔。有些以为是白日闹鬼,有些以为是县长着魔,有些是莫名其妙,看见人家乱跑,也跟着乱跑一阵。

县长走了很远,才教几个公人把他扶住,请他先回衙门去,再请司令部派军队去搜查。原来近几个月间,县里常发见私藏军火的地方,闾中也找出画上镰刀、铁锤的红旗。军政人员也不知道那是代表什么,见了军火,只乐得没收,其余的都不去理会它们。庙外还是围满了群众,个个都昂着头,望这里,望那里,好像等待什么奇迹的出现一般。忽听见远地嚷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带着整齐的脚音,越来越近。大家知道是兵队来了,急忙让道,兵士们进到庙里,把发现的枪支炸弹等物分帮运进城里。

仵作把尸验完,出到庙门口,围着他的群众,忙问死的是什么人。他把死者模样、服饰,略略说出,不到片刻工夫都传开了。当时有一个妇人大啼大哭,闯进庙里,口里不住地叫“儿,心肝,肉”她断定是贼人把她儿子害死,非要把凶手找出来不可。那时兵士们已经回去了,随着进去看热闹的人们中间,有劝她快到县衙去报案的,有劝她出花红缉凶的。她哭得死去活来,直说要到小学校去质问校长。公人把她带到衙门里,替她写状,县长稍为问了几句话,便命人送她回家。

好几天的调查,搔动了全城的人。杏官被校长召去问话,才知道玄元观的命案与天锡有关,回来细细地问孙子,果然。她立刻带着天锡去找洋牧师,说明原委。洋牧师劝他自首去,说这事于他一点过失也没有。杏官想想也是道理,于是忙带着孙子去找校长,求他做过保证。校长却劝她不要去惹官厅,一进衙门,是非是闹不清的,说不定要用三千两千才能洗刷干净,不如先请牧师到衙门去疏通一下,再定办法,杏官无奈,又去找洋牧师。到了县衙门,县长忙把他请到客厅去,一见天锡年纪并不大,不像个凶首,心里已想不追究,加上天锡自己说明那天的光景,命案一部分的情由就明白了。县长说他还得细细调查那些军火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与天锡和他的同学有关。洋牧师当然极力辩论天锡是个好孩子,请县长由他担保,随传随到,县长也就答应了。临出门时,听见衙门里的人说,月来四处的风声很紧,反对现政府的叛徒到处埋伏,那些军火当然是他们秘密存贮在那庙里的。他带天锡回到杏官家里,把一切的情形都告诉了她。杏官听说大乱将到,心里更加不安,等牧师去后,急急写了一封信给玉官,问她怎样打算。

玄元观发现军火的事,县里虽没查出什么头绪,但杏官听见街上有人说李建德曾做革命党,这事又与他女婿有关,莫非就是他运的。事情又凑巧得很,在兵士运回去的军火当中,发现了有些贴上李字第几号的字条。他们正在研究这“李”字是什么意思。天锡被传到营里问了好些次,终不能证明他知道其中的底细。谁也不知道那些假棺木是从那里、在什么时候停在庙里,天锡也是偶然和同学到那里玩,他家里和常到的地方也没一点与军火相关的痕迹。为避祸起见,杏官在神不知鬼不的觉一个早晨,带着天锡悄悄地离开县城,到口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