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老占深夜送信不见回来，张嘉庆心上有些急躁，当天晚上叫了中队长们来，吩咐他们的中队以班为单位，去找寻老占的下落，找了半夜也没找到。天刚发亮，他就找到江涛和严萍，研究情况：从镇上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历史来考虑，大致可以肯定他是失踪了。
江涛不显山，不显水，一清早照例洗完脸，在村边上看战士们打野外。西风在秋黄的苇丛上响着，野地上、坟山上和树林里，铺满了一层白白的霜雪。战士们踏着霜花弯腰跑着，做着各种战斗动作。他站在村边上看了一会，耐着早晨的寒凉走回来，把严萍叫到金华屋里，说：“今天我要走了，到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去。嘉庆带着部队到清苑去，在唐河岸上打打游击，扩大队伍。运涛带春兰到白洋淀去，找保属特委接关系，再到游击军司令部去。你带上一个中队到城里去建立政权，委你当咱县里的县长……”
江涛还未说完，严萍噗哧的一下子笑了，红了脸说：“我可干不了，我怎么能当县长哩，当个教育科长就行了！”说着，坐在炕沿上，低下头，用手指划着席花。
江涛说：“看！你还是老观点，凭着你多少年革命的锻炼，怎么连一个县长也当不了？过去，我们闹群众运动是为了政权，有很多同志为了取得政权流了鲜血。今天，在有利的形势之下，政权落在我们手里，我们还不好好去掌握？”
严萍抬起头，看着房梁上，说：“我也明白列宁同志的遗教，无产阶级革命要先取得政权，可是我不知道进城去了，把我这两只脚搁在哪儿，把我两只手放在哪儿。”
江涛说：“不用胆怯，一切由党做主。当然，目前正在混乱局面，兵匪不分，汉奸很多，掌握这个工作不是容易，可是不能知难而退。再说，有严老先生的威望，你去掌握这个工作是有着有利条件的，一旦出了什么事情，严老先生还可出来帮忙。要叫别人去，困难更多，封建势力不会老老实实地倒下，你看我们还有谁？政权工作是重要的，也不能叫随便一个人去做，要是落在地主阶级手里，广大农民又该倒霉了。”
严萍只好答应去做这个工作。江涛看着严萍绞拧着身子，低下头不再说什么，心中泛起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他觉得这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弱女子，在沧海横流的时代，一直自勉前行，精神是可贵的。他还想说点什么，可一时又无从说起，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保重自己吧，回来以后先去看你。”严萍抬起头来，闪亮的眸子里泪水盈盈，她又无言地低下头去，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江涛吃过早饭，把忠大伯、庆儿和伍顺他们叫到跟前，要他们马上发动群众找寻老占。他说：“一点不能麻痹，要提高阶级警惕！”说着，把两件衣裳打了个小包袱，挎在肩膀上，试了试又放下。
朱老忠打发伍顺喂饱了马，在冯老锡家借了一盘鞍镫，吃过早饭，他把马牵到大堤上，让江涛就着河神庙前的大石头上了马。朱老忠拍着他的肩膀说：“江涛！江涛！在这兵荒马乱的时节，你要出远门了，我也不能跟你去，你可要万分小心，万一有个什么不好，可是关系到革命的大事！”
江涛说：“是呀，大伯！”他翻身骑在马上，和朱老忠握了一下手，又向嘉庆、严萍打了个招呼，转身走了。马后头跟着四个背大枪的，直奔滹沱河的渡口。秋风冷飕飕的，顺着河筒吹过来。雪白的马尾，迎着风徐徐飘起，又徐徐地落下。到了河边，马立住，喝了一口河水，喷着鼻子渡过河去。他回头看了看，忠大伯还立在大石头上，捋着胡子眺望着。高大的杨树上，霜后的叶子飘飘落下。河水明亮亮的，澄明的高空里有两只白鹭飞上青天。
嘉庆看着江涛走远了，走回来，叫了大贵、陈金波来，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到唐河流域打游击的问题。他问陈金波：“唐河两岸的村庄，你熟悉吗？”
陈金波哈了个腰，坐在椅子上，抽着香烟说：“我小里住姥姥家的时候，在唐河岸上住过几年。在那时候，认识了一位朋友。那里的村庄……”
谈到这里，张嘉庆截住他的话头，嘴上叼着烟斗，着眼睛看着他，问：“那时候你的年纪恐怕很小吧？”
陈金波说：“是呀！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一块在唐河汊里摸鱼、打雁。那里鱼可多呀，到了这秋天雁也很多，都是一群一群的落在麦苗地上。不信，我们打游击到了那里，我领你去看，也试试你的枪法。”
张嘉庆听他扯得太远了，给他斟了一杯茶，说：“你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陈金波说：“他吗？他也在公安局里做事情。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和佟家庄的大财主佟老五拉起了一股儿队伍。那队伍被佟老伍把持了……”
张嘉庆对那里的村庄、人物都很生疏。曾记得在一九三二年，二师学潮之后，在李豹家里住过几天，也了解了一些群众情况，可是眨眼之间，五年过去了，人情风土的变化，事变以后的政治情况，也就更不了解了。他听说陈金波的朋友也在公安局做事，一片阴暗的影子从脑子里闪过。他想；公安局是统治机关！和他们打交道不能掉以轻心。他又想到：过去因了多少次的疏忽大意，因了多少次的盲动冒险，遭到了失败，招致了损失！这一次，刚刚积聚起来的小小的革命力量，可不能再损失了！但是，队伍在这里训练了两个月，也需要打打仗，锻炼锻炼，扩大武装。于是他问：“佟老五有多少队伍？”
陈金波说：“那一带村庄都有联庄会，有上牌户成立的自卫团。集中起来，有二三百人，枪也不少，都是从联庄会里挑出来的好样的！”
张嘉庆想到联庄会是地主武装，是封建势力的爪牙，又联想到那一带封建势力的浓厚。他说：“佟老五是个什么样人？”
陈金波说：“他是个大地主，这个人在曹（锟）吴（佩孚）时代，当过军法处长，是唐河岸上顶有势力的人家，养着几十个看家护院的。我们要是能够和他搞好关系，说不定对发展抗日武装有多大好处哩！”
张嘉庆听到这里，踮起脚尖，抽着烟斗，盯着陈金波长着短胡髭的嘴巴，看他薄薄的、很会说话的嘴唇上有细致的皱纹，一张一合，动得那么快。嘉庆又问：“你的朋友为什么和他闹不好？”他觉得陈金波说得有些玄虚，心上忐忑着，倒也没有说什么。
陈金波听他老是问过来问过去，很觉烦恼，他想：这队伍要去收就去收，不去收就罢。这么问那么问，翻过去问掉过来问，活像审俘虏！于是，他不耐烦地牢骚起来：“就是因为佟老五是个有了名的老霸道，放大账收高租，佃户债户们都恨他。再说联庄会也常苦害老百姓。我的朋友是个抗日的，对他很有意见，才找了我们来。”他前言不对后语，一壁编排一壁说着，小嘴头儿说得又干甜又响脆。
张嘉庆说：“那，这件事情，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步骤？”
陈金波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想了半天，才说：“咱们拉着大部队在那里一住，先威胁他一下，然后一切事情就好商量了。”
朱大贵在一边坐着，半天没有说话。听到这里，他想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我看那里封建势力很大，联庄会很多，我们出去太远了没有把握……”但他思想上还不够明确，嘴上还不能肯定地说出不应该远去。
张嘉庆手里拿着烟斗，用指甲磕着烟灰，说：“不能存心收编人家队伍，他愿意和我们合作是另一回事。从统一战线原则来讲，只要是抗日的，我们就应该帮助他向着抗日、向着统一战线方向发展！”
朱大贵点了一下头，向陈金波说：“那地方离敌人据点有多么远？”
陈金波不耐烦地说：“离保定有二十多里！”
最后，张嘉庆下定决心，到那里去游击一番，锻炼锻炼队伍。他说：“也好！那里地理人情我们都不熟悉，完全依靠你和你的朋友。可是，我们的队伍，只能住在唐河南岸，不能越过唐河线，因为那里离保定太近。”
陈金波一听，脸皮一下子拉下来，冷淡地说：“那么，叫我自己过河？那么信得准我？”
张嘉庆说：“最好是这样，因为你对那里熟悉，再说还有你的朋友。”
没等得说完，陈金波很不高兴地三步两步跨出房门。他想：“倒霉透了！才说立个功呀，江涛走了，剩下这两个小黄嘴子，拿不起来放不下。这么问，那么问，净是抠抠屁股舔舔手指头的手，想吃肉又怕烫嘴，没有一点慷慨劲儿！”接着，又长叹一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他越想越觉丧气，回到队部里，又自言自语：“算了，算了，前心凉到后心了！干下这一场来，弄过点部队来，也算对得起江涛……”他觉得只有拉过点队伍，才能显出他的本领。他下定决心，一定是去，一定拉过点队伍来，才不摘面儿。
张嘉庆和朱大贵留在队部里，重新考虑了问题，亲自向唐河两岸派了侦察员，侦察敌人和联庄会的情况，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不过他总觉得这是第一遭，心里没有多大把握。听了侦察员的报告之后，又过了几天，在一个早晨，部队才开拔了。
张嘉庆和朱大贵、陈金波，都穿上了新做的棉军装，把队伍集合在村北大场里讲了话。朱老忠站在场边上，抽着烟，捻着胡子，看着自己的队伍一队队向北走去。队伍第一次离开家，他心上很不放心。张嘉庆走过去和他握了一下手说：“大伯！我们打游击去，过几天就回来了。”
朱老忠说：“好啊，你们去吧！先打小仗，见好就收，多加小心没有不是。你看天道要冷了，我发动人们拾下些柴禾，等你们回来，叫你们睡热炕！”
张嘉庆纵身跳上马鞍，看着队伍走得远了，马蹚尘土，跑了两步跟上去，离远里向朱老忠招了招手儿，看着忠大伯捋着胡子笑着走回去。
黄色的平原上，长出一行行油绿的麦苗，旷野里驰着旋风。嘉庆打着马，驰过梨树林子，经过了多少村庄，看了多少绿水红叶。游击队员们第一次走在外乡的道路上，兴高采烈地唱着救亡歌曲，歌声一行起了，一行又落了。路上张嘉庆施展枪法，望高空打雁，在野地上打兔。游击队员们不断地鼓起掌声，觉得张飞同志是这样能干，跟着他出征，是多么幸福的事！中途休息了一夜，第二天黄昏，到达唐河南岸。找了个村庄住下，隔河不远是佟家庄。看好宿营地，借了房东的铁锹大镐来，在村边挖下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就宿营了。
部队开拔的那天早晨，朱老忠从北场里回来，又安排着送严萍。严萍带上办公室的人们，带上特务中队，到城里去建立政权。运涛特别跟她谈了话，叫她穿上几件好衣服，因为人们还有势利眼，叫伍顺给她当警卫员，背着枪跟上她。
严萍今天特意穿上绸子旗袍，茶褐色的大衣，走在队伍后头，一进城门，立刻有很多人站在街上看队伍。进了县公署的大门，旧县政府的人们也都迎出来。她不等人们打招呼，就自动地走进县长室。差役见她如此气派，忙提水来沏上茶。她喝着茶，歇了一刻，打发差役们下去，通知救国会的各区主任来开联席会议。根据江涛谈的精神，她在会上，部署了今后工作，同时，把县委派她代理县长的问题，也做了说明。开完会，又到政府各局看了看，自动地做了介绍。在县政府对过的大墙上，贴上一张大红纸写成的布告，离远一看，像红高粱正晒着红米儿。
第一任抗日的县长到任了，这布告不贴则已，一贴出去，各部门留用人员、在城商会、四乡士绅都来拜客。他们一看是个女县长，都觉得新鲜，不住地点头咋舌，但一打听是严知孝的女儿，又都没有话说了。商会还要借题发挥，想搭台唱戏，在宴宾楼大摆筵宴。严萍说抗日战争了，一切要从俭，好说歹说，总算免了此事。从这里，她体会到所谓“权威”，所谓“政权”的力量。随后她又招集旧县公署的三班六房，各科局人员开了会，讲了统一战线精神，勉励大家安心工作。她召示大家，只要是留下来抗日的，绝不更动；只有那些贪生怕死、开小差走了的，才罢职除名，另补新人。她感到：对于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她还熟悉；如今闹起政权来，她是生疏的，她还没有画过一撇一捺。今天一进大堂门口，她就头发根一激灵一激灵的，坐在办公室里，也如坐针毡一样，心上忐忑不安。但一想到这是党的工作，是党的决议，革命若干年来，还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于是，她的思想又平复了。
她常常一个人走到这里看看，走到那里看看，几乎每一间屋子都看了个遍。她走动的时候，伍顺就背上枪跟着，一步也不离她，只怕这位年轻的女县长遇上什么意外。人们一看见伍顺背着枪站在门口，就知道女县长光临了。为了这事，大街上也起了议论，说：“女教员能当县长？兔子能拉轿车谁还买大走骡呢？”那位旧公署留下来的李秘书也觉得这位县长太不体面，年纪又轻，长得又面嫩，说起话来像小姑娘，出不去门，想劝她多做几件好衣裳，点缀点缀门面。他说：“这几个月来，行政费无处开支，做几件衣裳穿不成问题！”严萍听了也不吭声，只是眨着眼睛呆着，但没有批评他。她想：“这是长期改造的问题。他们跟统治阶级、土豪劣绅们打交道惯了，那种旧的思想意识，三天两早上哪能改造得过来？”
在衙门里住了几天，人们异口同声，说严县长为人还不错，虽然是个女人，倒很大方，待人也很和气，没有过去老县长那种官僚架子，愿和她在一块工作下去。也有的人说，和女人在一起工作总不方便，别光看她成天价笑眯悠悠的，两手捧着茶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像个心慈软善的姑娘，说不定哪个时候她那白面皮会变成包公似的脸，铁面无私，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有人心里嘀咕：“小心着点儿，‘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犯法，可别犯在这样人手里！”
过了几天，这种生活熟悉了，严萍心里也就舒展了。多少年来，颠颠跑跑，艰苦奋斗；今天，郑重其事地坐在大堂上，办起国家大事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坐在办公桌前那把弹簧椅上，轻轻念着：“啊呀呀！我们有了政权了！”可是，要怎样才能保得住这抗日的政权，倒是一件大事！
她正想着，大个头法警跑进来，穿着紧身小袄，挎着盒子枪，说：“有两个老头儿来找县长，一个叫朱老忠，一个叫朱老明。”她不等说个清楚明白，撒开腿就往外跑，转过花厅，看见忠大伯扛着小铁锨，搀着明大伯在大堂门口站着，摆了一下手，高声喊道：“忠大伯！你真会跟人开玩笑，到了我这儿不自己走进来，还要人传禀一声儿？”
朱老忠大声笑出来说：“你看看！你没看见门上有个扛枪的吗？这是抗日了，要是老世界，黑丁白人谁敢在这块地方走走！”老人们红光满面，扬眉吐气地又说：“本想迈腿闯进去，可是一到门口就给拘束住了，这是老思想！”
严萍说：“可不是，头一天进衙门的时候，身上要多不自在有多不自在！”
朱老明眯瞪了一下眼睛，说：“这就是大堂吗？”他用拐棍戳着地摸到大堂桌，用手拍拍说：“民国十五年，我连告三状的时候，第一状就输在这儿。那个王八崽子县官，一只手背在脊梁后头接受了冯贵堂的贿赂，一只手拍打着惊堂木，红嘴白牙地才拷问我呢！”
朱老忠站在大堂上，东张西望，看墙上挂着金色的牌匾，什么“牖我生民”呀！“公正廉明”呀！他想：尽管把他们的衙门搭致得天花乱坠，还是脱不了吃人肉喝人血的身形。于是说：“我看哪，把中间这块匾换了吧！换上‘抗日人民政府’！又抗日，又是人民的政府，多光彩！把那些红红绿绿的都摘掉，咱们用不着狗日们的臭奉承！”
朱老明说：“对！我看是‘暴动抗日政府’！这是说，先有了暴动，才有了政府。人们还指望着革命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人们就一齐起来抗它，看贴题不贴题？”
朱老忠说：“当然贴题，你说的那个更高一等！换了，换了，赶快换了！既是我们的天下，不能让它多呆一会！”
朱老明说：“换了吧！这会儿衙门口属于咱们了，说换就换！换！”
两位老人，在大堂上说笑了一阵。严萍领他们走过花厅，朱老忠问：“你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严萍说：“到我住的房子去。”
朱老忠说：“不，你先领我们到狱监里去看看。”
严萍说：“那有什么看头？保定失守的那天晚上，砸开狱门把人放了，现在只剩下那些破房子了。”
朱老忠说：“我们看看那地方。”
严萍领朱老忠和朱老明穿过角门，走进监狱。他们看见高大的狱墙、囚笼和各样的刑具。朱老忠说：“狗日的们，在大暴动之后，拿了我们多少人，禁在这监狱里，戴上手铐脚镣。有多少老同志们，被他们严刑拷打折磨死了……”老人说着，眼里流下泪来。
朱老明说：“从今以后咱们也有了监狱了，他们好好抗日就还罢了，要是当汉奸哪，够狗日的们一呛！”
严萍看见两位老人又是悲痛、又是高兴的样子，慢搭搭地说：“是呀，这就是一把刀，汉奸卖国贼们拿住刀把儿，就会屠杀抗日力量；拿在我们手里，就是一件好的武器，对汉奸、反动派不留情面！”说着，严萍领他们走回来，进了里院。朱老忠见了县政府那些破房子烂屋子，七倒八歪的断瓦残垣，他惊讶地说：“这又是到了什么地方？”
严萍说：“这就是往日里咱们县太爷住的地方，县长室！”
朱老忠说：“哈哈！我看这也像个监狱，还不如监狱里整齐。衙门口就像个绣花枕头，驴粪球儿外面光。在外头一看，有个豁亮新鲜的门脸，往里一走，这些破烂房子，比咱那两间小房还破。”
朱老明说：“上了古书的，‘官不修衙’。宁自把搜刮来的钱财存到外国租界的大银行里，让子子孙孙永远享福，也不肯修修公家的房子。”
是的，这座多年失修的县衙，有的屋里看起来豁豁亮亮，其实墙上挂了席子，席上糊了白纸。揭起席子一看，是卤硷了的土坯，霉湿了的砖墙，墙壁是用鸡蛋大小的砖头砌起来的。看来看去，就是严萍住的这两间小房是新盖成的，屋里粉刷得还干净些。
朱老忠和朱老明坐在县长室里，喝着新泡的茶。他看那茶水黄澄澄的有多好看，捧着茶杯笑呵呵地说：“姑娘！我们听说你住了县政府，大堂上贴出报条来，你要坐堂理事，当起县长来了，心里慌得不行。咳呀！这可不易呀！打跟斗撂飞车，红里白里斗了几十年，我们的人这才进了衙门呀！我和老明同志说，走！咱们先去看看，老世界谁敢进官衙？如今成了咱们的世界！”说着，眼上又流下泪来。
朱老明笑着说：“别的甭说，再打官司，也冤枉不了咱了，咱底里有人了！”说着，摸出火镰，要打火抽烟。严萍见明大伯少眼没户，老是打不着火，忙划个火柴给他把烟袋点着。
朱老忠又连连说：“不易呀，不易呀！好好干哪！这是多少人的血，多少人头换来的！”朱老忠说着，看到窗外屋顶上长满了蔓草，满院里尽长着臭蒿子，想这草里还少不了长蛇和黄鼬，他说：“错非是他们，要是咱庄稼人们，早给邻家笑掉了大牙。你想，房顶上长了草，下雨的时候就要存水。一存水，这梁呀檩呀就压了沉重。再说，这草一扎根多老深，将来草死根烂就成了渗眼。房子一漏湿，檩木就糟朽，墙上就要卤湿，一栋新房不到几年就完了。”
朱老明说：“一会儿我先给你把草铲铲。”
朱老忠也说：“是呀！找把锄来，俺老哥俩给你把草除除。这衙门口儿，只要在咱们手里一天，也不能让它存在这个败家相！”
严萍说：“要是忠大伯和明大伯这么帮忙，咱们一块干，非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行！”
朱老明说：“是！一定要弄干净它！”又说：“闺女！我还要告诉你，政权拿在我们手里，不要一点官僚架势。”
严萍说：“是，大伯！我要是有了一点官僚架势，你们就发动群众批评我，轰着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