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贵他们回来的第二天，朱老忠接到江涛的信，县委书记要来锁井镇上进行工作了。这是一桩大喜事，他想：“自从大暴动以后，这是县委书记第二次来深入工作。明天来了，一定要好好谈谈……”想着，匆匆迈开脚步，先告诉春兰、志和，再去告诉朱老明和伍老拔。又顺着堤坡拐回来，上了西锁井，告诉了二贵。按江涛信上说的，叫人们准备意见，江涛来了要和人们谈谈话哩。
第二天早晨，他就从软床上爬起来。睁眼一看，一个大月亮挂在天上。天河里的星星白花花的，像没有一点水，明日个一定是个好天道。门洞里还黑糊糊，人们还在睡着。小黄牛在枣树底下，蜷曲着身子卧着，支棱着耳朵，把嘴巴墩在地上。他给牛筛上草，吆喝着：“起来，起来，吃吧！天明了！”
小黄牛听得吆喝，一拘挛身子，打了个愣怔爬起来，两条后腿一蹬，尾巴翘起老高。几天没使它，好像有多大的闲劲没处使似的。朱老忠把它的嘴巴，按在破铁锅里，它才吃起草来。
大柳树上，有几只野鸽子，听得响动儿，扑喇喇地飞跑了。起义听得爷爷喊叫，被惊醒了，哇哇地哭着，母亲递奶给他他还是哭。朱老忠立在窗户外头，站了一会儿，说：“孩子！你爹回来了，还不高兴？屋里热呀！出来，在爷爷软床上睡！”起义还是哭，大贵说：“饥了？想吃点什么东西？”
金华坐起来，怀里抖着孩子说：“不！他做梦哪！”她拍着孩子，唱起来：
天道明了，
小鸡跳了城了，
老牛撅了尾了，
闺女小子都该起了。
小子起来放牛去，
闺女起来打油去。
…………
金华念叨完了，起义又睡着了。大贵说：“爹，今日个怎么起得这么早？是起猛了？”
朱老忠说：“今日个有个喜兴事儿，咱老同志们要来！”
大贵一听，老同志们要来了！身上激灵了一下，想起心头的事。说：“谁？”
朱老忠说：“就是咱们那江涛。唉！这么几年没有人来，听得说他今天要来，说什么也合不上眼了！他这是第二次回家。”
贵他娘在屋里听得有人说话，披上衣裳走出来，立在台阶上。说：“什么，江涛要来了？你看，也没个准备。”
朱老忠说：“自己人，准备什么，我说给磨房里了，叫他给咱留下几斤面！”
朱老忠看看天，好像是亮了，其实还不亮。今天是下弦月，月亮高悬着。说了一声：“可不是起猛了！”他又走回来，躺在软床上，一袋一袋抽着烟，咳嗽着，再也睡不着。他又爬起来，扫了院子，开了大门。大贵也挑了几筲水。他心里实在发急：这天，好像故意跟他闹别扭，说什么也不明了。贵他娘嘴里不住地嘟哝：“老头子！一天价心里有事！”
朱老忠想着想着，心里麻烦起来，鸡才叫了头一遍，他就走出来。小黑狗在坡上卧着，见了他，摇着尾巴走过来，扒他的衣裳，又舔他的脚。他把它轻轻拨开。
他走到房后头，顺着坡沿，沿着壕坑穿过柳树林子，走到大堤上。立在河神庙前大石头上，伸起脖子向前看着。乌鸦在大杨树上，撒开长声，咯啦咯啦地叫起来。他顺着河沿向上看，河水从西方流下来，流到东天边。东方发出白色的光亮。他又倒背了手儿，迎着风在堤坡上走着。走到东，又走到西。不知名的鸟儿，在大柳树上叫起来。白杨树的叶子迎着风，豁朗朗地响着。
对岸的村庄，李家屯还模模糊糊地睡着。看不清楚有没有人走过来。他想：“说是天发亮的时候来，为什么还不来呢？”他下了堤坡，踏着小路往南走。路旁的高粱，青葱葱地长了老高，正晒青米儿，露珠儿水晶晶地挂在叶尖上。路旁扫帚棵上，有成群的飞蚊，嗡嗡地叫着。走到河边，河边上停着一只渡船。船上插着一支柳篙。
他坐在船上思摸：“江涛一定在这条小道儿上走来，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人。县委书记下乡，总不能单独一个人呢？正是这青草秣棵的季节。”
他想，只要抄见个影儿，就立刻箭儿似的把船撑过去，叫江涛坐在他的小船上，从哗哗的河水中，把他渡过去。趁着夜暗走回去，连一个人影儿也碰不上。一进门，把贵他娘和他嫂子喊起来，烧水给他喝。这样招待一位老同志，他不会怪罪吧？穷苦人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说不定贵他娘和金华有多么高兴呢？
朱老忠把手遮在眉睫上打了个眼罩儿，眼看从堤口上走过一个人来，还没有看准是谁，就又被高粱叶子遮住。一会，江涛的上半身浮游在谷穗上。头上箍着块白羊肚手巾，穿着蓝布衣衫，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包袱，慢慢走来。朱老忠不等吸完一锅烟，磕在柳篙上，把船撑过去。
江涛离远看见忠大伯，他喊：“大伯！你好早！”
朱老忠撑着篙，立在船头上，说：“哈哈！你还不知道，黑咕隆里我就来等你了，咱的游击队回来了！”
江涛说：“大贵哥回来了吧？我爹呢，光自乐得你睡不着觉了吧？”朱老忠说：“都回来了，你老拔叔也回来了！”
江涛坐在船上，他撑了一篙，船慢慢开动。船到急流里，打了个回旋。江涛两手紧扒住船帮，朱老忠上身打了个忽闪，两篙就拧过去。朱老忠说：“江涛！白天来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赶在这时刻？”江涛说：“时局还不稳呀，我还保持着秘密工作的习惯！”下了船，朱老忠在头里走着，转过村边的小道，钻着柳行子走回去。江涛二次来锁井镇，仔细看起来，这村镇变了样儿，大叶杨长得更高，蓬蓬翠绿的叶子，在晨曦里闪着光亮。大柳树长得更粗。那茂密的柳丛，那家屋，那土地，那池塘……都有不同。
走进忠大伯的小门，心里一股热烘洪的浪头儿涌上来，这革命的老家，确实不如过去火爆。门窗上的黑漆剥落，墙上的土皮也脱掉了。小院里，柳丝垂得更长了。
朱老忠一进门就喊：“贵他娘！赶快烧水做饭，江涛来了！”大贵连忙走出来，拉着江涛的手，嘻哈笑着。江涛说：“你们都回来了！”大贵说：“回来了，都整着个儿回来了！”
贵他娘早晨睡不着，正在炕头上纺线。听得说话，出溜下炕走出来。说：“江涛来了！”一眼看见江涛，她疙皱起眉头，仔细巴睃：才几天不见，这孩子长高了，也胖了，嘴巴上长出青色的胡髭，还是那么精神的两大眼睛。她说：“江涛！你可来了！”
江涛说：“我又来看你，大娘！街坊四邻，婶子大娘们都好！”江涛说着，走进屋里，坐在小柜上。大娘身子骨儿还结实，头发黑里带白。他想：“时间过得好快，仔细看起来，村子和人都有变化！”
贵他娘见了江涛，笑得合不上嘴儿，说：“革命的人们，江涛还不显老！”
金华走出来说：“自从反割头税到现在，整整八年，我早算着哩！”
朱老忠说：“你看你说的！光说不显老，那时他才多大？才十九岁的娃子。今年呢？他还是没有三十岁的人，怎么会老呢？”他擦了擦烟嘴，递过烟袋去，让江涛抽烟。
贵他娘说：“咳！从那时候起，跑的跑了，坐狱的坐狱了，怎么也见不到你们，如今都回来了！”她在炕上放上个小饭桌，叫江涛跨在炕沿上。
朱老忠说：“形势变了，时来运转，就都回来了。”
贵他娘说：“江涛！我这儿可没有好茶叶！这是你大伯去年‘五月五’打下的茶叶。竹牙草、柳尖儿、枣叶儿，我把它蒸了蒸，好喝着哪，甜甜儿的！”她拿了一把老辈子宜兴茶壶，放在桌子上，用手巾擦着。
大贵淘了开水来，冲上茶。贵他娘顺手斟了一碗，递给江涛。水色金黄金黄的，有多好看。贵他娘虽然比忠大伯小了十几岁，可是她为孩子们操心，为丈夫操心，为同志们操心，苦经了几年风霜，额上长起抬头纹，仔细一看，黑头发白头发各有一半了。
起义见来了客人，嘴里叼着指头跑过来，靠在爷爷身上。一会儿，他又扒着爷爷的脊梁，坐在爷爷肩膀上，两腿夹着爷爷的脖子，踮起身子说：“坐轿轿！坐轿轿！”
朱老忠说：“下来！跟你叔叔见个礼儿！”他又对江涛说，“这是大贵跟前的，是大暴动第二年生的。给他起名儿叫起义！”
江涛抱过起义，仔细看了看，说：“好孩子！红脸蛋儿，重眼睫皮儿，挺精神！跟大贵一模一样！”
听江涛说起义，金华说：“快别夸奖他，淘气死！成天价上树挠墙，一冬穿三条棉裤，他爹早就该打他了。这个，就是没人管他！”金华说着，又看了看大贵。自从大暴动以后，她没有一天不在想念他，盼他回来，可是盼来盼去，这个回来，那个回来，大暴动的人们都回来了，他们游击队还不回来！她也想过：要不，他就把别人忘了？他在关东那肥沃的土地上成了亲？生了孩子？她不敢这样想。这对心上的人儿是个污辱！大贵不是个负心的人！她心里焦灼，嘴上可是不愿谈出来。如今大贵也回来了，心上也安静下来了。
朱老忠说：“管！孩子的爹不在家，就够孽障的了。你想成天价打打骂骂的，我算不干！”
贵他娘说：“当然是！这是十亩地里长了一棵庄稼，独根独苗儿！是朱家门里接续香烟的人，大贵不回来当然不能打打骂骂的！如今大贵回来，他爹愿怎么管就怎么管。”
说话的时候，江涛一直拉着大贵的手不放。大贵憨厚地笑着，眼里噙着兴奋激动的泪花，接上说：“打？我才舍不得下手打呢！”他又转过脸来问江涛，“这几年，你住了大狱，能熬过来真是不易啊！这回就好了，大家都回来了，家乡又要闹起革命高潮了。”
金华端进一盆洗脸水，放在小柜上。说：“江涛我问问你！湘农司令员他们上哪儿去了？”她有心事，想着贾老师，靠在槅扇门上。没可不可地笑着说，“江涛！那年，不是说他们下了关东吗？我听人们念叨，说长白山上，大森林里有了红军，那里可能有他？”
江涛洗着脸说：“湘农司令员他们哪？远了！现在不能告诉你！”江涛想：“怎么个说法呢？自从大暴动失败，直到如今没有音讯，没法说！”于是他开了个玩笑，“嫂子！我早知道你想大贵！那不是他回来了吗？”
金华笑着说：“想，可真是想！谁家的人儿谁不想呢？我把他想回来了！”说着，脸上一股心血来潮，看了看大贵，一边笑着走出去。
江涛说：“别想贾老师了，先做好了工作再说！做好了工作，他自然就来了。做不好工作，他回来也站不住脚！”
贵他娘在一边看着，根据做妻子，做母亲的经验，她想金华这孩子，心里说不定有多高兴呢！想了几年，昨天大贵才回来了，她心里能不高兴吗？
朱老忠找了半天，找不到块干净手巾，他说：“你看，上你那儿去了什么样？到我这里来了，连块干净手巾都没有！这花条子粗布手巾，还是你大贵嫂子陪送来的。咳！你们来了，我起心眼里高兴。可是咱这家就是茅草点儿，穷人家！”他支起了小窗户，让清晨的风吹进来，小屋子立刻凉爽了。
谈了一会子知心话，贵他娘埋怨嘉庆为什么不来看她：“没不是，长了几岁年纪，就把大娘忘了？”江涛告诉她：“嘉庆一定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来看你们。”
朱老忠端上一碗小米粥，满脸笑着，说：“这就是到了我这儿。要多不方便，有多不方便！连一点菜也没有，喝碗粥吧！”说着，又端上一小盘腌菜梗，还觉得满心不落意。
江涛喝着小米粥，吃着腌萝卜梗儿，真是十足的家乡味儿，要多香甜有多香甜。
贵他娘说：“轻易不来，大娘该好好待承你。可是这年头不好，我也不会为这事去使账！都是亲人，吃好吃歹没人择嫌！你们吃得身子骨壮壮的，千万小心谨慎，别出事儿，我就痛快！你看那几年哪，成天价飞签火票啊！马快班今日个传这一个，明日个抓那一个。咳！闹得地都种不成啊！”说着，她又流出眼泪。说，“大贵，忙过来一块吃吧，又不是外人！”
金华端着粥盆走过来，站在槅扇门口，她心上又想起贾老师，说了声：“江涛！我们做得不好吃，你可吃饱！”她心里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心尖上酸溜溜的，不住地颤抖。连忙走回对过屋里，把碗筷撇在炕上。几年来的哀痛，说什么也憋不住了，如同江河泛滥，眼泪骨碌碌地滚出来。她趴在炕席上，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五年来，大贵不回家。她也想过：也许，他不在人世了！但她脑子里，总是愿意保留着宝贵的希望。公公和婆婆当老闺女看待她，做活、吃饭，没有一样不称心。在那恐怖的年月里，她在革命的家庭里长大起来，始终忘不掉亲手缝过的血红的大旗。做活做饭、碾米磨面，在睡梦里，永远忘不掉老同志们的面貌。红旗在照耀着她。谁也知道，在青春的年岁上，吃好、穿好、公婆看待好，不如炕上睡着个知心的人儿。她按捺住心悸，想永远住在这温暖的小宅院里，盼望革命再起，把她亲手缝过的红旗打起来。如今大贵回来了，贾老师还是不回来，说不出心里有多么牵得慌。
江涛把起义抱在炕头上，叫他一块吃饭，照顾孩子吃饱。他想：忠大伯在反割头税的时候，是积极分子。在大暴动里，是红军的老英雄。多少年来，对革命抱无限忠心。忠大娘用她的手抚养了儿女，操持了家务，又用两只手帮助同志们，她的慈悲心肠，为革命费尽了心血。大贵、二贵、金华……这些革命的儿女们，为了革命，把脑袋挂在腰带上跟着党走。有了他们，才有了我！有了他们在群众中活动，党才能在群众里生根，开花，结子！
如今，还有的女同志失去丈夫，母亲丢了儿子，孩子没了父亲。他们把人类最伟大的爱情献给了革命。轮到自己头上，只有勤勤恳恳，为革命事业做出成绩！
朱老忠见江涛低了头，眼圈儿发红，他说：“难受什么？咱的人不是又回来了！这还不好吗？”又对江涛说：“咱这家，是革命的家！到了抗捐抗税的时候，就抗捐抗税；到了暴动的时候，就是暴动的家；如今日本鬼子侵略我们，要灭我们的种了，就又变成抗日人家了！反正咱是死乞白赖紧跟着共产党！”
江涛说：“大伯说得是！我一进你这门，身上就暖烘烘。坐在你这炕头儿上，就像躺在娘怀里。”
朱老忠说：“咳！着实茅草啊！”他扔给江涛一把鸡毛翎扇。又说，“扇扇吧！天气热！”
说话中间，院里有拐棍声，走进一个人来，在窗根底下说：“江涛来了！”是朱老明，戳答着个拐杖进来。江涛走出去把他扶到炕沿上坐下。
明大伯说：“我听得说江涛要来，还说请你到我小坟屋里去坐坐。我那里豁亮倒是豁亮，可是炕上只有一片席头，我这少眼没户的，可别怪罪我！”他说着，用袖子擦着眼。
江涛看他心里还有说不出口的辛苦。他说：“明大伯！心里有什么话，你说吧！我虽然回县了，县里事情多，也没顾得常来看你们。眼下，日本鬼子打到门前，我想和老同志们联系，以后好研究打鬼子的事！”
明大伯说：“谈谈就谈谈，谈对谈不对的，你也得包涵着点儿。老同志们，不管是谁来到咱这块儿，如同患难弟兄，说干咱就干起来，没啥说的！可是，你们也得撂下个底儿，不能只说：‘有利！有利！’把那没利的一面不说。就像大暴动的时候，人们一家一家的参加了，到了失败的时候，在危险头上，各人管各人，各人走了自己的道儿！把我们放在一边！”
谈到这里，朱老忠怕他说走了板儿，插了一句说：“老明哥你别说那个了，死逼在眼前的时候，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策，能做无谓的牺牲？”
明大伯慢搭搭地说：“躲避，是要躲避呀！老同志们都跑了大海！大贵拉着游击队上了太行山，剩下俺们这一起子。庄稼人离不开土地家屋啊，这里藏藏，那里躲躲，像那没娘的孩儿。水流千里归大海，树叶落在树底下，飘来飘去，还得飘回来，守着田园才能过日子。叫那封建势力们，土豪劣绅们，挖着眼眶子骂咱们，谁敢吱个声？……”他又拍搭着巴掌说，“唔？我们的党呢？那党的关系呢？都给俺带跑了。俺们都成了孤雁！你知道，人们这几年是怎么闯过来的呀？……”
朱老忠有些不耐烦，他说：“千年的蒲团，万年的蒿蔫，念叨它干什么？过去的事算过去了。算了吧，别说了！咱重打鼓另开张，另打根基另垒房。来吧，咱另干！老辈子的话不说了！”
朱老忠虽然这么说，明大伯的话，可真刺疼了江涛的心，他低头抽着烟。心上像压上一块大石头。他想：“老同志从阶级斗争里闯过来，浑身带着枪伤血迹。在他们心里，深深种下阶级仇恨。可是日本鬼子一打进中国的国土，这革命的对象和队伍，就要起变化。党用什么办法，把党员和群众从阶级斗争带到以民族革命为主的斗争里，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很大的问题……”他磕了磕烟袋说：“明大伯说得很对，我们工作上有很多缺点。都得同志们来共同纠正！党和党员，到什么时候也分不开！到了进攻的时候，党应该领导同志们进攻，要进攻得好！到了退却的时候，应该领导同志们有秩序的退却，避免受过重的损失！过去，我们只知道这个道理，没有经验。做坏了工作，都应该接受老同志们的批评！话又说回来，现在虽然长了几岁年纪，我觉得我还不行，还得老同志们多帮助……”
听他说到这里，朱老忠止住话头，跺起脚来说：“别说了！别说了！再说，我这心就要疼出血来了！”他低下头，摇着手，说不出来的心酸。
几年的话，憋在心里，今天明大伯本来要破出口来，说个清白。可是他听到江涛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讲出自谴的话，心上就轻松下来，说：“那是自然，胳膊折了袖子里吞，不能叫阶级敌人看笑话！”朱老忠紧接着说：“不能叫冯贵堂他们看咱的笑话。”
江涛又仔细了解了老同志们的情况：父亲和老拔叔都回来了，庆儿和伍顺怎么着呢？家里能不能维持生活？每个同志家的人口、地亩、思想、群众关系……他很关心老同志们的家属，他说：“今后，只要有办法，一定要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
朱老忠领着江涛，围村散了散步。看了东锁井的街道：百八十户人家，东倒西歪的土坯小屋。破砖残墙下，种着几畦青菜和葵花。屋子里是破盆烂缸，站不稳的桌凳。走过苇塘，又看了西锁井大街。大街上都是店铺，店铺背后，是冯贵堂和冯雅斋的宅院。冯贵堂在暴动后，又盖上十九斗高的青砖房、挂垛口，房檐上甩着青水池塘，比过去老房更加高了。冯雅斋家，是两出水儿的大瓦房，从梢门口望进去，是宽房大院，隔着二门，看得见贴金的圆门。屋檐上和栋梁上画着花卉翎毛和楼台殿阁。
江涛和忠大伯在柳树林子里坐了一会。柳树都有几搂粗了。朱老忠不经不由儿地又讲起这柳树林子的历史，从砸铁钟到十五年派兵款，到大暴动！……一直说到冯贵堂吊打庆儿。
江涛说：“锁井镇从历史上蓄积了革命力量。搞好了，可以在抗日游击根据地里，埋藏下一颗定时的炸弹！”
江涛和忠大伯从堤岸上走过来，走过白杨树下，下了堤岸，串着柳丛走回来。一进忠大伯的小北屋，大贵、二贵、朱庆和伍顺、春兰他们，都在屋里呆着。二贵见了江涛，绷着脸局促地站起来说：“严同志来了！”
朱老忠对二贵说：“几年没见你江涛二哥，也值得红脸！大小伙子了，还那么腼腆！”又指着庆儿说：“这几年庆儿可是锻炼出来了。”又笑了说：“庆儿，你跟江涛说说你是怎样放火烧冯贵堂的！”庆儿脸一下子涨红了说：“冯贵堂这家伙，真是手狠心毒，他把我吊起来好打，硬往我头上栽赃，哼，我就是不服！那天晚上，我用香头子把他家的麦秸垛点着了，大火照红了天，只可惜，风小了一点，要不然，一把大火就把冯贵堂万贯家财烧得干干净净。……”江涛说：“好样的，干得痛快，不亏你是老星大叔的后代！”朱老忠笑了，说：“朱家门里没有孬种！”伍顺也跟上说：“这回咱游击队回来了，冯贵堂的气焰也就压下去了。”大贵也说：“他敢不老实，不老实，我就枪崩了他！”春兰插上话说：“几年不见大贵哥，这次回来说起话来，可真有点军人的脾气了！”庆儿说：“那也没有运涛哥哥有来派，等运涛哥哥回来，带着大队伍，骑着枣红儿大马，先把你娶了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一笑，羞得春兰满脸绯红，她过来就揪庆儿的耳朵，“看你还敢跟大姐姐闹不！”……
江涛笑着说：“都来了吧，你们都好！”
说了会家常话儿，朱老忠说：“人们都来了，有什么要紧的话儿说说吧！”
江涛坐在炕沿上，抽了一袋烟，考虑了考虑，把目前政治形势，用家乡的语言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党在大革命的时候，领导咱们打倒贪官污吏和军阀。在十年内战的时候，领导咱们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咱们暴动起来夺取政权。这早晚，鬼子打到咱家门上，党就要领导咱们打倒汉奸卖国赋，在抗日的工作上闹两下子，给群众做个模范……”他歇了一口气，想了想，又说，“朱老忠和朱老明同志，这么些年，做了很多工作，都可以入党。用不着候补期，就可以成为正式党员……”
当他讲着话的时候，他想忠大伯的脸上，一定会绽开笑模样，说不尽的欢乐。一定会伸开他的铜嗓子，像滹沱河里的浪花一样，爽朗地笑起来。出乎意料之外，忠大伯还没有听完江涛的话，那副喜悦的面孔，一下子沉下来。说：“江涛！我当你是知心人！闹了半天你也不知道俺们的辛苦甘甜！为了党，为了革命……我呀……”他喑哑了嗓子，瞪直了眼睛，再也说不出话来。春兰也说：“人们可不是容易过来的呀！”
江涛的脸上，立刻暗淡起来。对这问题一时摸不着头绪，心上很是沉重。他觉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想：其中一定还有他不了解的问题。他觉得生在家乡，长在家乡，家乡的阶级情况，地理人情，他都熟悉。没有想到，几年的监狱生活，把他和党、和家乡隔绝了。对朱老忠、朱老明他是了解的，但没有深入考察，就断然处理，这不能不说是疏忽大意。想到这里，他额上滚下汗珠子，说：“大伯！我知道你对党是忠实的，你多少年来，苦把苦掖地跟着党走！刚才我说的，这仅是个人意见，不是组织结论，你们的问题咱慢慢儿商量！”
朱老忠用苍劲的语言说：“江涛！大伯要和你拔香头子！先和你拔香头子，再和你打上峰官司！非和你打到中央不行！”
一句话把江涛说了个愣怔。江涛知道忠大伯是一根筋的脾气，好钻牛犄角。他想：可别把问题弄僵了！他说：“干吗呢，大伯！跟我生那么大气！”
朱老忠说：“论理说，不应该！说到党籍上，是我的政治生命！宁可我死了，也不能马马虎虎！你在这锁井镇上私查暗访，看看你大伯妥协过不？投过降不？”说着，他抖搂着两手，把烟袋伸到荷包里，又哆哆嗦嗦地说，“这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不能不说了！这些年来，风里、雨里、炮火云烟，闯过多大凶险，见过多大吉凶！党员不能请功受赏，这革命是自愿的，闹了个七开八开，又没有我们的党籍了！可，我们的关系，是人们带跑了，我们在革命的阵地上，并没有动一步……”说着，他又豁然大笑了说，“好啊！今日个，我要向党献出两件宝物……”说着，他跪在堂屋地上，朝神龛磕了个头。
江涛怔住，心里说：“这是干什么？”
朱老忠叫二贵和庆儿拿了铁锨大镐来，揭下全神码子，拆开神龛，取出一个包袱，打开包袱，里边是大暴动失败后，湘农司令员临走时留下的那手枪和红旗。大暴动以后，湘农司令员站脚不住，只好把手枪和红旗交给朱老忠，说“……此后，我还要回来，如果我不能回来，你们凭着这手枪和红旗接党的关系……”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大家，到上级去汇报。谈到这时春兰、二贵、朱庆、伍顺他们都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一时呆住说不出话来。
朱老忠把红旗挂在北墙上。又慢慢向江涛述说了这枪和红旗的来历，以及湘农司令员要朱老忠以后凭着这枪和红旗接关系的嘱咐。江涛听了心潮激荡地捧起那枪，擦去油腻，看着还像黑老鸹翎儿似的，犹如新的一般。他想：“这枪，大暴动把它留给后一代，叫以后的同志们懂得武装的重要。握紧了它，在革命的战场上，就永远立在不败之地！这红旗，还是血红血红的。旗上有深赤色的斑痕，是老同志们的血迹，是烈士对同志们的希望，是光明，是号令。她照耀着革命的儿女们走上战场，她号召千军万马保卫祖国的土地。”江涛两手抱着看，频频地微笑了。他想：“在那恐怖的年月里，无产阶级的战士们，为了摆脱祖国身上的枷锁，有的死在敌人的刀下，有的关在黑暗的监狱里，过了峥嵘的岁月。也有的离乡背井，撇下妻子老小飘游四方。恐怖的年代过去了，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血淋淋的仇恨，和孤儿寡妇们对惨死者无边的悬念……”
他想，对锁井一带支部要重新估价，忠大伯他们的组织问题，应该是恢复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吸收入党的事情。他说：“统治者对暴动的人们残酷镇压以后，表面上看，人们不得不弯下腰去。但高蠡游击战争，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烈士的鲜血，如同星星之火。这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江涛的脸上一时红润起来，眼睫毛潮湿了，圆大的眼睛闪着莹莹的泪花。他说：“来，同志们！向我们的党敬礼吧！”
江涛、朱老忠、朱老明、大贵、二贵、庆儿、春兰、小顺、小囤向着红旗一起行礼。
行完了礼，江涛立在红旗面前说：“朱老忠和朱老明同志！是坚强的共产党员，有无产阶级战士的高尚品质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你们站稳了阵地，向敌人做了斗争！你们的党籍，始终带在你们身上，谁也没给你们带走！春兰、金华、二贵、庆儿、小顺、小囤这些年幼的人们，有了很高的阶级觉悟，早够了党员的条件，党接收你们为正式党员！你们编成一个支部，还由忠大伯领导。忠大伯、明大伯办理青年人们的入党手续。凡是经过大暴动考验的人们，都可以入党……”
朱老忠问：“大贵呢？”
江涛想了一下说：“大贵哥还和我们的小游击队编在一起，这是我们抗日武装的基础。朱大贵和他的小游击队，是党员的都是老党员，不是党员也都可以入党。”江涛又说：“从今以后，我们就要有计划地团结广大群众，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动千百万群众进入统一战线。打走了鬼子，我们才能享太平……”
明大伯耸动着面庞，笑盈盈地说：“哈哈！这就好了！这才是个负责人的气派！”
朱老忠说：“江涛说的是，从今以后，咱们要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工作。打走了鬼子，才能过安生日子呢！”
江涛见忠大伯转变了心情，高兴起来，心上才松泛下来。他坐在小柜上，一阵风从窗口吹进来，带进柳荫的清凉。远远的嘎咕鸟在高大的杨树上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