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以后，中共中央通过两个有力的人物，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和释放政治犯的条件。严萍奔走保定北平之间好几趟，请马老将军写了信，把这批被押的政治犯从监狱里要出来。组织上派江涛回到县城，做代理县委书记的工作，整理大暴动以后遗留下的问题，重建农村党的堡垒，同时着手建军、建政，积蓄力量，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就在这年的春天，严江涛托校长吴良栋找到个职业，作为掩护，回到母校教书。故乡的土地上，还飞腾着恐怖的硝烟，老战友们失散了，农民们还挣扎在封建势力的脚下，过着穷愁的日子。
江涛回到母校教书，住在贾老师住过的那间房子里。一天下午，他正隔着窗子看孩子们在操场上打球，单调的球声，引起他深远的回忆。他伸手打了个舒展，坐在椅子上，吸了一口长烟，把烟气吐出去。细致的烟纹，曲曲变化，蓬松开来升到屋顶。吸着烟，他拿起笔来，在纸上挥了一幅大画。画了一只雄劲的右手握着一支火把，熊熊的火焰在火把上燃烧着。在那长长的铁栏岁月中他学会了吸烟、画画，又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很多古典文学著作。
窗前的马荣花又开了。远方，古老的城头上，有几卷白云轻轻移动。他凝视着高远的蓝天，不禁又想起了贾老师。自从贾老师走后，至今没有音讯。有人说他出国了，到苏联去学习。有人说，兴许关在哪个监狱里，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经过白色恐怖的年月，一个革命者的生死，是很难推测的。
看看没有人来，他关好窗户，插上门子，掀开椅子底下一块方砖，从小地窖里取出没写完的蜡纸和文件，趴在桌子上，刻写起蝇头小字。时局发展得这样快，他想抢时间写完《游击战术讲义》，快印出来，送到同志们手里，好从思想上准备建设抗日武装，应付民族敌人的进攻。猛可里听到有人叫门，他屏住气，睁大眼睛望了望门外，又从容地把蜡纸和文件放回小地窖里，盖好方砖，把门开了个小缝，问：“是谁？”一看，是工友在门外站着。工友告诉他：有两个老人来看他。立时，他觉得精神愉快，扫了地，擦了桌子，又打发工友上街去买几样酒菜。他想一定是忠大伯和明大伯。老同志们，多少年里同生死，共患难，在工作上卖了多大力气。五年不见，今天来了，不能慢待他们。
自从回到县里，除了给孩子们上课，还要走访城里的和围城附近的老战友们，接待他们的来访，和他们攀谈当年白色恐怖中经过的故事。每次都是用欢笑迎接他们，再用欢笑送他们出门。他本想工作安排就绪以后，再回家去看忠大伯、明大伯和母亲。没想到忠大伯、明大伯倒来找他了。
他把蓝布长衫舒展了一下，走出去接他们，离远一看果真是两位老人。忠大伯精神矍铄，肩上扛着把锃明彻亮的小铁锨。自从大暴动以来，朱老忠走动离不开这把小铁锨，做活的时候，使它掘土锄粪；走起道儿来，既当拐棍又是武器。他穿着双梁鞋子，搀着失明的老明大伯，一步一步走进来。江涛把脚一跺，赶忙哈哈笑着走上去迎接他们。
朱老忠看见江涛，早已敞开响亮的嗓音，喊：“江涛！孩子，我们来看你了！”喊着，叫着，说着，笑着，走到跟前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他长高了，脸上长了胡髭。这个当年曾是红光满面、默默寡言的青年人，学得又说又笑了。三人相对站着，老人眼圈一红，脸上发起烧来。
江涛走上去腼腆笑着说：“忠大伯，你来了！”又攥起朱老明的手说：“明大伯！你老也来了！”
朱老忠也笑哈哈地说：“我们来了，来看你了！”他抓起江涛的手，又把江涛的手放在朱老明的手里，说：“大哥，这就是江涛的手，你快来摸摸吧！”
朱老明向前紧走了两步，握住江涛的手，说：“江涛！孩子！我有几年听不见你的声音了？”他昂起头，掐指计算，不禁对这绵长的岁月，抱无限的感慨：“啊！……”他悲叹着：“好长的年月呀……”说着，扑簌簌地掉下眼泪来。
朱老忠不愿叫他们的会见沉闷下去，扎挣着精神响亮地说：“这也难怪，要紧的事多得多，哪能都顾得到。”又对江涛说：“这是你老明大伯，还认得不？”
江涛说：“老明大伯，天塌了地陷了，我也忘不了他！”他搀起明大伯的手，慢慢走进他的小屋子，请明大伯坐在靠椅上。
将是芒种时节，护城河里有新起的稀落的蛙声。夕阳的残红收起了，天上浮出美丽的彩霞。马荣花的叶子合拢了，等着夜暗从天上降下。江涛把窗户打开，迎着晚霞，请老人们喝新泡的茶，茶香在满屋子飘着。他说：“想不到你们今天来，才来到学校，有些忙乱。要不，早就回去看你们了！”
朱老忠说：“是呀，我们也早想你了。老星哥的儿子，庆儿挨了冤枉打，我们来找你了。”他说着，用粗布手巾擦着潮湿的睫毛。“庆儿正跟着班子耪地，冯家护院的把他抓回来，吊在大槐树上，说扒了他的瓜，不分青红皂白，打了个稀烂。人受了委屈，还落了个请酒赔罪，我们来找你给我们撑腰做主。我们又要起斗争了，斗争到底！”
江涛看老人们很是悲伤，赶紧安慰着：“大伯！不要流泪，要流嘛，该流泪的事情可是多着哩！来，几年不见，今天咱们说说心里话儿，饭还没有吃吧！”他不愿叫老人们过分悲痛，想把话头岔开去。
朱老明挺起脖颈，冷不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吃了酒席呀！俗语说，‘吃一个席，饱一集。’晚晌饭可以不吃了！咳！白面饼裹手指头，自己咬自己，谁疼谁知道。我们一定要起斗争，脱了裤子押了袄也得干！”
朱老忠也说：“非干不行！”
江涛说：“消消气儿，镇静镇静，坐下来慢慢谈谈，现在还不能斗。”
朱老明问：“不能斗？”
江涛说：“不能斗！”
朱老明急躁得跳起来说：“为什么不能斗？”
江涛看两位老人很是激愤，谨慎地把他们劝住，眼睛闪着光亮，说：“为什么不能斗，我来给你们说说，目前还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难进来。’印把子还在人家手里掌着，官是人家做着。你想，大伯！方圆百里，谁也知道，朱老明连告三状，胆大包天，敢和冯老兰把官司打到大理院里。这个风声嚷动了，可是，官司打输了。为什么不打赢呢？斗争方式不对头嘛！合法斗争是需要的，用在那个关键上，就显得不合辙了……”江涛捏起一支烟递给忠大伯，又捏起一支划火吸着，说：“一九三五年，中国和日本有个‘何梅协定’，国民党部队从华北撤退了，趁这个机会，咱们不要惊动他们，把他们蒙在鼓里，在地下埋头苦干，秘密发展，蓄积力量。高蠡游击战争以后，封建势力认为他们的镇压解决了问题，麻痹了。趁日本鬼子还没有来，我们要抓紧时机，在乡村里，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人多势力大，单等时机一到，我们就又要起来夺取政权。到了那时候，广大农民阶级就翻过身来了。放弃这条道路，兀的和敌人闹起斗争来，暴露力量过早，对抗日救亡运动是不利的。目前形势肯定了现在还不是闹斗争的时候，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里解决问题。”他做了几年工作，经过几次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又过了几年的监狱生活，使他体会到：革命是艰辛的，工作是曲折的。一碰上问题，他就反复考虑，过细研究，一点也不敢粗率。他明白决定一个政策和策略的时候，必须根据主观力量与客观力量，谨慎小心。他想：稍有粗心大意，会叫多少人打了饭碗，丧失多少战友。面对着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不能不谨慎，不能不细致地深入工作……
朱老忠愣怔着两只眼睛，细听江涛说话，越听，越觉甜蜜，越听，越觉得入味，越好听。看他说起话来，长圆的脸形，两只大眼睛闪着光亮。看着稔熟的模样，听着亲切的声调，就忘了愁苦，一下子又响亮地笑了。
江涛看天黑下来，关上窗子，点上一盏泡子明灯，灯光照得墙壁上亮橙橙的。他说：“大伯！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我早想见到你们，把党整顿起来，说干咱就又干起来了。”
朱老明说：“有这么几年听不到党的声音了，可是，我们也没歇着，一直站稳脚跟斗争过来。我早想找你们，可是，你们都在监狱里，上哪儿去找啊？我的眼睛呀，黑咕隆咚呀，好长的夜呀，度日如年呀！乡村里那些老同志们，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啊！”
朱老忠说：“好像熬灯油一样，好难过的岁月呀！你们在保定闹了学潮，我们又在村里闹起高蠡游击战争。二师学潮失败，游击战争也失败了。蒋介石认贼作父，一定是不抵抗主义，先剿共后抗日，到处飞签火票捉拿共产党，闹得家家鸡犬不宁。不是骨肉情长，谁还敢露面。你从那时候住起监狱，我们兢兢业业过了几年没有天日的生活。”
初夏的夜晚是静谧的，人们都睡着了。窗外大操场上，静悄悄没有人声。村上茂密的、深绿色的叶子，迎风摇曳。
离别多年的老战友，乍到一起，爱谈起革命的往事。谈起怎样走过艰难的道路。他们谈到大革命是怎样闹起来的，又是怎样失败的，反割头税运动是怎样胜利的。也谈了大革命的失败，运涛的入狱。谈了高蠡游击战争的失败，朱大贵、伍老拔和严志和上了山，直到如今没有消息。谈到那些为了高尚的理想，为了自由解放的人们，在游击战争以后悲惨的命运。谈着，谈着，老人们又流出眼泪，痛哭了。江涛到厨房里，端来几碗面。老人们吃着，谈着，是那样的悲愤。
朱老明吃着饭，眯瞪着眼睛，说：“听说红军离开老苏区长征了！我们就是这样失败了？”
江涛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领着各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二万五千里，到了陕北根据地，站住了脚跟了。”
朱老忠睁圆了眼睛，把桌子一拍，兴奋起来，说：“在陕北站住了脚跟？”
江涛说：“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了，去年刘志丹将军曾率领红二十六军，东渡黄河，他要直取山西，东征太行山……”
朱老明一下子跳起来说：“东征太行？那不就到了咱们脚下？”
江涛说：“大名特区还举行了暴动，迎接刘志丹将军东征。可惜，都没有成功，要是成功了，我们这块地方，早就看见天日了。”
朱老明说：“长征成功了，是不该咱们失败，刮民党净宣传共产党成了洪杨之乱，看起来……”
江涛不等朱老明说完，说：“我们不会失败，总有翻身的一天。当时红军长征途中，前有埋伏，后有追兵。上有飞机，下有坦克和大炮。在困难的年月里，吃尽了草根树皮，打了无数次的仗，过了乌江天险，过了雪山草地，到了陕北根据地。自从‘双十二’事变以后，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红军将领不是石达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是洪杨之乱。遵义会议以后，中国红军换了毛主席的领导，黑夜里有了指路明灯，中国革命就要成功了……来，忠大伯！为了革命，为了牺牲了的同志们，干一盅吧！”他举起酒壶，连连敬着两位老人喝酒。
朱老忠端起一盅酒，仰头喝下，说：“革命有这样的好发展，我们还不知道哩！来，大侄子！为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身子骨儿结实，来喝一盅吧！我老是盼望你们年轻的人活得结结实实，好和敌人碰两下子。我们这老头子们，闯过多少生死关头，为了革命活过来了，也来喝一盅。”他连连喝着酒。
江涛说：“大伯！趁你们还不老，形势好转了，你们就年轻了，身子骨就结实了。”说着，他也抬起头，喝下一杯酒。
朱老忠又抿了一气酒，拿起筷子动着菜说：“江涛，你学会跟大伯开玩笑了。”说着，他眯起眼睛盯着江涛。
江涛说：“不是我跟大伯们开玩笑。几千年来，我们生活在统治者眼皮底下，怎会不老得快？将来，天下是咱们自己的，你们就要返老还童了！”
说着，朱老忠又想起庆儿挨打的事，他说：“咳，说是说，笑是笑，我们是老了，不中用了！庆儿挨了打，结果落个请酒赔罪。你看，有理的事，办成没理的事，这还不是老没出息？我还是想和他们算这笔账。”
江涛说：“先做好了工作，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
朱老忠说：“当然，我们要听从党的领导。党在我们心里就是一面红旗，这红旗向东指，我们就向东冲。这红旗向西指，我们就向西冲，我们听从上级的指挥。”他又兴奋得流出眼泪说：“好，我们这算找着领导了，从今以后，我们要努力工作，盼望革命再闹起来！”说着，朱老忠眉开眼笑，一眼看见江涛下巴上长上长长的胡子，他闭住嘴，生起气来，说：“江涛！明日个好好儿给我把这玩意儿剃了它！”他托起自己的胡子说：“还有我们呢，你年轻轻的，不能长这么长的胡子。到了你们驾辕拉梢的时候，得出把子力气，拉一阵子套才行，不能卖老！”
江涛听了忠大伯的话，眯眯笑着，说：“大伯！你说得对，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鬼子侵占中国，坏事变成好事，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革命低潮要过去了，高潮就要到来。”江涛用红军长征的精神，鼓励他们的革命情绪，用诚恳的态度、同志间的友爱，感动他们的阶级同情心。
金黄色的青年时代过去了，江涛那牡牛般的精神、革命的狂热、高傲的脾气、矜持的性格，都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苍劲了。几年监狱生活磨折了他，面部苍老了些。变成一个好说好笑、好深思远虑的人。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的能手。经过多年锻炼，他成熟了。
老同志们长期隔离，初次见面总是觉得亲亲热热的。说起话来，浓厚的眉毛不住地纵动，大眼睛耀着喜人的光辉。老人们几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今天开了肠胃，觉得消除了疲劳。当江涛到厨房去提水的时候，朱老忠走过去，拍拍朱老明的肩膀，悄悄地说：“看！怎么样？进步了，成了大人。看他那一张嘴，说得多么有理？”
朱老明说：“革命锻炼人快呀；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比过去大不相同了！”
老人们抽着烟，激愤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愉快起来。在夏天的深夜里，他们侃侃地谈着，谈个通宵。这几颗种子，丢在肥沃的土地上，一接近温暖，经冬的茁壮的幼芽就要出土了。
朱老忠和朱老明，是有了名的坐折板凳熬干灯油的健谈家，多少年来，一谈起和冯老兰打官司，谈起革命的事，就没有完。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和江涛攀谈着。有时悲痛，有时兴奋。他们对着这个感情上燃烧着烈火的青年人，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谈着，谈着，邻家的公鸡叫了。从窗外流泻进一股白色的晨光，江涛开窗一看，说：“唔！天亮了！”
朱老忠说：“今天遇上知心人，谈起来就话长，更觉得这夏天的夜短了，我们要回去了。”
朱老忠背起他的小铁锨，走出来。工友带着惺忪的睡眼开了门。江涛搀着朱老明走过冷清的街道，有人挑着筲去担水，牵着牛去饮牲口了。江涛引着两个老人，走过清晨的街道，走出城门，踏着那条小道，送朱老忠和朱老明走回去。
江涛、忠大伯和明大伯踏着麦田上光滑小径，一步一步走回去。东天边上飞起朵朵红云，照得忠大伯肩上的小铁锨，闪着耀眼的光亮，明明灭灭，闪闪明明，隐没在青翠的柳林里。东方滹沱河的梢头，鲜红圆大的太阳，冲出云层升起了。江涛倒背了手儿，在长堤上走着，他呼吸着麦子的香味，呼吸着故乡的潮湿的泥土的气息，嘴上不禁笑出来，轻轻念着：“革命的故乡，我又回到你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