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忠走到门口，送朱老明他们出去。李德才弯着腰，拄着拐杖，哼哼地走进来，刘二卯在后头跟着。不等人让，李德才一屁股蹲在木凳上，说：“哈哈！人不少啊，小人儿们出去，叫俺哥们说说话。怎么样，老大！明天在鸿兴馆坐坐，打个对头儿，念叨念叨，拉个合儿吧！”说着，他掏出个小胡梳儿，梳着胡髭，左梳梳，右梳梳。
朱老忠听说要去鸿兴荤馆，他就明白，这是叫他请客赔礼。于是，由不得红了脸，慢搭搭地说：“在鸿兴馆？吃饭喝酒我可不能拿钱！”
李德才伸直又细又长的脖子，可着嗓子絮絮聒聒地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小户人家的事情，可真难办哪。咱是读书人，当个中间人儿，排难解纷，调解是非，可不是为个嘴头子。”
朱老忠掂着两只手说：“真的嘛，荤馆里不是俺庄稼人去的，吃碗炒饼，顶俺一家大小一天的口粮！”
刘二卯说：“算了吧，消消气儿！”他捋过朱老忠的烟袋，叼在嘴上说：“乡里乡亲，胳膊折了袖子里吞，不叫外村看笑话。”
李德才接着说：“是呀！你看咱村有多好的风水：南有滹沱，河水滔滔，东有桃李芬芳，中有绿柳成行，有芦塘称为牛卧地，千里堤蜿蜒为屏障。小人儿们多念几年书，上上军事学堂，有咱旅长的提拔，将来闹个一官半职，弄个饭碗，那还成问题？偏偏有那些不开眼的家伙们，非闹什么共产，闹出什么了？还不是倾家荡产，发配充军……”
朱老忠听不耐烦，摇着手说：“算了，算了！你的话听不到我耳朵里，俺坟上没这么好风水，俺祖宗也没积下这么大的阴德。你这么会看阴阳宅，为什么不早给你自家看看？”
刘二卯听朱老忠说话不顺耳，慢搭搭地说：“他家可占上好茔地，从此以后，没有挂心的事了；不管春、夏、秋、冬，一个人吃饱一家人不闹饥荒了……就这么办吧，咱明天一块坐坐，我跟冯大爷说好了，朱庆养几天伤再上工。”说着，端起屁股就要走。
朱老忠惊诧地说：“还上工呀？常说的话，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下半年的活这就算做了。”
说到这里，刘二卯就又站住，假装惊怔了一下，说：“老大！你要是这么个说法，咱可就得另说说！”
李德才立起来，用拐杖戳着地，着急败坏地说：“朱老忠！你也要明白，自从大暴动以后，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是冯家大爷让了你一步，要不啊……你也要明白你如今站的是什么地位！”说着，他生着气往外走，走了几步，看没有人去拦他，就又慢搭搭走回来，拄起拐杖，弯着腰，踮着脚看了看朱老忠的宅院，说：“几年不到你院，又这么像回事了。你看，几间土坯小房，又是牛棚，又是猪圈，乍看起来，像是有半碗饭吃了。”
朱老忠说：“当然呀，我们是靠着付辛苦吃饭的，只要肯付辛苦，就会有饭吃。不像你，狗颠着屁股，成天价围着人家屁股后头乱转。”
朱老忠一说，戳到了李德才心底的疼处，摇摇头说：“别说了，别说了，咱也不过是抽口蹭烟哪！”
朱老忠说：“是呀，十年寒窗，你中了一名秀才。你要是中不了秀才，清朝的江山还倒不了呢！也好……你这刻上，也算熬上去了，也算是陪王伴驾的人了。”
朱老忠半讽半诮，把他们送出大门。出了大门李德才又站住，扬起下颏，像是想起什么事情，眯细了眼睛说：“你说呢，这是劫数，劫数不饶人呀！日本人到了满洲，扶保了溥仪皇帝，国号康德。不久，不久你看，大兄弟！我的运气这就来了！……”一口气没说完，他又发起喘来。嗓子眼里老是转悠着一口痰，哈喽哈喽地响着。上不来，下不去，痒得难受。他得过风湿病，走起路来，老是弯着腰，拄着拐杖，一哼哼一哼哼的。
朱老忠站在土坡上，看他们一步一步走下坡去，淹没在苇丛里，他深深呼吸了一下夜凉的空气。初夏的风，吹得千里堤上的大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地响着。原野上飘过小麦的香味，嘎咕鸟还在大柳树林子里叫。他走回来，闩上门，立在窗台底下，听了听庆儿的鼾声，见他睡着了，这才放心。把软床搬在小门楼底下，上床睡觉，他把头放在枕头上，一袋一袋地吸着烟，说什么也睡不着。夜色深沉，滹沱河里的水，遥远地哗哗地响着，激动着他的心情。
第二天一早，朱老忠找到朱老明，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以退为进，目前要让过冯贵堂这一步：认个输。
当时的锁井镇上，冯老洪已经死了，冯雅斋当学董，当家过日子。田地租出去，银钱放出去，过着大少爷的闲散生活。冯贵堂也替父亲当起家来；他雇了十几个长工，拴上几挂大车。高蠡暴动并未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相反的，土地更加集中了。他已经有六七百亩土地。他二兄弟焕堂，忙里照顾庄稼，春冬两闲，轰着长工们上轧车，轧下皮棉，打起花包。冯贵堂运到天津，跟洋商们打交道。
自从冯老兰死了，冯贵堂一边做生意，一边把田地上都打上水井，安上水车，粪大水勤，大片庄稼长得旺盛。眼看着日子越发地生发起来。根据冯贵堂的经验：这年头，土地的出息，不如放账甩碎。放账不如做买卖稳妥，普通生意不如和外国人打交道赚钱多。单说这棉花生意一行，说个赚钱，那洋钱简直就像大河里流水，哗啦啦地流进来。
那天，天明大集。冯贵堂还没有睡醒黎明觉，太阳早上了窗格棂。冯大奶奶大喊大叫，骂做饭的老拴剩的饭多了，把杂面条子扔在猪食里。骂妯娌们不管家事，都成了吃闲饭的太太。骂天扯地，直吓得两只大白鹅满院里咯啦咯啦地乱叫。冯贵堂再也睡不下去，猛抬头想起大街上为朱庆偷瓜的事情还在等着他。一骨碌爬起身来，喊珍儿取出漂白裤褂，扎上黑腿带，穿上黑缎鞋，洗完脸，拿起洋伞就上街。
冯贵堂长成个胖壮人：高个子，大眼睛，浓黑浓黑的两撇大八字胡子，推着大背头。他睡眼矇眬，手捋着胡子，由里院走到外院，再由外院走到场院。冯老兰死后，他把祖爷几百年留下来的那处旧庄户一股脑儿都拆了，盖起一座青砖房舍。里院是四合子平房，泥鳅瓦檐。外院是四合平房挂垛口。场院临街，青砖卧垒，房檐上画着清水池塘。他走出饱暖的宅舍，迎着太阳打了个喷嚏，迈着方子步，一步一步地走上大街。
今天锁井镇大集，赶集的人来来往往。冯贵堂一进聚源号，冯雅斋忙站起来打招呼。他是晚一辈的人，看起来比冯贵堂小二十岁。瘦长脸型，白净子，推着平头，穿着浅色大褂，是个翩翩少年。山西人齐掌柜，见今天老东家们上了街，先泡上包好茶叶，再拿两包大翠鸟香烟搁在桌子上，随手打开收音机，听物价报告。
冯贵堂皱起眉头，抽着烟说：“咦！正赶上棉价暴落，甩不出手去，光是这栈租就花老鼻子了！”
齐掌柜搂起大肚子，两只手八个手指头一上一下地敲着圆鼓鼓的肚皮，酸溜溜地说：“这做买卖有赔有赚！”说着又眉开眼笑了。他穿一身紫花夏布衣裳，黑腿带扎得紧紧的。肚子大，两头尖，身型像个枣核儿。
冯贵堂想起眼前的棉花市价，很觉焦心。多少年来的经验：秋天收进棉花，冬天轧出穰子，到了春天棉价上涨的时候，扎包运到天津，洋钱就到手了。今年春天，棉价却下跌，这注“孤丁”算是没压住。他左思右想，想不出是什么道理。他走过去问雅斋：“最近阅轩有信吗？”他昂起头，想从军事行动上找出这棉价暴落的原因。多少年来，市价波动往往是受战乱的影响。
冯雅斋低下头，在屋里踱来踱去，说：“前几天倒是来了封信，说国防吃紧，冀察政委会下了命令，要在咱这地方修筑工事、安粮台、办守望，可不知道是对付哪一边？”说着有些惊惶的颜色。
冯雅斋这么一说，正碰着冯贵堂的心事。他大发议论：“可，对付哪一边？这日本人风头是硬，‘九·一八’攻占了满洲，‘一·二八’大战上海。冯玉祥在张家口兴兵抗日被蒋先生打散了。殷汝耕和日本人勾勾扯扯，华北大半河山就棋成残局呀！这几年，日本的商业进攻也真不善；去年白糖进口，一块钱十斤，打垮了中国的蔗糖，夺了华北市场。人造丝，在北京、天津大街上摆了一街两巷，一块钱买到一丈二三尺麻布，把高阳布顶得也不轻！”他低头沉思，又抬起头来说，“咱乡村里出现了很多南腔北调的小商小贩，说是日本的特务。”
齐掌柜说：“听说北平天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又闹起来了。”
冯雅斋说：“那能顶得了什么事？‘一二·九’‘一二·一六’北京的学生们闹得多凶，也挡不住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这中国人也真算是孬种！怪事！去年就听得说西安事变的时候，共产党主张不杀蒋介石，国共又要合作了？”
齐掌柜自觉对中日战局很有研究，听议论起打仗，得意地扬起他肥肉臃肿的脖颈，说：“长城各口抗战失败，冯玉祥张垣兴兵不果，吉鸿昌被中央枪毙，也无法进行抗日了，学生们只有上山读书……唉！中国没有能人了啊！眼看日军就要大战中原哪！”
冯贵堂连连摇头说：“可别打仗，可别打仗，一打仗就做不成买卖了。不能来个南北合？什么蒋介石宋哲元，什么中国人外国人，还不是一样？对老百姓来说，无非是谁来了给谁纳粮。”冯贵堂过了几年的乡村生活，当了几年乡绅，把他的学生生活完全丢光了，放弃了他的改良主义。变成了一种新的性格，只要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地能把钱赚到手里，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也有人说他成了流氓作风。
齐掌柜扬着脖子，眯着眼睛说：“这几年就是勉强着干！看吧，直奉战、北伐战、冯玉祥倒戈……就是这北伐战争，把铺子糟蹋得凶，甚物抢了个净光！”他扳起指头说着，嘴里直喷唾沫星子。在他们认为，可怕的是战争对经商的威胁。他是山西人，年幼的时候，跟着祖父来到这一方。祖父是钱号的掌柜，父亲给东家经营染坊，他却学会了经营杂货铺子。成年价省吃俭用，等到年关要上账来，就搭起帮，把挣来的银钱带回家乡去。这就是当时经济、金融界的山西帮。
正说着，刘二卯和李德才走进来。为着迎接一桩喜事，李德才新刮了脸，黄瘦的脸上曲皱得像核桃皮。民国变法，他也没舍得剪了辫子，后来看人们都成了光头和尚，才剪去半截，落下个小麻刷子。他进门先垂手鞠了个大躬，说：“对不住，您先到了！”
冯雅斋碰面就问：“朱庆偷瓜的事怎么办了？”
刘二卯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
李德才也说：“可不是，这还用得着动气生？”
冯贵堂一听，拍着屁股暴躁起来，说：“刘二卯！你怎么这么不明白？朱庆，他偷了我的瓜，今天我就叫他摆席赔罪。朱家头，自从有朱老巩的时候就掉蛋。民国十五年，组织告冤状，二十一年加入共匪叛乱。咱想，小户人家，何必为仇。这些庄稼人，走遍天下，也无非为着端个饭碗。因此，我收留了朱家年幼的人们，扛个长活吃饭。嘿嘿！他们匪心不死！”
李德才看冯贵堂出气很粗，不知从什么地方升起一股火头，也拍着屁股蛋子说：“当然是！”
刘二卯眯着眼睛，看了看李德才，笑了笑说：“我看，还是两头都过得去，芥子大的事，还用得着动干戈？”他眨着眼睛说着，真的想把这件事情缓和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免得成天价磨牙，耽搁工夫。再说时局不静，说不定严运涛和严江涛一回来，这官司还不算完。那几年的苦头，他吃够了，不愿再蹚深水。
李德才左手倒背在背后，用右手的食指戳着地说：“这是当然之理，朱庆他偷了咱的瓜，理当叫他认罪赔席！”一句话没说完，他又喘起气来。嗓子眼里那股痰，哈喽哈喽地转悠起来。
刘二卯着急说：“朱庆赔了席谁出钱？大暴动以后他爹死了，剩下光棍汉一条，除非把他娘给卖了！”
李德才咧起嘴说：“看你真糊涂，这还不明白？朱庆拿得出钱？咱好歹弄两桌酒席吃喝吃喝，压压这个场面就算了。年下村公所里派账，不管怎么破在账上。咱就是为的压压这股邪气，只要是朱庆应名请客赔罪，这贼赃就算栽定了，些许点钱，东家还在乎这个？”
冯雅斋会意地轻轻一笑，说：“还是秀才心上路数多！”
刘二卯和李德才安排好这头，迈步走到四合号。朱老忠、朱老明、庆儿娘在那里等着，单看狗嘴里吐出什么来。刘二卯和李德才走进去。刘二卯抢先一步一把抓住朱老忠的手，在墙角边说了几句小话。朱老忠猛地红起脖子脸，响亮地说：“这么着，这事完不了，多少年来，冯贵堂私刑吊打，私设公堂，他犯什么法？别看他家是有名的刀笔，我朱老忠背上半笆斗小米，就跟他进城打官司。来吧，这摆席请客的不是朱庆，倒是冯贵堂！”
李德才听他说，连忙走上去，捂住朱老忠的嘴，说：“我那天爷！可别这么说，叫冯大爷听见了，还完得了事？”
朱老忠提高嗓门，说：“怎么，非把我朱家门里摁得嘴啃了泥，才算完得了事？你看吧！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单等庆儿做活挣了钱来，才能买米下锅。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打成个稀烂！”他把两手拍得呱呱地响，说：“看看还有王法吗？”
说到这里，朱老明扬起头来，翻着无光的眼睛，拿起拐棍敲着桌子，咬紧牙关狠狠地说：“白打了人不行，就得叫冯家大院认罪摆席！”一边说着，眼里流下泪，嘴角打着哆嗦。
李德才把两扇薄薄的嘴唇，咧到后脑瓜勺儿上，假装悲天悯人的样子，无可如何地说：“我那不看势头的兄弟们，光这么说，完得了事吗？咦！这么办吧，朱庆出个名儿，花钱多少，俺老哥儿俩兜起来。米已成粥，又有什么办法呢？”
朱老忠低下头，看着两只脚尖，半天才说：“你说的那完不了……”
李德才气呼呼地跺脚连声：“你朱家的事，可真难办呀！光出个名儿，俩肩膀扛着个嘴，吃顿酒席，还说长道短。”说着，扭头向外走，走到门口觉得淡然无味，又转过身来，左手撑在腰里，掂着右掌说：“常言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可也就难说了。”说完两个人就气冲冲地走了。
话说到这里，就算说到家了。刘二卯和李德才一心投井下石，要朱老忠和朱老明低头认罪。朱老忠说什么也不干，他觉得这么办了，对不起党，他不能出卖庆儿娘几个。事情僵到这里，朱老忠觉得头晕脑涨，心上一阵寒冷，就叫了朱老明、庆儿娘从四合号走出来。
当夜，朱老忠来到村北大柏树坟里，一进朱老明的小屋，朱老忠就说：“大哥！大哥！我们怎么办，我实在觉得辱没得慌，实在忍不下去。”
朱老明说：“兄弟！咱慢慢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办。五年了，我们不见党的面，听不见贾老师的消息，不知形势有什么变化。要不，我们拿起刀来，跟他们干了吧！左右是这样一幅子买卖了。”
朱老忠说：“不，大哥！屈辱事小，革命事大，我们肩膀上责任是沉重的。”
朱老明说：“那可怎么办哩？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不跟他拼，就得请他酒席。”
朱老忠说：“拼了又怎么办哩？一拼之后，就得携家逃难，大家拔锅卷席，男女老幼一齐离开锁井，到蒙古草原上去开荒种地，要不然就得下关东……”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那老年人的眼泪，顺着鼻子流下来。他想起年幼时候走关东所受的冻饿之苦，他实在不愿再离开家乡。
朱老明眼上也流下泪花儿，说：“兄弟！依我说咱宁自离开这地方，也不请他客！我觉得这是丢人现眼。要不咱就得受他的捏，咱好比是一块泥，他捏咱是个‘圆’就是个圆，他捏咱是个‘扁’咱就是个扁？”
朱老忠说：“是呀！目前形势是这样，不这样就不能在这地方过下去。咱们等着听到党的消息，见到江涛，从长打算吧！”
两个人说到这里，又是一阵长长的寂寞，在黑暗的小屋子里，谁也不再说什么。朱老忠把烟袋噙在嘴里，烟锅里的火星渐渐地熄了。他想：自从大暴动以后，为了所有暴动家属的利益，他和冯贵堂立下协定，把二贵和庆儿霸在冯家大院里，扛长活，家属们才敢回家过日子。自此以后，他再也抬不起头来，整天在园里做活，坐在院里捶布石上抽烟。他再不到锁井大街上去走动，不到人群里去，他过的是多见树木少见人的生活。他教育孩子们，不要忘了大暴动失败的屈辱，不要忘了朱老星是怎么牺牲的。如今为了庆儿的事，这穷苦人家的事情，他又不得不屈辱于人了。小屋子经过几年风雨的淋洒，已经破烂不堪了。几件破旧家具落上大厚的灰尘，炕席上也封着大厚的尘土，两件破棉衣裳堆在墙角里，门外大风吹得树林嗖嗖响着。
第二天，朱老忠找到李德才，答应应名请客，酒席设在鸿兴馆。
在鸿兴馆柜房里摆开两张朱漆圆桌。掌勺的把式，平时施展不开手艺，今天系上白围裙，袖子揎到胳膊肘上，小勺碰得大勺嘎嘎地响着。热气腾腾从高灶上冒起，满街筒子飘着油炒的香味。跑堂的伙计，见冯贵堂和冯雅斋走进来，破开尖嗓子逢迎着：“冯爷到了！”伙计们肩上搭着白布巾，小跑蹓丢儿跑过来，安排座位、斟茶、点烟，手脚不停地忙碌着。啊呀呀，真是热闹！
刘二卯看人客到齐，支拨着伙计们，用朱红的条盘端上菜来，扬起他油荤荤亮光光的胖脑袋，手擎酒壶，轮流斟酒，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我刘二卯管着村乡里的事，这案子起不了！来吧，众位赏我个脸面，喝一盅！”
刘二卯、冯贵堂、冯雅斋、李德才、众乡绅们一起举杯喝酒。
李德才几标烧酒落肚，烧焦了心肝，迷迷糊糊地说：“来吧！祝贺族长老人家结实，众位也赏我个脸吧！”他把酒杯举过头顶，扬起脖子来，咕嗒地灌进嘴里。
喝着酒，又端上鸡、鱼、肘、肉……菜可多哩！听人们说小话儿，今天的酒席，比乡村里嫁姑娘摆的大席还要强几倍，比“点主”的礼教先生们吃的还好多哩！这班人在荤馆里吃得肚满肠肥，大街上飘过一阵冷风，不知道从什么人的嘴里，从哪个黑暗的角落里，传出寒森森的流言。说：“朱庆扒了冯家大院的瓜，正在鸿兴荤馆摆席，请客赔罪哩！”
朱老忠觉得浑身酸软，不愿听鸿兴馆传出的、吆五喝六的猜拳声，一步一步走回来。他想：无论怎么样吧，庆儿的事情算是过去了，眼看麦子快熟，该收拾麦场，割麦打麦了。下坡走进苇塘，一阵阴森的冷气扑在他火热的身上，觉得浑身凉爽，不由得骄傲地笑了说：“一辈子大江大海都闯过来，小小的河沟还翻得了船？”
走进房屋，刚坐在炕沿上，出了长长一口气，抽出烟袋打火抽烟，猛听得有拐杖声，戳着地走进大门，立在窗台跟前说：“老大！老大！今日个吃的酒席，可是谁掏钱？”
朱老忠听得质问，像铁锤击在他的头顶上，顿时目瞪口呆了。耳朵里嗡嗡怪叫起来，失神地怔住，呆了半天才说：“是刘二卯和李德才！”
朱老明焦黄了脸，战战兢兢走进来，举起拐杖敲着炕沿砖，恨恨地说：“哪，怎么大集上谣传，说庆儿扒了冯家大院的瓜，在鸿兴馆摆席请客呢？”
朱老忠被老同志一逼问，又感到办事不当了。几年来为了“暴动失败”和“阶级压迫”带来的“屈辱”，如同箭镞刺着他的心。他瞪开眼睛，举起两手，在大腿上重重地拍了两下。说：“大哥！我错了，我一时不慎，钻了他们的圈套，失败了！”
朱老明听得说，急得跳起脚来，趴在炕席上，呜呜地大哭起来。朱老忠觉得实在惭愧，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但自幼耿直、倔强。自从高蠡游击战争失败，他把这口气咽进肚子里，扎挣着转入地下，领导附近的一些同志们站稳立场进行斗争。当刘二卯和李德才以中间人的身份，提出条件说合的时候，他又想到：打起官司来要花钱，花钱就要去地卖房，会更加使同志们陷进贫穷的泥潭。相反，按照刘二卯和李德才的说法，退一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过去，请客的钱并不从庆儿手里拿出来。想不到，冯贵堂暗地里设下圈套，用阴谋手段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庆儿被敌人栽赃诬害，政治上赔了本钱，说不出有多么难过。斗争又失败了，他着实痛苦，像有小猫爪子抓他的心。他垂着两手，木鸡一样站着，抽一袋烟的工夫，转念一想：“成事在人，要向前看，走着瞧！”心眼里又豁亮起来，眼泪洗过了的年老的心，像雨后的庄稼一样清新。他挺了挺胸膛直起身子说：“大哥，又中了狗日们的计，失败了。走，咱们进城，江涛出狱了，刚刚回到县里，他一定肯帮咱们翻过身来。再说，五年了，我们没有党的领导，苦啊，闷啊，没有党的领导，不知道形势的发展，我们就不会斗争啊！”
朱老明听得说江涛来到县里，耳朵里嗡地响起来，就像天上打了个响雷，凹陷的眼洞里扑碌碌地滚出泪珠来。年老的曲皱的嘴唇，滴零零地抖着向两方延长，他说：“那可就好多了，说不定他就会来看看老同志们。我们对党比对亲爹亲娘还亲，对同志们比对亲兄弟还亲。不论凶年饥岁，多么艰难；飞签火票，多么危急，五年来费尽了心血，拼着死命维护！可是恐怖一来，枉自有站稳脚跟进行斗争的决心，没有领导怎么能胜利？”他长叹一气，躺在炕席上。
朱老忠看了朱老明痛苦的样子，两手叉在腰里，摇摇胸膛说：“大哥，你怎么这么说？”
朱老明流下两行热泪，拍着巴掌说：“我只怕冯贵堂狗日的卡住咱们的脖子，治咱的死罪哟！”
朱老忠一听，左手一把扯开衣襟，右手拍红了胸膛，说：“走，走，走，一不做，二不休，干到底！”
朱老明听了这句话，他敞开两只手，浑身打着哆嗦，一步一步摸到堂屋神龛底下趴在神柜上。两只泪眼，不转睛地向着神龛，慢慢地跪下去，拍着神桌说：“贾老师！老同志们呀！要是你们还在人间，睁开眼睛看看朱老明和朱老忠吧！我们是永远站定脚跟，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呀！可是，我们又临到困难，遇上大灾大难了呀！”
说着，他一时头晕，瘫软在神桌底下。立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一面血染的大旗，飘在他的眼前，贾老师带着暴动的队伍迎面走来……
贵他娘和金华，正在西屋里择菜，开始听着老哥俩在谈着党的问题，不好走过来问。最后，听得不是平常的声音，放下菜跑过来，看见朱老明躺在堂屋里，一动也不动，伸手在他的鼻子上一摸，已经把气闭住。贵他娘慌忙喊着：“忙来看看，忙来看看，他怎么没有气了？”
金华也喊：“哟！大伯咽了气了！”
朱老忠抱起朱老明，说：“大哥！大哥！你消消气儿，嗯？兄弟听你的话，干，跟他们干到底！”
金华给明大伯捶着背，贵他娘给他捏着脖子，腿脚慢慢又活软过来，有一丝丝凉气，从鼻孔里透出，发出微弱的叹声，眼窝里滚出泪珠说：“咳！运涛！江涛！你们快回来吧！”
朱老忠说：“不，我们还不算完。普天下只要有穷人，共产党就不算完，如今蒋介石抱不抵抗主义，日本鬼子又来了，咱一定要干到底！”
朱老明听得说“要干到底”，慢慢睁了睁眼睛，伸出手来摸了摸周围的人们说：“干……跟他们干，朱老明死不了就不会甘心！”他又伸出手摸着朱老忠的脸，朱老忠说：“大哥！好好保住身子骨，我们就是日本鬼子和冯贵堂拿不败的对手。只要朱老忠有口气，永远跟他们为敌，我就是怕年代远了，老同志不是坐牢就是被害，将来缺了帮手。”
金华和贵他娘把朱老明抬到炕头上，贵他娘坐在朱老明的头前，不住地给老人身上搓搓捏捏。她睁着善良的眼睛，尽看着远方，像站在崖边，望着无边的海水，也不说什么。她又想起大贵，大贵拉着游击队进了山林，五年不见回来了。
天一擦黑，朱老忠饮了牛，筛上草，就又顺着村后那条小道去找涛他娘，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吃饭。见朱老忠走进来，忙起身让座，搬过一个草蒲团，说：“大哥，你坐下。”说着，她把两手拉住门上的吊吊儿，弯着腰站着。
朱老忠问她：“你的眼，还不好？”
江涛娘说：“不好！”她扯起衣襟，不住地擦着眼角。她的眼睛红红的，流着眼泪。一窝白发在头上蓬松着，风一吹飘飘摆动。
朱老忠说：“干什么，窜那么大火？”
涛他娘笑了笑，说：“想儿想得呀！”
朱老忠说：“这就不想了，听说来到你的跟前了，是真是假？”
涛他娘噗地笑了，指了指朱老忠说：“你还不是一样。”
朱老忠说：“都是为儿女们操心哪！”
涛他娘说：“江涛来了，把工作安排安排，就该来看咱们。可是，这么多日子了他还不来。”朱老忠说：“自己孩子，还不知道他的心思，他不会把咱们忘了。”涛他娘说：“也得等得起呀，恨不得一睁眼就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