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丝罗大褂，拿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去找陈贯义。一出大门，冯贵堂走到门前。
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儿。严知孝、陈贯义、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是帮助冯老洪的。
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事情。再说一宅几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他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
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口里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表兄！你要出门？”
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说：“呵！是你来了，我想到贯义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说着，两个人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怎么，到保定打什么官司？”
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儿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捏着帽盔疙瘩，捻了几个过儿，才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钱。”
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种庄稼，乡村里兴开水车了？”
冯贵堂说：“哪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了才撒鹰。你要是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
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
冯贵堂说：“哪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拆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
严知孝问：“听说你回家，日子过得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
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做活的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实业上发达的多快！”
严知孝听见这些事情，倒发生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工，垫办不起。”
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一个人也不来！”
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
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
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
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挺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园地，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
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
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没有头儿。严知孝因为心里有事，很觉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冯贵堂和冯老锡不和，他怕引起冯贵堂多心。直到冯贵堂抬起手看了看表，有十一点钟了，起身说：“时间不早，我要回去。”严知孝心上才松下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冯贵堂说：“我住在‘第一春’。”
第一春饭店，当时是保定市最大的。一些冠盖往来，大商巨贾，上城下县都住那儿。
冯贵堂说：“时间长了不见，我还想请你去吃点儿便饭。”
严知孝说：“贯义初到保定，在那里吃过一次饭，好久不去了。你住在那里还行，你有钱。”
冯贵堂说：“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可是有的人、像我那老爹一样，成天价叫钱支使得不行！”
一面说着，严知孝提上手杖，跟冯贵堂走出来。走到胡同口上，冯贵堂又走进槐茂酱园买酱菜。据说酱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乡下人进城，一定要买些酱菜带回去，送给亲友。冯贵堂买了十篓面酱、五篓糖蒜，还买什么紫萝、姜芽、螺丝萝卜，一大堆。弄得严知孝很觉心烦。才想自己走回去，冯贵堂又喊了洋车，也没问价钱，两个人就坐上去。
到育德铁工厂的门口，冯贵堂要洋车停住，叫严知孝走进工厂。大院里放着几座打铁炉，几个人拉着大风箱，扇着呼呼的火苗。并排放着十几辆大水车。冯贵堂走到水车跟前说：“你看，这种水车，在目前就是最进步了。要是套上大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
严知孝用手杖敲了敲水车的木轮，笑了说：“这比辘轳好多了，手拧辘轳，一天只能浇个一亩多地。”
正谈着，掌柜的走过来，招呼他们屋里喝茶。
冯贵堂说：“我们不喝茶了，要去吃饭。”他对严知孝说：“我还给他们建议过……”又瞅着工厂的掌柜说：“你们要想法把这枣木轮子换成铁的，这水车就灵便多了。”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个大木轮子，觉得挺笨。说：“这要是着了水，该有多么重！”弯腰拾起一根木棍，走过去敲着木斗子，像梆子一样，邦邦地响。说：“把这木斗子换成铁板的，这辆水车能轻便多少？”
掌柜的说：“那样一来成本就增加多了，乡下人哪个买得起。”
冯贵堂歪楞歪楞脑袋，说：“我就买得起。宁多花钱，也要买顺手的家具呀！这么一改良，少说一辆水车能浇五亩地。”
两个人看了一会子水车，才走出来。坐上洋车，到“第一春”去。
他们走过“第一春”两层大院，叫伙计打开正房的门。屋里摆着铜床、沙发、藤篾椅子。冯贵堂请严知孝坐在沙发上，递过纸烟吸着。
冯贵堂拿甩子掸着鞋上的土，叫了伙计来，拿过菜单，请严知孝点菜。
严知孝说：“你点吧！说起吃喝，我倒是外行。”
冯贵堂问：“喝点什么酒？”
严知孝说：“我也不想喝酒，我嫌辣得慌。”
冯贵堂说：“嫌辣，喝甜酒，来瓶子‘果子红’吧！”冯贵堂拿起铅笔，就着茶几写着。说：“吃香酥鸡吧？嗯，吃焦炸肉？我就是爱吃这个玩艺儿，蘸上点花椒盐儿一吃，又香又脆。唔，来一个烧玉兰片，竹笋出在南方，北方人是不常吃的。再来一个糖醋大肠、青椒炒子鸡。来个素熘白菜，清清口。再来一个三鲜汤——海参、鱿鱼、鱼肚。”
严知孝一边看着，直觉好笑。他想，一个人几年不见，就有这样大的变化！
冯贵堂写完了菜单，掏出手巾擦去嘴上的唾涎。一面点着菜，嘴上直想流出酸水来。
等不一刻，伙计陆续端上菜来。冯贵堂尝了一下“果子红”酒，觉得不够味，又要了半斤“二锅头”来。喝着酒，冯贵堂问：“听说，第二师范又闹起学潮来。”
严知孝说：“是呢！”
冯贵堂说：“听说这一次闹得还挺厉害。”
严知孝说：“厉害什么，拿着素有训练的军队，去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了什么……”
冯贵堂不等严知孝说完，停止吃菜，睖起眼睛，拿筷子一突一突地说：“不，你可不能那么说，过去我就是这样想，其实错了。别看他们手无寸铁，共产党那副嘴巴子，比枪还厉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说转了，拿出四千块钱包了割头税，眼看一万块洋钱就赚到手里。谁知他们暗里使劲，串通四乡里穷得没有饭吃的人，起来抗税。闹得我四千块大洋赔了个精光。光看他们手无寸铁不行！”
严知孝说：“对穷得没有饭吃的人，应该……”
冯贵堂右手拿着一腿炸鸡，蘸一下花椒盐，啃一口，喝一口酒。脸上红红的，满头是汗。他又扬起头来，歇了一口气说：“对这些人，不能‘怀柔’！过去我也是这样想，老人家说我，我还不听。结果，共产党闹了个集体大请愿，把我跟老人家赶了个野鸡不下蛋，把税局子砸了个稀里哗啦。赔钱是小事，丢人是大事。”
严知孝笑眯眯看着冯贵堂。说：“还能把你怎么样了？”
冯贵堂说：“经一事，长一智，我对改良劳动农民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还想在村里办平民学堂，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隔着皮辨不清瓤，那算是不行！”
说到这里，严知孝看看表十二点快过了，他要到北菜园去，放下筷子走出来。冯贵堂手上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啃，送出严知孝，看着他坐上洋车，才又跑回去，吃他的香酥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