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和大贵，打朱老明家里走出来，天上云彩晃开了，太阳从云彩里显出个浑黄的圆球。檐前滴着雪水，水滴滴在檐沿下，笃笃响着。路上的雪有了融化的痕迹，有人把泥土踩上去，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褐色或苍色的斑痕。
两人一答一理说着话儿，走到朱老星家里。自从官司失败，朱老星把几间房子卖掉，借了冯老锡场院里两间小西屋住着。场院东墙有个角门，通到冯老锡家外院，外院通街是个大四方梢门。可是这场院不走梢门，正南是个用柳条子架的木头栅栏，上面插着一些个枣树棘针，四围土墙头，西墙外头就是那个大苇坑。
江涛和大贵一进栅栏，朱老星和他儿子庆儿，正在场上拉着碌碡碾谷槎。他们把场上的厚雪扫起来，把谷槎摊上碾着。累得脸上冒出白沫汗。
江涛一看就愣住，问：“这是干什么？”
大贵也瞪了眼儿：“可就是！”
朱老星见了江涛和大贵，也不停下。一步一步拉着碌碡，眯眯着眼睛笑，说：“你们猜不着。”庆儿闷着头儿不吭声，只是伸着膀子拉碌碡。这孩子有十二三岁了，脸上黑黑的，瘦得像个猴儿。
江涛抬起头想了想，说：“嗯，就是猜不着。”
朱老星歇下碌碡，从褡包上摘下烟袋来。先吹了一口，试试通气不通气。然后，装烟打火，抽起来。
江涛问他：“大伯，你这是想干什么？”
朱老星说：“为了冬天做个饭烧个炕的，我一家子，一秋天拾下这垛谷槎。堆在场院里，狗在上头溲尿，猫在上头拉屎，老草鸡还在上头孵窝，弄得满世界肮肮脏脏。我捉摸了个法儿；先把它碾烂，使些胶泥和起来，用板子拍得一方块一方块的。等晒干了，把它垒成院墙。做饭烧炕时，搬起来就烧。又当了院墙，又当了烧柴，一举两得。试了试，拉着风箱，好烧着哪！”
江涛合着嘴，心里暗笑。左想右想，想不出这是什么意思。把好好的谷槎碾烂，又使胶泥和起来，垒成院墙，再把院墙搬来烧。把谷槎抱来做饭，不就完了吗？他问：“大伯，冬天，你歇歇儿不好？”
朱老星说：“话有几说几解。你想这大好的天气，吃了饭能净歇着？好歹得摸索点活儿。再说，这冬天，有钱人家升上个小火炉儿，屋子里暖烘烘。咱穷苦人家，升不起火炉子，在屋里呆着也是冷的。摸点活儿做，浑身上下热热火火，比升个小火炉儿还美气。”
他说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张开，只看见短胡碴子一翘一翘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在门楼头底下眯眯着。
江涛说：“你把这谷槎垛在院里，垛好点儿。多咱烧的时候，抱一抱进屋里去，不好吗？”
朱老星说：“哪，反正不如这么着归结。”
江涛问：“不省下点力气？”
朱老星说：“力气是随身带着的，好像泉眼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向外冒。你要是不用，它也就不冒了。你看大贵这身子骨儿，当了几年兵，在操场上摔打得多发实，多粗派。你看他两条胳臂一伸，小檩条子似的。”
大贵说：“你说这个，我相信。”
朱老星说：“是呀！当兵对咱穷人固然没有好处，可是也落下个好身子骨儿。”
大贵说：“我还学会放机关枪哪！”
朱老星笑了说：“是呀，这放机关枪，对咱穷人本来没有好处。可是大姑娘裁尿布，做时不用，用时一拿就有。将来咱要是用着这机关枪了，拿起来就能放。话又说回来，这冬季，下雪天，本来可以囚在炕头上抽个烟，歇息歇息。总不如把这谷槎归结归结好。”
江涛说：“大伯！我看你费这把子力气，对于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好处。”
朱老星说：“你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捉摸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正说话哩，庆儿的娘打屋里走出来，高喉咙大嗓子，说：“他，成天价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么会打算，那么会打算，把个日子也鼓捣垮了，眼看就要撴狗牙！”她是个大块头，身子骨挺粗派。乍蓬着头发。两只脚也是有尖儿的，可是比男人的脚还长。说着话，跺得脚跟通通响，手指头剜着朱老星的脸门子。
她端出泔水来喂猪，一只半大猪，耷拉着大肚子，从谷槎堆里钻出来，哼哼吱吱跟她跑。
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来。朱老星就不，他眯眯笑着，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有时，日子长了，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他就觉过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样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和睦。
朱老星把大石头烟袋嘴含在厚嘴唇里，笑眯悠悠地说：“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
大贵唔唔哝哝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
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说：“你们在家里时候短，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我哪里歇着过？人，吃了饭，就得做活儿。随随便便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儿，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人，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
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不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设想耕种六七十亩的事，他说，“到了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又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只养一头牛，为了做财主，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没用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驾不起这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儿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腿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这辆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儿。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就像痨病鬼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自从官司失败，把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可巧，这几年，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
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像你这样又俭省，又肯付辛苦的人，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
朱老星把脖儿一挺，站起来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
江涛说：“我想不出是怎么会子事儿。”
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家里不吃饭，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
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他们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揭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黑的，像是夜晚。一到了冬天，他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屋里遮得黑咕隆咚的。庆儿娘，正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
江涛问：“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
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暖和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
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他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儿。
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
朱老星问：“猪税？拿多少？”
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搭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
江涛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
朱老星问：“是谁？”
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
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
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
朱老星愣愣怔怔，问：“冯老兰？”
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
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身子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那是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光屁股鸡，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她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
大贵一看就笑了。
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行小声点说话儿。”
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光棍。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反回来把自个儿反对了！”
朱老星吱吱唔唔说：“那还不要紧，到后来才算老账。”
江涛说：“大伯说得对。忠大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咱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
说到这儿，朱老星站起来，说：“狗日的欺侮了咱几辈子，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停了一刻又问：“可不知是谁领导？”
大贵指了指说：“就是咱江涛兄弟。”
朱老星点着门楼头说：“行呀，咱跟着走吧，咱就是跟着走走！”
江涛和大贵，打朱老星家里走出来，又去找伍老拔，想问问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出了东街口，走上千里堤。天气晴朗，没有云彩也没有风。乌鸦在大杨树上，啄着雪花，一块块掉下来，又成群飞着，呱呱地叫。他们顺着千里堤往东去。
伍老拔家庄户，老年间本来在河南里。由于河流滚动，宅院坍进河里。滹沱河往南一滚，他家的宅基，又滚到河北里，正好滚在千里堤上。伍老拔他爹，就在这河堤上盖起两间土坯小房。现在桃李树成了林子，大杨树也有一搂粗了。在院子周围，栽上榆树和柳树，编起树枝当围墙，中间安个木栅栏。江涛和大贵，一进木栅栏，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大贵连忙吓住它：“呆住！呆住！”
伍老拔听得有人进来，等不得放下家伙，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拿着凿子走出来。他的两个大小子也跟出来。大的叫小顺，十七岁了。二的叫小囤，也有十二三岁了。小囤走过去，用两腿把小狗脖子夹在腿裆里。
伍老拔问：“谁？”
朱大贵说：“你一看就认得，是运涛的兄弟，江涛来了。”
伍老拔愣住，仔细瞧了瞧，笑哈哈地说：“原来是江涛，几年不见，长成人了。过去人儿小，身上老是土土浆浆。这咱晚人儿大了，浑身上下没了个土尘儿。”
江涛笑了，问：“老叔叔，你回家过年来了？”
伍老拔说：“做长活，一年忙四季，就是盼个年呗。”
说着话儿，伍老拔把他们领到做木作活的小屋子里。拍拍手说：“哈哈！江涛，你上了洋学堂，也算咱老鸹群里出了凤凰啊！”又笑哈哈说：“忙来坐坐。”叫江涛和大贵坐在做木作活的板凳上。又对小囤说：“去，烧壶水来，叫江涛喝。”
江涛看了看他的木作家具，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咳，甭提了。自从那年官司打输了，我到河南里去做活。把地都去完了，只得指靠着手艺吃饭。年下才回来，做点小家具什么的，卖了求个过年的法儿呗。这日子怎么也得过呀！”
江涛说：“咱那场官司，输得惨哪！”
伍老拔说：“一直打了三年哪！上城下县，哪时也没离了我。”他抬头看了看大贵，又红了脸，哈哈笑了。
江涛看小顺用推刨刨着木棍，问：“做的是什么？”
伍老拔说：“他成天价没活儿做，我说十几岁的人了，又念不起书，跟我学了木匠吧，将来不是个饭碗？小囤，我叫他将来学种地。这才教他用湿柳木棍子，做小孩儿们拿着玩儿的刀啊枪的，用红绿颜色画画，卖个钱儿呗。”
说着话，小囤提了壶，拿了几个黑碗来，倒上水。江涛看那水土黄色，喝起来甜甜的，就是有一种青泥味儿。他问：“这是什么茶？”
伍老拔说：“哪有什么茶。他奶奶这几天头疼脑热的，叫小囤到河神庙后头苇坑地上刨了些苇根来，煮水喝。正赶上冯老兰在他家墙圈上趴着，开腔就骂，还指挥护院的赶了小囤个骨碌子。真他娘的，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咱算惹不了他。”
大贵喝着茶，吧哒嘴儿说：“这玩艺儿，败火着呢！”
伍老拔说：“喝不起茶，庄稼闹儿呗！”他动手凿着一块小木头，斧头敲得凿把儿乒乓乱响。
江涛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我正在琢磨黄鼬铡。”又用手比画说：“这地方凿个槽儿，这地方安个柱儿，再用一截破轧车刀，一块竹板儿就行。把这玩艺下在黄鼬洞口上，黄鼬一出洞，一蹬这块小板儿就铡住。这玩艺儿，用料少，赚钱多。乡村里年幼的人们净爱买，现在正是时候儿，一过小雪，黄鼬皮就值钱了。咳！没有本钱，大活做不起了。”
大贵说：“你净爱弄一些个古镂雕钻儿，不做黄鼬铡，就做黄鼬洞子。不行做个棺材什么的？”
伍老拔说：“这是穷逼的呀！”说着，他又嘻嘻哈哈，比画着做黄鼬洞子的计划。黄鼬怎样走进洞子，怎样一蹬那块小板，那块砖向下一落，就把黄鼬堵在洞子里。比画完了，又嘻嘻哈哈说：“饿死人的年头，真是没有法子。”
大贵说：“大叔，人们都跟你叫‘乐天派’，可就是。无论有多大事故压在你的眉梢上，还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看起来没有发愁的事儿。”
伍老拔说：“嘻嘻！虱子多了不痒，账多了不愁。人穷到什么时候还是一个穷字，能把两个穷字叠到一块儿？这年头，没有发愁的事，就是打不倒冯老兰，是个发愁的事儿。”话是这么说，他瘦削的面孔，高颧骨，尖鼻准，高鼻梁底下两只大眼睛。人从来没有胖过。无论有多紧急的事情，他的两条长腿，总是一迈一迈的，一步一步地走，没有着急的时候。
江涛问起了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伍老拔说：“谈起闹个运动什么的，咱倒成了内行。我们的少东家就是个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外号叫张飞。”
紧接着，就谈了会子张嘉庆的事儿，说，“那人年岁不大，名气可不小。一说起秋收运动，一说起张飞来，在这滹沱河岸上谁都知道。”
大贵说：“你说的这个，我半信半疑。财主秧子们，为什么给咱穷人办事呢？”
伍老拔说：“这事儿，可是我亲身经过的。”
大贵说：“哪，错非是中了共产迷。”
伍老拔说：“没错儿，不信，你也跟着共产党走走。”
到这节骨眼儿上，江涛把反对割头税的事儿对伍老拔谈了。伍老拔把屁股蛋子一拍，说：“对嘛，就是这么办，咱组织农会吧。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不跟我说，我还想去找你们哩！”
江涛见伍老拔接受了反割头税的意见，心里高兴，说：“好吧，晚上，你到我们那儿，咱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法。”
那天晚上，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朱大贵，都到江涛家里，坐在严志和的热炕头上，念叨了一晚上。他们决心反对割头税，一齐下水，报那连输三状的仇。定下：先秘密组织串连，再公开宣传活动。他们打算，从第二天开始，背上粪筐去走亲戚。像扯瓜蔓儿，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串连了大严村、小严村、大刘庄、小刘庄……像一块石头投进古潭里，溅起无数波圈，一圈套一圈。联系得多了，就一天天联系得远了。